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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杂志 | 我与萧乾先生的“书评缘”

2025-08-22 16:5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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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CENTURY

我与萧乾先生的“书评缘”

葛昆元

《上海滩》杂志社编审

几十年做报刊编辑，免不了与作者通信……多年下来，我便积累了不少文化名人的来信。退休之后，翻阅这些珍贵的名人来信便成了我一大乐事。有一天，我竟然边看边整理出萧乾先生的来信竟有三十封之多！

萧乾先生是一位文化大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他不仅是一位著名作家和翻译家，更是一位了不起的战地记者！我，一个普通的编辑怎么会与大名鼎鼎的萧乾先生认识的呢？他又怎么会给我写了这么多信呢？这要从我在1985年担任《书讯报》的书评编辑说起。

萧乾收到了

我通过中国作协转交的信

那年，我刚调到《书讯报》当书评编辑时，对书评是一窍不通。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我偶然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萧乾选集》（1984年6月出版）里，读到了萧乾先生早年写的《书评研究》，真是喜出望外！他对书评的定义、方法，尤其是对书评家的人品和文化素养等作了系统和精到的论述，对我来说真似醍醐灌顶！

图|1982年冬，萧乾在北京（陈复礼摄）

我反复阅读后，结合当时蓬勃开展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和自己的书评工作实践，斗胆写了一篇读后感，刊登在1985年5月25日的《书讯报》上。我在文章一开始，就根据萧乾当年提出的为了褒扬推广优秀作品，贬斥杜绝低劣读物，“我们每需要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就需要五十个书评家”的论述写道：“处于知识爆炸的今天，我们就需要五百、五千、五万乃至更多的书评家。”然后，又根据萧乾的《书评研究》的启示，指出“书评既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那就需要书评家既有批评家的眼力，又要有作家的某些素质，还需要较广博的知识”，“还必须具有鲜明的观点、公正的品格”等等。

那天，我看着《书讯报》上的拙作，想将这张《书讯报》寄奉给萧乾先生，请他指正拙作中的不当之处，并向他请教特别是在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中如何办好书评版面，做好书评工作，当好书评编辑。

我左思右想，不揣冒昧地在信封上写了“北京中国作家协会转萧乾先生收”，并在信封下端详细写了我的寄信地址和我的姓名。最后，再给中国作协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务必帮忙将信转交给萧乾先生。中国作协的同志收到我的信后，很快就转给了萧乾先生。萧乾看了我的信和那篇稚嫩的读后感后，于百忙之中很快就给我写了回信，时间是1985年6月7日。距我寄出信件的时间仅十二天。可见萧老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陌生求教者，是如何的重视！令我感到十分鼓舞！

萧乾教我查找30年代《大公报》

“书评特刊”

萧乾来信称我为“昆元同志”，使我感到有一种亲切感。接下来，他写道：谢谢你们在《书讯报》上两次介绍我早年的习作，尤其《书评研究》。那是早已被遗忘了的。”非常谦虚，但又有一点遗憾！因他至今仍认为书评对于文化事业是十分必要的。希望我们这刊物用实际行动来提倡。

图|萧乾回复作者的第一封信的复印件

接下去，他在信中写下了他家的住址，希望我与他多联系。就在他于信末写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后，却又在信笺的下面空白处补上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告诉我：“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八一三之间，我曾在当时上海《大公报》上编过四五个“书评讨论特辑”，请许多方面的作家、出版家讨论。”并希望我“找出复制一下，甚至重印”。还希望“如复制祈送我一份。我可写回忆录”。

这段短短的补充文字，使我非常兴奋。我明白，这是萧乾先生在用他当年的书评实践在指导我。我立即写了回信，表示我会尽快到上海藏书楼去查阅当年的《大公报》，并复制两套，一套寄给他，一套我留下学习。

9月，我在忙完几期稿子和读书活动之后，就走进了位于徐家汇的上海藏书楼，用相机翻拍了《大公报》上的“书评特刊”，并冲印了两套资料照片。10月初，我将一套资料照片挂号寄给了萧乾先生，还有一套留给自己学习用。

不久，也就是在1985年10月12日，萧乾先生就来信说：“昆元同志：非常感谢你寄来的《大公报》‘书评’复制件。我同它们阔别已半个世纪。我当十分珍贵（惜），并且会好好使用。一定写一文报答你。”

萧乾先生信中提到我向他约的文章《我的第一本书》后，还说这个题目出得好。他已列入十二月计划，能提前完成更好。目前他正在写两篇长文（回忆录性质），搁下不利于势头，请谅……

我看了信，一下子对他肃然起敬！这一年，萧乾已经75周岁了，身体又不太好。看得出，他是在争分夺秒，奋笔疾书，想在有限之年，做完他想做的事情！

萧乾写信指导我如何搞好书评

萧乾先生在1985年8月的一封来信中告诉我，当年他除了编《大公报》“书评特刊”外，他自己谈书评的也有一些。比如，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评研究》；还有在《萧乾选集》第一卷代序、第三卷第404页至443页、第四卷第70页都收有他有关书评的文章。还有就是他在编天津和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时，以编者名义写过的一些有关书评的文字。

他表示，十分支持我们开展的书评工作。希望我们深入下去。为此，在信中他写下了几点“小建议”：

第一，关于你们办书评讲习班（在国内还是创举），似应在上海《文学报》及北京《文艺报》好好宣传一下。可以起提倡作用。

第二，建议你通过对书评深入研究，给诸如北京的《读书》杂志写篇有分量的文章。

第三，武汉有个类似《书讯报》的刊物，你们应取得联系。凡搞书评的都联系起来，就会壮大声势，互相推动。

后来在1987年4月4日的来信里，他又建议《中国文化报》负责“书与人”栏目的编辑韩金英同志与我取得联系，还要她向我请教。

这一系列建议都让我眼界大开，信心倍增。他老人家在百忙之中，不顾病魔缠身，利用他一切社会联系，助力上海的书评活动。

与这封信仅隔五天的4月9日，我又收到了萧乾先生的信。信一开始，他就写道，非常非常高兴听到上海要建立书评协会，并创办大型书评杂志。现在，武汉抓报告文学，天津抓散文，湖南抓“走向世界”，上海肯来抓造福读书界的书评工作，再好没有了。因为书出得越多，读者越需要书评家来“向导”一下。最后，他还对即将问世的《书评》杂志提了几点希望：

首先要坚定地站在读者一边，即掏腰包买书者的立场，尽可能对每本书做出尽可能客观公正的评价。坚决不接受变相的广告。评什么，话不必多，但见棱见角，而不模棱两可。不让读者看了莫衷一是。让他知道值不值得一读，值不值得去买。

信中，萧乾先生对“书评文章”的格式、形式（专论、短评、专辑等），图书广告，以及建立一支书评队伍，逐渐形成一支职业书评家的队伍，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按照萧乾先生的意见，在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办公室的支持下，我们更加有信心，更加有计划地开展书评工作。一时间，书评培训班、书评讲座遍地开花。一批优秀学者、优秀编辑走上讲台，给广大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中的积极分子讲述“怎样选好书？”“怎样读好书？”“怎样写书评？”等。其间，我一边在《书讯报》上，挑选编发优秀的书评文章，一边也经常到一些工业局、工厂和街道去给读书小组或书评小组讲“怎样写书评”的课题。整个上海读书气氛十分浓厚，书评活动蓬勃发展。

是年10月底，我们编辑的大型《书评》杂志（16开、148页）问世。萧乾收到后十分高兴。他于当年11月19日的来信中表扬：“第一期阵容很壮，栏目也不少。”但他是一位有话直说的人，他直言杂志过于“高档”，是上海版的《读书》。接着，他又指点我们：“也许它与你们的《书讯报》事先有分工。总之，书的消息（尤其是写作或排印中的）不多。我认为，两个刊物既有分工，又应有重叠。搞个刊物不容易，搞成这样尤不容易。刊物只能在办的过程中，建立并扩大队伍，丰富内容。”萧乾先生的意见，引起我深思：怎么才能将书评深深扎根于广大读者之中呢？

萧乾先生不仅为我搞好书评工作，经常在来信中出谋划策，悉心指导，而且还在1986年2月21日的来信中提到希望我有朝一日写一本有关书评的书。

当时，在读书活动中的确有不少群众对书评缺乏了解，使得读书活动难以深入。萧乾先生的鼓励成了我很大的动力。我决心，尽快编写出一本谈书评的通俗读物，给广大书评爱好者作参考。

于是，我就在自己的书评讲座中，结合上海群众性的读书活动的实际，努力融入巴金、朱光潜、沈从文、艾芜、李健吾、萧乾等文学前辈有关书评的思想和观点，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的书评看法，由此渐渐地积累了一组书评讲稿，同时将巴金、叶圣陶等文学前辈们发表在《大公报》“书评特刊”上的十多篇书评文章集中起来编成了一本小册子，冠以《怎样写书评》的书名，由同济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5月出版。第一版就印了15000册。这本小册子一问世，立即受到广大书评爱好者的欢迎，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办公室很快将这本书列为推荐书目，向全市乃至全国读者推荐。

萧乾收到我编著的《怎样写书评》后，于1988年6月12日来信鼓励我说，他对这本书很感兴趣。我知道，没有萧乾先生的鼓励和指导，哪里会有我这第一本书的出版！我从心底里感激他老人家！

有幸三次拜访萧乾

我和萧乾除了通信外，还先后三次拜访了萧乾先生，使我获益良多！第一次拜访是在1987年的夏天。

那年，我有幸被评为“全国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优秀辅导员”，并应邀于是年8月到北京出席全国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积极分子表彰大会。

会议结束后，我带着结婚不久的妻子去拜访萧乾先生和夫人文洁若。

那天下午两点多，我们在北京复兴门外，找到那幢大楼，而后登上三楼，叩开房门后，萧乾和文洁若高兴地欢迎我们。我们进门后，看到一间不大的客厅里，放有一张大桌子，上面堆满了各种书籍和报刊资料，周边椅子上和地板上也放了不少书籍报刊资料，可以活动的空间已不大，我们就坐在了靠门边的凳子上。

我介绍了妻子与二老认识后，文老师乐呵呵地为我们沏了两杯茶，送到我们面前的桌子上，并高兴地说：“很高兴你们来我家玩。”萧乾先生则笑眯眯地坐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看着我们俩，像我们家的一位慈祥的长者。

尽管是第一次见到萧乾先生和文老师，我却一点儿不陌生。我知道，萧乾先生之所以坐着未动，那是因为老人家身体不好。他来信中告诉我自己的左肾已切除，右肾功能又出问题。

我看着这间“杂乱”的客厅，好奇地问道：“萧老，您的书斋在哪里？”

“书斋？”萧老笑道，“我非文人骚客，谈不上书斋。我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有了个不摆床的房间。现在用它除了工作，也会客，听音乐，吃早餐。”说到这里，他似乎满意地笑了。他又幽默地说：“我这个房间一个特点，就是乱——乱得出奇，而又乱中有头绪。”

一阵谈笑之后，我着重向他们二老讲述了全国振兴中华读书活动表彰大会的情况。他们很感兴趣地听着，不时地还问一些问题。我讲完后，萧乾先生肯定地说：“你们上海的读书活动就是搞得好！还搞了一支人数众多的书评队伍，还有《书讯报》的推波助澜，值得向全国推广。你们《书讯报》大力倡导书评，还要出《书评》杂志，发表书评文章，推动群众性的书评活动，的确做得不错！不过，我希望群众性的书评活动能长久地开展下去，坚持下去，才会有深远的影响。”

我明白他的心愿，他从20世纪30年代就提倡书评，认定书评具有推动群众读书，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具有摒弃坏书，推荐好书，促进出版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于是，我认真地说：“萧老，您放心！我一定竭尽所能，办好书评版面，培训书评骨干。只是我能力有限，难有大的作为。”萧乾听了，微笑着鼓励我：“我相信你们！”

说到这里，我觉得我们该离开了。因为打扰萧乾先生和文老师已经多时了。萧乾先生似乎看出了我的内心，建议我们有时间，可以到万寿寺去看一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筹建情况。

我从报上早就知道这件事。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提议，得到冰心、阳翰笙、萧乾等众多著名作家支持的。我便立马说：“好啊！我们一定去看看。有可能的话，我可以写篇报道在我们《书讯报》上宣传一下。”“那就更好了！”萧乾高兴地说，“你到了那里，可以找舒乙同志。他会给你们详细介绍情况的。我会打电话告诉他的。”说到这里，怕我不明白，又补充道：“舒乙是那里的负责人，他是作家老舍的儿子。”

我一看时间只有下午三点半左右，决定马上就去。萧乾听后立即打电话给舒乙，舒乙表示欢迎。大约是下午四点多，我们来到了万寿寺，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舒乙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介绍了筹建情况。他讲得最多，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巴金、冰心、萧乾等著名作家决定捐献出自己宝贵的藏书、著作和手稿给文学馆。所以，文学馆决定为他们开辟以他们的姓名命名的专门文库。回上海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叫《秋野的奉献》，热情赞扬了巴金等文学前辈的无私奉献精神！

第二次拜访萧乾先生是在上海。

那是在1990年6月下旬，萧乾先生已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一年多。他专程到上海公干。公事之余，他不顾病体和劳累，还抓紧时间与上海的老朋友们见面畅谈。当时，我虽然已调到《上海滩》杂志任编辑，但也应约于那天晚上七点多，跟随《上海滩》杂志副主编华将谟来到了衡山宾馆。走进会客室，见到《解放日报》的“读书”副刊编辑查志华也在座。

萧乾和我们寒暄之后，就开始关心地问我们报刊出版发行的情况。华将谟副主编感谢萧乾先生赐稿《上海滩》，并希望他今后多写一些有关上海的回忆文章在《上海滩》发表。

萧乾先生回忆了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的往事，还高兴地说起当年邀请巴金、叶圣陶、朱光潜、沈从文、李健吾等十几位著名作家、学者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开展有关书评讨论的往事。

我们都希望萧乾能写写当年的这些往事。萧乾微笑着说，这些内容大多已经写进了我的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等这本书出版了。你们就可以看到了。

这时，我见机插话说：“萧老，您老一生成果颇丰。但我总觉得您老对书评总有一点遗憾？”萧乾叹了口气后说：“我从30年代在上海《大公报》上推广书评，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仍然未能出现我期望的局面。当然，这几年上海在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中大力开展书评活动做得很好。”说到这里，他转身向我说：“昆元同志也参加了，做了不少事情。但在全国来看还是不够的。特别是我们处在一个人情社会，很难放下面子说真话。有些书评文章，尽是吹捧，毫无批评，害怕得罪人！还有一些书评文章，自身无底气，缺乏说服力。反映出书评作者缺乏训练等等。”我听了，不住地点头说：“萧老，您看我们的书评还有希望搞好吗？”“当然有希望！我觉得全国各地都能像上海这样抓，就一定有希望。”

时间过得很快！这时，已是晚上9点多了。为了让萧乾先生不要太劳累，早点休息，我们就只能向他告别了。萧乾站起来将我们送到门外，才微笑着挥手告别。

走出衡山宾馆，华将谟老师与我们作别后，查志华对我说：能否请你写一篇萧乾先生与书评的千字文，发表在下一期《解放日报》的“读书”副刊上？我立刻答应了。

因为我觉得，萧老说得对。我们广大读者读好书需要书评的引导，而我们出版事业繁荣，则更需要书评的“抑恶扬善”！我还觉得，萧老是一位有情怀、有担当、有梦想的文化人。他将书评这种容易得罪人的工作，视为一生追求的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了整整半个多世纪！

想到这里，我突然灵光一闪，挥笔写了《萧乾的梦》这个题目，紧接着我在文章开头写下了“人在年轻时皆有梦，有梦金、梦官、梦神、梦鬼，也有梦房子、梦女人的；然而萧乾梦的却是书评，且一梦便是50多年。”然后我就回顾了萧乾从1934年在燕京大学念书时，就开始对“书评感起兴趣”，发现书评是现代文化巨厦一根不可或缺的梁柱。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书评研究》。大学毕业后，他到上海接替沈从文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就大力倡导书评，发表书评文章，在上海掀起了一场书评热。尽管后来抗战爆发，萧老远赴英伦和欧洲战场，冒险向国内报道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况。但他还是坚持写了一些评论英国作家福斯特及其他作家小说的书评文章。新中国成立后，萧老回国后写了《好兵帅克》等书的书评。后来，尽管他历尽磨难，但还是依然做着他的“书评梦”。

稿子写好后，我立刻送给查志华。很快这篇稿子便发表在7月12日《解放日报》的“读书副刊”上。

我第三次拜访萧乾先生是在1992年的5月7日。

图|1992年5月7日，萧乾与作者合影

在此之前的5月5日上午，我应邀到北京参加了“萧乾六十年文学生涯展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大门前签到时，见到了上海文史研究馆的沈飞德先生。我们一起走进会场，参加了开幕式。在发言的嘉宾中，台湾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即席发言，最令人感动。

她说：“那天晚上，到北京机场已快10点。我与丈夫何凡匆匆领着孩子直奔萧乾先生的家，想对他们先表示祝贺。谁知，到了他门口，我刚要按铃，孩子突然拉拉我，指指门上的两片纸要我看。我一看，禁不住泪水蒙住了眼睛，只见上面写着：‘为了避免您走后，他犯心脏病，祈您务必简短。洁若辞恳。’另一张是萧乾先生的字：‘病魔缠身，仍想工作，谈话请短，约稿请莫。’我一见，领着家人转身悄悄离去。心里难受极了。”

两天后，我拜访萧乾先生时，好奇地问起林海音。他感慨地告诉我，林海音是位老北京。她从小就生活在北京，感情深厚。风靡全国的电影《城南旧事》就是她对儿时在北京城南琉璃厂一带生活的描写。

萧老告诉我他们二人是如何相识的。那是在1988年8月，韩国首尔举行的第52届国际笔会年会上，《京乡日报》邀请中国台湾的林海音、韩国的许世旭和萧乾三个人对话。主题是：“文学的分隔与统一”。对话是轻松愉快的。林海音和他都是老北京，说起话来京味特浓。许世旭留学中国台湾，中国话说得也很流利。很快他们就熟悉了。

“我得到她一本赠书《家住书坊边缘——京味儿回忆录》，写的是她童年时代北京琉璃厂一带的所见所闻，写得情真意切。此后，她帮助我们在台湾出版了一些书。1990年5月，她来北京下了飞机当晚便来看我们，对我妻子文洁若能与我患难与共十分欣赏。此次，她来北京也是一下飞机就来看我们。谁知，竟让她一家难受了。她还帮我做了一千张我的住址条，以便通信。”萧老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说：“若不是您老门上有言在先，我还真想约请您为我们《上海滩》杂志写写林海音呢！”

萧老略带歉意地笑道：“眼下，我与洁若正忙着翻译乔伊斯的《尤里西斯》，70万字，工程已过半。若是今年下半年我能如期去台湾访问，一定为你们写，因为我觉得《上海滩》是办得最活泼的刊物，我很喜欢。”

这时，我向萧老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我问：“萧老，您的住房这样局促，连个书房都没有。我听说，按职务规定，您本来可以搬到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去住的，为什么您不搬呢？”萧老听了笑道：“是有这回事。但是，我们的想法是，我的身体不好，搬家是个很折腾人的事情。我们不想折腾了！只想抓紧时间赶紧做事。眼下就是抓紧将《尤利西斯》翻译完。”

萧乾先生的这番话，说出了他的实际情况和真实想法。他已是82岁的患病老人。他的左肾已摘除，右肾也不好，他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他似乎预感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愿意将这些最后的宝贵时间花费在搬家等杂事上面。他是在与时间赛跑，想抓住最后的几年时间，和夫人文洁若一起做完自己想做的事情，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按时翻译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全译本）补上国内的这一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