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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调节的市场观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2025-08-08 12:4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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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史家卡尔·波兰尼的代表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由活字文化、雅理策划，商务印书馆推出。这部经典著作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型，深刻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依其自身逻辑发展所蕴含的悲剧性。波兰尼警示道，如果人们任由市场经济不受约束地运行，不仅无法实现其优越性，反而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还提出了“嵌入”“脱嵌”“反向运动”等重要概念，不仅对现代政治经济学产生影响，更已成为该领域的常用概念。在今天，要真正读懂波兰尼论证中的主线与思路，必须重新认识其理论立场的独创性——这正是他提出这些颠覆性概念的根基所在。

导言

弗雷德·布洛克｜文

本文节选自《大转型》

《大转型》[英] 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活字文化雅理策划，商务印书馆出版，2025年版

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学家，在回顾多年来《大转型》的接受和影响史时感叹道：“有些书是拒绝退场的。”这是一个恰当的判断。尽管写作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卡尔·波兰尼的作品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却与日俱增。尽管如今的书很少有超出几个月或几年的参考价值，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大转型》仍旧在许多方面保有新鲜价值。确实，对于理解21世纪肇始时的全球社会所面临的两难困境而言，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解释这种持久性价值。《大转型》提供了迄今为止对市场自由主义——相信不管是民族国家社会还是全球经济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自发调节的市场来组织——最强有力的批判。从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这种市场自由主义——在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标签下——已经开始支配全球政治。但在这本书1944年首版后不久，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就加剧了，这种紧张模糊了波兰尼贡献的重要性。在资本主义捍卫者与苏式社会主义辩护者之间的高度极端化的辩论中，波兰尼那复杂的、辨析入微的立场毫无用武之地。然而，具有某种公平意味的是，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波兰尼的著作开始得到它本该拥有的显著地位。

波兰尼的生平与《大转型》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卡尔·波兰尼(1886—1964)在布达佩斯长大，成长在一个社会承担和智识成就都非常突出的家庭环境中。他的弟弟迈克尔(Michael)成了一位其著作至今仍被广泛阅读的重要的科学哲学家。波兰尼本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是匈牙利学生和知识分子圈中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的维也纳，波兰尼作为资深编辑为中欧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周刊《奥地利经济学家》(Der Österreichische Volkswirt)工作。在这期间，他首次接触了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他那著名的学生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观点。米塞斯和哈耶克当时正在试图挽回市场自由主义在智识上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当时已经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魅力严重动摇了。就短期而言，米塞斯和哈耶克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直到60年代，能够给政府积极管理经济的活动以合法性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念支配着西方的国民政策。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米塞斯和哈耶克在美国和英国不知疲倦地鼓吹市场自由主义，并且直接启发了像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这样有影响力的追随者。哈耶克一直活到1992年，这么长的寿命足以使他由苏联的解体而感到自己得到了平反。在去世之前的那些岁月里，他被广泛地尊为“新自由主义之父”——启示了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里根(Ronald Reagan)去追求去规制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但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波兰尼就已经直接挑战了米塞斯的论点，此后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批判一直是他理论关注的重心。

在他为《奥地利经济学家》周刊工作期间，波兰尼见证了预示后来大萧条的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1931年奥地利信贷银行的破产，以及法西斯的兴起。但随着希特勒1933年攫取了政权，波兰尼的社会主义观点就变得在政治上可疑了，他被要求从周刊编辑的位置上辞职。他流亡去了英国，在那里作为工人教育协会——这是牛津和伦敦大学的校外部——的一个讲师。对课程的准备引导波兰尼将自己沉浸在英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的材料中。在《大转型》中，波兰尼将这些历史材料与他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那些在今天看来极有影响的观点的批判熔为一炉。

《大转型》的实际写作是在波兰尼20世纪40年代作为访问学者逗留于福蒙特州的伯灵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期间完成的。在一项研究资金的支持下，他可以将所有的时间用于写作，环境的改变也有助于波兰尼综合他思想中的各种脉络。实际上，这本书的持久贡献之一——它对规制全球经济的那些制度的关注——是与他的多国流亡经历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再到英国以及美国的经历，与一种深沉的道德责任感结合在一起，使波兰尼成为某种世界公民。在生命垂暮之时，他向一个老朋友写道：“我的一生是个‘世界性的’一生——我经历了人类世界的生活......我的著作是为亚洲、非洲，为新生民族而写的。”尽管他一直保留着对祖国匈牙利的深沉感情，但波兰尼已经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并且认识到，各种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是如何被某种全球经济安排所推动和支持的。

波兰尼的嵌入概念

解释波兰尼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嵌入概念。这既是他对社会思想做的可能最为著名的一个贡献，同时也成了无数混乱的根源。波兰尼的论证起始于对下面这一点的强调，即直到当下为止，现代经济思想的整个传统都奠基于这样一种概念——经济是一个由相互锁连的市场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即使是在经济学家承认市场体系有时需要政府来克服市场失败时，他们还是依赖于将市场看作由有机整合的市场组成的均衡体系的观念。波兰尼的意图在于表明，这个概念与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现实有天壤之别。他坚持认为，在19世纪之前，人类经济一直都是嵌入社会之中的。

“嵌入”这个词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即经济并非像在经济理论中那样是自主(autonomous)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波兰尼赋予这个术语的内涵超出了那种人们现在已熟知的理解，即市场交易有赖于信任、相互理解和法律对契约的强制执行。他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强调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与从前的思想家之间的根本决裂。与历史上将经济附属于社会的常规模式相反，他们的自发调节市场体系要求社会从属于市场的逻辑。他在第一部分中写道：“从根本上讲，这正是由市场控制经济体系能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不过，这个段落以及其他类似的段落本身导致了对波兰尼观点的一种误读。经常有人错误地认为，波兰尼的意思是说，随着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兴起，经济已经成功地脱嵌于社会并开始支配社会。

这种误读模糊了波兰尼论点的独创性和理论的丰富性。波兰尼确实说过古典经济学家们想要创造出一个经济已经有效脱嵌的社会，而且他们鼓励政治家们去追求这个目标。可是他同样坚持认为他们不曾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实际上，波兰尼反复强调，一个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个乌托邦建构：这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例如，在第一部分的开篇，他就写道：

“我们的主题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观念乃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人的和自然的实存，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将无法长期存续。它会从肉体上摧毁人类，并将周遭环境变成一片荒野。”

为什么脱嵌不可能成功

波兰尼认为要想创造出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成纯粹的商品，而这必然会造成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毁坏。在他眼中，自发调节市场理论家及其同盟者经常把人类社会推到悬崖边。但当不受限制的市场产生的后果变得昭然若揭时，人们就会抵制它，他们拒绝像旅鼠那样前赴后继地走上悬崖，自蹈死地。相反，他们通过从市场自发调节的信条中抽身而退来挽救社会和自然环境免于灭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让市场脱嵌就好比去拉伸一条巨大的橡皮筋。让市场得到更大程度的自治的努力同时也增大了张力的水平。再进一步拉伸，要么皮筋绷断——代表社会解体，要么经济回复到更嵌入的状态。

这项论证的基础逻辑在于波兰尼在真实和虚拟的商品之间所做的区分。对波兰尼而言，商品就是那些生产出来要在市场上出售的东西。根据这个定义，土地、劳动和货币是被虚拟为商品的，因为它们最初并不是为在市场上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劳动不过是人类的活动，土地是被细分的自然，而现代社会中货币与信用的供给必然是政府的政策所创造的。现代经济始于假装这些虚拟商品会像真实商品那样起作用，但波兰尼坚持认为这种手法会产生致命后果。因为这意味着经济理论建立的基础是一个谎言，而这个谎言使人类社会处于危险之中。

波兰尼的论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一项道德论证，认为把自然和人类当成物品，让其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这本身就是错误的。这种想法违反了数百年来统治着社会的那些原则，因为自然与人的生命几乎一直都被认为有其神圣的一面。这个神圣的面向与将劳动力和自然附属于市场的做法是不可调和的。波兰尼拒绝将自然当作商品来对待，这预示了当代环保主义者的许多主张。

波兰尼论证的第二个层面集中于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即使经济被假定为自发调节，国家也必须持续地调整货币和信用的供给，以避免通胀和通缩的双重危险。同样地，国家还要通过在失业期提供救济，通过教育和培训未来的工人，通过试图影响人口流动等措施来管理对雇员不断变换的需求。在土地方面，政府已经通过使农民隔离于波动不定的收成和价格的压力，而努力保证粮食生产的连续性。在城市地区，政府通过环境和土地使用法规来管理现有土地的使用。简而言之，管理各种虚拟商品的角色使国家置身于三种最重要的市场之中，维持市场自由主义关于国家“外在于”经济的观点已经完全不可能。

虚拟商品解释了脱嵌经济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并且这种角色要求政治决策；它不能被化约为某种类型的技术或行政功能。当国家政策向通过更多地依赖于市场的自发调节的脱嵌方向移动时，普通人就被迫承受高昂的代价。工人及其家庭变得更易处于失业状态，农民被暴露在更大的国际竞争之下，而且这两个群体都被要求在更少得到帮助的情况下硬挺下去。为了保证这些群体在承担这些代价的同时又不被参与破坏性的政治行动，国家要花费更大的气力。这就是波兰尼宣称“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时的部分意涵所在：它要求用治国术和压制来把市场逻辑及其所伴随的风险强加给普通大众。

《大转型》的当下意义

对当下关于全球化的争论，波兰尼的论点是重要的，因为新自由主义者所信奉的乌托邦视野与激发了金本位制的信念如出一辙。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他们一直在坚持，全球经济的整合在于摒弃国家边界，这种整合能够为一个世界和平的新时代打下基础。一旦各国认可了全球市场的逻辑并将其经济向自由流动的商品和资本开放，国际冲突就会被温和的竞争所取代，这种竞争不过是攀比谁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如同他们先辈所做的那样，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所有国家必须做的，不过是信任自发调节市场的功效。

确实，当下的全球金融体系与金本位制有很大不同。汇率和各国通货不再与黄金挂钩，绝大多数通货的价值被允许在外汇市场上波动。同时也存在着强有力的国际金融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管理着全球金融体系。但在这些重要的区别背后，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一种认为只要个人和企业有了追求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自由，全球市场就会给每个人带来好处的信念。

这种基本信念是新自由主义者试图拆除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障碍、消除政府对经济生活组织的“干预”的这些系统努力的基础。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全球化的一个有影响力的辩护者写道：“当你的国家承认......今天全球化经济中的自由市场法则，并决定遵循它们时，它就穿上了我所谓的‘金色紧身衣’。这种金色紧身衣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性外衣。冷战的衣着是毛套装、尼赫鲁夹克和俄国皮衣。全球化只有金色紧身衣。如果你的国家现在还没有挑到一件合身的，那么不久就会有的。”弗里德曼继续说，“金色紧身衣”要求缩减政府、消除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限制，并减少对资本市场的管制。更进一步，他还愉快地描述了在外汇和金融市场上，国际贸易参与者的“电子牧羊人”是如何实施这件紧身衣中蕴含的限制的。

波兰尼对三种虚拟商品的分析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这种全球水平的自发市场调节的图景乃是一种危险的幻想。正如国民经济有赖于一个活跃的政府角色一样，全球经济也需要强有力的规制机构，包括一个最终借款人。在缺乏这样一些机构的情况下，特定的经济——尤其可能是全球规模的经济——将会遭遇致命的经济危机。

但我们从波兰尼那里学来的更为基本的一点还在于，市场自由主义对普通大众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工人、农民和小生意人将无法片刻忍受这种让他们日常经济环境处在周期性的剧烈波动中的经济组织模式。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那无国界、平安祥和的乌托邦要求全世界千百万普通人拥有一种韧性，以便忍受——也许每隔五年或十年——一个相当长期的萧条，在这期间，他们必须仅靠从前收入的一半或更少来生活。波兰尼相信，期望这样一种韧性，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也是根本不切实际的。在他看来，人们将会不可避免地动员起来保护自己免受这些经济震荡之苦。

实际上，近年来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已经遭遇到遍及全世界的抗议，在这些抗议中，人们试图抵制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破坏。随着这些不满的加剧，社会秩序变得越来越成问题，而且政治领袖通过将国内或者国际敌人作为替罪羊而转移不满的危险与日俱增。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和平乌托邦导致冲突的逻辑。例如，在非洲的许多地方，结构调整政策的灾难性效应已经使社会解体，并制造了饥荒和内战。在别的地方，后冷战时代已经出现了军国主义政权，它们对邻国和自己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充满了攻击性意向。而且，在全球的各个角落，武装冲突——通常都与宗教激进主义相互纠缠——总是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动荡来遂行其事。如果波兰尼是正确的，这些失序的信号就是将来更危险情势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