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药昆仑石刻近年才被“发现”正常吗？新一期学术争鸣来了！

【学术争鸣】

编者按

学术求真之路，从来不是独奏的孤鸣，而是思想碰撞的交响，往往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不同的观点、思想在交流和论争中相互激励、相互启发，是求真之路上的常态。

披沙沥金、去伪存真，其结论，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

提倡学术争鸣，是光明日报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光明日报曾进行过多次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学术争鸣，如《兰亭序》真伪问题、《胡笳十八拍》作者问题、古人“胡子”问题，等等。这些议题，吸引学术界广泛参与和讨论，拓展了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促进了学术繁荣，也扩大了学术的社会影响力，起到了学术普及的作用。

6月8日，本报11版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的文章《重大发现！秦始皇派人去昆仑山采长生不老药的石刻找到了》，引发历史、考古、古文字等多个领域学人广泛关注，在公众中也“一石激起千层浪”，讨论热烈，持论各异。本报特就此话题继续征集文章，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哪怕观点迥异，均十分欢迎。

为深入探讨此话题，我们建立了这个平台，期待在碰撞中厘清现有困惑、拓展认知新境，勉旃社会各界以文会友，以理服人，激荡学术活力，共同营造平等对话、砥砺切磋的良好氛围。

昆仑石刻相关话题持续引起关注，除专业学者之外，社会各界也广泛参与进来，丰富了视角，展现了活力。本期“学术争鸣”，周行康撰文《青藏高原田野调查视角下的“昆仑石刻”》，以多年高原调查经验，分析刻痕风化等特征，认为石刻应有两千年以上历史；李小波撰文《“昆仑石刻”位置远超秦的西部边界》，认为秦代对昆仑地望位置的认识，是判断石刻真伪的重要参照；鲍强撰文《对“昆仑石刻”的一些疑问》，对往期学者的论述提出了五点质疑意见。

对于各种观点，本报均提供充分阐发的平台。

来稿邮箱：gmklzm@163.com

青藏高原田野调查视角下的“昆仑石刻”

作者：周行康

探险家，多年实地调查青藏高原岩画，

《甘孜岩画》一书合作作者

在近期“昆仑石刻”的讨论中，青藏高原田野调查角度比较欠缺。过去9年来，笔者实地调查了180多处青藏高原史前岩画，其中又以石刻类岩画为主。本文结合个人多年实地调查、研究高原岩画的经验，从高原石刻的风化痕迹、刻痕与岩石裂痕的关系、田野调查中“新发现”的难度和模式等角度，探讨该石刻的年代问题。

●石刻近年才被“发现”正常吗？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田野调查中的“发现”？存在于高原野外荒原的古代遗存，当地人有可能很早之前就看到过，但没有被记录下来。所以，首次正式被地方文物部门记录或首次正式公开披露遗存的情况，均可视为“首次发现”。青藏高原考古类田野调查中的“新发现”，最常见的模式是：基层百姓或工作人员已经知道某处遗存的存在，之后的文物普查或考古团队从基层获知相关信息，前往调查并确认是何种遗存。

青藏高原基层文物部门往往只有一两名专职人员，而且经费少，还时常被抽调参加其他工作。即使在最近的第四次文物普查中，能适当集中各部门力量参与，但基层的人力资源依然捉襟见肘。而每年来到青藏高原开展田野调查的团队，数量极为有限。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昆仑石刻”所在的扎陵湖乡，人口密度是1人/2.8平方公里。该处石刻发现地也像很多野外遗存一样,算是人迹罕至的荒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把250多万平方公里的青藏高原的野外遗存都调查清楚，恐怕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另外，基层群众完全不了解野外遗存信息，依靠田野调查独立发现遗存的情况也有，但很难，也很少。2021年夏天，我去札达县靠近边境的萨让乡和底雅乡调查岩画。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在象泉河谷“新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岩画。跟我一起去找岩画的几名当地人，他们的夏季牧场就在该处。我们发现这处岩画时他们都啧啧称奇，因为此前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里还有这么一片石刻。

类似情况，我在阿里、那曲、玉树、甘孜、山南等地做岩画调查时都遇到过。比如2018年在羌塘的某个岩画点，我遇到一位考到内地读大学的小伙子，他家的夏季牧场居住点距离附近的岩画不到一公里，他们一家人首次知道那个地方有岩画，是在他小学时。而那处岩画至少已经存在3000年了。

我通过高原岩画调查的田野访谈了解到，即使当地人知道附近有岩画，大多也持避讳、疑惧态度，其次则是不当回事。虽然说“昆仑石刻”不是岩画，但对当地人来说是一样的，不会有主动告知外界的意愿。所以说，位于扎陵湖北岸荒原的“昆仑石刻”近年才被学界发现，实在是青藏高原田野调查的常态。

●秦代使者为何寒冬季节前往当地？

即使在今天，如果没有铺公路的话，在夏季经过青藏高原上的湿地前往荒野深处，也困难重重。我个人就曾专门挑选在冬季去这类夏季不容易接近的岩画点。比如，2019年11月底去那曲的夏桑岩画，2021年11月底去昆仑山脉北麓的野牛沟岩画，而2024年12月底，在甘孜州海子山核心区“新发现”几处旧石器岩画。

所以，当时的使者在秦历三月到扎陵湖附近，也并非什么难以想象之事——是寒冬的枯水季做好保暖、在水面结冰、地面“冻硬”时前往？还是在暖湿的丰水季阻于河流、陷在湿地中寸步难行？有青藏高原野外工作经验的人，不难判断。

●高原野外石刻风化的内外条件及刻痕风化对比

青藏高原的岩石经过长期风化，普遍会在表面形成一层风化层，其物理性状、化学成分均会发生变化，色泽、肌理与岩石内部存在明显差异。而石刻痕迹的风化，则由于人为凿刻打开了岩石久已形成的风化表层，从而使得凿刻裸露部分加入到后续的风化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追上原有表层的风化表现。需要留意的是，岩石的自然风化时间，要远远长于人类石刻痕迹的风化时间。其风化作用，也不仅体现在表层的变化。在此，我们以刻痕风化的时间尺度、岩石表层的变化为着眼点进行研判。

高原野外石刻痕迹风化的外部条件中，降水、日照、温度和温差是影响较大的自然因素。“昆仑石刻”位于扎陵湖北岸一带，海拔4300米。这一带我曾去过几次，“扎陵湖—鄂陵湖”一带向北依次是相对小型的布青山脉、更加高大的阿尼玛卿山脉和属于昆仑山脉支脉的布尔汗布达山脉，向南则是巴颜喀拉山脉，均为大致的“东—西”走向。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自然资源研究所编制的“中国生态地理区域图”，这一带的气候属于“高原亚寒带半干旱地区”。“扎陵湖—鄂陵湖”区域向南翻过巴颜喀拉山脉，是横断山大区“印度洋水汽走廊”的北部末端。故而，这一带的年降水量，与“可可西里大区”东部相近，略高于“羌塘大区”、“可可西里大区”西部、“阿里山地荒漠区”、昆仑山脉北麓，略低于“横断山大区”北部的玉树州和甘孜州北路。

在笔者历年的高原岩画实地考察和研究中，石刻类岩画的刻痕风化，是判断重叠刻画中“先后次序”的一个重要依据。接下来，我选取自然条件、石质岩性与“昆仑石刻”相近的昆仑山脉岩画、玉树岩画、甘孜北路岩画、阿里日土岩画等，进行直观比较。

图①：昆仑石刻（上），嘎青岩画（下）

“嘎青岩画”（图①）位于四川省甘孜州北部的德格县，海拔3952米。直线距离扎陵湖北岸约320公里。该处的降水量和气温略高于扎陵湖一带，刻痕风化速度稍快。这是一处典型的狩猎时代岩画。其刻画时间，根据当地文物部门提供的信息，属于西周时期。

从对比中可以看出，虽说因工具和刻画方式形成的原始痕迹不同，但刻痕后续的风化特征比较一致。首先，在这个海拔和气候条件下的长期风化，会在刻痕局部形成深色风化物；其次，刻痕与岩石表面的交界处，没有岩石内部的新鲜色泽露出；最后，刻痕与岩石表面的交接边缘，过渡相对柔和。两者在这方面形成的局部风化痕迹，较为相似。

图②：昆仑石刻（左），野牛沟岩画（右）

“野牛沟岩画”（图②）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山脉北麓的野牛沟，海拔约4000米。直线距离扎陵湖北岸约315公里。该处气候与扎陵湖一带非常相近，降水量更低，刻痕风化速度稍慢。野牛沟岩画最早的刻画阶段也属于青藏高原的狩猎时代，应早于“嘎青岩画”。可以看到右上刻痕与岩石表面的色泽、肌理非常接近。刻痕与岩石表面的交接边缘，过渡比较柔和。右下的方形刻痕，表现出当地岩画刻画工具的进化，时间比右上要晚，其刻痕与岩石表面的色泽反差更大。“昆仑石刻”无深色风化物的刻痕部分，其风化特征比较接近本图右上，甚至显得更加古老。

图③：布由岩画（左） 热帮沟藏文石刻（右）

图③左为海拔3995米的玉树称多“布由岩画”，右为海拔4355米的阿里日土热帮沟藏文石刻。两处的自然条件与“昆仑石刻”所在地相近。布由岩画上的早期佛塔，距今不超过一千年。热帮沟藏文石刻属于近代产物。刻痕内与岩面的色泽、肌理存在反差，两者虽然有差异，但由于风化时间均不足千年，均比“昆仑石刻”的刻痕要鲜明得多。同时，两者的刻痕内均无深色的风化物，刻痕边缘也都较为锋锐。

根据笔者广泛的实地观察，青藏高原的野外石刻，如果存在附着风化物，即使在同一处岩面上，越是古老的刻痕越可能出现风化物分布不均的情况。

●刻痕与岩石裂缝观察

“昆仑石刻”所处具体位置，为冻土地带上一块平卧的巨大岩体裸露于地表以上的部分，其主体深埋于地下。可以看到这块岩石还存在着层状节理和几道明显的裂缝，从而提供了刻痕与岩石裂缝关系的观察角度。

从刻痕与岩石裂缝交界处呈现的状态和细节来看，符合刻画年代比较久远的特点：刻痕与裂缝存在着相当长时期共同风化的一致特征。另外，从现场图片可以观察到：在文字刻上去之后，岩石主要受内应力逐步释放带来的开裂，仍在缓慢持续发展。

●研判：“昆仑石刻”符合年代久远的特征

综上对比、分析，个人认为从“昆仑石刻”的刻痕风化特征、刻痕与岩石裂缝的关系来看，首先可以排除近百年内创作的可能性，总体符合距今两千年以上的观察经验。

对于石刻造假的猜测，如何在新刻之后模仿长期风化造成的每一笔画上诸多细微的物理性状变化细节？又如何制造出刻痕内部长期风化导致的紧密附着物？具备丰富的青藏高原野外石刻痕迹观察经验、精通这些风化特征的人，全国恐怕也没几个。更遑论发明适合的技术、把风化痕迹假造得天衣无缝了。进一步设想，如果是造假，何不选在没有“地望争议”的昆仑山脉呢？毕竟，昆仑山脉东段就在青海。

一项新的考古发现，得到学术界和公众的关注，引起争议、辩论，都是好事。期待考古团队和相关科研机构，对昆仑石刻开展更加深入的考察发掘、更加丰富的交叉研究，促进我们更好地了解有关历史。

最后，向所有在青藏高原做野外科考和考古调查的人们致敬！

“昆仑石刻”位置远超秦的西部边界

作者：李小波

四川师范大学国家文化公园研究中心主任

“昆仑石刻”引起学界极大关注和广泛讨论，目前已从文字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多学科提出不同的观点。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昆仑山的地望是在不断迁移的。如果从《山海经》《穆天子西游记》《史记》《汉书》等古代文献出发，探寻昆仑山的空间转向，对“昆仑石刻”的辨伪应有所启示。

昆仑的地理位置一直众说纷纭，有于阗南山说、祁连山脉说、泰山说、巴颜喀喇山说、冈底斯山脉说、贺兰山说、北疆说、两河流域说、秦岭说、岷山说、甘肃成县说、五台山说、阴山说、曲阜说、王屋山说、燕山说、横断山脉说、甘肃平凉说、库木库勒盆地说等等。如果将这些说法置于历史线索中，主要有几次空间转向。

先秦时期的昆仑地望多神话色彩，顾颉刚在《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中提出，昆仑神话是古代西北民族通过想象力构建的地理文化符号。中国第一部地理著作《禹贡》探索黄河与长江的源头，提出“导河积石”“岷山道江”，《山海经》提出“河出昆仑”。甘肃积石山和四川岷山成为江河发源的两大地标，与昆仑地望联系紧密。考古学已经证明，河源与江源之间是古代民族迁移的通道。甘肃马家窑文化沿着岷山岷江南下至成都平原，成为古蜀文明的先声。三星堆考古发现，出土的神坛器物与《山海经》记载的昆仑描述有关。著名学者蒙文通论证四川岷山就是古昆仑所在。霍巍提出三星堆的文化渊源，一是黄河文明，二是古蜀文明，三是《山海经》的传统。文献与考古证据，为岷山的古昆仑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野。

昆仑山的第一次空间转向发生在汉代。汉武帝明确将于阗南山定为昆仑山，与开辟丝绸之路的疆域拓展有关，张骞出使西域也担负寻找河源的任务，认为黄河从昆仑出来后，“河注中国”。

第二次空间转向发生在隋唐。隋炀帝亲征吐谷浑后，设置河源郡，唐太宗命李靖征伐吐谷浑，派文成公主入藏和亲，极大推进了大唐与吐蕃的关系，此时对黄河源头的认识推进到扎陵湖鄂陵湖一代，积石山与昆仑山的地望，拓展至阿尼玛卿山，成为汉藏之间的重要地标。

第三次空间转向发生在清代。康熙皇帝曾经以长白山为祖山，后来接受汉文化的昆仑龙脉说，但把昆仑山的地望推进到冈底斯山脉，成为统一西藏管理西藏的国家标志，后来乾隆探索黄河源头至星宿海一代，在《钦定河源纪略》中说：“唐人始有柏海、星宿川之目，元人穷至星宿海，惟我圣朝疆理西极殊域一家，自昆仑以下既已尽载图经。”

秦代对昆仑山地望的认识在哪里？这是判断“昆仑石刻”真伪的重要参照。秦始皇对西部的巡游和山岳崇拜，在司马迁《史记》里记载十分明确。第一次巡游最西到达陇西郡，是秦国版图的西部边界，“导河积石”是重要标志。《史记·封禅书》详细记载了秦始皇重序天下名山的格局。“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崤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恒山、泰山、会稽、湘山……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秦始皇大一统的国家标志之山，西部最远到四川的岷山。可见，秦始皇对西部名山的认识与认可，与国家版图一致，与战国末期地理著作《禹贡》确定的长江源岷山、黄河源积石山吻合。所以，“昆仑石刻”所在的位置远远超出秦始皇天下名山的西部边界。

当然，从历史的逻辑看，秦始皇向东部泰山、蓬莱等地寻仙问药的事迹，在《史记》中记载很清楚，不排除向西部派人寻仙，或者这批人到达青海境内，因种种原因未能返回传递信息，文献缺乏记载。但是，这仅仅是“大胆假设”，目前的“昆仑石刻”还缺乏说服力，同时，刻字的岩性是判断的关键，高寒地区的冻融等风化作用强烈，风化程度与保存状况是判断真伪的关键。唐代、元代、清代都有派遣专门队伍探寻黄河源头的经历，是否在这一期间留下石刻，值得进一步思考。

对“昆仑石刻”的一些疑问

作者：鲍强

长安金石学社副社长

读过《光明日报》上刊登的探讨“昆仑石刻”的文章，颇获新知，但对一些文章的论述及其逻辑，依旧还有一些疑问：

一、关于石刻的刀法问题。所谓“平口凿平凿入刀的技术”，实际是简单实用的刻石方法，在岩石上具有可控性，宽面，又以短点成线，不致冲出。但在刻一个单字时，仍旧有两种操作：同样的扁平削刀，横向用大面，笔画粗而浅；竖向用刃，纤细深刻。这在汉代石刻中常见，对比明清的双刀刻帖，只能算简单实用，并不复杂。若现代人用这样的工具，仍可能为操作稳定而这样刻，不能作为鉴定时代的依据。同样的工具和技术，古人能，今人也能。

昆仑石刻拓片

石面的情况，依据目前能见到的三四张不同情况下的照片，也不太好做具体判断。我询问过当地居民，得知风雨之后，石面情况就可能有变，这是高原上的特殊情况。此外，石刻位置离水面不远，依当地人意思，石刻可能曾有位于水下或完全被土覆盖的历史，仍需要进一步确认。总之，人们原有的石刻判断经验可能不适用此石刻。

二、关于历日问题。我初看以为“卅七”，但又看了几张照片，觉得仍不能完全排除为“廿七”。认定为“卅七”的好处是合历，但秦汉历日研究尚欠成熟与确切。刘钊先生论述秦始皇卅六年因“荧惑守心”之事而求药或许合理，但又不合逻辑：身心已有问题，再千里求药，如何保证将药带回来的时效？所以实际情况可能是在始皇身心状态较好、朝局稳定的二十八年，开始向东求仙，之后不绝。

如果认定为“廿七”，该年始皇巡陇西，那么，翳等人的出发点是否可以不是咸阳？如果是从甘肃方向出发，路程与难度就降低了。另，是否可能翳不见君而受君命，这样时效上也可以说得通。所以，文字内容的认定十分重要，内容认定上精细拓本要优于照片，可惜目前未见。

三、关于石刻艺术性比对。我认为“昆仑石刻”整体气息偏弱，细节上用刀不果断，前后不一，冲出时有。与确信的秦小篆和其他战国文字相比，从审美角度看有些不新不旧，细节时有纠结犹豫的感觉。当然，极端环境对石刻过程及最终结果的影响需要评估，就算石刻的艺术性低于既往认知，也不能作为判断真伪的绝对依据。

四、关于两个新释字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如果是“田”，则前面记“田翳”后面又简称“翳”，是有问题，这一观点是站不住的。古文前称姓名俱全，后面只简称名的例子，不胜枚举。

《里耶秦简》“昆陯”一简，现在成为“昆仑石刻”的有力旁证。有专家认为，如果《里耶秦简》“献昆陯五杏药”的时间早于“昆仑石刻”，就说明之前已经有人去昆仑采过药，而如果《里耶秦简》的时间晚于“昆仑石刻”，两者说的可能就是一回事，即五大夫翳可能真采到了药并在琅琊台献给了秦始皇。这一结论尚值得商榷：如何证明两个昆仑指的是同一处？《里耶秦简》的“琅邪献昆陯五杏药、秋鰝及中……”一句，从语境来说，一般认为“五杏药”与“秋鰝”同出昆仑，不然“秋鰝”之前应重标地名。若是这样，倒可以说明琅琊台附近，也许也有一个名为“昆仑”的地方，因为秋鰝是没法长期保鲜的。

五、关于采药团队能否到达的问题。有专家提出，考察石刻周边及可能路线上的秦人遗迹是关键，确有见地。对于秦人能不能“车到”的问题，除了可以探讨从甘肃或其他地点出发、是否存在古道等可能性外，过河可以等结冰后，且秦人既能海上求仙，这点应该不能算绝对的障碍，行动者的意志力很关键。何况车的品种等情况不明，“车”字也可能是出于异地扬威的语境，不能拘泥于就是指全程车队而不能步行。总之，没有证据表明秦人完全不能“车到”青海高原。当然，若周边考古能发掘出秦人遗迹，是更有力的证据。

翳所主导的石刻，若为真，或许为无功而返时所记。因为这项工作前无古人，所以若无功，就得避罪。石刻表明一行人确实到过这个地方，没有蒙混过关。在这个时候，减员、物资消耗殆尽、高原反应、弃辎重等情况都可能发生，石刻也可能经不止一人之手、不止一器才完成。

总之，此石刻疑点依旧存在，文本内容仍未完全确认。目前没有能完全定真的证据，还需要更多信息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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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采药昆仑石刻近年才被“发现”正常吗？新一期学术争鸣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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