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灿｜考古学家的多重身份

近日，英国学术院（The British Academy）官网公布新一届院士名单，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星灿先生获授英国学术院院士称号（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FBA）。英国学术院成立于1901年，是英国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学术机构，其院士称号代表国际认可的学术成就。

陈星灿，1964年出生于河南长葛市（原长葛县）。198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1991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有《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考古随笔》《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合著）等。

陈星灿《考古随笔》（文物出版社，2021年版）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陈星灿先生2004年的文章，他在文中明确指出中国考古研究需关注的两大问题：一是需理清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程序，警惕过早定性干扰数据收集，他提到“发掘者的首要任务是客观提供资料，而后才进行定性与解释”；二是强调课题制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古代人类文化遗产的敬畏之心上，考古工作者应超越时代局限，为未来研究保留可能性。

当前我国考古研究中应该注意的

两个问题

陈星灿｜文

本文原刊《考古随笔2》(文物出版社，2010年)

一 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程序和步骤

考古学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从课题的制订到调查、发掘的具体实施，再到发掘之后的室内研究，每一环节都密切相关，对整个课题的完成均至关重要，缺一不可。因此，考古学家不仅是课题的规划者，还是发掘者，遗迹、遗物的定性者和解释者。这几个角色与研究的每一个环节一样，也是不可分割的。课题的规划，建立在规划者的充分调查和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课题的实施和完成与调查、发掘的质量密不可分，同时课题也对调查、发掘方法本身提出自己的要求：调查、发掘的质量还直接影响到遗迹的认定和解释，但是反过来，对遗迹、遗物的认定和解释，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调査和发掘方法，使之做出相应的调整。

尽管考古研究的各个步骤存在内在联系，甚至无法截然分开，但是，一般来讲，遗迹的认定和解释只有在遗迹基本或者完全揭露之后才能展开。换言之，即使发掘者在发掘之前或发掘过程中对某些遗迹的功能和性质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认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遗迹没有完全暴露、遗迹与周围遗迹的关系还不甚清楚的时候，就贸然给遗迹定性且依照这种定性在发掘中寻找相关证据，有意无意忽视与此结论无关或相悖的考古现象，则有可能误导发掘，进而对整个课题的实施造成偏差甚至无法挽回的损失。

任何发掘者对发掘对象的性质和功能都会有种种假设或蓝图，这是必需的；但是在遗迹完整揭露之前甚至在遗迹完整揭露之后，假设只能是假设，发掘者必须考虑到种种可能性，寻找与不同假设相关的方方面面的证据，慎之又慎地处理各种遗迹现象。同时，发掘者还应调整好作为发掘者和作为遗迹定性者和解释者的距离，不要过早给遗迹现象定性并做出进一步解释，以免使一己的主观判断左右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给整个研究课题造成损失。

资料的报道虽然不可避免地掺进考古发掘者的主观见解，但是资料的报道与作为发掘者个人署名的论文是不同的，前者应以客观报道发掘资料为主，资料本身与对资料的定性和解释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与定性和解释有关无关、对结论有利不利的资料都应在报道之列。发掘者的首要任务，是客观地提供资料，然后才是对资料做出定性和解释。

二 课题制与考古发掘

课题制是当代学术的一个特征。心中没有学术目标，只为完成任务而发掘，是过去西方学术界批评我们的一个缺点。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如何促进课题制的健康发展，实在是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的一个问题。

任何课题都有一个大目标，但同时也包含着许多小目标。有经验的研究者都知道，在瞄准大目标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或者忽视小目标。考古研究不同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是，它有田野工作，田野工作必然对古代遗迹和遗物造成某种程度的破坏，而古代文化资源是不能再生的。因此之故，在奔向课题大目标的同时，既要兼顾小目标，也要关注任何虽然与课题无关但也属于古代人类文化遗产的其他遗存。不能为了按时完成课题而直奔主题，对与课题无关的古代遗存，视而不见，既不做记录，也根本不准备发表这些资料。古代文化遗存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权力以任何借口破坏它。比如说，我们不能为发掘龙山文化的聚落，而对叠压其上的后期遗迹弃之如敝履，采取包干或变相包干的方法，把龙山文化之上的遗存包给农民；我们更不能为搞清某种遗迹的特征，采取杀鸡取卵的方法，在遗迹的保护不成问题，而人员和后期研究都无法跟进的情况下，大面积揭露某些重要遗址，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一个时代的学问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今天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也许今后可以解决。课题制的实施是好事，它为我们集中人力物力解决某些重大问题和促进考古学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机遇。但不可否认，因受时代的局限，任何课题都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不可能包治百病；课题的制订者更没有必要给自己套上枷锁，把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在可见的将来也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揽给自己，从而在客观上加速对古代遗存的破坏。我们应该有完成课题的责任感，更应该有保护好古代遗存，把它们留给后人研究并更好加以利用的责任感。

2004 年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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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陈星灿｜考古学家的多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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