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观点 | 拨开伊朗局势的迷雾

|（一）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

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伊朗处于敏感时期和重要的历史关口。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定，并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之后，伊朗国内强硬派借机发起对伊朗总统鲁哈尼的新一轮攻击，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在外部，伊朗与以色列在叙利亚直接冲突升级，导致伊朗民众安全焦虑加重。随着特朗普极限施压政策的推进，民众持续遭受国内政治冲突加剧和经济低迷的双重压力，伊朗政权在维护国内稳定与应对外部挑战方面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特朗普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退出伊核协议的主要目的是遏制伊朗在中东地区不断扩大影响力，并将伊朗国内矛盾激化视为颠覆其政权的大好时机。

2013年伊朗温和派上台后，伊朗统治阶层内部斗争一度相对缓和，诸如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和领袖哈梅内伊的国际问题顾问维拉亚提这些属于传统右派和中右派的人都加入了支持鲁哈尼的阵营。但是从2017年伊朗总统选举备选开始，尤其是政治元老拉夫桑贾尼的突然离世，伊朗政权内部斗争加剧。鲁哈尼刚战胜强硬保守派候选人莱西赢得总统连任，主要政治派别围绕2020年议会选举和下届总统选举就展开布局。2018年元旦前后那场全国性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始发地马士哈德即莱西支持者的大本营。

| （二）主流政治派别的博弈

伊朗国内的主流政治派别可分为三派：

第一个派别是以现任总统鲁哈尼为代表的温和派。鲁哈尼的政治立场与改革派接近，主张自由经济和放松社会管制、与西方包括美国改善关系、修复与沙特的关系，两派组建“改革派联盟”。鲁哈尼连任后释放出加大社会经济改革力度的信息，受到来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官和强硬派宗教人士的公开打压，并逼迫其作出退让，导致鲁哈尼第二任期组建的内阁实力弱于此前，激起改革派强烈的不满。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和重启制裁后，以前首席核谈判代表加利利、前总统内贾德为代表的强硬派保守派以否定伊核协议，批评依靠西方发展经济的政策和质疑鲁哈尼的执政能力，维拉亚提也重新站在了鲁哈尼的对立面。实际情况是，极力与西方靠近的鲁哈尼政府内外承压，强硬派不仅削弱了鲁哈尼政府的公信力，弥漫全社会的失望情绪也使伊朗政权受到伤害。

第二个派别是改革派。改革派在2009年大选风波后被政治边缘化，2013年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源和信誉支持鲁哈尼当选总统，得以重回政坛，并且一直在为独立参选下届总统做准备。鲁哈尼当选和连任总统的绝大多数选票来自于支持改革派的选民，尤其是年轻人和中产阶级。在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之后，改革派内部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是继续坚定地支持鲁哈尼，二是对鲁哈尼不满和后悔支持他连任。由于经济陷入困境，鲁哈尼政府受到越来越尖锐的批评，民众支持率明显下跌。改革派直接报名参选一直难以逾越宪法监护委员会资格审核这道坎，温和派已呈衰势，改革派可能会转向支持阿里·拉雷贾尼、纳提格·努里等中间保守派人物。

第三个派别是保守派。由众多政党和组织构成的保守派阵营是伊朗政坛上实力强大的政治力量，国家强力机关完全由宗教保守势力掌控。在保守派内部，前总统内贾德被认为是造成内部分裂的根源之一，他的强硬立场和民粹主义行为使国家利益受到巨大损失，因此自执政后期以来一直遭到来自保守派内部的排挤。近年来，内贾德不仅猛烈抨击鲁哈尼的政策，而且指责代表保守派的议长和司法总监拉雷贾尼兄弟拉帮结伙，司法不公。

他不听从领袖哈梅内伊的劝告报名参加2017年总统选举，未能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核，后转向支持鲁哈尼的竞争对手莱希。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让鲁哈尼政府和“改革派联盟”处于被动和失落状态，给保守派势力走强带来了机会，积极进行内部整合，希望形成团结的联盟应对下届大选。尽管不断遭受打击，内贾德仍在为重返政坛竭尽全力的，他强烈要求取消审核程序举行完全自由的选举，而且有不少的支持者。

这些政治派别博弈的另一指向是领袖继承人问题，2018年初的全国性反政府抗议活动背后隐藏着派系竞争加剧的剧情。当年哈梅内伊是在总统任上被推举为霍梅尼的接班人，因此曾有分析认为鲁哈尼很可能会成为领袖继承人，反对鲁哈尼的政治势力在诋毁伊核协议——鲁哈尼最大的政治资产上不遗余力。未来围绕领袖继承人的争夺与博弈，仍有可能发生更激烈的政治冲突。

后哈梅内伊时代伊朗现行的领袖制度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如何变化广受关注和热议。谁将成为新领袖？还是以领导班子替代最高领袖的形式？统治集团老龄化和治国理政的精力不济、政治体制中宗教与共和二元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如何解决？都是涉及伊朗未来政治发展方向的关键性问题。伊朗现行宪法是1989年颁布的，霍梅尼生前领导了这次修宪法工作，顺应了当时的思想和形势变化，但1989年宪法对国家权力的制度性安排是后霍梅尼时代政治派系斗争加剧的重要根源。一些政治家认为这部30年前的宪法与现实状况已有很多不符，需要与时俱进，高声呼吁修改宪法。

| （三）经济发展困境

伊朗拥有世界7％的自然资源，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其中15-40岁人口有3600万，并有近1400万人受过高等教育。但受到国家发展理念、经济结构、治理能力和外部制裁等因素的影响，伊朗经济发展状况与其资源禀赋极不相配，国家经济不但未能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而且长期面对高失业率、高通胀率、高补贴、外国投资不足和对外依存度高等问题的挑战，每当严厉制裁来袭，经济就不堪一击，快速陷入困境。

伊朗宪法写道：在伊斯兰教看来，经济不是奋斗目标，只是实现理想的一种工具。伊朗政权把国家安全作为优先考虑，经济建设则排在维护伊斯兰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稳定之后。执政者坚持认为，经济高度发展不能带来政治稳定，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必将随着外资进入伊朗，巴列维王朝覆灭就是前车之鉴。领袖哈梅内伊重点关注油气生产和出口，油气收入是国家经济的血脉，也是统治集团的核心利益所在。近年来，哈梅内伊指示建立能够抵抗制裁的经济模式，强调国家要经济独立和自力更生，摆脱对石油出口的依赖。经济腐败是民怨长期的沸点，给伊斯兰政权合法性带来严重挑战。根据伊朗议会的公开报告，伊朗经济腐败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决策、行政和执行部门的体制问题。政治统治的一些权利不是依靠政府基本职能或社会投资获得，而是通过出售石油和天然气来保证，以至于没有必要依靠精英阶层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此外，对政府、议会和执行部门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和监管。在伊朗，老人政治和利益关系网络造成知识精英上升通道十分不畅，人才向西方国家外流严重，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长期停留在口头上。

事实上，伊朗从达成伊核协议中获得了实际利益。联合国制裁被取消后，伊朗石油出口显著增加，而且向欧洲国家出口。美国对伊单边制裁受到其他签约国的批评，并且站在道义的至高点上支持伊朗。一些伊朗民众表示没有从伊核协议中获得切身利益，一部分原因是经济改革的影响往往滞后以及对伊核协议带来红利的期望值过高，另一部分原因是伊朗在地区问题上的巨大消耗影响了对国内经济建设的关注和投入。鲁哈尼第一任期经济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是有效地稳定了汇率和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但随着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全部被抹杀，说明伊朗经济结构本身存在严重缺陷，这也是特朗普想通过经济战打垮伊朗的缘由。当前对伊朗来说，留在伊核协议里和遵守协议肯定更有利，起码美国单边制裁和对伊朗能源出口清零难以获得广泛的支持。

通过陆瑾副研究员的抽丝剥茧，我们或许能渐渐拨开伊朗局势的迷雾，今天伊朗社会经济处于严重困境，内部原因或许多过美国制裁。未来的走向，不仅取决于美、俄、以、欧盟等各方势力的博弈，更重要是掌握在伊朗国家手中。而伊朗自身的形势变化，又在于其“想不想”和“能不能”：前者指的是伊朗政府想在地区发展和大国外交中扮演何种角色，这同时也会影响外部世界的反应；后者指的是伊朗是否能在国内平缓解决政治体制、经济增长疲弱、社会民生等问题，这关于伊朗的国力，直接决定了伊朗局势的未来。因为“能不能”是“想不想”的前提，没有能力或实力，再多的想法都将是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