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立丨雅俗之辨与王世贞的通俗文艺编著权问题

摘

王世贞与《金瓶梅》《鸣凤记》《艳异编》《世说新语补》等通俗文艺编著权的关系一直聚讼不已。《金瓶梅》《鸣凤记》自流传之日起就一直传为王世贞所作，起码王作说最为一般人所接受。但自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吴晗否定了王世贞的《金瓶梅》著作权，七十年代以来又有学者对于《鸣凤记》王世贞创作说提出质疑和否定，这两部原本被认为是王世贞俗文学创作实绩最为重要的代表与王世贞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若即若离、模糊不清了。这种既无法肯定又无法彻底否定的状况，无疑既与传统社会文人雅俗观念即所谓雅俗之辨相关，又与明中后期发达的商业、出版影响下所形成的俗文学的创作与流布特点有关，正是这种特点导致了相关史料的匮乏和模糊：我们既无法在王世贞《四部稿》《续稿》《弇山堂别集》及其他确定为王氏所作的文字中找到任何关于其创作《金瓶梅》《鸣凤记》二书的印证，甚至也难觅他对二书的评论性文字；同时，又有其他史料隐约地告诉我们，王世贞与二书的创作与流播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金瓶梅》《鸣凤记》等的编著权依然模糊不清、无法论断的根本原因。

关

王世贞；雅俗之辨；《列仙全传》；《艳异编》；《世说新语补》；《金瓶梅》；《鸣凤记》

作

黄飞立，中华书局副编审。

本文刊发于。

文章目录

一、雅俗之辨与文人的通俗文艺创作

二、明清通俗文艺的繁兴与王世贞的雅俗心态

三、署名王世贞编纂的小说选本

四、《金瓶梅》作者考辨的困难及《金瓶梅》与王世贞的关系

五、历史学视角的《鸣凤记》作者考辨

01

雅俗之辨与文人

的通俗文艺创作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文人特别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文人士大夫的自我群体意识是很明晰的，与所谓众庶的区隔意识严明，其中蕴含的阶层优越感不言而喻。而在这其中，雅俗之辨无疑是最重要的区判标准之一。日人村上哲见说：“可以说正是这种将‘雅’与‘俗’置于上下两端，而联结一体，作为一切有关人的事物抑或作为涉及人的所有行为的评判主轴的认识，形成了过去中国知识分子——所有占据社会上层优越位置并起主导作用的所谓读书人——的人格观的核心。”他进一步从所谓“文人”群体的形成、发展着手来考察雅俗观念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文人这种中国所特有的一类人，可以认为是在魏晋六朝之际形成其原型的，至宋代最终定型。”“（做出如此判断）其依据是作为此类型人的根基的雅俗认识。”

作为烛照人类心灵、曲写幽微毫芥的审美文艺样式，文学无疑是文人学士用以区隔自我与黎民大众的指标性领域，雅俗自然是最为重要的评判标准。在文学中，雅俗问题的涉及面极为广泛，不仅在语言、文体、文字的使用上有文—白、渊雅—滥俗、深—浅的差异与对立，更重要的是在思想的方向、所关注的领域和对象、所表达的情绪及其中反映出的趣味上迥然有别。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雅俗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之间往往呈现出交流互动的态势，而在同一个作者身上，雅俗并作的情况并不鲜见。远在东汉的张衡就是一个显例。张衡所作《归田赋》在对田园隐逸生活的歆羡中标示出非常明显的文人自我意识，而这也是士阶层发展的产物：“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尘埃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于焉逍遥，聊以娱情。”“于时曜灵俄景，继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然而，傅玄在拟其《四愁诗》所作序中说：“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这不仅说明在后代诗体中居于主要位置的七言诗直到西晋还只是所谓“俗体”，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文体的雅俗变化中，在身为士大夫的张衡既从事雅文学——大赋和抒情小赋的写作，又不避忌所谓“俗体”而发抒在雅体中所不便表达的种种情感的事实中，我们得以窥见雅俗文学之间互动的某些痕迹。

从广义的文化角度来说，学界普遍认为，在成熟的文明中都存在着上层文化（或曰大传统）、下层文化（或曰小传统）之两分，就古代中国而言，则是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分立，两者的互动模式是：“一般地说，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一方面固然相互独立，另一方面也不断地相互交流。所以大传统中的伟大思想或优美诗歌往往起于民间；而大传统既形成之后也通过种种管道再回到民间，并且在意义上发生种种始料所不及的改变。”雅、俗文化之间同样如此：“雅文化与俗文化，同一切文化形态的差异一样，二者之间并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倘追根寻源，任何雅文化都来自于俗文化，但某种雅文化一旦形成，也一定会反过来影响俗文化。”然而二者的地位是不平衡的，具体到中国古代的文学，我想钱穆先生的判断大致不差：“即在中国之古代，语言文字，早已分途；语言附着于土俗，文字方臻于大雅。文学作品，则必仗雅化之文字为媒介、为工具，断无即凭语言可以直接成为文学之事。”以上议论是钱穆就《诗经》而发的，而《诗经》之十五国风向来被认为是民讴土谣，尽管从古至今不断有人就此提出质疑，但大部分作者之地位不甚高却也是事实。然而一旦编定为文本，不论其如何在经学、文学间纠结，终于成为士文化或雅文化之代表，成为后世群相膜拜、学习的对象，而其他未经写定者则渐渐风流云散，一代一代地在今天称之为民间文学的苑囿内变迁、轮回。故“雅化”，或后世所谓的“文人化”，就成为中国古代各艺术门类及相关理论批评的总归趋：“‘雅’既是文人特有的价值术语，代表着一个时代文人的人生和审美理想，则所谓‘雅化’，就不但承认了有一个文人群体及其特有价值、标准的存在，而且实际上承认了主流文化的文人化。这不仅是说文人是文学当然的、主要的创作者，同时还意谓着文人标准的受尊重。一般而言，民间文学必待文人的改造、整理，注入他们的情趣、形式，使之雅驯之后，方才能步入文学的殿堂。”在评论文学作品及作者时，下一“雅”字无疑是最高的褒赏。如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钟嵘《诗品》在评价其心目中最好的诗人、被誉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的曹植时就说：“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钟嵘反对诗中用典，在《诗品序》中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批评爱用典的颜延之、谢庄诗作“尤为繁密”，分列二人于中、下品，但在具体评价时却因二人之雅超脱流俗而加以赞许，如评颜延之：“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固是经纶文雅；才减若人，则陷于困踬矣。”评谢庄：“希逸诗，气候清雅。不逮于王（微）、袁（淑），然兴属闲长，良无鄙促也。”而对学习颜延之有得的人，亦肯定其得即在雅之一面，如下品：“檀（超）、谢（超宗）七君，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下文紧接着补充说明，他们七人之所以可贵，在于“大明、泰始中，鲍（照）、（汤惠）休美文，殊已动俗。唯此诸人，传颜、陆（机）体。用固执不移”，即不为流俗所动，护持士人雅致之意。

其实，正如上文所说，雅俗文学之间并非如此界限历历，它们始终处于一种不断的流动过程中，很多交集处无法明确认定到底属于雅文学还是俗文学，而且，很多作家和批评者越来越认识到，雅文学的写作中有时加入俗文学的成分，反而能取得更好的审美与表达效果。与钟嵘同时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就已提出保持文章（主要指文学作品）创作生命力的关键就在于“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并且在同书《书记》篇中举例说：“《牧誓》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大雅》云：‘人亦有云，惟忧用老。’并上古遗谚，《诗》《书》所引者也。至于陈琳谏辞，称‘掩目捕雀’；潘岳哀辞，称‘掌珠’‘伉俪’：并引俗说而为文辞者也。夫文辞鄙俚，莫过于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况逾于此，岂可忽哉！”刘勰的呼声似乎有了回响，南朝乐府与文人韵文体成熟的相关度早已经人指出，以致“自周陈以上，《雅》《郑》殽杂而无别。隋文帝始分雅俗，工部雅乐八十四调，而俗乐止于二十八”。“某种雅文化一旦形成，也一定会反过来影响俗文化”，一直不停上演的韵文体的雅俗流转变迁不正是在反复证明这一点吗？

从现有文献来看，俗文学在唐、宋间尤其是宋代勃兴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文化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尤其是赵宋，其重文轻武的国策及对士人的种种优遇使得读书人的比例之高在历代王朝中罕有其匹，值得注意的是，文人群体的最终形成与定性也在此时。文化普及程度的提高使得有更多人可以参与到俗文学的创作当中，这种参与方向自然与社会环境、性质发生较大转变及由此带来的士人心态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有关，但这属于另一个论题，不拟在此讨论；这里只想说的是，文人的身份及作为其定型依据的雅俗认识决定了“俗文学乃有意为之、有着明确创作意图这一基本特性”，并且造成了雅俗文学间这样一种基本格局，即“中国之有俗文学，在其开始之际，即已孕育于极浓厚之雅文学传统之内，而多吸收有雅文学之旧产。故在中国，乃由雅文学而发展出俗文学者，乃以雅文学为渊源、而以俗文学为分流，乃以雅文学为根干，而以俗文学为枝条者”。有了这样一个基本性的认识，我们再来看明清时期的文化生态和文人对于雅俗的看法。

02

明清通俗文艺的繁兴

与王世贞的雅俗心态

有明一代特别是中期以降，通俗文艺逐渐繁兴。小说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题材、写法大大拓展；戏曲在经历元曲的辉煌后，在明代以传奇的面貌向精细化发展，在明末形成了新的高潮。这大概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印刷、造纸技术的发展，逐渐在全国形成了几个出版中心，如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等，使得小说文本、戏曲写本能够方便地出版发行，受众面扩大；二是商业的发展，使得小说戏曲（文本）阅读、说书表演、戏曲演出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形成一种良好均衡的供需关系，共同推进通俗文艺的发展；三是随着社会约制的放松、社会风尚的侈靡开放，受众的各种精神需求都会在通俗文艺中反映出来，小说戏曲因而得以自由地多元化、发散式发展。

文人对通俗文艺的态度很有意思，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绝大多数文人对于其时逐渐勃兴的小说戏曲的兴趣并不比一般的贩夫走卒少，而且由于其本身具有的文化优势，更能积极地投入到其中的创作、编集和传播中去，虽然在明初有贵为皇族的朱权出于政教原因全力于戏曲创作和搬演，但绝大部分的文人喜欢甚至投身小说戏曲仅仅是出于兴趣（当然朱权也有排除政教因素的兴趣部分），毕竟一个正常人的情感生活是多方面的，许多在正统诗文中无法表达流露的情感在通俗文艺中却可尽情宣导，而文人的参与无疑也促进了小说戏曲创作演出水平的提高，相伴而来的，就是通俗文艺的文人化或曰雅化，明代传奇较之元代杂剧、南曲雅驯许多，以文人为主要参与者的昆腔的兴起就是一个显明的事实。与之相对应的曲论，以王世贞的《曲藻》为代表，实质上就是一种以文人为本位的戏曲观，它的缺陷在于对戏曲这种综合性艺术形式的特质和生存样态的体认是模糊和欠缺的，这尤其表现在对于声辞（音义）关系的理解上。由于王世贞在明代文坛的地位，其曲论向来受人重视且影响广远。一方面，这种文人本位、案头化的雅戏曲观，不仅引发了与何良俊有关《拜月亭》《琵琶记》孰优孰劣的论争，而且绵延不绝，明代晚期的汤沈之争实际上就是这场论争的继续和扩大；另一方面，由于传统雅俗之辨的惯性和正统政教风习的压力，文人在投身通俗文艺时尽管兴味盎然，但却时时有着一种隐形的心理压力，仿佛这并不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原罪感伴随始终。纵观王世贞一生文学思想的形成和演变，不难发现其很明显的重雅轻俗倾向。

嘉靖二十六年（1547）王世贞考取进士留京任职，正式登上文坛，后七子集团开始逐渐形成，关于其文学思想，如郦波所言，有四点值得注意：“一、王世贞受李攀龙的影响，全面接受了复古的文学主张，并对以往自发形成的某些文学观念有所摒弃，而这其中的复古就是诗文的复古，是雅文学创作的复古。二、由于后七子的结社，使得作为新进士的政治使命感和作为文坛新军的文学使命感都得到急剧膨胀，少年以来所形成的‘求治’观加使命感促使其在后七子运动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枢纽作用，而雅文学作为正统文学观念的根本，无疑成为其文学‘求治’的阵地所在。三、复古即为革新，矛头所指，在当时无疑包括了以诗文娱主、粉饰升平的台阁文学，只有在相同的创作阵地——即雅文学的创作上，才可能表现出复古以革新的针对性来。四、明代俗文化与俗文学的发展中心此时已自北南移，王世贞虽属吴人，但其文学思想全面形成却产生于仕京的十年间，而此时的北方文学正是以传统雅文学为主的局面，身处这样的创作环境之中，王世贞自然将创作的绝对精力放到了诗文的世界里来。”由于上述原因，王世贞在文学思想奠基时期形成的重雅轻俗倾向贯穿一生，这就不难解释，为何著述宏富的文坛领袖很少留下有关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的论述文字，遑论其直接创作的小说戏曲，虽然“我们不能据此推断其必无小说、戏曲的作品创作（事实也不一定如此），但我们却可以推断出其对雅、俗文学的不同态度，并因此联想到其可能具备的对自身俗文学创作加以隐讳的特殊习惯”，而这也形成了文人中一个奇特而普遍的现象：文人们在编集个人文集时（不论是自编还是他编），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往往摈而不录，即使在这方面的成就很高。

汤显祖这位我们今天看来在明代文坛有着极高地位的文人就是另一个显例，他的《玉茗堂全集》就不包括大名鼎鼎的“临川四梦”，尽管后者才是其后世声名的源泉。更有甚者，有的文人在跨入通俗文艺领域时还故意隐匿己名，托于他人或虚名。因此，很多文人不入集的小说戏曲由于不受重视，往往会出现散佚或讹夺窜乱的情况，作者名姓因而舛错；又由于成于众手、累积形成是通俗文艺的一大特质，参与其事的文人名姓也会逐渐模糊，加之书商盈利的需要，往往假借有名文人之名以广招徕，而有的文人不欲彰显己名，更使得通俗文艺作者的确定成为一大课题，迷离惝恍之处不少，让人无从定夺。本文考辨的几种署名王世贞编选或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其编选著作权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03

署名王世贞编纂的小说选本

明代中后期，社会上逐渐盛行起一种摘抄旧注、汇编小说之风。自元末明初百卷本《说郛》始，到《续说郛》《古今说海》《五朝小说》《稗海》《顾氏文房小说》《才鬼记》《青泥莲花记》《情史类略》《古今谭概》《智囊补》，以及一大批世说体小说的问世，都是这种风气的体现。这无疑得益于商业化社会中接受需求的多元化和印刷技术的进步。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普遍现象是，许多书坊主兼刊类书和小说，“类书编纂与小说刊行同步繁荣，题材、体例相互借鉴，司空见惯”，“当时文人热衷于编纂类书，书坊也积极刊行类书，自然而然导致了类书的盛行，这恐怕与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小说内容不无关系。类书依靠小说的可读性而增强了发展动力，小说借用类书的体例优势及影响力而成长更其茁壮”。《有象列仙全传》和《艳异编》即可视为此种类书。

（一）《有象列仙全传》

上海图书馆藏《绘像（小字）列仙全传》，明万历二十八年汪云鹏玩虎轩刻本，八册九卷，金镶玉装，半页十一行二十一字，四周单边，无鱼尾，有“杨守敬印”。《列仙全传序》为“济南李攀龙撰”“新都汪云鹏书”，其中有云：“乃搜群书，并二传（引者按：刘向、陶弘景二《神仙传》）旧所载者共得四百九十七人，合而梓之，名曰《列仙全传》。”九卷五百八十一人，如除去卷九“补遗”则正好四百九十七人。前一仙一像，后像渐疏。编者题名为“吴郡王世贞辑次新都汪云鹏校梓”，卷九“补遗”编者题名为“新都后学汪云鹏辑补”，王世贞名仅见于此。据序言，应为李攀龙所纂辑，题王世贞名殊不可解。

（二）《艳异编》

《艳异编》为历代文言笔记小说选集，遍采诸家笔记中艳情与怪异之事分类编纂而成，遂以此标目。主要版本为明万历玉茗堂原刻五十九卷本（前有汤显祖序，题“汤若士识”）、题作“玉茗堂摘评”的十二卷本、明四十五卷本、十九卷本等。徐朔方先生认为汤序属伪托，因序文中有“戊午天孙渡河后三日……书此以告夫世之读《艳异编》者”语，而戊午为万历四十六年，距汤显祖去世已两年，故为伪托。关于王世贞与《艳异编》的关系，有两条史料可称。一为王世贞自己在写给徐中行的信中所说：“族兄东昌君碑阴记，来促甚急，幸即挥洒，附颜氏人来为妙。《艳异编》附览，毋多作业也。”一为明末诸暨骆问礼所记：“会闻王凤洲先达以《艳异编》馈人，而复分投赎归，亦必有不得已者。”第一条并不能判明王世贞是在编集《艳异编》，第二条得之于传闻，且也未明言《艳异编》即世贞所编，故仅凭这两条记载，还不能得出王世贞即《艳异编》编纂者的结论。即使王世贞果编有《艳异编》，从今存版本复杂、形态多样的各种《艳异编》来看，以此名行之于世者所在多矣，多为书商为牟利而编辑刊行，亦不能推断何者为世贞所编。上海图书馆藏有三种版本的《艳异编》，彼此之间差异很大，即此便可窥见其版本复杂之一斑：

1.明刻本，题《艳异编》，两函十册五十三卷，半页九行二十字，四周单边，单边白鱼尾。前仅有息菴居士书《艳异编序》，未及世贞。分十一部，其中仅有《女仙传》一卷题为王世贞所编。此卷是否王世贞所编尚且存疑，全书更未易言之。

2.《玉茗堂摘评王弇州先生艳异编》，六册十二卷，前有署名汤显祖序，已为徐朔方先生证伪，还有一篇“息菴居士书”《小引》。半页九行二十字，四周单边，无鱼尾，无分格线，朱墨套印，有圈点，人名下有长矩形专名线，有眉批，无一处及王世贞。《续修四库全书》即据此影印。

3.清初刻本，牌记为“安雅堂重较（原文如此）古艳异编”，金镶玉装，十二册十二卷，半页九行二十字，四周单边，单边白鱼尾，十六页插图。有《艳异编序》，同《玉茗堂摘评王弇州先生艳异编》之《小引》，仅有小异，然分部分卷差异颇大。正文均有传、记字，分类混乱，有时阙部名，用字随意，印刷粗劣至有的不忍卒睹。盖此书花头仅在其金镶玉装帧，卖壳不卖肉。

（三）《世说新语补》

王世贞素喜文言笔记类小说，对于《世说新语》更是倾心不已：“至于《世说》之所长，或造微于单辞，或征巧于支行，或因美以见风，或因刺以通赞，往往使人短咏而跃然，长思而未罄。”嘉靖三十五年（1556）据刘义庆《世说新语》、何良俊《语林》，相为删定，编成《世说新语补》，并有《世说新语补小序》，入《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一，序言自己年少时“得《世说新语》善本吴中，私心已好之”，“戏学世说，比拟形似”，因为“每读辄患其易竟，又怪是书仅自汉终于晋，以为六朝诸君子即所持论风旨，宁无一二可称者”，故有删编之举。《小序》又云：“余治燕、赵郡国狱，小间无事，探槖中所藏，则二书在焉，因稍为删定，合而见其类，盖《世说》之所去不过十之二，而何氏之所采则不过十之三耳。”嘉靖三十五年，王世贞任刑部郎中察狱畿辅，即燕、赵之地，而是年年底王世贞升为山东按察司副使，故知删编事应在是年。

《世说新语补》版本亦极夥，古籍收藏单位几乎均有收藏，可见其当时风行程度。然与《艳异编》之混杂不同，各种《世说新语补》均以王世贞删定本为基础，相互间仅有卷之分合、序之多少、批之有无的区别。《四库全书总目》云“（凌蒙初）别立此名，托之世贞，盖明世作伪之习”，显误。除王世贞自己的序外，王泰亨《题世说新语补后》亦云：“家弇州先生取何氏之书，求其事驯雅者理中情者，节取之附诸《世说》，以补临川所未备。……是岁乙酉（十三年，1585）春三月既望琅琊王泰亨识。”陈文烛《世说新语补旧序一首》：“王元美删其（《语林》）冗杂，存其雅驯者，为《世说新语补》。敬美自幼酷好是书……曾刻豫章，续有正者，复刻吴郡，张仲立校之，已为善本。敬美又加指摘，其批评视刘辰翁加详，再刻闽中，王汝存校之，问序于不佞……万历丙戌（十四年，1586）秋日沔阳陈文烛玉叔撰。”均明言《世说新语补》为王世贞所删定。

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种《唐世说新语》，亦名《大唐新语》，明万历癸卯（三十一年，1603）潘玄度刻本，冯梦祯万历癸卯序云：“顷得吴刻，是弇州校定。”然全书除此并无任何其他王世贞痕迹，王世贞本人亦从未言及，盖书商借其《世说新语补》大名而行之。

04

《金瓶梅》作者考辨的困难及

《金瓶梅》与王世贞的关系

明清以来，若论坐实的《金瓶梅》作者，一般认为就是王世贞。清初宋起凤《稗说》卷三及谢颐为张竹坡《第一奇书金瓶梅》所作序均明言之。但进入民国，质疑与否定就不断出现。20世纪30年代，吴晗对《清明上河图》和《金瓶梅》故事进行考证并撰写了三篇文章，否定了《清明上河图》与王世贞家族的关系，同时也否定了野史盛传的王世贞著书报仇说、“苦孝说”。鲁迅和郑振铎则从小说中所用方言入手否定王作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序中说：“《金瓶梅词话》被发现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地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郑振铎亦持相同意见：“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但由于直接确定史料的缺乏以及对材料解读的不同，上述两说质疑王作说的理由虽然成立，但却并不能直接导出《金瓶梅》作者非王世贞的结论，因为吴晗只是否定了野史所传的王世贞著书报仇说、“苦孝说”，并不能排除王世贞可能有的其他著书动机和原因及其引起的著书表现。至于方言说，且不论王世贞曾做过青州兵备副使，又在青年时代受山东人李攀龙很大的影响，仅从小说中所使用方言是否就是山东方言来说，也会得出和鲁、郑不同的结论：“《金瓶梅》的语言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方言，其中，吴方言特别是浙江吴语显得比较集中。我们不妨称之为南北混合的官话。”“又署名‘笑笑生’的《金瓶梅》，今人多从语言上考证，有山东方言说、徐州方言说、吴方言说等等，皆各执一端。该书最早刻于吴中，与传播此书有关的沈德符（浙江嘉兴人）、徐文贞（江苏松江人）、刘承禧（湖北麻城人）、袁宏道（湖北公安人，在吴地做官）、冯梦龙（江苏吴县人）多为江南及江淮官话区人。江淮地处豫鲁吴越之间，为南北语言交会之地。宋元之际，青徐流民迁徙此处，明初将苏州和杭嘉湖平原居民迁往江北，因此江淮方言中杂有北鲁南吴的俚语俗词。一些词语鲁、吴今已不用，但江淮方言依然沿用。王利器主编《金瓶梅词典》有列入《难解词语待问篇》中的‘花靠’一词，在江淮方言中指‘花样’、‘花纹’。因此，《金瓶梅》一书虽然杂有原作者或修改者的方言土语，但总体上是用明末官话写成的，而不是一部北方方言小说。”从方言角度考辨尚且如此难以论断，“一些根据小说内容提出的细节材料的支持，虽然为证明其他候选者提供了可能的依据，但同样并不成为能够明确否定王世贞说的必然材料，即鉴于《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或传播过程所具有的丰富性特色，以小说细节来佐证，都不具备排他性的特色”。

总体来说，对于《金瓶梅》作者的考辨，材料挖掘已极尽能事，研究也很深细，但由于直接证据的缺乏，仅靠对现有材料的诠释和逻辑推演，是得不出公认的令各方都信服的结论来的。因此，虽然相关成果很多，据统计，截至21世纪初年，《金瓶梅》可能的作者名单已有五十五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王世贞、屠隆、李开先、贾三近四说，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说也有相当影响，但都不能轻易肯定或否定。

王世贞的《金瓶梅》著作权虽不易论定，但有两条与其直接相关的材料却值得重视：一是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提到，《金瓶梅》“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一是屠本畯在《山林经籍志》中也说，“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金瓶梅》）全书，今已失散”。谢、屠二人俱为万历间人，谢肇淛与王世贞还颇有交往，当对其时典籍流通情况与王世贞的创作比较熟悉，史料可信度较高，唯不曾明言《金瓶梅》究系何人所作；从其叙述语气判断，不似以王世贞为《金瓶梅》全书作者，但王世贞曾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金》书的创作和流通传播，却也可从中看出端倪。至于此种程度如何，则仍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

05

历史学视角的《鸣凤记》作者考辨

《鸣凤记》的作者问题虽不如《金瓶梅》“闹热”，亦是一桩莫衷一是的学术公案，考辨的复杂程度与直接证据的匮乏亦同《金瓶梅》。就目前所见资料，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即肯定为王世贞所作，这种说法在明末清初尤为盛行，其时曲学目录著作《古人传奇总目》《传奇汇考标目》均将《鸣凤记》列在王世贞名下；第二种说法见于清人焦循《剧说》卷三“相传《鸣凤》传奇弇州门人作，惟《法场》一折是弇州自填”，由此生出“弇州门人作”一说；第三种并不说明为何人所作，如万历刊本《李卓吾评传奇五种》“总评”说《鸣凤记》“原出学究之手”，而并不言明“学究”为谁，吕天成《曲品》将《鸣凤记》列入“作者姓名无可考，其传奇附列于后”类，沈自晋《南词新谱》在“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中著录《鸣凤记》，也不题作者名姓（“总目”中凡知作者名姓者均列出）。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鸣凤记》钞本一册，封题“鸣凤记曲本”，在《鸣凤记院本考》中有云：“或云出于王凤洲手……是书即不出于王凤洲手，亦为椒山（引者按：杨继盛）同时人所作，断非后人追述者矣。”现在看来，即使《鸣凤记》作者确为“椒山同时人”，也对上层政治情况不太熟悉，而这与王世贞的仕宦经历和史学造诣都不相称。刘致中认同王永健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鸣凤记》作者为唐仪凤一说，并就此做出考证。尽管其说有待商榷，但却提供了一条解决王世贞《鸣凤记》著作权问题的路径。

《鸣凤记》述所谓“八谏臣”同严嵩、严世藩父子的斗争，以史实为基础。八谏臣为杨继盛、吴时来、张翀、董传第、郭希颜、邹应龙、林润、孙丕扬。考察八人史迹，再同《鸣凤记》相对比，便会发现其中郭希颜一角的错位。《鸣凤记》第一出《家门大意》有诗云：“前后同心八谏臣，朝阳丹凤一齐鸣。除奸反正扶明主，留得功勋耀古今。”传奇一开始即突出郭希颜这一角色，邹应龙、林润因仰慕这一“负山斗之望，抱天人之学”“才猷压众贤，德望膺高荐”的人物，投至门下。后郭希颜因直谏被严氏父子所杀，在第四十出《献首祭告》中，全出祭告歌颂郭希颜，称其“德业文章，斗重山齐”，并将他比作岳飞、张巡一类人物。

明武宗朱厚照无嗣，内阁首辅杨廷和定策，兄终弟及，由其从弟朱厚熜入继大统，是为世宗。朱厚熜即位后，即提出议其生父兴献王的封号问题，由此引发所谓大议礼之争，并演化为一场延续十几年的政治斗争。郭希颜在其中，是一个“希宠干进”式的人物，投机两次：一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上疏请立四亲庙，明显是投嘉靖帝之所好，但却为清议所不容；二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上《安储疏》，明知世宗讳言立储，却以自己对政局的分析希冀通过提出一套立储方案以致通显，不料却触怒世宗，命御史杀之，传首四方。

明代除《实录》外无国史，居权威地位。《世宗实录》由徐阶、张居正任总裁，沈德符评价说：“世、穆两朝实录，皆江陵（按：张居正）故相笔也，于诸史中最称严核。”在《世宗实录》中，郭希颜被论定为“以死博功名”的“邪臣”。因穆宗登基后恤录前朝因建言得罪的诸臣，包括郭希颜和许多因严嵩构陷而致罪之人，因此，不了解上层政治动态的普通人很容易就会认为郭希颜亦是反严的谏臣之一，这也许就是《鸣凤记》如此定性郭希颜的根本原因。然《实录》说得明白：“（对郭希颜）追议恤录，滥矣！”与其时上层政治人物关系密切的王世贞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些，而且他直接表达过对郭希颜的评价。《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四《严嵩》云：“初，皇太子薨，裕王以序当立，礼部数请期，而上意嫌代己，屡报寝。嵩念上独所信任，迫众情，时时亦为请，而与陶仲文比而阿上意，上亦自知之。时裕、景二王并居外邸，礼服无异，外论汹汹，谓莫知适从。而故左中允郭希颜失职家居，欲以危钓奇，乃具疏谓：‘自攻嵩者有问二王之说而得罪，恐不相安，幸各召而面谕之，使二王毋疑嵩，嵩毋自疑，且请出景王于外，以安裕王。’疏既上，嵩虽恨希颜，而叵测上旨，请下礼部，详上乃露怒希颜意，嵩始得发舒。上命御史即家僇希颜，传首海内。”文中郭希颜所上即《安储疏》，世贞史笔，对事情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所谓“以危钓奇”正是对郭希颜此人的定性。

综上所论，历史中的郭希颜和《鸣凤记》中的郭希颜反差极大，而王世贞对于前者的认识十分清晰，将其塑造成后者中的形象，对于因严嵩而遭家难的王世贞，无论从情理和事理哪方面来说，都是不妥当的。

原标题：《黄飞立丨雅俗之辨与王世贞的通俗文艺编著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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