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推荐序 | 《永不懈怠：一位社会学家的学术志》

题图：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犀溪

近日，社会学家胡荣教授的著作《永不懈怠：一位社会学家的学术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书展现了社会学家胡荣的个人成长、求学和治学经历，讲述了这位来自偏远乡村的农家子弟如何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凭借坚定信念、不懈努力和对学术的热爱，逐步成长为社会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书中详细记录了胡荣教授在学术领域的成就历程，如求学深造、理论构建、国内外访学交流、学科建设等，同时也展现了他深入社会调查、积极参政议政、回乡创办书院投身乡村振兴等实践，尽显学者的社会担当。

通过作者的笔触，我们得以直观感受一位学者在学术和人生道路上的持续探索与精进。他的个人成长轨迹紧密交织于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演进历史之中，更折射出时代发展的脉络。这使得本书超越了个人回忆录的范畴，成为对中国社会学重建与发展历程的忠实见证，更饱含着一位社会学家献给新时代的深沉情怀。作者以“学术志”这一崭新文体，为学界提供了更立体、更多元的表达方式，为社会学的深耕与传播开辟了新的可能。

下午是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周晓虹撰写的推荐序。

《永不懈怠》推荐序

文 | 周晓虹

来源 | 社会学吧

美国早期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Charles Cooley）的“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大概是社会学这门学科中流传最广的概念之一。大多以社会学为志业的人，都因此深悉他人尤其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他人都是自我的一面镜子，而每种社会关系也都反映着自我。

我记得，费孝通先生，曾用一句话精湛地表达过库利的思想：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是通过“我看人看我”的方式形成的。他人尤其是那些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他人，在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甚至精神史的形成中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我整整40年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生涯中，尽管无数次以五花八门的方式或案例诠释过这一理论，但一直读到胡荣教授的《永不懈怠——一位社会学家的学术志》时，才恍然大悟：我哪里是在读他人的学术志或个人传记，我从中读到的分明就是自己的生命叙事。不仅在这部300多页的学术志中经常会出现我的名字，甚至其中的大部分章节，只要将传主换成我的名字，就如同我自己的叙事一般。我倏地意识到，胡荣记载下的其实是我们这一代社会学人或“知青社会学家”的集体记忆，或者说呈现的是一部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编年史。

胡荣

我与胡荣，前后相差五岁，但都是在改革开放这个伟大时代的开端同期进入大学的。在此之前，我们天南海北，他在闽东北的一个山村里长大，我在江南的两个古都间徘徊。虽然我一直到18岁下乡“插队”时，才真正体验过他自小就浸淫其中的乡间生活，但除了少时多吃了几顿饱饭外，我们所受的教育及由此形成的想象力其实并无太大的差别：我们都是看《南征北战》或《地道战》的电影长大，不同的只是他的看台是村里的打谷场，我的看台是部队大院的露天操场；他儿时的人生理想是当“不用风吹雨淋日晒”的营业员，我的理想和军队大院的所有孩子一样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1973年11岁的他学黄帅写了自己的“第一张大字报”，1967年1月3日的上午，10岁的我也学着院子里的大人们，贴出了批判刚刚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我们也都是在那个寂寥的年代养成了文学的爱好。尽管其时社会上流行的信仰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事实上文学、装半导体收音机和拉二胡，几乎是我们那一代人为数不多的三大共同嗜好。文学的嗜好使他获得了图书保管员的资格，也使我成了中学故事队的队长。在那个知识荒芜的年代，这些“近水楼台”的美差多少使得我们的智力没有在荒腔走板的说教中销蚀殆尽。

如果说胡荣有什么幸运，那就是他晚生了五年，并因此也更小就感受到了变革时代的暖意。1977年，当邓小平再次复出，决意放出改革开放的离弦之箭前夕，老人家首先在教育领域破土动工，恢复了自1966年起便取消了整整10年的高考。在生产队担任队长的我，凭着能够自我“派工”的便利，在那年深秋到初冬，白天安排好生产队的活计后睡觉，夜晚在“鬼火高低明灭”的乱坟岗边的打谷场仓库里敞开门，像看草料场的林冲一样，盯紧场上晾晒的稻谷，在煤油灯下苦读了70个通宵，最终在全公社500余名考生中与另外三名知青脱颖而出，我考取了南京医学院。晚我们77级半年，中学刚毕业、年仅16岁的早慧优等生胡荣，更是一骑绝尘，成了高考恢复后其家乡犀溪公社的第一个大学生。

人生总有憾事。因为体检不过关，胡荣进了宁德师专政教系；其实我自己也差点翻船。考完试后，1978年元旦那天天寒地冻，我带着一位社员一起去公社粮管所卖粮，拖拉机手一哆嗦把车开翻了，我俩从高高的粮垛上被抛出，我连头发带头皮在沙石路上擦去一大块。过了不久体检时，我衣服快脱光了却留着顶棉军帽，医生顿生疑惑，便问出缘由，硬逼着我去测有无脑震荡。好在没留下什么后遗症，所以比胡荣幸运，未入另册。不过，大学四年我其实读的是两个专科：前两年是医学，在学完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等基础医学后，因为酷爱文学，将大量时间投入“伤痕文学”的创作，此后两年转入马列师资班，所以和想着“以后搞文学创作”的胡荣一样，转了个圈也算读了个政教“专科”。

毕业后，胡荣在母校犀溪中学当“孩子王”，我则去了苏州市委党校教书。1983年，我们都报考了研究生，他想追随北京师范大学杨百顺副教授治西方逻辑史，我则报考山东师范大学，欲跟着1949年前复旦大学校长、“文革”后“重获新生”的章益教授研究心理学史。当然那一年我们都名落孙山：他差在欧洲哲学史得了49分，我败于政治考了54.5分，那年年初“反精神污染”，规定政治必须及格。当然，从后来的境遇来看，我们都应感谢这一年未能金榜题名，否则就不会第二年在南开相遇，更不会邂逅成为我们共同“志业”的社会学。

周晓虹

1984年，我们都是偶然查阅到南开大学当年要招收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的。促使我们选择南开的原因固然与费孝通先生牵头挂帅有关，但也多少受到南开社会学兼容并蓄、延揽天下英才的磅礴气势感染。一时间，全国各地400多位各学科的考生蜂拥而至。由于可供选择的考试科目很多，对我而言两年医学和两年哲学都没白读，除了政治和外语，我选了哲学综合考试、历史唯物主义和生理学做为专业课。这最后一门算是方法课，可以在数学、统计学、形式逻辑和生理学四科中任选。胡荣选的是形式逻辑，他在这一科目上夺得88的高分，英文完全凭自学的他更是跻身此科目前四的行列，而另外三位同学本科读的都是外文系；我报考的方向是社会心理学，领衔的孔令智教授希望考生能懂生理学，而这一来就给了我这个算是读了医学和哲学两个“专科”的人留足了回旋的天地。几个月后的5月，包括我俩在内的30余位冲出“生天”的佼佼者云集南开复试，并大多在当年九月开始了自己全新的生活。

从那以后，我们的生活基本开始“并轨”，他这个小老弟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帮年长的老大哥们开始并肩同行。我们84级研究生班37位同学，本科除了没有学社会学的以外，从哲学、经济学、教育学、外语、计算机、船舶制造到我这“半个医学”，各个专业应有尽有，记得那年在天津街头为市民咨询时更是大有一个社会学系便可“包打天下”的架势。那时的南开开风气之先，人们后来称颂的社会学系拥有副教授职衔的专任教师其实只有一个孔令智，但是在孔老师尤其是系主任苏驼老师的精心筹划下，却请来了诸多名家大师，包括兼职教授费孝通，以及布劳、英格尔斯、富永健一、波波维奇、蔡文辉、约瑟夫·施耐德、曼德尔夫人和陈元晖等中外教授。记得1984年末内地引进由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的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一时万人空巷，我们无处可看，便每晚涌入前来授课的日本社会学泰斗富永健一教授的客厅观看，而温和的富永先生则自己在里间的卧室为第二天的“经济社会学”课程备课。我想，先生一定不能理解他的中国弟子们为何会为追一部电视剧将他居住的外教公寓小小的客厅挤得插不进脚，他不知道对刚刚从封闭中走出的我们来说，那就是自由和开放的象征。

我曾在口述史中回忆，南开社会学的品质和1978年那个弥漫着改革开放之风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校园里洋溢着激奋的年代才有的特殊气息，而社会学这个被取缔多年、同改革与开放的时代有着天然联系的学科一出现，便赢得了校园和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那情景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验社会学在美国这个天然的实验场中的遭际如出一辙。我们刚刚进南开大学读研究生时，社会学的知识大多基本为零。但是，当年的南开大学或者说南开社会学最大的优点在，她就是能够使一个“门外汉”通过自由的阅读和交流，对一门学科发生真正的兴趣。

胡荣早我一年离开南开，我和刘祖云、汪新建等另外五位攻读硕士学位的同学又留了一年撰写学位论文。不过，南开是守信的——在我们报考时招生简章上就说研究生班的同学也可以申请学位。我们1987年6月答辩结束后，仅仅晚我们半年，胡荣、张静、关信平和冯钢几位同学在当年年底就回校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在我们之前，只有边燕杰、彭华民等14人在结束一年的社会学专业班（即圈内人说的“黄埔一期”）培训后转读硕士学位，那时费孝通和雷洁琼直接挂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和北京大学也只招有个位数的研究生，所以面对偌大个中国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大业和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人才的急缺为我们的就业谋生和实现人生理想提供了无限的可能。除了几位出国留学的同学外，胡荣去了厦门大学、张静和景跃进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关信平留在南开、严立贤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冯钢去了浙江大学……而我则去了在南京医学院读本科时就敬仰无比的南京大学。一时间，我们这些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骄子，竟然有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感觉。

毕业之时，后来席卷整个中国的“下海”大潮尚未扬起，我们30余位同学虽天各一方，但大多都在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从事与社会学相关的工作，所以交往依旧密切。那时交通不便，从天津到厦门坐火车要数十个小时，南京就常常成了胡荣往返津厦时的“驿站”。当时火车票极难买，我不在时甚至请妈妈帮胡荣买过票。他有时单独往返，有时我们也会在南京会合再一起走。我邀胡荣参加了《现代西方社会心理学流派》的撰写，其中符号互动论是其硕士论文的主题，在当时他是这一篇章的不二人选；因为我翻译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在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又代表出版社和我签了几本书，我自己译了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将乔治·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交给胡荣和王小章。后来这两本书都先后由台北桂冠图书公司出版。

接下来，整个90年代，是我们最为活跃也最为激奋的岁月。1992年邓公发表“南方谈话”，一时间群潮汹涌。厦门是改革开放的四大特区之一，在海浪卷起的腥味中都带着对岸飘来的金钱的味道。记得1988年夏天南京太热，我们临时起意去厦门，一下火车站，台风、暴雨和市场上叫卖的成捆硕大的荔枝，冲去了夏日的暑热。就是那次，胡荣陪我们去刚刚设市的石狮，小镇上尘土飞扬的工地和镇上成群沿街公开叫卖A片的女性，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市场的蛮荒侧面。我曾在口述史中谈论过1993年在海南我也产生过“留下，还是出走”的认同危机，我不知道身处五光十色厦门的胡荣，从哪里来的勇气与决绝守住了自己的三尺讲台？要知道，在那个充满梦想和躁动的年代，无数像《繁花》中的阿宝、玲子和汪小姐一样的弄潮者，都扑向了象征着财富的我们时代的“黄河路”。

我们留下了。在守住清贫的同时，开始了年复一年的学术生涯：他写了《社会学导论》，我主编了《现代社会心理学》，而为我们作序的都是古道热肠的王康先生。做研究、带学生、发论文、出版著作……我们既是提前自我“卷”起来的一代，也是享受了改革开放红利的一代。我34岁和37岁分别晋升副教授和教授，胡荣更是30岁就成了副教授，33岁摘得桂冠——“成为中国社会学界最年轻的教授”。我们都在晋升教授后心有不甘，再去攻读博士学位。因为都回到了家乡，我就近跟了蔡少卿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胡荣则前往更南边的香港城市大学追随导师梁君国深造。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博士论文都以农村为论域：我以周庄和虹桥两镇为个案，1997年写成《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并很快在答辩后入选三联书店“哈佛-燕京丛书”；他则以包括自己家乡寿宁县犀溪乡在内的几个福建乡镇为田野地，围绕当时如火如荼的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写成《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同样第二年就由上海远东出版公司出版。当然，在那个全民致富的年代，为了让空瘪的钱包能稍稍鼓起来，我们也都参加过“创收”，去外地给各自系里办的自学考试辅导班上一整天一整天的课。记得有一年在常熟和苏州两地我各要上三天的课，本来中间空了一天休息，结果到了常熟当晚遭遇地震，课程推后一天，这导致我连续讲了6天40多个小时！这使我在随后的一个月中最不想干的事就是“讲话”。

我们共同的地方还有很多。仰赖改革开放的国策，这些年我们也去了世界上很多地方开学术会议或交换访问：我们都在波士顿待过一年，他在MIT（麻省理工学院），我在哈佛大学；而他的合作导师蔡晓莉教授不仅是美国政治学界的青年翘楚，还曾是我的合作导师裴宜理（ElizabethJ.Perry）教授指导的博士。我们也曾合作搭档，开着一辆简陋的标致，拉着当年还不会开车的翟学伟、周怡和周海燕三位教授在欧洲转了小半圈。当然，我们更相似的地方在，由于分别担任（过）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社会学院的院长，我们都费尽心血，将两个多少处在“半边陲”地带的社会学学科“托举”到了中国社会学的前列。

我不能再写下去，因为我在《永不懈怠——一位社会学家的学术志》中能读到的相似的个人生命史细节太多，由此让我想到近年来我因投身口述史研究而熟知的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哈布瓦赫天才地意识到“尽管集体记忆存续于一人群共同体之中，并由此汲取力量，但正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能够记忆”；以致英译本译者刘易斯·科瑟会说，“集体记忆本质上是依照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而重构的框架则是由集体或社会提供的。我不能想象，如果我失去包括胡荣在内的诸多同学和同仁，我该如何复述自己的记忆和经历，一如他的学术志无处不闪现着我们的身影。我甚至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要撰写或叙说自己的生命史，胡荣写成的这本学术志当是最恰当的对标事件和勘误时间的“史志”。

是为序。

周晓虹

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2024年11月28日

于南京东郊寓所

作者简介

胡荣，福建寿宁人，1962年出生。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曾就读于宁德师范专科学校（1978～1980年）、南开大学社会学系（1984～1986年）和香港城市大学（1996～2000年）。1986年开始在厦门大学任教，先后担任助教和讲师，1992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5年再次破格晋升教授，为当时中国社会学界最年轻教授。2000年在香港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厦门大学参与创办社会学系；2019年创办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出任首任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提出社会单位理论。2023年入选国家级教学名师。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同时兼任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THE END

原标题：《周晓虹推荐序 | 《永不懈怠：一位社会学家的学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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