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2年：砍富人的刀怎么落在了穷人头上？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72年，大宋熙宁五年，大辽咸雍八年。

9月，巨星陨落，一代文豪欧阳修去世了。

看过我们前面节目的人都知道，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中，欧阳修算是中坚力量。去年，欧阳修请求退休，就有人对神宗皇帝说：皇上您看看，这批旧人可都还没老啊，范镇 63，吕诲 58，欧阳修 65 ，富弼68，走的走退的退，司马光甚至才 50 岁就找了个闲职退养去了。这可都是当打之年的人啊，皇上您难道不想想这是什么原因吗？

说这话的人，当然是想让神宗皇帝反思一下，跟着王安石搞变法，把国家栋梁都给逼走了，合不合适？结果王安石怎么说的？说这些人算什么栋梁，他们只是粪壤。对，这就是王安石的原话，说这群人只不过是粪土，是一堆烂石头，上面盖不出什么好房子。宋神宗听了这句话什么反应呢？史书里面两个字：“上笑”。皇上听了王安石这个比喻，居然笑出声了。

这就是变革时代的典型场景。一切东西，包括人物的价值都在被重估。原来被高山仰止的一群人，现在成了老朽，成了粪土。新派人物心里念叨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从他们身边昂首而过，身后留下一串嘲讽的、银铃般的笑声。

熙宁五年，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不是没有，但是分量跟此前就没法比了。

比如，正月里，有一个管天文的基层官员就说，我夜观天象，老天爷说了，让皇帝您罢免王安石，然后再从西北方向找个人来当宰相啊。西北方向有谁啊？巧了，当时的几个变法反对派的重臣，韩琦、司马光、富弼、曾公亮，都在开封城的西北方向，洛阳、西安一带。这个事情的性质，不仅是反对新法，更重要的是，你一个掌管天文的技术官员，公然假借天象干涉政治，确实是过分了。神宗皇帝大笔一挥，把他刺配英州。所谓刺配，是脸上要刺字，而且发配到岭南去，这是很严重的惩罚。

这一年史料还有记载的，公然开骂王安石的人，还有管理国子监的王岩叟，还有谏官唐坰。但是，这些都是小角色，王安石没那么在乎。那个唐坰当着神宗，当面痛斥王安石，都把他骂成是唐朝的奸臣李林甫了，皇帝拉都拉不住。但就这么个人，王安石也一点不生气，还大度地说，唐坰这个人向来就是这么个脾气，不用责怪他。

但是你也别觉得，这是王安石大度。如果真是对变法大业构成实质性威胁的人，王安石也是要跟他拼到底的。比如今年就有一个人，叫李评，是枢密院的都承旨，也就是办公室主任。李评的官不大，本来和王安石也没什么交集，但是他跟神宗自小就认识，算是皇帝的私人朋友。李评在神宗面前可能说了几句新法的坏话。王安石一听就不干了，这不是反不反对新法的问题，而是你神宗皇帝身边居然还有一个可能更信任的人，那不行。王安石立即撂挑子不干，要辞职。神宗反复挽留，还问呢，你是不是为那个李评啊？王安石坚决不承认，嗯，不是，我谁也不为，我就是纯粹身体不好。但是大家还是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神宗皇帝只好二选一，把李评赶走。神宗还得补上个解释，我对你啊，那是无限的信任啊，连一丝一毫的怀疑都没有啊。王安石这才答应出来工作。

你看，王安石也真是不容易啊：一方面要推进变法工作，另一方面还要一步一回头地反复确认，皇帝对自己还是不是一如既往地信任。

到了这一年，变法已经开始四年了。你想，王安石主持变法的整个过程也就8年，到最后两年，其实已经有点难以为继。所以，这第四年，正好处在变法进程的中段，是最凯歌猛进的年头。这个时候，青苗法、免役法已经全面推开，还有一堆新法开始进入试点阶段了，比如保甲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等等。而这一年重点推出的，是“市易法”，就是有关市场交易的一部法令。

我们《文明之旅》节目在这个阶段，几乎每年都要说到王安石变法。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换各种各样的角度，来透视这场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影响也最深远的社会实验。

今天这一期，我们就以“市易法”为例，来问一个问题——

在王安石的变法设计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思想，就是劫富济贫，当然，核心是劫富，用当时的话说，叫“抑兼并”，抑制富人对于穷人的侵吞。这个目标，在道德上非常有号召力，在实践上也有利可图，把原本是富人的钱拿来给朝廷花花，有何不可？

但是，奇怪，朝廷大权在握，变法想要劫掠富人，这么好的事，到最后为什么还是没办成呢？

市易法

说王安石想通过搞变法从富人兜里掏钱，有证据吗？有啊。中国思想史上最著名的一首反对富人兼并穷人土地的诗，就是王安石写的，题目就叫《兼并》。几乎所有的学术论文谈到这个问题，都要引用它。

但有意思的是：这首诗的主题，不是说富人兼并穷人，穷人多可怜。它是从皇权角度看问题的：说富人兼并最大的坏处是，天下的利益就分散了，不集中在朝廷手里了，所以，小人就有漏洞可钻了。是的，在王安石的眼里，富人不仅是穷人的敌人，更重要的，他们还是皇权的敌人。

可能和很多人的直觉不一样：关于什么是“皇帝”，曾经有一个阶级分析的定义，叫“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换句话说，皇帝和富人是一伙儿的。但其实，皇帝从来就非常警惕富人。道理很简单：一方面，纵容地主和富人欺负百姓，皇帝能有什么好处？把老百姓惹翻了，最后皇帝也没有好果子吃；另一方面，地主和富人一旦坐大，也会直接威胁皇权。所以，“摧豪强，抑兼并”，这是历朝历代的皇帝念念不忘的执政目标。

这也不仅是中国，在各个文明的传统社会里，最高统治者最想获得的同盟军，就是底层的穷人，最凶恶的敌人，反而是富人和贵族。

金雁老师的《倒转红轮》，它里面就说到：在俄罗斯的传统社会，沙皇的角色，可不是什么地主阶级的代表，沙皇一直刻意塑造的形象是“农民的父亲”。农民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也会想，沙皇是仁慈的，只是老爷们太坏，心里多少还有点盼头。在西欧也有类似的情况，中世纪的西欧农民要是和领主发生冲突，在小共同体里面要是解决不了，就会要求国王出面调解和裁决。所以，西欧的农民起义，他们的诉求往往更复杂，不一定是要造国王的反。

中国皇帝当然也懂这个道理。不断地限制和反对富商大族，既符合皇权的利益，也符合皇权的道德形象，一个普通百姓看见皇帝出手收拾身边的富人，心里多少也是痛快的。王安石变法，从头到尾都贯彻了这个思路。反正变法的核心目的是要为国家搞钱，既然富人手里有钱，而且还招人恨，那不正好拿过来吗？

但是，王安石打击富人，又不是像汉武帝那样，直接对富人横征暴敛。可能是因为，他觉得那样干的技术含量太低了。

有一次，神宗皇帝和王安石聊天的时候，还真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王安石说，按照程颢的意见，最好能像古代的井田制一样，限制民间一家一户拥有的土地的总量。神宗马上说，那可不行，那马上就会天下大乱。王安石说，对啊，王莽不就那么干过吗？不就天下大乱了吗？神宗说，对啊，朝廷主要是制定政策，对老百姓的行为施加影响，哪能直眉瞪眼地抢人家的土地？王安石说，对啊，这首先是行不通，行得通，也没有好处。你看，这君臣二人，一唱一和地，已经把这个道理琢磨得非常明白了。

那如果不直接剥夺富人，王安石怎么搞抑制兼并呢？他想走的是另一条高技术路线，简单说就是：官府作为一个市场主体，直接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挤占富人的市场份额，当面锣、对面鼓地在市场竞争中击败富人。

这个设想如果能落地，那还真是一举多得：首先，不伤害市场的活力。而且因为政府的参与，市场的规模和深度反而加大了。

其次，这也不伤害那些勤劳致富、智慧发家的富人。你们可以和官营商业平等竞争嘛。至于那些在竞争中落败的富人，那就不好意思了，你技不如人，被挤出市场，那是活该。

当然，更重要的是第三点：靠做生意增值财富，这才是王安石心目中的“理财”啊。你看那些商人，从小本生意开始，一旦经营成功，就富可敌国。商人能做到的事儿，朝廷为什么不能？王安石当年就跟仁宗皇帝讲过他的理财思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重点是这个“生”字，财富不能靠抢，要像万物生长一样，让它慢慢地长出来，越创造越多。可以说 ，王安石是洞见到了市场经济的魔力的。王安石吹的那个牛，“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不用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但是国家也不会没钱用——他能指望的，就是这种市场经济的魔力。

以前我们讲“青苗法”的时候，你已经体会到了王安石的这个思路：你们富人放高利贷，我官府也放高利贷，大家自由竞争嘛。但是我的利息低哦，来啊，卷啊，比比啊，看谁有本事给老百姓提供方便啊，看谁有本事赚到钱啊。

你看，王安石这个设计思路是不是很先进？是不是充满了想象力？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市易法”，也是体现了这个思路。

所有的变法，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市易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王安石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整个开封城里的商业，其实是控制在一批富商大族的手里的。外地来的客商，被他们欺负，因为千里迢迢运来的货物，他们使劲儿压价；本地老百姓，也被他们欺负，因为他们使劲地找机会囤积居奇，低买高卖地挣大钱。他们除了欺负人，还造成了一个附带的结果：开封城的物价上窜下跳不稳定。

你看，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王安石要找的就是这种富人：你们又有钱，又有民怨，那朝廷出面和你们竞争，把你们挤出市场，那岂不是叫好又叫座？

具体的办法就是：设立一个官府办的商品批发机构：外地商人来了，比如你千里迢迢运了几车茶叶进京。过去呢，你要跟那些欺行霸市的地头蛇商人打交道。现在好了，你不用搭理他们，你可以直接把茶叶卖给官府办的批发机构。你要现钱也可以，你要换些货也可以。怎么样？皇恩浩荡吧？那官府拿到这批茶叶之后怎么办呢？赊给开封城的小商户去零售，可以先不给钱，付利息就行。利息也不高，一年才20%。而且特别说明了，以上所有措施，都必须是出于自愿，不允许强制。

你看，这真是一举多得：外地商人满意了，本地小商户也被关照了，官府手里有了一个稳定物价的政策工具，顺便还可以为朝廷挣点钱。我要是王安石，想到这么棒的主意，睡着了也会笑醒了。

好了，这是政策设计的初衷。那最后呢？具体的过程细节我们就略过，直接看结果。

市易法先是在开封实行，后来推广到全国的很多城市。三年后，就是熙宁七年，1074年，最先提议搞市易法的魏继宗先跳出来说，不行，不行，再这么搞下去，会天怒人怨的。为啥？因为那个官办的商品批发平台，已经变成了一个吞噬一切的怪兽。

刚开始说好的，买卖都是自愿。但是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客商所有的货物都必须送到我这儿来，价格当然高不了；老百姓所有的货物也都必须从我这儿买，价格当然也低不了。临走我还得问一句，你是自愿的吧？说白了，官府的机构变成了一个比原来的富商大族更可怕的市场恶霸。

你可能会说，这就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吧？对经办的官员们三令五申、加强管理是不是就行了？

难。道理很简单：官僚系统的特点，是擅长做单一目标的事儿，擅长处理那种“明确、稳定、可度量”的目标任务，不擅长处理那种目标不清、价值冲突或快速变化的事儿。这可不止是中国古代，所有的官僚系统都这样，包括大公司里的官僚机构也是这样。

我手头的这本书，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里面就举了很多例子，你注意一下这书的副标题：“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概括得特别准。比如，18世纪，普鲁士的官僚机构开始管理森林。那好，森林是什么？在官僚系统的眼里，它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木材产量”数字。每年给国王交出漂亮的林业产值增长的数字，没问题。但其他的，“有关森林其他众多的、复杂的、可协商的社会用途，如打猎、采集、放牧、打鱼、烧炭、挖设陷阱捕兽、采集食物和贵重矿物，以及森林在巫术、崇拜、避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往往都被忽视了。”最后呢？你想都想得到，树种越来越单一，种植密度越来越大，生态越来越退化，最后是大面积的森林死亡。

王安石时代的大宋官僚机构也一样。你让一个官员管理一个官办的商品批发机构，请问如何衡量他的政绩？你不能说，我要同时实现好多目标，我既要外地客商满意，还要本地小商户满意，还要能调节市场，还要能赚钱。官僚系统在多目标系统面前，会手足无措的。最后，官僚系统一定会把长官最重视的那个目标，变成唯一的目标。

那宋神宗和王安石最重视的目标是什么？当然是钱啊。有人指责“市易法”说，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你怎么能天天想着挣钱呢？王安石说，切，官办的商业机构，如果不天天想着挣钱，你让人家具体执行的官员怎么干活？

理解了官僚系统的这个内在机制，你就明白了，“市易法”的官办市场机构，为什么会演化成一个新的市场垄断者了。因为他要挣钱啊，他要无所不用其极地挣钱啊，只有能上报的盈利数字，才能兑换成他的政绩，成为他升官的资本啊。

所以到了后来，所有的商人，只要你们敢和官府机构争买卖，那不好意思，小的打一顿，大的抓起来。这还是愿意干活的，如果是更懒一点的官府机构，干脆，你们也别把东西送我这儿来了，我还得操心做买卖，你们所有市面上的商人干脆给我交钱得了。朝廷反正也只找我要利润，你们把利润给我这儿凑够了，你们爱怎么做买卖就怎么做吧。你看，到了这一步，市易法和青苗法的结果一样，还是演化成了一项新的苛捐杂税。而新法想实现的其他目标，已经荡然无存了。

权和利

王安石的“市易法”从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开始实施，一直坚持到了宋神宗去世，是在元祐元年，也就是公元1086年才被废止，前后运行了15年。

那“市易法”为朝廷挣到钱了吗？挣到了，比如熙宁九年这一年，就搞到了133万缗，确实不少。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盘剥所有商户获得的垄断利润，代价一定是整个市场活力的衰减。当时就有人说过，即使只为朝廷算账，这么干也不划算。为啥？因为虽然多挣了市易法的利润，朝廷本来就正常应该收到的商业税，反而少了。总的算下来，朝廷其实是亏的。

后果还不止于此。更严重的后果是：大量老百姓欠了官府的钱。什么钱？表面上是找官府借钱的利息，但是前面说过，这种利息其实在很多地方已经演化成了实质上的税收。欠钱到什么程度？到了市易法被废止的时候，仅仅开封一个城市，老百姓就欠了官府237万贯。有人算过账，这相当于开封城里的人家，有五分之一都欠官府的钱。

为此，官府又专门成立了追债的机构，大概一千多人，日夜不停地骚扰、要债、打人、抓人。你想，老百姓，但凡有一点办法，谁敢欠官府的钱？所以可以这么说，开封城里五分之一的老百姓，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地狱图景？

王安石变法最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就在这里：为什么种下那么多龙种，最后反复长出跳蚤？

什么反对派造谣、利益集团捣乱、王安石急躁了、变法集团内讧，等等，这些解释都有一些道理。上一期节目，我们在讲免役法的时候，还提到过一个效应，就是在皇权社会，由皇权衍生出来的大大小小的各种特权，无处不在，它们会恶性地侵蚀社会肌体，最后毁灭一切。这当然也是一种解释。

但是这一期，我们要继续追问一个问题：就算新法做不到造福老百姓，祸害一下富人总是可以做到的吧？对啊 ，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权力在手，精准地打击一下富人，有什么难的呢？

你看人家汉武帝，打击豪强的方式非常简单直接啊：直接“算缗令”，根据财产抽税。不交？那就再来一道“告缗令”，谁举报，谁受奖。还没打击到位？直接把酷吏派到各地，有钱的豪强人家，找借口，随便屠杀。你去看看《史记》里面的酷吏传，那真是酷吏所到之处，血流成河。那找不到借口的怎么办？好办啊，直接让他们搬家，只要家产300万以上的富户，直接去给我守陵。一搬家，脱离了致富的土壤，这些富户也很容易就败落了。所以，汉武帝虽然折腾得也很厉害，但国家确实有钱了，可以干点皇帝想干的大事了，而承受后果的，也确实是民间的有钱人，符合劫富济贫、摧抑兼并的政策初衷。

回头再来看王安石变法：想了各种巧妙的办法，但最后，仅就劫富济贫、摧抑兼并的效果来说，还远远不如人家直来直去的汉武帝，这是为什么呢？

我反复看这一段的史料，突然有了一个顿悟、一个猜想：王安石在设计“市易法”时候的假想敌，也就是民间的富商大族，也许压根就不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只是表面上存在，但实际上，都只是各种特权的白手套而已。

为什么这么说？

开封城里的低买高卖挣大钱的富商，确实有；通过各种行会欺行霸市的大族，也确实有。但是只要稍微往深看一层，很容易就能看到他们身后藏着的权力的影子。

首先，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市易法引起的各种争议，往往都不是大宗物资。你想，开封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啊，百万人口，经济规模非常大。那城里最有商业价值的交易是什么？想也想得到，肯定是房子、粮食、肉类、蔬菜等副食品、煤炭柴火之类的能源品。但是，市易法相关的史料里面，很少提到这些交易。

那市易法主要提的都是什么交易？几个比较有名的争论，比如文彦博有一次到大相国寺烧香，看到有官府的商业机构在那儿卖水果，文彦博就跟神宗皇帝说，咱们能不能有点出息？国营商店，干点大的行不行？连水果都卖，和小民争利，挣不了几个钱，还有伤朝廷体面，还在民间积怨，不划算嘛。

还有一次，神宗不知道在哪儿听到的消息，问王安石，说市易法推行之后，搞了一些小买卖，在民间招了怨。王安石说，你展开说说？神宗就举了一大堆例子，什么卖油的事儿、卖冰的事儿，还有芝麻、木梳的事儿。

这些争论本身的是非咱们先搁在一边，你不觉得吗？怎么这么细碎？那些大宗买卖，如果也被市易法的官府机构掌控了，按说矛盾应该更大才对，应该有更多的官司打到皇帝面前才对。但是不好意思，我翻了这个阶段的史料，一个也没有。

好，问题来了，那些真的能挣大钱的买卖，到底什么情况呢？答案应该是，挣大钱的买卖都控制在各种权贵的手里。市易法成立的国营机构，不想惹，也惹不起。

这在宋朝是公开的秘密，比如，开国宰相赵普，对，就是赵匡胤身边那位“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他不光是宰相，还是个大木材商人，甚至还是开封城里的房地产巨头，好多门头铺面都是他的。

再举一个例子，宋代有一个大名人，叫曹佾（yì）。谁啊？没什么名儿啊，说他另一个名字，你一定听说过，八仙过海里面的曹国舅，就是他。他是神宗皇帝的奶奶曹太后的亲弟弟。关于他，有这么个记载，说他买了一批木头，但是不给钱，反咬一口，说是木头没拿到，被官府的商业机构强行买走了。你听听，就这么个主儿，官府机构没找他麻烦，他倒反过来要惹官府。你要是市易法新设立的市场机构的主管，你敢不敢去插手他家的买卖？

有一本书叫《东京梦华录》，详细描写了当时开封城的样子。你看看里面列举的店铺的名字，什么“盖防御药铺”、“伍防御药铺”、“孙殿丞药店靴铺”，把官儿名都写上了，这是明摆着后台老板是官员。还有那种大家心知肚明的关系网，当时大商户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行为，就是让家里的子弟娶一个皇族的远亲，公主娶不上，那就争取娶郡主、县主。有一个大桶张家，居然一家人娶了三十多个县主。

说到这里，我估计你会有一个疑问：宋朝的外戚、宗室，被看得死死的，一点权力都没有，哪有能力欺行霸市？确实，你去看我们《文明之旅》1035年的那期节目，里面讲得很细。但是，皇权时代的权力密码是，只要你离权力的魔杖近，你就自然获得权力。皇帝身边的宦官能有什么权力？但是宦官一出宫，面对一个地方官，你说他有没有权力？外戚和宗室也是一样，他们确实无职无权，但是在需要的时候，能跑到宫里去，在太后、娘娘甚至皇帝面前哭一鼻子，求个情，就这么点影响力，就足够他们在市场上横行霸道了。

皇权时代的市场，看起来和我们今天的市场好像没什么区别，都是愿买愿卖地做买卖。但是那个时代的市场主体，往往都是长在一个特权网络上的。有权力的人，直接持有也好，间接参股也好，隐性挂名也好，暗中保护也好，才是大街上的商铺的真正的后台老板。比如，清朝的和珅一倒台，大家都知道那句俗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抄家抄出来很多钱。当时民间流传一份和珅的抄家清单，何止金银、土地、房产、珠宝？和珅家还有当铺、古玩铺 、玉器店 、绸缎店 、洋货店 、皮货店。最夸张的是当铺的数量，相传有75家，这个数字可能是夸张了，但当时的京城的奢侈品市场，就没有他不沾边的。

我估计有的人还会说：很多情况下，都是商人投靠权力、腐蚀权力，不能说成是权力控制商业，这是两回事。

这个容我说几句题外话：这其实是一回事。举个例子，我们小时候看香港、美国的黑帮电影，对黑社会的理解，都是一帮坏人在江湖上为非作歹，然后在政府里找了一个保护伞。但是后来看的书多了，才知道，黑社会的本质恰恰是倒过来的：是政府对社会的管制能力不足，在很多复杂的社会角落里，不得不找一些代理人，以维持还算过得去的秩序，这个代理人才是黑社会形成的真正原因。比如，民国时期的上海滩的黑帮老大黄金荣，他就是在法租界起的家。当时的上海，分成租界和华界，租界的外国警察，不能到中国人的地界抓人，中国华界的警察， 也不能到洋人的租界抓人，但是小偷地痞可以四处窜啊，所以外国人就必须得依靠华人巡捕，他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去抓这些两头窜的小毛贼。这和今天的一家公司，搞不定当地文化，用一家代理商处理当地事务，是一样的道理。所以，黑社会现象，你既可以看成是坏人在官府里找了保护伞，也可以看成是——正式秩序在自己能力的尽头，不得已，主动授权给了非正式的秩序。从黑社会形成的过程来看，可能后者这个视角才更符合事实。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对于意大利黑手党的形成，就有很多精彩的研究，以后有机会再和你聊。

带着这个视角，我们再来看这个阶段大宋朝的商业：你说，是商人主动地投靠、腐蚀权力，还是权力在用白手套控制商业？其实，这是同一个事实的两面。

回到王安石的市易法。他本来想的是，通过市场机制的重整，通过官府下场做生意，把原来的富商大族的不合理的超额利润拿过来，变成政府的收入。这样既能增加财政收入，也能实现社会公平。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压根就不存在这个有富商大族控制的超额利润。所有表面上看到的不合理的利益，早就被背后的隐形的权力网络，瓜分完毕。如果你要打这部分利益的主意，就像你在野外翻开一块石头，发现里面的一窝你惹不起的蝎子。

那既然惹不起这部分利益，而上官、朝廷、宰相、王安石大人又希望看到市易法推行的成果，最后倒霉的是谁？除了普通的老百姓，还能是谁呢？

这不就是鲁迅说的那句话吗？“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最后被市易法搞得家穷财尽的，当然只能是城市里那些卖油的、卖水果的、卖芝麻的、卖木梳的小民啊。

屠龙少年

你可能会说，你这么说有点绝对。大宋朝的商品经济那么发达，总会有一些民间的，靠勤劳致富，不跟官府勾搭的商人吧？

有，一定会有。但是，在一个靠权力分配利益的体系里，他们早就被算计在其中了。

我举个例子：苏辙就曾经对皇帝说，不要对城里的商人盘剥太过了。为啥？这些人虽然顶着个兼并的名声，但是别忘了，国家在有急事的时候，是要靠他们的。比如，有饥荒的时候，找他们要钱赈灾啊，有盗匪的时候，找他们出人防守啊。这个钱啊，虽然在他们兜里，但是跟在官府手里，没有差别。要用的时候，咱不过是从左兜掏出来放右兜。

你看，当时士大夫对这个问题的观念都差不多，私有产权保护，那是没有的事儿。连苏辙这样的变法反对派，他反对的，也不是拿走这些富人的钱，有区别的地方仅仅在于，是一次性拿走，还是放水养鱼，养肥了再拿。

类似的话，宋太祖赵匡胤说得就更直白了。他说，那些富人，只不过是为国守财啊，我的储蓄罐而已嘛，我有用的时候，就找他们要，“皆我之物”啊！

那这个储蓄罐在历史上动用过吗？动用过啊。宋仁宗庆历年间，和西夏打仗，朝廷缺钱，还差几十万军费，怎么办？找开封城的几十户富商大族商量，一天就凑齐了。那你说，这钱会还吗？哎，报效朝廷，是你们这些富人良心发现，还谈什么钱？回头给点什么当官的名额，就算两清了。

你这么一看，王安石的市易法，是针对一笔也许并不存在的利益，发起了一次机关算尽的冲锋，发现啃不动，半途调转枪口，伤害了原本无辜的小民。而再跳出来一看，他原来想实现的目的，在皇权社会本来就有更简单直接的实现方法。事后复盘的王安石，不知道会不会觉得自己简直多此一举？

南宋的历史学家李焘，就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针对市易法，说了几句很重的批评王安石的话。他说，青苗法、均输法虽然也天怒人怨，但是情有可原，因为这是王安石最根本的思想。但是市易法就无法原谅，因为这都是王安石身边小人出的主意，争蝇头小利，王安石竟说这也是王政，你糊弄谁呢？

其实，我觉得也不怪王安石。王安石距离那个时代还是太近了，很难看得清那个时代的实质。千年之后，当代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阎步克老师有一段话说得特别精彩，我念给你听：

与“林立型社会”“网络型社会”不同，这是个以“君一臣一民”为基本结构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皇帝皇族处于顶点，其下是官贵，再下是民众。中国官阶体现了“公权力的无限扩张”趋势。社会中的政治特权、法律特权、经济特权和文化特权，是根据官爵来分配的。行政品级由此成为确认社会身份、塑造社会分层、施加社会控制、实现社会激励、引导社会流动、建立社会认知、沟通社会交流的重要手段。各领域的等级尺度与王朝品级又是可以通约的，辐辏于王朝品级，有如帝国金字塔的附属建筑。中国王朝不仅是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管理的“功能组织”，而且还是一个君臣结合谋生谋利的“身份组织”。

这段话出自阎步克老师的《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雍容闲雅的宋朝文化、有圣君风范的大宋皇帝、熙攘繁华的开封城，确实引人怀想、令人钦慕。但是，抖落表面的尘土，直达它的社会内核的深处，我们看到的，还是一个君臣结合谋生谋利的“身份组织”。王安石还试图在这个社会的缝隙中找到、挤出一些剩余的利益。他没有意识到，一切都已经瓜分殆尽。他这个屠龙少年，最终会一无所获。

公元1072年，大宋熙宁五年，王安石在一个错误的时代打了一场错误的，甚至连敌人都找不到的，甚至因此也注定失败的战斗。这就是我在这一年为你讲的有关市易法的故事。

我们下一年，公元1073年，再见。

致敬

节目的最后，给你读一首诗吧，王安石的《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写首诗的时间，是公元1050年，那时候王安石三十岁，他在浙江鄞县担任知县期满后，返回故乡临川（今江西抚州），途中路过杭州，登上飞来峰，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你看，借着登高望远，王安石写下的是年少气盛、抱负远大，一心只要身在最高层的豪情壮志。而在十几年以后，终于没有浮云遮望眼了，他在朝堂上喊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口号，壮志满怀地搞改革，但新法轰轰列列地施行下去，却终归龙种变了跳蚤，砍向富人的刀屡屡落在了穷人的头上，再回看1050年写的这首诗，不知道王安石会不会改两个字：不畏浮云遮望眼，只怕身在最高层。在《文明之旅》公元1072年，谨以这首可能会更改的诗，致敬所有能够换个角度再看一眼现实世界的人。

参考文献

（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李之良校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宋） 孟元老 著：《东京梦华录》，广陵书社，2024 年。

（元） 脱脱 等 撰：《宋史》， 中华书局 / 1985年

（清）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 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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