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坏蛋》：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武汉的里份

插图 | 鉴片工场 ©《再见，坏蛋》电影海报

8月22日，由俞钟编剧并执导，陈明昊、陈宇喆、陶慧、周晓鸥等领衔主演，吴京担任出品人并客串的都市温情喜剧《再见，坏蛋》上映。 然而，这部聚焦武汉“里份文化”与“底层善意”的电影，在上映仅6天后便因票房惨淡（累计26.7万元）宣布撤档，成为今年暑期档引人瞩目的“票房惨案”之一。 这一市场表现与影片所传递的温暖内核形成巨大反差，引发了电影学界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电影“生存困境”的深度讨论。作为一部由“战狼”系列出品方北京登峰国际参与投资的非商业类型片，《再见，坏蛋》的创作初衷与市场反响之间的鸿沟，恰好折射出当代中国电影工业中艺术表达与商业逻辑的复杂博弈。

该片以武汉老城区“幸福里”为叙事空间，讲述了以追债为生的市井混混大武，在结识罹患脑瘤的小孩豆豆后，从“坏蛋”逐渐转变为守护者，并联合街坊邻里帮助豆豆实现“月亮之旅”梦想的故事。 导演俞钟将其定义为“成人童话”，希望通过将现实中灰暗的“里份”转化为色彩斑斓的奇幻空间，在残酷底色中注入浪漫温情。 这种类型融合的创作尝试，既体现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致敬，也融入中国市井喜剧的本土基因，为当代都市电影提供了一种新的美学可能。

导演俞钟的“地域文化”书写

大家都知道“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而“武汉的里份”（武汉市独特的民居形式—里份）鲜为人知，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导演俞钟在《再见，坏蛋》中倾注了对家乡文化的深厚情感。他曾在访谈中表示：“武汉人看着都是狠角色，却干着最暖的事，这种反差特别迷人。”这种对地域性格的精准把握，成为影片最鲜明的创作底色。俞钟此前以电视剧《寇老西儿》和电影《我的兄弟姐妹》闻名，擅长在通俗叙事中融入人文关怀，而本片则是他首次尝试将地域文化标本与类型片元素相结合的创作实践。

为了捕捉最地道的武汉“烟火气”，俞钟采取了近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创作方法，要求全体演员提前一个月进驻武汉老城区体验生活，其中饰演火锅店店员的张卓锴甚至在实景拍摄的店铺中真实打工，期间发生的“红油溅客”事件，被溅到的武汉顾客笑着说“你也赔不起”却拒绝赔偿，成为影片中“刀子嘴豆腐心”市井性格的生动注脚。这种对真实性的极致追求，使得《再见，坏蛋》超越了简单的地域风情展示，进入了文化人类学的书写维度。

此外，俞钟将影片的视觉风格定义为“七彩成人童话”，刻意违背现实主义的色彩准则，将实际灰暗的武汉里份转化为色彩饱和的奇幻空间。这种创作选择既体现了对儿童视角的尊重，通过豆豆的眼睛看世界，一切都应该是鲜艳明亮的，也暗含了导演对“残酷现实中保留温柔想象”的美学主张，为影片奠定了“悲喜交融”的情感基调。

吴京的“跨界出品”与类型探索

作为出品方之一的吴京及其北京登峰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此前以《战狼》系列、《流浪地球》等商业大片确立了在行业内的地位，而投资《再见，坏蛋》这样的中小成本现实题材电影，标志着其拓展艺术电影领域的战略尝试。吴京在公开场合表示：“虽然讲的是坏蛋的故事，但电影中却没有一个坏人。”这句评价不仅点出影片的核心主题，也暗示他作为出品人的投资逻辑——在商业之外寻求更丰富的人性表达。

尽管吴京在本片中仅为客串出演（饰演彩票站老板），但其角色功能性却极具象征意义，正是他出售的彩票成为大武为豆豆筹集“月亮之旅”资金的关键道具，隐喻着偶然性命运中潜藏的善意可能。这种“小角色大作用”的客串安排，既避免明星光环对现实题材的破坏，也巧妙地实现了出品方品牌与影片主题的有机结合。

从行业视角看，吴京的参与为这部低成本电影带来远超同量级作品的关注度，但也可能造成观众的类型误判。许多观众基于对“吴京出品”的商业期待走进影院，却遭遇一部节奏舒缓、情感内敛的市井温情片，这种预期落差成为影片票房失利的重要原因。这一现象折射出中国电影市场中明星品牌效应与类型认知之间的复杂关系。

演员阵容的“去明星化”表演策略

《再见，坏蛋》在演员选择上采取“实力演员+素人质感”的策略，拒绝流量明星加持，确保现实主义表演风格的统一。领衔主演陈明昊作为近年来活跃于话剧舞台的实力派演员，以其独特的肢体语言和面部微表情，塑造一个“外冷内热”的市井混混形象。他为角色设计的“叼棒棒糖”细节，灵感来源于对武汉街头“狠角色”的观察，成为展现人物内心柔软的关键符号，这种“暴力美学”与“童真元素”的并置，构成角色最鲜明的表演特征。

童星陈宇喆饰演的豆豆则展现出超越年龄的表演控制力，尤其是在医院得知病情时的“微笑落泪”场景，通过克制而非煽情的方式传递情感，值得夸赞。再有，俞钟采用“实景拍摄+即兴表演”的工作方式，让成年演员与非职业演员（部分街坊角色由武汉本地居民出演）自然互动，这种表演体系的混搭，既保留素人演员的生活质感，也激发专业演员的创作灵感，使整个“幸福里”社区的群像塑造呈现出难得的真实感。

陶慧、周晓鸥等配角的表演同样可圈可点。陶慧饰演的宝儿姐突破了其以往文艺片形象，以“市井旗袍”造型和泼辣直率的台词风格，塑造出一个兼具性感与母性的社区女性形象；摇滚歌手周晓鸥则将其舞台表现力转化为角色的肢体语言，饰演的公交司机在沉默寡言中传递出深沉的社区关怀。这种“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的整体表演理念，使得影片的群像戏充满生活气息与情感张力。

票房失利的“多维归因”

《再见，坏蛋》上映6天仅获26.7万元票房的惨淡表现，引发行业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电影生存困境的广泛讨论。通过对各方反馈的综合分析，其市场失利可归结为以下多重因素：首先是宣发策略的定位偏差。片方将“吴京出品”作为核心宣传点，这一策略虽然吸引部分商业片观众，但也造成严重的预期错位，当期待动作大片的观众发现影片是节奏舒缓的温情喜剧时，必然产生心理落差，这种错位直接反映在口碑传播期间。宣发团队未能清晰传达影片的类型属性，是导致市场误读的关键原因。

其次是档期选择的竞争劣势。影片选择在8月22日上映，正值《死神来了：血脉诅咒》等大IP占据主要排片资源的档期，中小成本影片难以获得足够的排片空间。据统计，《再见，坏蛋》平均单日排片不足0.5%，许多观众反映“想看却找不到场次”，这种发行渠道的弱势使其难以形成口碑发酵的规模效应。

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当前中国电影市场的结构性问题。近年来，随着资本大量涌入，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头部化”趋势，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商业大片，中小成本艺术电影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再见，坏蛋》的市场遭遇并非个案，而是反映整个行业生态的失衡，当票房成为衡量电影价值的主要标准时，像《再见，坏蛋》这样节奏舒缓、情感内敛的作品，自然难以获得高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