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日根｜李文海灾荒史研究团队的学路拓展

近日由苏州工学院中国清史南方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山西大学环境人文与灾害治理研究院、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灾害史研究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人民大学“近代灾荒研究团队”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在常熟召开。本文系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王日根教授于7月22日在大会上所做的主旨报告。经授权，澎湃新闻首发。

王日根教授

一、丰硕资料整理成果既奠定研究基础，又嘉惠学林

资料整理，这是治史的前提和基础，李文海灾荒史研究团队做了大量资料整理工作，如《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等，为灾荒史研究奠定坚实的史料基石。李文海、夏明方与黄兴涛合作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续编、三编）汇集民国社会调查原始资料，其中包含大量灾害与社会经济关联的一手记录。夏明方合作主编的《中华减灾文献萃编（民国卷）》，聚焦民国减灾文献，对深化近代灾害应对机制研究具有重要基础作用。《二十世纪中国灾变图史》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呈现百年重大灾害事件，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近几年，夏明方与民政部合作，开展《中国灾害志》的编纂工作，部头之大、字数之多令人敬佩。

夏明方领衔创办、推动跨学科灾害研究的《灾害与历史》辑刊，聚焦灾害与社会交互机制，提出“历史是灾害的实验室，灾害是历史的显微镜”的学科定位。团队开发的数字化平台“清代自然灾害信息集成数据系统”，全面整理清代灾害史料，助力量化分析与时空规律挖掘，必将为灾荒史研究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数据平台，对灾荒史研究队伍的壮大，无疑是一个福音。

二、灾荒史研究的现实关怀

灾荒史研究在不同时代均受到重视，一方面灾害是自然现象加诸人类的灾难，当今归于环境史的范畴，一方面灾害体现人类的应对能力，纳入社会史范围，包括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民间社会的自救能力。灾害的治理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王朝的主要事务，也常常被看作是王朝伟力的象征，灾害面前束手无策者时常被认定为“亡国之君”，而有效克服了灾害的帝王则被尊为“圣君”，王朝的权威也能因此迅速提升。

灾害治理不得力时常也被认为是社会动乱的引线，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乱象”时常都加剧着社会矛盾，灾害则成为各类乱象的直接原因。李文海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解释灾因，指出“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活动导致的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衡，也是近代灾荒频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稳定》一文，对近代的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进行了更为完整的概述，使人真切认识到“十年倒有九年荒”确实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李文海认识到清朝曾制定了严格的防灾救灾制度，但因为政治腐败往往会化为一纸空文；他还看到统治者有维持社会稳定的要求，时常推行义赈，只有从社会角度看问题，跳出狭隘的个人视角，真正认识到赈灾对于施赈者和受赈者是两利的，认识到捐资赈灾的善举是消除社会矛盾的良方，才是传统慈善观念的一个更高层次。

在救灾方面，李文海认为干臣也多有出现，历代都会出现像《康济录》这样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之作，其对救灾实践是有指导和借鉴作用的。李文海研究中还注意到灾害与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之间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关联，这更揭示出灾荒史的社会影响的或大与或小。

李文海先生

李文海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哪怕是最深奥的学问，如果不同丰富鲜活的社会生活发生紧密的联系，不同广大群众发生密切的关联，就不可能有生命力。”李文海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史学危机”论甚嚣尘上之际，立足于灾害与现实社会的内在关系，而走进灾害史研究领域的。他说：社会需求是推动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最有力的杠杆。这些年，不论中国还是世界，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破坏性影响愈演愈烈，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他指导的研究生都选到了若干与现实相关的好题目，如刘仰东的《灾荒史话》、赵晓华的《救灾法律与清代社会》、康沛竹的《灾荒与晚清政治》及《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王娟的《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张艳丽的《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等。许多年轻朋友的加盟，大大增强了课题组的生机和活力。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指出：频繁灾害加剧了华北小农经济的“过密化”，迫使农民依赖副业求生，反而强化了传统经济结构的韧性。还提出“救灾政治化”现象，譬如1931年水灾后，国民政府借赈灾扩大官僚体系，却因腐败加剧社会矛盾。他批判当代防灾体系的“技术至上”倾向，主张从历史中提炼“适应性智慧”，例如清代“以工代赈”模式如何平衡救灾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就很有借鉴意义。他倡导环境史、气候学与人文研究的结合，留意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揭示厄尔尼诺现象与华北旱灾的关联性。夏明方的灾害史研究，不仅重构了中国灾害的历时性叙事，更以有关“灾害动力”的理论分析，为理解现代性危机提供了历史镜鉴。其成果标志着中国灾害史从史料汇编走向理论自觉的关键转型。

三、灾荒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

李文海先生聚焦于中国灾荒史，始于40年前。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灾荒史研究团队，着力扶持青年学者的成长，自始至终，汇中西之长，促自然与人文学科之融合，探灾害与社会之互动，形成了鲜明的研究风格和传统。他们结合新时代新理念、新问题、新材料、新工具、新方法，将中国灾害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灾害史学科体系方面已初具规模。

李文海先生提出拓展和深化灾荒史研究要做到五个结合：“社会工作者同自然工作者的结合，学术研究的开拓创新与历史资料的发展整理相结合，基础研究同应用研究的结合，中外学者的结合，学术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的结合”。这五个结合有助于打破藩篱，跨越学科界限。

夏明方聚焦于民国时期的灾荒史，认为只专注于自然科学的灾荒史研究远远不够，还需将视野转向社会和人文角度，看到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改变的作用。他认为：从自然科学角度看，灾害可分为天文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等，也可以从成灾的方式和时间的长短，区分为突发性灾害和渐变性灾害，或趋势性灾害，如气候变冷、干旱化、土地沙漠化、盐碱化、水土流失、森林减少、物种灭绝、水资源枯竭和地方病灾害等，后一类灾害更多呈人为性，常被称为“人为自然灾害”或“环境灾害”。

李文海团队已有了第三代传人，韩祥的研究聚焦于灾荒与货币金融、社会经济结构的互动关系，并积极致力于理论创新，构建起“灾害货币学”框架‌。他提出灾荒与货币存在共生性的历史逻辑，认为货币流通是透视赈灾效能的关键维度。其代表作《晚清华北灾荒与货币流通研究》（2025）系统阐释了“灾害货币学”的理论，强调小额通货（如制钱）在灾赈中的核心作用，突破了传统灾荒史忽视金融要素的局限。还提出若干具有创新价值的观点，如‌灾荒引发货币体系异变，“丁戊奇荒”（1876-1879）期间，山西因赈灾银钱集中输入导致“钱贵银贱”，加剧全国金融波动。‌晚清至民国时期，华北赈济从实物主导转向货币化（如发放铜圆），反映国家财政能力与基层动员方式的转型，即赈济模式与货币形态存在关联性。这一研究，通过山西个案，重新诠释了 “丁戊奇荒”的金融影响‌，修正了既往认知，认为大规模赈钱输入虽缓解饥荒，但因兑换成本高企及粮价飞涨，反而削弱赈济实效。此外，‌战争与灾荒交织下的货币危机‌，甲午战后全国性“钱荒”爆发，导致灾区小额通货短缺与外部赈钱输入并存，形成城乡金融资源再分配。庚子事变中，华北旱荒、兵荒与钱荒叠加，暴露清廷货币调控的系统性失效。韩祥的灾荒史研究，以货币流通为枢纽贯通自然与社会系统，不仅重塑了晚清灾赈史的解释范式，更为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经济转型提供了新视角。

四、灾荒史研究的底层观照

李文海先生指出：一旦接触到那么大量的有关灾荒的历史资料后，我们就不能不为近代中国灾荒的频繁、灾区之广大及灾情的严重所震惊。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的2155年间，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较大的水灾或旱灾。在神州广袤的大地上，滨河地方常“十岁九淹”，高原区域则亢旱连年。不仅灾荒频仍，而且灾区广大，灾情严重。有一组数字也许能说明问题；在近代社会，即从1840年至1949年的109年间，因灾死亡人数在万人以上的大灾即达124次，其中死亡10万人以上的28次，死亡30万人以上的11次，100万人以上的6次，1000万人以上的2次。当然，那个时候统计数字不很准确，各种资料间出入也较大，但作为一种趋势和大致状况，还是能反映出问题的严重程度的。新中国成立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自然灾害对我们的威胁和损害依然是很大的。在这个意义上，李先生认为：通过对灾荒史的研究，逐步探索和掌握自然灾害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从而进一步提高人们的防灾抗灾能力，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自己的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显然是极有意义的。灾害中死亡的人们更多属于社会的底层，对他们生命的关注是学者们最应体现的良知，李先生在这方面的立场是鲜明的。他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续编》是编年体灾害史料汇编，详录近代灾荒事件。《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以案例形式剖析重大灾荒的社会影响。《近代中国灾荒史论》是他的灾荒史论文集，探讨灾荒与政治、经济及生态的互动，体现出鲜明的经世致用风格。

夏明方聚焦灾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形成兼具实证深度与理论创新的学术体系，《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是首部系统研究民国灾害与乡村结构的专著，该书揭示灾害对农村经济的重塑作用。《近世棘途：生态变迁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从生态视角反思中国现代化路径，提出灾害是现代化进程的棘途。《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跨学科整合灾害史与生态史，以新冠疫情为切入点，阐释灾害与文明发展的辩证关系，将灾害的分析进一步推向了纵深。

从灾害中人口的消减中，我们也更能理解“铤而走险”的无奈。李先生认识到一场稍大一点的自然灾害，往往使灾区十几年、几十年都难以恢复元气。如鸦片战争期间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造成河南省祥符到中牟长数百里、宽60余里的广阔地带，10余年间一直成为一片荒原，“膏腴之地，均被沙压，村庄庐舍，荡然无存”。光绪初连续三年的“丁戊奇荒”使山西省“耗户口累百万而无从稽，旷田畴及十年而未尽辟”；重灾地区甚至半个世纪后人口尚未恢复到灾前的水平。经济的凋敝必然冲击社会的稳定。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与群众斗争，不是在严重自然灾害的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每一个王朝的更迭，灾荒当然的成了直接的导火线。不仅如此，灾荒还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统治政策到社会观念，从人际关系到社会风习，这种影响也许是间接而隐性的，但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要完整而深入地了解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如果忽略了几乎连年不断而其影响又无处不在的灾荒史的研究，就不免是一件重大的遗憾了。

朱浒采民间赈济和社会转型的视角，聚焦于清代至近代中国的灾荒与社会互动关系，他注重‌灾荒史的理论建构，强调生态变动与社会变局之间的关系‌，认为近代中国灾荒是“三千年大变局”中不可忽视的结构性要素，突破了传统研究仅关注“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局限。通过对1840—1949年灾害群发期的系统描述，他聚焦于‌生态剧变的标志性事件，‌指出黄河连续决口（1841—1843年祥符、中牟决口）及1855年铜瓦厢改道，引发淮河、运河系统紊乱；长江流域首次成为特大洪灾频发区，形成“河患与江患并重”局面‌。他注意到‌ “丁戊奇荒”（1876—1879）波及华北，旱情持续长、范围广，成为近代灾荒史的转折点。他在分析灾害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时，认识到灾害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深度嵌入近代化进程。他还注意到洋务与赈务之间的关系，在《洋务与赈务》中，他以盛宣怀为个案，阐明赈灾如何成为洋务派巩固势力的工具。甲午战争后，盛宣怀通过两湖灾赈扩大实业布局，将赈灾网络转化为资源整合渠道，实现“以赈促建”‌。朱浒的灾荒史研究，兼具实证深度与理论张力，为理解中国近代化的复杂脉络提供了关键视角。

五、灾荒史研究的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

李文海团队突破传统灾荒史框架，其理论创新意义是显著的。夏明方主张将灾害嵌入“人-自然”系统，如他在《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中呼吁引入生态史视角‌，整合国内外减灾研究力量，在文献奠基、理论创新与跨学科实践方面一起用力，表明中国灾害史研究核心体系的构建已见雏形，其成果兼具学术深度与现实关怀，为全球灾害治理提供“中国经验”。

夏明方突破传统史学“灾害作为历史背景”的局限，主张将灾害视为历史演化的核心动力。他揭示出灾害既是自然变异的结果，也是社会结构的产物的双向特性，需从“自然-社会”共生系统分析其成因。他取自然生态、社会制度、文化认知三重维度解构灾害，揭示其如何重塑经济模式、权力关系及民众心理。他反对“灾害非常态论”，强调灾害深嵌历史进程，是观察社会韧性与脆弱性的窗口。

周琼显著的学术成绩是实现了灾害史的文化转向，强调从文化传承视角重新审视防灾减灾的动因与机制，在灾害史学科体系中加入环境史视角，将历史学、生态学与民族学相结合，形成了鲜明学术特色。其代表著作《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系统梳理了清前期自然灾害特点及官民协同的救灾机制，提出"赈前-赈中-赈后"三阶段分析框架，并对灾害等级划分、勘灾程序等议题有突破性研究。

李光伟的研究聚焦于‌清代至民国时期的灾害治理、财政制度与国家政治互动关系‌，尤其在田赋积欠与财政治理领域形成系统性创见。从财政制度与国家治理角度出发，从‌制度、财政和政治维度‌解析灾害治理机制。其研究继承李文海开创的近代灾荒研究特色（强调灾害与社会变迁的深层关联）‌，同时融合财政史视野，形成"灾害—财政—国家治理"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将灾荒视为"自然与社会互动的历史透镜"，突破传统政治史叙事，从灾害链透视国家治理能力。他发现财政集权悖论‌，即康熙、乾隆朝普免全国赋税依赖战时形成的中央集权财政体制，虽短期惠民，却因忽视地方财政弹性，导致省级亏空恶化。这种"重蠲赋养民、轻恤官维稳"的模式暴露了帝国治理的刚性缺陷。

萧凌波的研究从气候史与社会生态响应的角度，融合地理学技术方法与历史文献考据，开创了历史气候与社会系统互动的量化分析范式，为环境史和灾害治理提供了重要实证基础。 ‌"清代华北平原气候变化难民潮时空变化"‌（2011—2013），试图重建社会经济代用指标序列，分析气候难民迁移规律。

从研究范畴看，李文海团队由官赈体制拓展到民赈机制、财政积弊、气候难民等方面，从方法论上看，充分调动了量化模型、GIS空间分析、数据库建设；从现实关怀角度看，注重历史经验总结，积极参与国家防灾减灾建设，推动“历史智慧融入治理现代化”，既彰显出一脉相承，又多有创新和开拓。

人大年轻一代灾荒史研究者正以‌制度韧性分析‌、‌跨学科技术融合‌及‌古今治理对话‌为核心，重塑灾害史研究的学术范式，其成果既延续了“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摇篮的红色基因，亦努力为全球灾害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我们也相信，当代中国以经世致用为主旨的新时代灾害学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