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克门与李雪曼：20世纪美国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与研究者

从全球角度回顾百年来中国艺术的收藏、保护、研究与展览，美国博物馆界的元老史克门（Laurence C. S. Sickman, 1907—1988）和李雪曼（Sherman E. Lee, 1918—2008）是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他们最受赞誉的业绩是建立了一流的亚洲艺术收藏，尤其是中国艺术收藏。他们的职业生涯和学术贡献代表了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博物馆和学界收藏、研究、展览中国艺术的最高水平，为有效利用海外中国艺术资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澎湃新闻特刊发知名旅美学者、上海交通大学艺术、考古与文化遗产中心主任杨晓能先生的文章。

从全球角度回顾百年来中国艺术的收藏、保护、研究与展览，美国博物馆界的元老史克门（Laurence C. S. Sickman, 1907—1988）和李雪曼（Sherman E. Lee, 1918—2008）是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初，他们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以他们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鉴赏力，各自建立了独树一帜的中国古代艺术收藏，成为西方相关收藏领域的魁首。他们为博物馆收藏的绘画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传统理念，再现了中国历代皇室、贵族、文人雅士的喜好，聚集了中国书画的精髓，引领了美国博物馆的中国绘画收藏与学界的研究方向，提高了西方鉴赏中国艺术的品位。与中国古代藏家小圈子内的自娱自乐不同，史克门和李雪曼所在的博物馆收藏中国艺术品的目的在于：以实物向公众展现中国艺术的成就与特色，促进公众对中国文化艺术的了解。他们对馆藏做出的别出心裁的陈列、展览及出版，有效发挥了这些海外中国艺术资源的功能，使大洋彼岸的观众对中国艺术的欣赏之感油然而生，增加了西方观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促进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传扬。

他们两人担任博物馆长的20世纪50至70年代，国内文物市场式微，全民收藏热远未兴起。与此同时，流传海外市场上的中国文物货源充足、价格便宜。史克门和李雪曼均担任博物馆长二十余年，而且时间大致重合。他们任职的博物馆资金雄厚，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还设有针对收藏文物的巨额专项资金。在西方，他们是亚洲艺术的学术权威，都出版过影响深远的有关中国艺术的著作。史克门的代表作《中国的艺术和建筑》是其与亚洲美术史专家Alexander Coburn Soper（1904—1993）合作的结晶，Soper教授以研究亚洲建筑史著称，此书1956年出版，此后多次再版。李雪曼的代表作是《远东艺术史》，已经再版5次。

20世纪70年代，当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决定加强中国绘画收藏时，史克门和李雪曼被邀请作为顾问，审评大都会博物馆的书画新收藏。当高居翰（James Cahill, 1926—2014）在20世纪90年代推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新藏的《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时，史克门已经去世，但李雪曼挺身而出，站到高居翰一边，提出关于此画的种种疑问。虽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坚持并论证此画是董源的作品，但由于高居翰的挑战、李雪曼的质疑，加之其他专家的呼应，此画的年代和作者至今还是难以定论的“悬案”。李雪曼还是洛克菲勒（Mr. and Mrs. John D. Rockefeller III）家族收藏亚洲艺术的顾问，洛克菲勒的收藏于1979年捐赠给纽约的亚洲社会博物馆（The Asia Society Museum）。

史克门和李雪曼的不同之处在于，史克门精通汉语、热爱中国文化。20世纪30年代初，史克门作为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在中国生活、旅行，他能够以中国文化的角度、中国人的眼光和品位购买、收藏文物与书画，同时又以西方的审美收藏建筑构件、明器、石棺、墓门等文物。他眼光独到精准、兴趣广泛超前，不仅收藏高雅的书画、青铜器、玉器、瓷器、雕塑，还收藏中国民间的明式家具、小葫芦、蛐蛐罐、年画等，从而建立了从史前到20世纪包罗各个艺术门类，且每个门类中都有精品（代表作），在西方首屈一指的中国艺术收藏。其中，西周成王青铜方鼎、洛阳金村出土的双龙玉壁、洛阳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辽代彩绘木雕观音坐像、山西广胜寺元代壁画、北京智化寺明代金丝楠木藻井等常为人称道。史克门收藏建筑构件、家具和装饰艺术的一个目的是想让观众欣赏与理解中国艺术原有的生活环境，即使今日，他的这种想法和实践依然值得当代博物馆策展时借鉴。相比之下，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没有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全面，比如缺乏家具和建筑构件等门类文物，其最强项是绘画收藏。而且，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的规模也比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大几倍。

如果说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艺术收藏主要得益于史克门一人之力，那么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尤其是书画收藏则是李雪曼与何惠鉴（Wai-kam Ho，1924—2004）密切合作的成果。李雪曼中文欠佳，何惠鉴则熟知古籍文献，他1949年曾担任陈寅恪（1890—1969）的助手，1958年至1983年任该馆中国部主任。他们1968年联合组织了“蒙古国时期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特展，展品三百余件，包括书画、器物及雕塑，除本馆收藏外，其他展品借自美国、欧洲和亚洲各公私藏家。李雪曼退休后，接任的馆长难于适应何惠鉴的工作习惯，何惠鉴也不舒心，于1984年转职到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中国部工作。何惠鉴在退休前的1992年组织了“董其昌的世纪”特展，展出董其昌和受他影响的17世纪40余位艺术家的171件（套）书画。除本馆藏品和美、欧、日的公私收藏外，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共借展100件（套）作品，此展和两卷本图录代表了他的策展和学术水平。我曾在何惠鉴退休前到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工作，交接工作时和他多有接触，他喜好在饭局中深谈，我也随之对他的学识和个性有了更直接的了解。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中国书画收藏闻名于世，两馆的收藏各有所长又互为补充，加之两馆人员关系密切，双方携手组织了将两馆珍藏合二为一的中国绘画特展并出版了学术性图录《八代遗珍》（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此展展出了两馆收藏的282件（套）中国古代绘画，其中东周和汉代的展品是海贝壳、空心砖、青铜壶上的绘画，北魏孝子石棺上的线刻画，其余的是从唐代至清代的一百四十余位画家的纸本和绢本绘画，其中有众多历代名家，诸如陈闳、周昉、荆浩、巨然、李成、许道宁、米友仁、夏珪、马远、李嵩、梁楷、陈容、李衎、赵孟頫、任仁发、吴镇、王冕、张渥、倪瓒、王蒙、明宣宗、戴进、沈周、唐寅、周臣、陈淳、仇英、文征明、丁云鹏、董其昌、蓝瑛、萧云从、髡残、王鉴、王时敏、龚贤、查士标、朱耷、石涛、王原祁、王翚、高凤翰、汪士慎、金农、华嵒、黄慎、罗聘、金廷标、郎世宁等人，是名副其实的全部使用海外中国艺术资源、以馆藏展现的杰作琳琅满目的中国绘画史特展。

史克门和李雪曼职业生涯值得借鉴之处，不仅在于他们如何建立了一流的收藏，更在于他们与同行如何挖掘这些收藏的学术资源，发挥其社会效益。将中国艺术收藏放在世界艺术史的框架中考察和研究是西方博物馆的强项，诸如南亚地区佛教及其艺术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以及各自的风格，中国文化艺术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互动等研究课题。西方博物馆馆藏的研究和特展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完全自己收藏的展览，比如“八代遗珍”；另一类是部分来自馆藏、大部分外借的专题展，比如“蒙古国时期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这两类展览都充分吸收学界的研究成果，把展品放到一个专题中展现，深化对展品的理解和研究，并出版高学术水平的展览图录。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进展为海外收藏文物的断代，功能、文化属性的探寻等工作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结合考古资料研究海外馆藏文物成为必不可缺的方法，西方博物馆亦从艺术角度举办来自中国的考古发现展。笔者在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任职时，曾组织“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辉煌考古成就展”展，展示中国考古学如何改变了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和文化艺术形成的认识，有助于海外收藏的历史文化背景更新。虽然西方博物馆大多出版了馆藏中国艺术品的图录，但基本是有选择性地出版，罕见全部收藏的发表。因而，对海外中国艺术收藏的普查是当务之急，只有全面了解海外收藏的来历和内涵，才能更有效地利用海外中国艺术资源。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艺术、考古与文化遗产中心主任，本文原载于《美术观察》2019年第3期，经原作者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