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扮演摄影助手

1922年夏天, 一位43岁的男子，戴着眼镜，架着摄影器材走进了帝国的中心——紫禁城。

此时，帝国统治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改制共和。但紫禁城中仍然住着一位皇帝。

被准许进入宫内的男子，汉名叫喜龙仁（Osvald Sirén, 1879-1966），生于芬兰，时任斯德哥尔摩大学艺术史教授。此时他正在中国旅行，无论喜龙仁走到哪里，相机都与他形影不离。

喜龙仁肖像

瑞典著名摄影师亨利·古德温摄

喜龙仁能够进入紫禁城参观拍摄私家领域，并非因为紫禁城部分区域已被民国政府接手。而是他认识溥仪皇帝的英语老师庄士敦。

庄士敦曾澄清，他没有权力帮人拿到前往皇宫内部的通行证，但确实为喜龙仁开具了介绍信，可以让他拜访满族亲王贝勒们的府邸和花园。

北京恭王府，喜龙仁摄

末帝溥仪堂兄爱新觉罗·溥儒三十六岁照于恭王府邸蝙蝠殿前厦，喜龙仁摄。

北京郑亲王府来声阁，喜龙仁摄

北京礼王府门楼前的走廊，喜龙仁摄

末帝溥仪的弟弟爱新觉罗·溥杰对摄影很有兴趣，跟今天所有年轻人一样，彼时还不能玩自拍，溥杰就大大方方地在自己的花园里摆造型，让喜龙仁拍摄他。

喜龙仁为溥杰拍摄的照片是叩开皇帝内廷的关键。在尚未得到紫禁城的邀请之前，喜龙仁给溥杰寄了一系列照片，以示感谢。他推测，溥杰一定会把照片拿给皇兄一起看，从而引起溥仪皇帝的好奇。

北京醇亲王府花园，被拍摄者应为爱新觉罗·溥杰，喜龙仁摄。

溥仪居中、溥杰在左下、润麒在右下，他们在御花园内钦安殿后汉白玉石栏上摆出了造型。溥仪的生活照，应为宫廷摄影师或老师庄士敦用私人相机所拍。

果不其然，喜龙仁同他的中文老师周谷振，得到了与皇帝会面的机会。他们被领着先到达神武门，再由神武门到达皇帝私人寝宫前的花园门口。在那里，庄士敦和两位太监迎接了他们，寒暄过后，庄士敦便抽身离开了。

皇帝的特派代表见了喜龙仁，告诉他已被批准可以拍摄所有想拍的照片，但他不能与皇帝直接见面。

与此同时，喜龙仁感觉到有一位年轻人正站在主殿的窗前看着他，并且也戴着眼镜。

溥仪少年读书时，洋老师庄士敦发现溥仪看东西总是眯着眼睛，怀疑这可能是近视眼，经过协和医院眼科的H·J·霍华德博士诊断后，溥仪近视425度，散光75度，散光轴向90。

配眼镜这件事，曾遭到过保守派的阻挠与非议。溥仪曾这样写道：“ 配眼镜的建议，竟像把水倒进了热油锅，紫禁城里简直炸开了。这还了得？皇上的眼珠子还能叫外国人看？皇上正当春秋鼎盛，怎么就像老头一样戴上‘光子’(眼镜)？从太妃起全都不答应。后来费了庄士敦不少口舌，加之我再三坚持要办，这才解决。”

说回喜龙仁的故事，在整个拍摄过程中，窗后那双看着他的眼睛正是溥仪。——一位报信的出来，建议喜龙仁不必在某一处景点用掉太多底片，因为宫里还有许多更重要的地方值得拍。

喜龙仁感到：“ 我很感激他的建议，便移步到毗邻的殿内 …… 还没等我架起相机，又一位报信的跑来，拿着一款老式柯达相机，递给我问是否还可以用？这架相机的状况非常凄惨，我只能建议把它拿到北京最好的摄影店去维修。这仅仅是个开端。几分钟后，皇帝本人就来到我身边，观察我用相机的一举一动。”

末帝爱新觉罗·溥仪生活照，庄士敦摄

接下来我们可以想象……发生了喜剧化的一幕：

喜龙仁事先被告知人们不可以透过眼镜看天子，而喜龙仁也是近视。

溥仪对这位摄影师拿着相机十分感兴趣，因此喜龙仁在摘下眼镜的情况下演示了相机的各种功能。

溥仪又想观察相机内部，于是喜龙仁只好把相机拆开。

过了一会儿，突然有人宣布接见的时间到了，喜龙仁不得不把相机的各个部件装进口袋，向皇帝叩头，倒退着向门口走去（没人可以背朝天子），但还是不能戴眼镜。

事实上，喜龙仁在真实的会面后，随即在《纽约时报星期日增刊》上发表了一篇记述，题为《中国皇帝扮演摄影助手》。

文中讲述到：皇帝本人来到我身边后，开始作为宫内私家向导，指挥我往哪里走、哪些地方可以拍照。

他询问我还剩下几张底片，以确保有足够的数量来拍那些最重要的建筑。没过多久，他就完全忘了害羞这回事，主动带头选择适合拍照的景点和角度。

这个场景对我来说有些奇特，因为我还没有被正式引荐给皇帝，我应该不允许认出他或与他说话。但他强烈的兴趣，他的问题和建议迅速除去了这些规矩和礼节的条条框框。

在1922年5月末的那次拍摄中，喜龙仁跟随溥仪逛了花园，他们一起停下来欣赏生长了几百年的盘根错节的槐树。为了找到最佳取景位置，他们还爬上了石堆和半腐的台阶。

太和殿前，喜龙仁摄

随后，喜龙仁被邀请参观了皇帝在养心殿的寝宫——“养心”得名于《孟子》：“养心，莫过于寡欲。” 在整个行程接近尾声时：“我们在养心殿内找了个地方坐下。更多的破旧相机被呈上至我面前。就如行程伊始皇帝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我身边一般，他（皇帝）突然站起来向他的客人道别后就消失了。”

喜龙仁被带回神武门，在那里，他表露出欣赏：“……我感受到了这个坐在天子之位上的可爱的年轻人生动、亲切的形象。这与我带走的那些胶片几乎是同样珍贵的！”

末帝溥仪的活动范围一度仅限于皇宫。照片由其老师庄士敦拍摄：溥仪爬上皇宫屋顶，极目远眺外面的世界。

喜龙仁在北京除了拍摄了宫廷王府，还花了两年时间拍摄了民国初年的北京墙壁与城门。（以下图片来源于homas H. Hahn Docu-Images）他近距离观察、实地测绘、搜集资料，不仅对这些建筑的营造历史和修缮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更对每一段城墙的碑记、用料、砌筑特点等进行了详细描述和考证。梁思成1930年在沈阳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史》的讲义时，有很多部分直接翻译自喜龙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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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龙仁与中国艺术》

喜龙仁是最早对中国艺术史进行系统研究的西方学者之一。他的研究特点是建立在亲眼见过和亲身拍摄过，因而他的著作往往有很多珍贵的影像资料。

在经历了20世纪的战乱和变动后，中国很多物质文化遗产如城墙、城门、庙宇和宝塔都荡然无存或面貌全非，今天再看喜龙仁的摄影和研究资料，这些记录和文献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