五十余年的“历险”：《诗学》、“诗学”与诗学

编者按：

诗学是西方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与批评、文学史一样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当代诗学因其特殊性和影响，在西方诗学中占据重要位置，不仅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其独特的方法甚至影响了其他研究领域。那么，当代法国诗学的外延与内涵如何界定？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包括哪些？其理论与方法具有怎样的独特性，又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其研究成果能给予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以何种启发？

《当代法国诗学研究》对当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法国诗学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考察、系统梳理与深入分析：从时间与空间上界定了当代法国诗学的范畴，进一步明确了当代法国诗学的外延与内涵，梳理了当代法国诗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介绍了其主要理论与方法，从写作本质研究、文学类型研究、风格研究、叙事研究、虚构研究等方面对当代法国诗学展开深入探索，呈现了21世纪法国诗学的发展趋势，思考了诗学批评独特的方法与功能，并结合相关诗学理论进行了诗学批评实践。通过对当代法国诗学的研究，本书提出将诗学视为对文学可能性或者说潜在文学进行挖掘的学科，拓展了对诗学本身的认识。

五十余年的“历险”：

《诗学》、“诗学”与诗学

2010年，在《诗学》杂志与“诗学”丛书一起迎来创刊、出版四十周年纪念之际，法国重要文学研究网站fabula.org所属的在线杂志LhT即《文学、历史与理论》组织了一期题为“诗学的历险”的纪念专号。包括法国当代诗学开创者热奈特、美国批评家乔纳森·卡勒、“自传”理论奠基者菲利普·勒热纳、文学理论家菲利普·哈蒙、哲学家让-吕克·南希和《诗学》杂志时任主编米歇尔·夏尔等在内的一批来自法国内外的知名诗学与文论研究者为这期杂志撰写了文章，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将这期专号视为一个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契机。这期专号中发表了热奈特与主持本期杂志的诗学研究者弗洛里安·佩纳南克的对话《诗学研究四十年》，在文中，热奈特回顾了《诗学》杂志创刊、“诗学”丛书出版的往事。他特别提到几点：杂志和丛书都是1968年五月风暴的产物；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与学术语境下，埃莱娜·西苏、托多罗夫和热奈特三人萌生了创办一本名为“诗学”的杂志的念头，并组成《诗学》杂志编委会；杂志选择在瑟伊出版社出版；编委会决定同时推出一套“诗学”丛书，第一本收入丛书的便是托多罗夫的《奇幻文学导论》；热奈特负责起草了《诗学》杂志第一卷卷首语，并邀请朋友让-皮埃尔·里夏尔、学生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为杂志撰写文章；罗兰·巴特也为杂志的创刊号撰写了有关凡尔纳《神秘岛》的论文《从何说起？》。这些事件深刻影响了法国当代诗学的发展方向。

首先，作为1968年五月风暴的产物，《诗学》杂志带有实验性、反传统和创新性等标记，而这也成为当代法国诗学研究的特点，与以索邦大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学研究方法拉开了距离。围绕杂志聚集起来的学者们存在差异，但他们有个共同点，热奈特在《诗学研究四十年》一文中将其总结为：“大家唯一深恶痛绝的是‘索邦式的文学史’。” 当然这种敌对态度“并不是要与文学史开战，而是要同后者在文学场域内的独霸地位开战”。实际上，新旧论战并非五月风暴后才产生，1965年巴特与雷蒙德·皮卡尔有关新批评的论战已经令新旧之争白热化。1963年，巴特在瑟伊出版社出版《论拉辛》，指出文学史研究应舍弃对剧作家拉辛生平的追问，将目光集中在技巧、规则、集体精神状态等层面。1964年，巴特又出版《文艺批评文集》，多次强调文学史研究应走出索邦模式也就是朗松模式的桎梏。这些文字最终触怒了索邦大学文学教授皮卡尔，促使其在1965年出版《新批评还是新骗术》一书，声讨以巴特为代表的“新批评”派，巴特进而在1966年出版《批评与真实》予以回应和反击。在这场新旧之争中，巴特捍卫批评家的作家身份，捍卫个体的阅读与批评自由，主张进行一种更为“科学”的批评，而《诗学》杂志的编委都是巴特的理论同路人，不难想象他们会将杂志作为宣扬新批评的阵地。

其次，诗学从一开始便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呈现多元异质的特征，这可以说既是诗学的优势，也构成了诗学的缺陷。第一任编委会成员中，西苏与另两位学者的学术旨趣并不相同，西苏感兴趣的是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因此她于1974年离开杂志。三驾马车式的编委会随之扩大，哈蒙、里夏尔、勒热纳、保罗·德曼、里法泰尔和拉库拉巴尔特先后进入扩大了的编委会。杂志的异质性也体现在每期主题上：20世纪70年代，杂志跟哲学尤其是“解构主义”有过一段关系甚密的时期，1971年出版专号“修辞学与哲学”，德里达为专号撰写《白色神话学》一文，1975年杂志又推出专号“文学与哲学”。

与杂志相比，“诗学”丛书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异质性。上文已提到丛书收录了多部具有代表性的译著。除严格意义上的诗学研究，丛书还收录语言学、美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哲学家拉库拉巴尔特与南希合著的研究德国浪漫主义的专著《文学的绝对》、让-马里·舍费尔谈论照片的《不稳定的形象》等，从20世纪90年代起，热奈特有关美学的几部著作《艺术作品》、《辞格Ⅳ》、《辞格Ⅴ》等也被收录其中。丛书除了收录法国本土学者的著作，也向其他国家的作者敞开大门，例如收录了美国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的五本著作。与此同时，如果说诗学最初是在与文学史论战的基础上确立的，它与批评的关系却没有那么泾渭分明。正如佩纳南克在《诗学的历险》卷首语中指出的那样，诗学与法国新批评的区别常被忽略。《诗学》在创刊之初将杂志副标题设定为“文学理论与分析杂志”，热奈特回顾这一事件时指出“分析”其实是“批评”的委婉说法。对新生事物而言，这种委婉是可以理解的：诗学一面努力自我定位，一面也试图通过依赖学界知名的新批评学者——巴特、里夏尔、乔治·布莱和让·鲁塞等来尽快站稳脚跟。

最后，受热奈特和托多罗夫两位开拓者的影响，当代法国诗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结构主义倾向。尽管热奈特本人的文本观（诗学观）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但他始终认为就算开放也是一种“开放结构主义”。这两位学者经常被视作“法国文学结构主义的坚硬核心”，热奈特认为杂志创办之初给自己的定位便是“‘结构主义的’或者‘形式主义的’”。当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法国知识界开始反思结构主义及其造成的思想禁锢。受时代潮流影响，诗学研究者无法不走出结构与文本，对作者、读者、世界等元素予以关注。不过，结构主义重抽象结构与普遍规律的思想始终影响着当代法国诗学研究，影响尤其体现于文学类型研究、叙事研究等领域。此外，当代法国诗学无论如何拓展自身，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便是与阐释学的区别：诗学归根到底是一种形式机制研究。

五十余年来，《诗学》杂志和“诗学”丛书为研究者提供了思考和发声的空间，不少颇具国际知名度的学者在该杂志和丛书中迈出了第一步。杂志和丛书始终保持着独特的风格、专长和节奏。截至2023年底，《诗学》杂志已出版194期，“诗学”丛书也在推出诗学与文艺理论著作方面保持着稳定的节奏，是瑟伊出版社颇具特色和竞争力的系列丛书。哈蒙在总结1965—1980年文学成果时说：“那些年我们确实在很多方面为诗学发展扫清了道路：构建了叙事语法（格雷马斯、热奈特），建立了结构主义风格学（里法泰尔），建立了文类、文化和陈述分类学（洛特曼、巴赫金），收复了某些‘失去的对象’（修辞学、意识形态、反讽、‘真实效应’），提出了诗学陈述理论（雅各布森）、阅读行为和文之悦理论（巴特），以及图像符号学（马然）。”哈蒙提到的这些理论大多在《诗学》杂志或“诗学”丛书中出现过，甚至受到过两者的支持和推广，同时也构成了这一时期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毫不夸张地说，《诗学》和“诗学”丛书及相关学者代表了当代法国诗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代法国诗学：定义与现状

“诗学的复兴从60年代中叶开始，以内在性与系统性的双重面貌出现。”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中叶的法国诗学还处于有实无名的状态，那么托多罗夫与热奈特给杂志和丛书命名“诗学”，随后又各自在纲领性著作中对其进行界定，此举最终令一门学科确立起来。界定一方面是纵向历史的，“诗学”表明对传统的继承。诗学首先是对俄国形式主义和雅各布森的直接继承，因而也就是对“文学性”的研究，它的任务是“掌握在每部作品诞生时起作用的普遍法则”。与此同时，已有诸多法译本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由古典学者罗塞琳·杜邦-洛克与让·拉洛重译，并于1980年在“诗学”丛书中出版，这一举动具有标志性意义，表明了当代法国诗学意图恢复某种古老传统的野心。诗学研究者声称，当代法国诗学并不将自己视作全新的实验，而是对传统的复兴，复兴的源头便是亚里士多德。而当代法国诗学复兴、发展的正是亚里士多德代表的超验思维、系统观念和文学类型（体裁）的研究方法。

法国诗学同时也继承了德国浪漫主义以来的文学研究传统，注重研究的内在性与系统性。“内在性”表明研究对象是内在于文学的东西即“文学性”，它要求诗学切断作品与外部（社会、作者和读者）的联系，仅关注作品或者说文本本身；“系统性”要求对形式的关注摆脱英美新批评那种“以原子论的方法去做从现象到现象的研究”，转而去“探讨结构的规律性”，它表明了诗学研究方法对普遍性与科学性的追求。

不过，当代法国诗学的鲜明特点也不容忽视。面对俄国形式主义和雅各布森提出的“文学性”概念，托多罗夫发出质疑：“如果我们承认存在复数的话语形式，那么我们关于文学特殊性的问题应该这样问：为一切文学话语行为所特有且仅仅为其所特有的规则存在吗？”在给出否定答案后，托多罗夫得出结论，“文学与非文学的对立应该让位于一种话语归类学”，“诗学即类型理论”。换言之，诗学尤其要探索介于总体文学与单个作品之间的文学类型。因“类型”一词本身的重要性，本书在涉及文学体裁相关问题时均采用“文学类型”（或简称“文类”）这一术语。第二个鲜明特征是，前人偏好诗歌，而法国诗学对叙事文青睐有加，不仅创造出“叙事学”这一名称，还意图“提出一种分析方法”，令其适用于不计其数的叙事文。当代法国诗学研究者的探索最终令一种新的学科——叙事学得以确立。与前人的两种区别代表了当代法国诗学的研究方向，《诗学》主编夏尔指出，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诗学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虚构概念、形式历史、文学类型和阅读活动”, 对当代法国诗学的界定另一方面也是横向的。托多罗夫解释了诗学、文学史和批评（阐释或评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热奈特也将诗学及修辞学视作从批评的死胡同中走出的新生事物，因为“作品（内在性）预设了大量超验因素的存在，这属于语言学、风格学、符号学和叙事逻辑学等领域。对于超验因素，批评处于尴尬的位置，因为无法抛开或把握它们。因此需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承担与作品特殊性无涉的研究形式，这门学科只能成为研究文学形式的普遍理论，我们称其为‘诗学’”。在杂志和丛书创办四十余年后，佩纳南克再次肯定了“诗学”的区别性特征：“无论诗学的定义是对文学性的研究，还是对跨文本性的研究，其使命始终与那些普遍类型紧密相关，这超越了作品、作者和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学一方面与历史不同［……］另一方面也区别于批评。”

本文节选自《当代法国诗学研究》，有删改

编辑 |金少帅

图片| 来自网络 韩潇越

原标题：《五十余年的“历险”：《诗学》、“诗学”与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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