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平台劳动治理的政策演变与制度创新

作者：徐兴荣，巴黎文理研究大学社会学博士

一、法国平台经济劳动关系治理的政策演变

法国在平台经济劳动关系治理方面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司法介入到制度构建、再到深化改革的渐进式演变过程。整体来看，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司法判例引导期（2015—2018年）、制度探索期（2019—2021年）以及制度深化调整期（2022年至今）。

1.司法引导期：判例作为制度变革的起点（2015—2018年）

随着平台经济在法国迅速发展，传统劳动法在面对新型用工形式时暴露出诸多空白与模糊地带。在尚未建立专门法律规范的背景下，法院成为最早介入平台劳动问题的治理主体。在这一阶段，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司法判决为制度方向奠定了基础。2018年11月，法国最高法院就“Take Eat Easy”案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首次认定送餐骑手与平台之间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法院指出，骑手在履职过程中被平台的GPS系统实时定位，绩效也受到评分与考核制度影响，这种高度技术化的控制行为已足以构成劳动法上的“从属性”。这一认定标志着法院将技术监督与平台管理手段纳入劳动关系判定依据，显著拓宽了“从属性”的司法解释。此后，Deliveroo案、Uber案等多个判决继续深化了该法理框架，法国法院逐渐确立了从“组织控制”“经济依赖”及“算法管理”三个维度综合判断劳动关系的路径。这一阶段虽然以个案为主，但实质上推动了社会舆论的关注，也为后续立法提供了重要的司法基础。

2.制度探索期：由法院走向政府主导的制度尝试（2019—2021年）

随着司法判例日益密集，政府逐渐意识到仅靠法院难以回应日益复杂的劳动实践问题，因此自2019年起，行政机关开始主导平台劳动治理的制度建设。2020年，法国政府委托前高级法官Jean-Yves Frouin撰写专题研究报告，提出设立一种“第三地位”（tiers-statut）的新型劳动身份，介于雇员与自雇者之间，试图以法律手段兼顾平台劳动的灵活性和基本保障。然而，这一构想引发了社会广泛争议。法国传统工会普遍担忧，这种模糊的身份可能被平台企业利用，规避雇主责任，进一步削弱劳动者原本就不牢靠的权益。尽管如此，Frouin报告仍在政策层面推动了改革进程。2021年4月，法国议会正式通过《社会对话与平台劳动法》，明确设立平台劳动专属社会关系管理局（ARPE），赋予平台劳动者选举代表并参与集体谈判的权利，为社会对话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明确的法律基础与组织支撑。

3.制度深化期：治理机制的常态化与技术融合（2022年至今）

进入2022年后，法国平台劳动治理进入制度深化与调适阶段，标志性进展体现在平台劳动者代表选举和立法调整两个方面。首先，在ARPE的组织下，2022年5月法国完成了首次全国性平台劳动者代表选举，尽管投票率仅为1.83%，但这一事件标志着行业社会对话正式启动，为平台劳动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性表达渠道。其次，2024年法国议会提出《反对假自雇与设立雇佣推定法案》，明确将劳动关系认定的举证责任由劳动者转移至平台企业，平台必须证明劳动者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方可排除其雇佣关系。这项制度创新显著降低了劳动者的维权门槛，提高了法律可执行性，也在社会层面引发广泛关注。此外，为顺应欧盟《平台劳动者指令》的统一要求，法国政府承诺对现有制度进行“最小调整”，以保持国内治理逻辑与欧盟法律框架之间的协调性。这意味着法国不会推翻现有体系，而是通过微调方式实现兼容，进一步强化其治理模型的可持续性。

二、治理机制与制度创新

在应对平台劳动关系带来的挑战过程中，法国并未止步于司法判决与立法引导，而是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系统的治理机制。该机制在劳动者身份确认、行业对话平台的构建、以及算法监管的推进方面呈现出一系列制度性创新。

1. 关于劳动者法律身份的再确认机制

平台经济中劳动关系的模糊性，使得“谁是雇主”“谁是雇员”这一基本问题变得不再明晰。为打破这一司法与行政成本高昂的“认定困境”，法国在制度上引入了“雇佣推定”原则，即：一旦平台劳动者能初步举证自己受到平台实质性管理控制（例如受订单系统调度、平台评分机制约束、主要收入来源依赖单一平台等），法律上即推定存在劳动关系，而举证反驳责任则由平台承担。这种反转证据责任的制度设计，实际上缓解了劳动者面临的举证难题，使劳动者在权利主张中更具主动地位。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促使平台企业在用工安排与管理方式上更加透明与规范，不能再以形式上的“自雇合同”来规避法律监管。

2. 行业对话机制的正式确立

除了法律层面上的身份确认，法国平台治理的另一个亮点在于其推动了平台行业内部的集体协商制度。如前文所述，从2021年起ARPE作为协调平台劳动者与平台企业间关系的中介平台开始运作。该机构的核心任务是推动集体谈判在平台行业的制度化运行，为劳动者争取集体表达和协商的合法空间。

平台劳动者代表的产生采取全国性线上选举形式，由劳动监察部门监督，保障程序的公开、公平与有效性。尽管2022年首轮选举投票率偏低，仅为1.83%，但该机制的制度功能已初步显现。2023年至2024年，ARPE组织了三轮正式的谈判协商，讨论议题涉及基础报酬标准、假期保障机制、社会保险费用分担方式等内容。其中，最低单价调整与职业保险账户建立两个成果被认为尤为重要。在实际协商流程中，ARPE设立了“议题推动—谈判轮次—意见汇总—结果备案”四步操作程序，并建立数字平台APP作为劳资双方表达诉求、发布草案和反馈协商结果的主要渠道。这一平台式协商方式不仅提升了参与效率，也在技术层面降低了平台劳动者分布分散、组织能力弱所带来的结构性参与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政府为防止协商过程形式化、空转化，规定所有平台在协商中形成的协议草案必须报送劳动监察机构备案，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布，形成一定的制度约束力。同时，为增强政策落地效果，部分协商成果被写入后续法案，如外卖骑手最低单价标准的规定即来源于2023年第二轮协商结论。这种“协商-立法联动”机制体现出法国平台劳动治理中社会对话制度的制度性嵌入特征。

3. 算法治理与平台透明化管理的结合

在法国平台治理体系中，算法监管问题逐渐从技术话题演化为劳动保护议题。平台企业大量依赖算法来分配订单、确定报酬、评估绩效，然而这些决策机制往往缺乏透明度，对劳动者而言具有高度“黑箱化”风险。为此，自2022年起，法国劳动法对平台的算法规则透明度提出更明确要求。相关规定指出，在涉及劳动者核心利益（如账号封禁、报酬调整、工作时间限制等）的自动化决策中，平台必须向劳动者公开算法基本逻辑，并接受劳动监察机关的技术审计。若拒不配合或提供虚假信息，将面临行政罚款与司法追责。2023年修订的《数码经济信任法》进一步明确，政府有权设立算法监察团队，对高风险平台实施“随机抽审+算法复制验证”的监管机制。此举不仅提升了外部监管的技术能力，也增强了劳动者对平台管理决策的信任感，间接改善了劳动者的心理安全感和组织归属感。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算法治理不仅体现在宏观法律制度上，也逐渐渗透进具体司法裁判实践中。2022年巴黎劳动法庭审理了一起平台骑手因“异常接单模式”而被永久封号的案件。骑手方面辩称，平台未提供封号决策的算法依据，也未给予事先告知或申诉机会，属于“算法惩罚滥用”。法庭在审理中要求平台提交相关算法规则与评分系统记录，但平台仅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披露。最终，法院判定平台违反了《劳动法典》第L.1222-3条中关于“劳动者有权知悉其被管理方式”的规定，要求平台支付经济赔偿并恢复账号。这一判例成为法国劳动法院体系中首例因算法不透明而被追责的案件，被舆论称为“算法问责第一案”。该案的判决不仅增强了劳动者对算法监督机制的信心，也倒逼平台企业在决策机制中加强风险评估与法律合规性。从实践来看，法国法院并未回避算法“技术壁垒”，而是通过举证责任转移与合理推定，逐步打通了技术监管与司法审查之间的路径。这一经验对于我国法院在面对算法裁量类劳动争议案件时，提供了思路性借鉴。

除此之外，法国劳动监察总局（DGT）还设立了专门的“数字劳动监察室”，对头部平台企业进行周期性算法合规性抽查，包括但不限于订单分配逻辑、绩效算法权重设置与自动停权触发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该机制并非依赖平台自我申报，而是结合举报线索、劳动者反馈与系统日志数据进行“事后审计+实时干预”的混合监管模式。

总的来看，法国算法治理模式逐步确立了“制度责任+技术解释+工会参与”三位一体的治理工具逻辑，为我国当前尚处探索阶段的平台算法监管提供了经验框架。在此基础上，我国可进一步探索平台算法的“备案机制+可审计模板库+平台说明义务”机制三位融合路径，构建兼具法律约束力与技术适配性的监管工具体系。

三、治理成效及社会效应评估

法国在平台经济劳动治理方面推出的一系列制度改革，的确在多个层面产生了实质影响。从劳动者实际获得感，到企业运营模式的变化，再到公众舆论的反应，这一整套制度创新逐渐展现出其政策效果。然而，治理实践也暴露出一些现实层面的挑战，特别是在制度执行、基层参与和长期保障方面仍有明显不足。

1.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有所改善

在平台劳动者的待遇和保障方面，法国政府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干预手段。ARPE主导的行业集体谈判机制，使得劳动者的最低报酬标准有了首次实质性提升。以外卖骑手为例，从2023年起，多数平台将基础工资调整至接近国家最低工资水平的82%。这一变化虽然仍未完全实现“平权”目标，但在应对收入波动方面已起到一定缓冲作用。与此同时，社会保障覆盖面也有明显扩展。特别是在职业伤害和工伤保险方面，参保率从此前不足10%迅速提升至40%以上。这种改善既得益于政府的监管压力，也源于行业组织对平台责任的重新界定。然而，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的覆盖率仍处在较低水平，表明长期保障体系建设仍存在短板。对于大多数平台劳动者而言，保障性制度虽已初步建立，但尚难以构建真正的安全网。

2.平台企业合规成本上升，经营策略逐渐调整

制度改革对平台企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雇佣推定”规则实施后，平台企业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包括对劳动者行为的解释义务以及潜在的社保缴纳压力。这对中小型平台而言，成本压力尤为明显。一些企业由于无法适应监管强度的上升，选择退出市场，导致行业竞争格局出现一定程度的集中化趋势。不过，头部平台企业则尝试通过组织方式创新来应对挑战。例如，部分企业推动骑手成立合作社，或者与第三方承运人建立更加稳定的合作机制，从而在法律层面上实现一定程度的“责任外包”。此外，大型平台也积极开发算法合规工具，用以向监管机构展示其决策系统的公平性和透明度。这类举措既是对监管的回应，也构成企业声誉管理的一部分，推动企业治理水平整体提升。

3.社会公众态度趋向支持劳动者权益保护

在公众层面，法国社会对平台劳动关系治理改革的总体反应较为积极。根据IFOP在2024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民调，约68%的受访者认为平台劳动者应被视为“事实雇员”，享有相应的劳动保护。这一结果反映出公众在道义上倾向于保护弱势劳动群体，支持国家加强对新型劳动关系的干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制度已逐步建立，平台劳动者自身的组织能力与参与热情仍然偏弱。以2022年全国平台劳动者代表选举为例，投票率仅为1.83%，显示多数劳动者对现有机制的了解与认同仍不足。一方面，劳动者流动性强、雇佣关系松散，导致他们难以形成持续性的政治表达；另一方面，部分劳动者对平台治理机制持怀疑态度，认为参与并不能直接改善自身处境。这类低参与率问题暴露出制度设计与执行之间存在落差。在未来政策优化中，如何增强基层劳动者的参与感与信任感，将成为治理体系走向成熟的关键一环。

4. 不同类型平台企业的响应机制比较

在法国平台治理政策推行过程中，不同规模与类型的企业对制度变化的响应策略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合规能力上，更体现出治理效果的分层性特征。

大型平台企业如Uber France、Deliveroo等普遍拥有雄厚的法律顾问资源和内部合规团队，能够较快适应新出台的法律制度。以Uber为例，其自2023年起在法国市场上线名为“Confiance+”的算法合规模块，专门用于记录调度系统运行逻辑，并开放部分数据接口供监管机构审阅。该机制已被视为法国“合规技术”的标杆实践。相较之下，中小型平台企业则因人力和财力有限，在面对“雇佣推定”制度时普遍存在抵触情绪。一些本土配送平台选择主动退出或并入大平台旗下，以减少合规压力。另有部分企业转向“承包制”合作模式，通过外包公司承担用工责任，从而在形式上绕过劳动关系的直接确认。虽然这种模式在法律上存在争议，但短期内确实降低了企业的制度转换成本。

此外，行业属性也影响平台企业的响应方式。交通出行类平台因涉及较强的风险责任与公共安全议题，普遍更早进入监管视野，其治理配合度相对较高。而家政、社区零工类平台则因规模分散、劳动隐蔽性强，仍存在治理空白地带。制度执行视角看，法国平台治理的成效具有明显的“企业分化”趋势。未来政策设计应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机制，同时通过行业协会引导企业间协同响应，以提升整体制度落地率。

节选自：徐兴荣，2025，《法国平台劳动治理的制度演化与中国路径适配研究：基于比较法视角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