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爱：情书里的父母爱情》| 万有引力新书

万有引力新书上市啦！

《纸上谈爱：情书里的父母爱情》

上百封跨越黄河南北的鸿雁传书

记录80年代两位文艺青年从朋友到知己，最终喜结连理的全过程

见证文学繁荣、诗歌流行、车马慢的纸上爱情长盛不衰的书信时代

《纸上谈爱：情书里的父母爱情》

作者：张冲波、骆淑景

ISBN：978-7-218-17512-6

定价：78.00元

平装 · 440页

出版时间：2025年8月

广东人民出版社 · 万有引力

序 /

八零年代，我们的书信时代

2016年3月，张冲波学会使用微信，比我整整晚了两年。我记得很清楚，3月5日下午，我用刚买的手机给他发了一条微信：晚上请按时回来吃饭。五秒后，我收到他的回复：好的，一定。

这种手指间的即刻传递，让我有一刻钟的迷蒙。我想起三十年前，也是这一天，我收到他的第一封求爱信。他说他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煎熬了十五天，才得到我的回复。随后我询问他安全的消息，也是十五天以后才得知。

手机、微信、移动互联网，是三十年前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的，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须臾不能离开的事物了。未来人们还会发明什么更神奇的传播工具呢？我猜测不出。但我还是忘不掉靠邮件交流感情、传递信息的书信时代，忘不了分居两地、难得相聚的“牛郎织女”生活。

其时，我在黄河北岸一个叫岭底的小镇上教书。说是小镇，其实只有一条土街。一条公路从中条山上蜿蜒而下，和土街形成一个“丁”字路口，每天有班车在这里停靠一下，就是车站了。“丁”字路口的西边，有一个小小的邮电所。

据说邮电所是我来前一年才设立的，由两间小平房组成，前面是一间业务室，有信件、包裹、电报等业务，后面是一间工作人员的住室，再后面还有一个小院。许多年过去，我还记得业务员是一对夫妻，那个胖乎乎的中年妇女，态度很和气。每次我去送信，她都笑嘻嘻地说：“又写信啦，放这儿吧，没问题，今天就能发走。”

张冲波在我的故乡河南卢氏县，我在邻省山西芮城县，1986年3月，我俩开始异地恋。这个小镇上的邮电所，就成了我们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成了我通往外面世界的唯一窗口。

我们约定，收到对方的信要立即回信。这样信写了发出去，在路上要走六七天；他回复后，信再走六七天到我手中。也就是说，我们每半个月收到对方一封信。也就是说，我月圆之夜的思念，他要到初一才能知晓。而他初一的喜怒哀乐，我要到十五才能体会到。

偶尔也有快的时候，十天头上就收到对方的信了，若是这样心里会异常惊喜；如果收到信没有立刻回复，或者他出差了，钻进深山老林了，或者我复习考试，没顾上，或者邮局出了一点小差错，收到信的时间会更长；有时候也会有意外，比如他来的信被人“偷”走了，我去的信被邮局弄丢了，再写信时言语就接不住，自说自话，解释唠叨半天。

张冲波曾分析说，邮路之所以这样漫长，是分属于两省并且隔着天堑黄河的缘故。比如他写信投出去以后，信要从卢氏县发到三门峡市，三门峡市再发到河南省省会郑州，省会郑州再发到山西省省会太原，然后再从太原往下转，到运城市，再到芮城县，最后才来到小镇岭底。对他这样的分析，我表示怀疑，但也想不出更合理的解释。

其实两地之间直线距离也就二百里，如今自驾一趟，不过两个小时，但在那时却极不方便。每次来去，不管走水路还是走旱路，都要一整天，还要起五更、打黄昏。路上的班车和船时间不固定，顺利与否全凭运气。有一次，我放假回家，一路上坐了六种运输工具，分别是自行车、摩托车、机帆船、三轮车、货车，最后是班车。五年时间，二十余次往返，每一次都是艰难跋涉，每一次都充满未知和惊险。

漫漫邮路，把人的思念拉长再拉长，把人的耐心锤炼再锤炼，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星期天，老师和学生都回家了，偌大的校园只剩下我一个人。我静静地坐在斗室内，给他写信。一段时期的心情，夜与昼的情绪转换，读书的感悟，大自然的朝晖夕阴，天气变化，都是信的内容。

从寄出信的那一刻起，心里便多了一种期待。每天下午四点，我都会跑到学校的收发室问有没有信。有时候信意外地来早了，我就喜不自禁，急切地跑回斗室，关上门窗，一个人独享这份美好；要是到了预计的时间，信还没来，我就心神不宁、胡思乱想；也会直接跑到邮电所去问，直到收到信，心才安生下来。

最初两个人写信，像打太极拳一样，你来我往，迂回曲折。童年啊，故乡啊，人生啊，理想啊，还有诗歌。那时全民写诗，诗人就是青年人心中的神。我们谈诗论诗，每封信后都附一两首最近写的诗。

他在信里大谈他喜欢的诗歌和诗人，他参加诗歌刊授学院学习的故事，参与县里诗歌社团—— 春萌的活动情况，第二年又自办《绿风》杂志，发动单位上小青年读诗写诗等。诗人们有了什么新作，他都第一时间知道并抄写引用。他最喜欢的诗人有梅绍静、马丽华、林子、郑玲、汪国真等。

接到他的来信，我也很高兴，除了诗，就和他谈这里的山川地貌，“中条山下，黄河岸边”，四季轮换，“走在油菜田里，金黄的花粉敷了一脸”…… 等到关系确定了，我们才慢慢敞开心扉，直抒胸臆。寒冷的冬夜，从黄河滩上刮来的风，吹着尖厉的呼哨，打着旋儿，把校园后面斑驳的土墙打得“扑嗖嗖”“哗啦啦”，墙土直落。我在纸上给他唱《望星空》《十五的月亮》。他则用马丽华《我的太阳》鼓励我：“让目光翻越那山/迎迓日出/为东方的草原/镶好了绯色滚边/就要踩着红地毯来了么/那宇宙与我共有的/永恒的灯……心为之激动又复归宁静/爱因之升华后更加深沉…… 从未相许的是我的太阳/永不失约的是我的太阳”。诗歌高昂悲壮的格调，使我暂时忘掉眼前的寒冷、寂寞以及困苦。

1988年3月中旬，有二十多天没有收到他的信，我坐立不安，一天两次到门房探问，但总是没有。我又到邮电所问，还是没有。正在这时，中央电视台播送了一条消息，说豫西发生特大交通事故，国道G310线上的一辆大客车翻到深沟里去了，死了四十多个人。上封信里他曾说最近要去市里开林业会议，莫非他就坐在这趟车上？说不定他已经出事了？我越想越怕，越怕越想，瘫坐在床上，手足无措。同伴见状提醒我赶紧发电报问问，我就发了个电报过去。然而两天也没有得到回复，我又几次三番跑到邮电所去问，邮电所的人说：“没有嘛，没有嘛，有消息我能不赶快给你送去？”

等不来电报，我越发认定他出事了。我沉浸在自己假想的悲剧中，痛不欲生。天色渐渐暗下来，又一个白天就要过去了。我躺在床上有气无力，这时同伴从街上捎回一封电报，上写“平安无事”。我喜极而泣，一下子来了精神。随后他来信说，他搞森林普查去了，钻进深山老林里，写不成信，也看不到电报。

那时发电报一个字是七分钱，挺贵的，一般都是尽量减少字数。有一次我接到一封电报，上书三个字：请等候。等候谁呢？还能有谁啊？坐在教室里，我的心突突乱跳。第二天下午，他猛然出现在宿舍门前，让我又惊又喜。结婚后，有一次我接到一封电报，上面只有六个字：有急事，请速回。我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心惊肉跳：谁发的电报？家里出事了？还是他出事了？又是同伴提醒我，赶快回去看看。我坐上车急忙往家赶，车愈近家，心跳愈急。最后推开家门，只见他长妥妥地睡在床上，说：没事，我想你了。虚惊一场，大喜过望。

经常写信，邮资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初一张邮票是八分钱，后来涨到两角。一封平信要贴两角邮票，挂号信通常是四角。一般的信纸写上七页，正好，若多于七页就超重了，就要多贴一张邮票。为节约邮票，我经常在信纸背面写字。

在这荒原上的小镇，写信成了一种最自由的创作。在雪白的信纸上，我们信马由缰地表达自己的爱恨情仇。通过写信，把自己紊乱的思绪整理成章，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文笔锻炼。还有，恋人之间那种令人脸红耳热的情话，如果面对面会很难开口，但写在纸上，就顺溜多了。

在岭底教书一年后，我到附近一所师范中专上学，同样是在一个小镇，同样也有一个邮电所。在这里，不是我一个人写信、盼信，而是一群人。班里二十多个女生，有的结婚了，大部分正在谈恋爱，她们的丈夫或男朋友有的在部队服役，有的在外地工作，每天一下课，大家三三两两跑到学校大门口的收发室去看信。学生的信，有时由班主任交到我们手里，有时门卫也把信放在桌子上，或者外面窗台上，让大家自由取。

寝室里谁的对象来信了，大家都跟着高兴，让她给大家买糖块、瓜子和花生吃，哄哄嚷嚷，这一天就像过节一样。但女伴们的信都少，也没有我的信长。

班里最小的一个女生小芳，天真活泼。有一次她说：“你的信像树叶一样稠。”她不明白我们每封信都七八页、十来页，密密麻麻都说些啥，因此很好奇。她说她写信老是没啥可说的，就想看我的信，说向我学习写信。看她很真诚的样子，我有时也把信给她看。一天我有事外出，小芳代我收了信，并拆开先睹为快了，我心里很不爽，但又没法发作。

又有一次，门岗告诉我，有我的一封信，等我做完功课去取时，信却不翼而飞了。我以为门岗看花了眼，他却很肯定地说：“有，绝对有，我看得清清楚楚。”回到教室，我问遍了所有女生，还说，谁把信拿出来，给她买好吃的。但她们都说没看见，不像开玩笑的样子。好不容易盼来了恋人的信，却丢失了，我的心情恶劣到极点，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漂泊在外，远离亲人，一无所盼，好不容易等到来信，又遭这样的打击。我坐在教室里，忍不住嘤嘤哭泣。一天过去了，没有消息；两天过去了，还没有人承认。无奈我又写一封信说明情况，让张冲波回信时再把内容重写一遍。一天晚上，我在枕头下发现了那封丢失的信，已被揉得皱皱巴巴，但一页不少。可能是拿走我信的人看到我痛苦的样子，良心发现，又偷偷送回来。信失而复得，我不由得又高兴起来，顾不上埋怨偷信人。

现在看来，恋爱中的人说的话，有时就像高烧中的呓语，有时就是自说自话，一结婚都原形毕露了。从初恋到热恋，再到谈婚论嫁，我们不断对自己提出新要求，学习爱的艺术，不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还制定了详细规划，第一年怎么样，第二年怎么样，无比认真。

在我急切地渴盼他的信的同时，他也在急切地盼望着我的信，甚至更迫切：

“昨天雨后的黄昏，传达室那位和蔼的老头把你的信递到我手中，我故作神秘地掩饰着自己的喜悦，一溜疾步来到洛河滩的杨树林里。我对着未拆开的信封，看着你娟秀的字迹，像是对你说，对不起，稍等片刻，让我调整一下呼吸，让我用几秒钟时间想象一下你要告诉我什么，我能猜出几分。”

“我是昨天中午才从灵宝赶回的，一进场部大门，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你的信，读你的信。今早提笔铺纸给你写信时已是读第四遍了，第三遍是昨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去洛河滩畅游后读的。雨后的河水有一丝凉，但分明身心融在盛夏的氛围里。那河面辽阔，那河水温柔，我赤身裸体躺在温热的沙滩上。墨绿的岸，墨绿的山，蓝色的水，蓝色的天，我枕着清悠而执着的涛声，闭着眼睛接受阳光的沐浴，太阳风的柔指抚摸着我的全身，惬意极了。”

那时我们都很穷，1988年物价飞涨，记得白糖每斤由八毛涨到一块三，我都舍不得买来吃，当时他一个月工资五十多元，还要每月拿出十元资助我的学业。然而我们讨论的话题却很豪迈，很“高大上”。他在信中说：

“对于人生，我是抱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一个人能单个的不平衡，又能明白单个在总体中的位置，保持总体上的一致性，始终向着选定的与人的历史和使命相连结的方向，尽量从容、中肯而最少盲目地走过去！能否处理好‘我’字，关系到一个人攀登人生高度。抹杀个性，否定自我是错误的。而作茧自缚，也是没有出息的。”

除了谈情说爱，我们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们一起读外国文学名著《红与黑》《忏悔录》《约翰·克利斯朵夫》，读柯云路的《新星》《夜与昼》，还有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并为之热血沸腾。

最初考上这所成人师范学校，我想得很美，心想把功课捎带学了，剩余时间可以用来大量读书，从事自己喜欢的创作。谁知进校后，第一年就开设了十一门课程，每天要听老师讲六节课。为了赶进度，每个老师都是见缝插针地满堂灌。作业堆成山，不做吧，要考试，将来还要转正；做吧，实在克制不住那种厌倦。他就写信鼓励我，让我尽最大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在班里争取名次，还让我注意学习方法，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课间专心听讲、弄清概念等。在他的鼓励下，我过关斩将，最终以第十名的成绩拿到了转正名额。

大集体生活热热闹闹，却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连写个信都是慌慌张张的。我总是在课间或者大家催促关灯的叫喊声中匆匆画上最后一个标点。有时候实在找不到宁静的场所，我就拿上纸笔，跑到操场边，或者坐在田野里写信。

5月的早晨，天气晴朗，麦穗轻扬。望着西边如黛的群山，一抹岚烟轻绕，说不出的生动、美好。那灿烂的朝霞，隐隐的青山，习习的清风，都润泽着我的心。这时写出的信就诗意盎然，充满喜悦之情。如果心情不好，写的信也潦潦草草。

苦不苦，当然苦，盼信苦、相思苦、长途跋涉苦；浪漫不浪漫，当然浪漫，校门前的土路，校园外的田野、果园，秋天的长风，风中站立的大红枣树，中条山下的小径，小径边的荒坟，还有风陵渡小街上的小旅馆，长河，落日……回忆起这些，我总会想起马丽华的诗句“哦兄弟，我们一群／是中国最后一代浪漫主义诗人”。

“在水一方情如故，离愁别绪终有期。”信写到第五年，我们终于调到一起，结束了两地分居。这些书信总共有一百零三封，男五十六封，女四十七封。其中1986年的信占了一半，另外四年的信加起来占了另一半，这也很符合恋爱婚姻的规律，就是热恋时信密度大，数量多，滔滔不绝，如火如荼；结婚后进入家庭生活了，信相对就少了，谈论的也都成了柴米油盐，遇到什么事、怎么办等具体问题。

三十多年，几易其家，从村里到县里，从县里到市区，从公家的小二楼到自己的商品房，现在已搬至第六个住处了。多次想清理掉而最终留下了这些信，也许是出于“文学青年”的潜意识，出于隐隐约约对素材的天然敏感吧。

整理书信，也是整理自己、“发现自己前生今世”的过程。曾经，我们那么热爱文学，怀揣梦想，渴望成为一名诗人、一名作家，渴望获得巨大成就，而从来没有想到那时因距离所迫而你来我往的“两地书”，也是一种创作，也是一笔精神财富。岁月更迭，时势悸动，个人情愫，历事炼心，都在书信里面了。

为了便于阅读，使本书呈现出一种清晰的、连贯的面貌，我们在编辑的建议及协助下，删除了一些啰嗦重复的内容、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情绪上过于琐碎的部分、个别整封的简短书信，并统一了书信的格式，更正了若干不规范的习惯性用词等。

作为六零后，我们感叹欣逢20世纪80年代，一波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我们没有停顿在教科书的定论里，没有定格于空中楼阁的说教中，而是努力读各类书籍，从而重塑自己的人生观，以开放的眼光看待我们置身的这个世界，跟上时代的步伐，并且在那个滋生各种潜在欲望的年代里，不至于迷失自己。

感谢所有遇到的人，感谢我们生活的年代，最后要感谢人类最伟大的字眼：爱情。

是为序。

*本文摘自《纸上谈爱：情书里的父母爱情》 

◎ 内容简介

《纸上谈爱：情书里的父母爱情》是一部书写老一辈既纯朴又不失浪漫的真挚爱情故事的非虚构作品。1984年春夏，张冲波与骆淑景在河南省卢氏县诗歌社团“春萌诗社”相识。1985年夏天，骆淑景前往山西省芮城县投亲靠友，求学求职。自1986年春天张冲波给骆淑景写第一封信开始，两人开启了长达五年的通信生涯，鸿雁飞书穿梭往来于黄河两岸。两人从朋友变成恋人，喜结连理，最终走到一起，有情人终成眷属。

通过将这对60后恋人上百封往来信件结集的方式，该作品除了呈现两颗年轻的心不断碰撞出的爱情火花灿烂绽放外，更有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习俗风尚、文艺作品的讨论，原汁原味地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真实的社会风貌，堪称一个时代的注脚。

◎ 作者简介

张冲波、骆淑景

《读库》作者里的夫妻档代表，擅长非虚构作品的创作，极具本土地方特色，已出版《第84封情书》。

◎ 编辑推荐

★ 五年间上百封跨越黄河南北的两地书，从个人情感到时代变迁，串联起20世纪80年代的集体记忆。一封封穿越时光的信笺，从头到尾见证了两位文艺青年从朋友到知己，最终喜结连理的全过程，描绘出文学繁荣、诗歌盛行、车马邮件都慢的书信时代。这些被岁月珍藏的书信，不仅仅是私人情感的忠实记录，更是那个“从前慢”的年代社会风貌、文化思潮的宝贵史料。

★ 在没有手机和网络的年代，恋爱是怎么谈的？除了珍惜难得的见面机会，唯有相互写信，而信件往往也需要一两周才能到达彼此手中。即使有再着急、再重要的事情，也无法第一时间找到对方，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并不容易。但也正因为不容易，以纸上谈爱来维持一段好的关系就更显得弥足珍贵。原来给爱的人写信，要等待，要笃定，要说到做到，要诚诚恳恳，写一句，是一句。

★ 纸短情长，岁月为证，他们用一封封信，写下了一生的思念与牵绊，记录下“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时代里最朴素、最纯粹也最动人的爱情模样。他们的爱情，写在雪白的纸上，也写进了恢弘的时代。在快餐式爱情泛滥的今天，在说“爱”字似乎已经显得不合时宜的当下，这些书信能让我们重新思考爱情的本质与意义，以及我们在这个时代如何言说爱。

★ 谈纯爱更应该谈钱，如果爱情不能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是不会长久的。在全民写诗的80年代，从初恋到热恋，再到谈婚论嫁，两位文艺青年相互写信回信，谈诗论诗，谈情说爱，同时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彼此鼓励支持，不断对自己的进步提出新要求，学习爱的艺术，不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还制定了详细规划，第一年怎么样，第二年怎么样，无比认真。

原标题：《《纸上谈爱：情书里的父母爱情》| 万有引力新书》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