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之眼·窥破西方迷障

青铜器在中国的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本是夏商周时期等级制度明确的社会产物，但由于四五千年的时间跨越，使我们今日所见的青铜器既熟悉又陌生。

西周 大克鼎

上海博物馆藏

西周中期青铜器， 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腹内壁铸有铭文2段，共28行，铭文290字，记录贵族膳夫“克”用于祭祀他的祖父的重器。

膳夫：是源自《周礼》的古代官职，主要负责掌管宫廷饮食事务。

职责包括管理君王饮食、验尝食品、供应祭祀与宴宾所需，并构建以烹人、醯（xī）人等辅助人员组成的饮食管理体系，是“食官之长”。

熟悉是源于生活中的某些事物还残留曾经的影子，我们的文化血脉未曾断绝，陌生是间隔数千年的那种亲人相遇胆怯的凝视。

西周早期 兽面纹甗（yǎn）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西周早期青铜器，1972年陕西省扶风县刘家村出土。甗为古代炊具，相当于现在的蒸锅，由上部的甑和下部的鬲两部分构成，甑与鬲之间有一层箅（bì）子。

河南安阳殷墟在1984年和1999年考古发现过两件烹煮人头的甗，应是战争结束后祭祀所为， 可见甗可能兼具 “礼用器”和“祭祀器”的功用。（鉴于视觉冲击不做图示，有兴趣可自行搜索。）

甑（zèng）：为古代炊具，底部有许多透蒸汽的小孔，放在鬲上蒸煮食物。

都说中华文明古老，中华文明神秘，在那个曾经的青铜时代，这些青铜铸造的器物就是最高级的文明和科技的代表。

西周 虎簋（guǐ）

上海博物馆藏

西周中期的青铜器，早年出土于陕西凤翔地区，现存完整器两件，上海博物馆藏器内有209字铭文，为现存簋类青铜器中铭文数量之冠，为西周宗法制度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被应用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簋主要用于盛放饭食并用于祭祀、宴飨（xiǎng）等礼仪场合。

它们曾经煌煌煜煜，照耀野蛮蒙昧的土壤里萌发的文明初芽。它们如今翠锈斑斑，诉说文明路途中每一个走到今天的脚印都是伟大。

西周 杜伯盨（xǔ）

故宫博物院藏

西周中期偏晚青铜盛食器，器盖内壁与器底铸有4行30字相同铭文，记载杜伯自作此盨以祭祀先祖，祈求福佑。盨主要用于盛放黍（shǔ）、稷（jì）等饭食，盖子翻置可另作容器。

黍：黄米。

稷：说法不一，指谷子、高粱、不粘的黍，被当作“百谷之长”。稷由百谷之长演变为“谷”神，和土神合称“社稷”，后成为国家的代称。

我们努力探究铜、锡、铅组合比例中的玄妙，试图通过辨识形、工、纹、铭的每个细节，擦掉历史真义前的迷雾重重。历史是一场宏大的话剧，我们通过这些曾经闪耀现在累锈斑驳的“道具”，窥探曾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们。

春秋 宋公栾簠（fǔ）

中国文字博物馆藏

春秋时期青铜器代表文物，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固始县侯古堆村1号大墓，为宋景公（其名《左传》作栾luán）为其妹出嫁吴国专门制作的婚嫁媵（yìng）器，器盖及器腹铸有相同20字铭文，揭示了春秋时期宋国与吴国通婚的历史事件。

媵器：古代青铜器中用于送嫁的礼器。

在曾经山河蒙尘，列强环伺的内忧外患中，总有一股源于土地勃发于血脉的力量让弯曲的脊梁挺直，缓慢且坚定的在历史洪流中搏击，激流勇进站在世界的前端。

战国 错金夔纹豆

山西博物院藏

战国青铜盛食器，1965年出土于山西省长治市分水岭墓葬群，展现三晋地区错金工艺的巅峰水平，为研究战国时期金属镶嵌工艺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豆为礼器的一种，最早用于盛放黍稷，后演变为专门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

三晋：指战国时期的魏、赵、韩三国的合称，原系晋国故地，现指山西省。

那些曾经深埋九州的钟鼎尊彝上的饕餮和神鸟，似乎就是蛰伏的力量源泉，那些镌刻在器物上残缺不全的铭文，不再是记录王侯的丰功伟业，而是成为民族在旧秩序崩坏中重建新秩序的智慧。

春秋晚期 吴王夫差鉴

上海博物馆藏

春秋晚期青铜盛水器，器内壁有铭文两行十三字，记吴王夫差用青铜作此鉴，为吴王夫差宫廷中御用之物。鉴初为陶质，春秋中期出现青铜鉴，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最为流行，功能包括盛水、鉴容、储冰防腐及沐浴。

这股伏隐如龙的力量，我们曾经以为很小且微弱，在面对西方嚣嚷的文明矩阵面前，总不免存有某种寂寥的黯淡。彼时我们尚且懵懂，就如被斑驳铜锈遮蔽了耀眼的金灿光辉。

战国 嵌地几何云纹铜敦（duì）

湖北博物馆藏

战国时期青铜盛食器，1974年出土于湖北秭（zǐ）归斑鸠窝。采用上下对称结构，用于盛放黍、稻、粱等饭食，底部可加热，盖子可翻转使用。敦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是将鼎、簋的形制相结合发展而成。

后来渐晓，彼时世界话语权“西风”正盛，他们讲述的“文明”被放大了字号，被加粗了字体。我们不自觉的用被 拉 长 的 标 尺 ，暗暗丈量自家久远的荣光，竟自惭形秽起来。

夏 乳钉纹铜爵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藏

1975年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爵，作为夏代礼制文明的标志性器物，其纤细修长的造型被喻为”中华第一爵”。爵为酒器，是在祭祀场合使用，立三足架火加热，然后行“灌地之礼”。

就怀着种“不如人”的揣度，我们看到了河南安阳殷墟的狞厉威仪、陕西扶风岐山周原的法度肃穆、江西新干大洋洲的纹饰奇绝、四川广汉三星堆的旷古辉光、山西侯马晋的盟书陶范，它们彼此呼应，相互印证，蓦然间回首惊醒，原来我们文明的源流，纵跨八方，横跃九州，何尝是涓涓细流？

商代晚期 兽面纹方觚（gū）

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属商晚期典型青铜器，传为河南安阳出土。觚是商代至西周初期盛行的酒器，其造型特征为喇叭状细长腰身，高圈足，常与爵配合使用于宴饮与祭祀，西周中期礼制变革后逐渐被觯（zhì）取代。

此等气象，已破除西方谋划的迷障，潜隐于血脉的力量终于澎湃，祖先们鼓薪燃起烈火，烧融的青铜汁液，浇筑的岂止是器物，更是凝聚的精神。它们在旧时光里冷却、凝固，在新世界中敦穆、重辉。

商 双面神人青铜头像

江西博物馆藏

商晚期青铜文物，1989年出土于江西新干大洋洲，是现存唯一的双面青铜头像。其独特的双面造型与神秘纹饰组合，体现了商代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与象征性表达，是研究商代青铜铸造工艺及宗教信仰的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