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富豪争相购买的“理财产品”，鲁智深还靠它躲过一劫

在《水浒传》中，杀人潜逃的鲁提辖得到赵员外相助，赠予他“五花度牒”，在五台山文殊院得度出家，成为智深和尚。这个故事的素材正是来源于宋代的卖牒政策，对经文教义一窍不通的鲁智深，仅凭一纸度牒便能成为僧人，是当时宗教界现状的真实写照。由卖牒政策而产生的如鲁智深一样的“花和尚”，在那个时代不在少数。

度牒是古代由国家发放的得度证明，只有经过得度，出家人才能免除徭役等国家规定的义务，脱离从事生产的普通民众社会。因此，对于僧尼来说，度牒乃是必须终生随身携带的身份证明，诗文、小说等文学作品常将其形容为出家人的护身符。

北宋后期，由于国家财政紧张，开始出现将尚未记录得度人姓名的空名度牒向民众出售的所谓“鬻度僧牒”，即卖牒行为，其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到南宋时期，试图出家的人想要获得度牒，几乎只剩下购买空名度牒这一个方法，度牒价格更是一路暴涨。

卖牒政策对宋代政治、宗教教团以及社会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将以卖牒政策的演变过程为主线，尝试阐明其对宋代宗教活动和普通社会产生的影响。

卖牒的开始

在宋代，恩度几乎每年举行，甚至有时还会举行让在籍童行全部得度的“普度”，由此产生了大批僧尼。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举行普度时，得度人数还只有8000人，而太宗朝先后两次举行普度，所度僧尼多达170000人 。不止这些恩典，宋太宗即位之初，便在太平兴国二年（ 977）三月颁布命令，废除了发放度牒时手续费的征收：

癸亥，工部郎中侯陟言：“祠部给僧尼牒，每通纳百钱于有司，请罢之，岁令诸州上僧尼之籍于祠部，下其牒，俾长吏亲给之。”诏从其请。

与后来高达数百贯的度牒价格相比，宋初缴纳的“百钱”，简直堪称廉价。而即便价格低廉，手续费的废除也是太宗的佛教优待政策的一环。不过，把发放度牒的实际权力交到地方长吏的手上，结果就是带来了新的弊端。《太宗皇帝实录》中就有这样的叙述：

诏曰：先是，祠部给僧尼牒，并传送诸处，州长吏亲给。如闻吏（缘）为奸，募人以缗钱市取，赍以至外郡卖焉，得善价，即付与之。自今所在宜奉行前诏，违者重致其罪。

所谓“前诏”，明显是指太平兴国二年的诏敕。据史料描述，诸州长吏将祠部发下来的度牒（此时尚为空名）卖给商人，再由后者分售至其他州郡，这一行为无疑正是名副其实的度牒买卖。

20年后，朝廷颁布如下禁令：

［咸平五年（ 1002）十月丁亥］诏天下有窃买祠部牒，冒为僧者，限一月于所在陈首，释其罪。违者论如律，少壮者隶军籍。

可见自宋初以来，度牒的违法买卖不曾停止。而到了北宋后期，政府亦将目光瞄准这种已成惯例的度牒买卖，并开始公然鬻卖度牒，将其收益作为地方财政来源之一。

关于卖牒的开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引熙宁元年（ 1068）七月知谏院钱公辅的上言为据，将该年作为卖牒开始的时间，然而李心传却引用《实录》以下记录：

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赐陕西转运使度牒千道，籴谷赈济。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六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一五都以此为据，将治平四年（ 1067）作为卖牒之始，纠正了《长编》的舛误。

此间曲折，先学早已论及。而《宋史》卷十四《神宗本纪》在提及卖牒之事时，也同样以《实录》为据，将之系于治平四年。

就史料记录来看，开始于治平四年，即神宗即位之初的卖牒，到了翌年的熙宁元年，已在各地大范围施行。例如《宋会要》中就提到，熙宁元年四月，因修筑广州城，本路转运使王靖上奏，请求发放空名祠部（度僧牒）1000道，交由经略司出卖，所得用以雇召修城民夫，朝廷令给500道。也就是说，截至熙宁元年，不单是陕西，广州也发放了用以售卖的度牒，其所得不单用于赈济，也用于修筑城壁之际招募民夫。与此同时，与卖牒并行的入粟补官法也于该年七月付诸实施。

王安石画像

熙宁二年，王安石主导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开始推行。新法一经实施，作为财源之一的卖牒收入立刻派上了大用场。继均输法之后，该年九月又推行了青苗法，首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后推广至全国。就在青苗法试行之前，曾有过这样的背景：

会河北转运司勾当公事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奏乞度僧道牒数千道为本钱，行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以便民无抑配，与安石意合，即请而施之河北，而青苗法遂行于四方。

表明河北实施青苗法之际，曾以度僧牒数千道作为本金。后来的熙宁六年三月庚午，朝廷赐夔州转运司度僧牒500道，用于在黔州置市易司 ；熙宁七年五月辛丑，又赐 500道作为杭州的市易本钱，可见度牒屡屡被作为青苗法、市易法的资本。度牒的售卖为这些经济改革措施提供所需资金，确是重要财源之一。也正因如此，与卖牒相关的记录在熙宁、元丰年间的史料中频繁出现，而旧法党执掌政权的元祐年间（ 1086—1094年），虽然卖牒现象并未杜绝，相关史料记录却极为少见。

另一方面，在卖牒发轫之初，度牒究竟是怎样售卖的，历来研究对这个问题几乎从未表现出关心。关于这一点，以下史料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示：

（熙宁二年）闰十一月，降空名祠部二千道付鄜延安抚司，召童行及客人进纳见钱，收籴斛斗，充安抚司封桩。……其合进纳价钱数目，并令安抚司相度，仍限至三年夏季终纳足。

这道命令要求西北边境的安抚司招募童行和客人（商人），以发放空名度牒为交换，令其纳钱，并用所纳之钱购入谷物，作为安抚司的封桩库藏。而童行、商人进纳的价格和数量则由安抚司斟酌决定。

宋代除了童行，还招募商人进行度牒买卖，这种情况至少在唐代的记录中是不曾见到的。而且商人购买度牒进行转卖，还能享受某些优待，例如上述史料的正文之下，就有这样的注：

客人收买往指定州卖者，许增价收息出卖，本处报到有人买者，准此申部。

特别强调往指定地区转卖度牒的商人，可以抬高价格，收取利润。政府特意附加这样的优惠，显然是鼓励商人转卖空名度牒的。

前引熙宁二年闰十一月的史料中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即度牒价格交由当地安抚司“相度”决定，这意味着当时还没有明确的官方定价。关于熙宁年间的度牒价格，从后来王安石的上言可知，每道为150石。陈裕菁在《北宋米价考》一文中曾做过考证，指出大约在熙宁七年以前，米价为每斗100文左右。如果该结论准确，那么度牒价格就相当于每道150贯。不过，熙宁二年乃丰年，韩琦就曾上言称“去岁河朔丰熟，常平仓所籴白米，每斗未过七十五文至八十五文省以来” 。王安石的上言在青苗法施行于河北之时，结合韩琦所言，可知河北转运司当时大概以每斗75文～85文的价格籴买谷粮。也就是说，实际上度牒价格在每道112贯500文～127贯500文。

元丰六年，度牒单价被正式规定为130贯。例如史料称：

（元丰六年八月甲午）赐环庆路经略司度僧牒千，令贸钱十三万缗别封桩。

（同年十二月辛卯）赐陕西转运使李察空名度牒五百道……每道为钱十三万。

该年的史料中关于度牒价格的记录很多，且每条记录换算结果都是每道度牒130贯。这一结果正好印证了《宋会要》元丰七年的记录：

（元丰）七年二月七日，门下省言：“度僧牒已著令，每道为钱百三十千。”

这里所说的“著令”，指的应该就是元丰六年之令。此前的度牒价格乃是任由各地官衙斟酌决定，所以会出现各地度牒价格不同的现象。也正因如此，这条史料的下文才会继续说道：

检会敕夔州路转运司每道三百千以次减为一百九十千，欲送中书省价高处别取旨。从之。

可见政府采取了措施对度牒价格进行调整，让那些价格高的地方逐渐降低价格。此外，元丰六年十月三日，政府还做出规定，将每年发放度牒的数量定为10000道。回顾这一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始于神宗初年的卖牒制度，至元丰六年正式确立。

南宋度牒的价格暴涨

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和议成立之后，南宋开始着手全面停止度牒发放。不同于此前的那些只停止新发度牒的命令，这次连已经下发的度牒也要停止售卖，并尽数收回，举措可谓彻底。此令一下，就一直施行了十九年。

直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二月二十五日，度牒售卖重新开始。恢复卖牒最直接的原因，是金海陵王撕毁和议大举南侵，南宋军事资金再度告急。不过实际上，从两三年前开始，要求恢复卖牒的声音便日渐高涨，已至难以平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卖牒一经恢复，“僧道预备军”便蜂拥而至。此后卖牒一直持续到南宋末，影响波及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这种影响之深，直接反映为该时期的文献，尤其是文集中与卖牒相关记载数量之多，也让我们能够从中了解到这些影响的具体形式。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一时期虽然偶有特旨下赐度牒，但并未举行试经度僧或普度，卖牒几乎是度僧的唯一手段。

首先探讨一下恢复卖牒之后度牒价格的变化趋势。恢复之初，度牒以每道500贯，益以绫纸钱10贯，即510贯的价格出售。与住卖前相比，这个价格高达之前的近5倍。一方面，从绍兴三十一年起， 9年间共下发度牒12万道，可知平均每年下发数量多达 13000道，足见政府在资金筹措上对卖牒是何等倚仗。然而恢复之初的度牒售价过高，自然无法大量卖出，因此恢复后的翌年，价格即降至312贯，到隆兴二年（1164）更降至 250贯，不过两者都标榜只是临时举措，官方定价始终保持在500贯。乾道五年（1169）政府曾一度停止度牒发放，不过也仅是一时，第二年春天即以每道400贯的价格重新恢复售卖，令购买者以现钱、会子参半支付。

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是富豪买断度牒之后，再以高于原来的500贯的价格转手，从中牟利，因此淳熙四年（ 1177）政府采取措施，再度将价格上调为 450贯，更为接近官方原价。

后来度牒价格一路高涨，淳熙九年（1182）至 500贯，十二年（1185）至700贯，到光宗朝高达800贯，下文将详细论述的公田法施行后更是突破了920贯。而且，这不过是政府公布的官方定价，实际上市场中的流通价格有时甚至超过1000贯。这些度牒买卖中，用米代替现钱进行交易的情况很常见，这样换算下来，则每道度牒大约300石，是北宋神宗朝初期价格的2倍。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又存在米价换算的问题，朱熹在《乞借拨官会降度牒及推赏献助人状》中就指出 “度牒换米，虽已得旨给降，而米数太多，度牒一道计当钱千五百缗”，说明实际的度牒价格已经超过官方定价的2倍。为此，他表示：“以此至今皆未闻有应募者……其度牒亦乞裁减半价，只作百五十石……”认为应该降价。另外，在四川，只在该地区内部通用的川钱引相对于度牒的价格，在淳熙五年（1178）为度牒1道对钱引800道，后来涨至1000道，然而实际上却是“蜀中度牒，官直千引，而民间至千六百引云”，实际交易价格是官方价格的1.6倍，出现了“僧、道士有金钱而度牒不可得”的现象。到了嘉定初年（1208），四川总领所出库管金银、度牒收兑钱引半界之时，度牒的价格已经高达每道1200缗。

卖牒本来应该是填补财政空缺的最后手段，然而进入南宋后期，已然到了“国家所以纾用度者，僧牒与鬻爵耳” 的地步，卖牒俨然成为重要财源之一。地方财政中卖牒收益所占比例尤重，为此彭龟年就曾说过，中央政府“应副州郡之钱，不过度牒、会子二种”。卖牒收入最主要的用途是遇到自然灾害时充当和籴的籴本，但实际操作中却总会面临种种困难。例如彭龟年在上述发言中紧接着提到的，“但度牒、会子惟平时可以换易，若直待缓急，然后给降，决难支用”，即灾害发生后再临时奏请朝廷拨降，显然为时已晚。于是在情况紧急的时候，地方官为了赈灾，就不得不动用其他名目的官钱。例如在孝宗乾道四年（1168），四川制置使汪应辰在蜀中大旱之际奏请朝廷发放度牒，获准下发400道。当时批准的圣旨中特别加上了“专充籴本，措置赈济，不得别将他用”的条件，而汪应辰在后续的上奏中则报告自己“缘度牒未到，已先兑那别色官钱，逐急收籴，斟量缓急，随宜赈济”。由此可见，朝廷下发用于售卖的度牒，实际上是一种用途有限、不可挪为他用的 “定向补助款”。

正因为度牒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重要财源之一，时人文集中常见乞请下发度牒的上奏，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即便如愿得到度牒，到了卖出的环节，事情却又不那么简单。由于度牒价格持续上涨，经常会出现迟迟等不来买家的情况，周必大所说的“昨日乃闻江西度牒难卖，州郡甚困科扰”，魏了翁提到的“度牒、盐袋虽在橐中，卒难交易”，都是这一困境的真实写照。没有买家，就意味着没有财政收入，因此农民往往被强行摊派。这类案例的报告见于真德秀《回申尚书省乞裁减和籴数状》《申尚书省乞免降度牒状》等上奏。前者是朝廷在嘉定十一年（1218）向湖南潭州发放会子和度牒作为和籴本钱时，真德秀所上奏状，文中论及：

度牒经年无人承买，于是官司不获已，以科配从事。每岁州以度牒科之县，县以度牒抑之民，凡户管田一千亩以上者纳度牒米，一千亩以下者认中籴米，每牒一道，率三四户共之，寺观亦然。一岁所科虽十余万石，而所纳实不及半。……而纳度牒米者折阅尤甚，且无变转之所。词诉盈庭，怨嗟载道，民之脂膏，朘削极矣。

可以看到，不只是农民苦于度牒科配，就连寺观也因此经济大受影响。而且，在上述两道上奏中后者的小贴子里，真德秀还指出：

契勘湖南州县寺观，大抵产税岑寂已甚，虽名大刹，不足比江浙、福建下等寺观。兼自嘉定十一年以来，逐岁敷抑度牒，勒令纳米，其数已不可胜计。纳米不足，又责令纳钱，寺观缘此倒败者非一。

据他所说，湖南寺观原本已然是勉强才能度日，更因度牒、钱米的科配而雪上加霜，甚至多有因此倒闭者。由此可以看出，恢复卖牒对于教团来说未必完全是可喜之举，反而更加速了教团在停止卖牒时期里已经出现的衰落势头。

据刘克庄所撰的真德秀行状，上述真德秀提出的免降度牒的上奏并未得到许可，最后不过是“遣人货于都城，而自任其折阅，所籴才十一”。

然而自理宗朝起，和籴愈演愈烈，例如浙西常熟县的和籴额度就高达秋苗的两倍至四倍，到了“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的地步，且因为是强制配抑，更是导致“浙中钜产化为下户者，十室而九”。而与度牒一同被作为籴本的会子，也因大量印发导致价值下跌，政府不得不为应对纸币问题绞尽脑汁。

作为解决和籴的种种弊病的对策，宰相贾似道在浙西路六个府、州、军实施了公田法，停止和籴，并从地主手中征购土地，以其土地上的收入充作军粮（1263年）。 征购资金由官告、度牒、银、会子四项构成，各项所占比例根据征购土地面积大小而有不同：面积在5000亩以上的，支付的征购资金为银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会子二分半； 5000亩以下的为银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会子三分半；1000亩以下为度牒、会子各五分； 500亩至300亩则全额支以会子。 但《至顺镇江志》卷六中记录的比例又与上述有所不同，5000亩以上为官会一分半、银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三分，度牒比例更高。此外，该志中还列举了各项财物的市场价值，其中度牒为每道4600贯。而据周藤吉之的研究，这只是十七界会子的价格，若是以十八界会子换算，则价格为其五分之一，即920贯。以十七界会子计算，此时银价为每两100贯，即度牒价格为每道银46两。

南宋后期的度牒还有一个重要用途，便是充当纸币准备金，即用于回收旧纸币时的资金。恢复卖牒不久后的隆兴二年（1164）正月二十四日，礼部便向浙西等路下发度牒 1万道，用于售卖，所得充作都督府的会子本钱。按照惯例，为了防止滥发和价值下跌，会子以3年为一界，到期则回收旧币，而回收时一般以金银、官告、度牒、紫衣师号等换易。例如嘉定二年（1209）回收十一、十二界会子，便从封桩库拨出金150000两（每两值钱40贯，共计 600万贯）、度牒7000道（每道值钱1000贯，共计700万贯）、官告绫纸、乳香（每套1贯600文）等，共计2 000余贯，用于旧会子的回收、换易。后来的端平二年（1235）回收十六、十七界会子，朝廷拨下度牒 50000道、四色官资付身3000道、紫衣师号2000道、封赠敕告1000道、副尉减年公据1000道，其中度牒所占比例明显很高。

在南宋王朝日暮将近之际，度牒也和纸币一样出现了滥发的现象。然而因价格居高不下，即便买入也无法转手卖出，度牒也就无异于废纸一张。例如高斯得就曾在批评公田法的文章中指出：

白夺民田，流毒数郡，告牒弃物，不售一钱，遂使大家破碎，小民无依，米价大翔，饥死相望。

描述了官告、度牒不名一文的情况。这一时期朝廷每年下发多少度牒，史料中没有统计，确切数字无从得知。不过，从当时曾有一次下发度牒50000道的例子来看，一年下发数量应该是超过100000道的。大量度牒无法卖出，成为一张张空头支票，充斥民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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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古代中国研究丛刊”

《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

[日]竺沙雅章 著 邹笛 译

史立丽 策划

赵楚月 责编

2025年6月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日本东洋史界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名作。全书由前编“宋代佛教社会史研究”和后编“敦煌佛教教团研究”两大部分构成。前编是本书重心所在，聚焦于两宋政府以度牒官卖制度为核心的佛教管理政策之变迁，深入考察了这些政策在国家财政、宗教管理、佛教教团乃至地域社会、秘密宗教等诸多层面造成的长远影响，揭示出宋代佛教在中国宗教史和社会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作用。后编围绕敦煌的僧官制度与寺院经济等主题，开拓中古佛教社会史研究之新境。作者自1960年代以来常年深耕于宋元佛教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成果丰硕，考辨精深，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即为本书所收诸研究。

作者简介

竺沙雅章(1930—2015)，京都府人。1958年京都大学博士课程结业，历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助教授、教授，大谷大学教授等。专攻宋元史、中国佛教史。主要论著有《中國佛教社会史研究》(同朋舍，1982年)、《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汲古书院，2000年)等。

译者简介

邹笛，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招聘研究员、非常勤讲师。专业方向为宋代政治史、军事史，在《史滴》《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東洋学報》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译有饭山知保《另一种士人: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

本期编辑 | 李映潼

原标题：《宋朝富豪争相购买的“理财产品”，鲁智深还靠它躲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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