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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西经济差距变迁的总体趋势、驱动机制及政策建议

2025-09-06 17:2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以下文章来源于张可云教授，作者张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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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公开发表在最近出版的《河北学刊》2025年第5期，点击文后的“阅读原文”可进入知网浏览本文。

中国东西经济差距变迁的总体趋势、驱动机制及政策建议

李晨张可云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摘要：东西经济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瓶颈，缩小东西经济差距是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自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东西部地区相对差距经历了减速扩大、快速缩小、波动调整、缩小放缓四个时期，当前呈现小幅反弹态势。该变迁轨迹受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一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进程中形成的促进东西经济差距缩小的成功经验，主要包括以基础设施建设筑牢发展基础、以产业协同发展激活发展动能、以深化对外开放重塑发展格局、以多元协同治理凝聚发展合力；二是持续缩小东西经济差距存在的现实挑战，主要表现为西部地区的投资难以延续高速增长态势、出口贸易遭遇压力和产业体系竞争力有待提高。新时代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需针对东西经济差距变迁的新趋势与新挑战，以区域战略融合联动为主线、以国际和区域合作为抓手、以产业体系培育为重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保障，加快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从而形成缩小东西经济差距的持续动力。

关键词：东西经济差距;西部大开发;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5）05-0142-10

一、引言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路径。[1]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主导类型，东西经济差距是中国区域发展长期存在的历史性命题。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有效缩小东西经济差距，1999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为在国家层面提出的首个区域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已历经“十五”到“十四五”五个五年规划时期，且业已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此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当前国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战略考量，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强调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根本遵循。

20多年来，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指引下，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产业体系不断壮大，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环境不断优化，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合作机制不断健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显著缩小，为全国层面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区域发展战略的边际效应呈现出减弱趋势，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表现出新的特征。近年来，尽管东西经济差距整体保持持续缩小态势，但缩小速度明显放缓，甚至存在再度扩大的潜在风险。这种趋势变化既源于区域发展基础差异的累积效应，也与国际经贸格局深度调整、国内经济增速换挡和发展动能转换等因素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着力巩固东西经济差距持续缩小的良好态势，对于中国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学术界对东西经济差距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考察东西经济差距的主要成因。学者们普遍认同自然地理、资源禀赋等先天因素是影响东西经济差距的初始因素[2],也是东西经济差距具有历史性和持久性的重要成因[3]。此外，改革开放后实施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了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极大强化了东部地区的发展优势，而西部地区在要素配置效率[4]、市场化水平[5]、产业集聚规模[6]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7]等方面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这是导致东西经济差距在一段时期内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第二，考察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东西经济差距的影响效果。多数学者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能够缩小东西经济差距，其作用路径主要包括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8]、提升西部地区创新能力[9]、助推西部地区承接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10]、加强东西部地区产业协作[11]和深化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12]等。然而，也有学者通过测算和比较东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及人均GDP等指标的增长轨迹，指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方面的成效较为显著，但在缩小东西经济差距方面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13]第三，着重探讨进一步缩小东西经济差距的政策建议。从区域经济理论与实践看，区域发展差距的形成与区位条件、要素流动、产业集聚、区域政策、政府治理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提出缩小东西经济差距的政策建议。基于研究视角的差异，相关研究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强调通过提升西部地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缩小东西经济差距，如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以改善西部地区发展的硬件环境[14],强化制度等软环境建设以增强西部地区对生产要素、市场主体的吸引和集聚能力[15],完善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合作治理机制[16],不断推动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平衡发展[17]等。二是强调通过加强西部和东部等其他地区的区域合作缩小东西经济差距，如以更加精准化和更具协同性的制度设计优化东西部协作机制[18],构建西部地区多层次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19],创新西部地区参与国际合作的新模式[20]。三是强调通过优化政策体系缩小东西经济差距，指出应进一步增强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战略性、系统性、综合性，不断探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新政策体系。[21]

通过梳理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学术界已围绕东西经济差距的具体表现、形成机理、差异化特征识别、政策干预路径及其绩效评估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当前研究尚未充分关注到东西经济差距的最新变化趋势。实际上，由于近年来中国区域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与空间经济布局优化重组，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已逐渐趋近并于2024年反超西部地区，东西经济差距的缩小速度不断放缓。在东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的前提下，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格局发生逆转，无疑会给持续缩小东西经济差距带来新的压力和挑战，也会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产生潜在制约。因此，本文将聚焦于东西经济差距变化的最新趋势和具体特征，深入剖析东西经济差距变迁趋势的形成机制，在此基础上，试图为新时代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更有价值的决策参考，以期有效促进东西经济差距的进一步缩小。

二、东西经济差距变迁的总体趋势

自1999年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持续强化制度供给，通过政策制定、规划部署和动态调整，不断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向纵深发展，西部地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从经济增长看，1999—2024年，西部地区GDP总量从1.58万亿元增至28.73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从17.34%提升至21.3%,占比提高了3.96个百分点。[22]在这26年中，西部地区GDP名义增速有17年超过东部地区，年均增长12.17%,居四大板块之首，部分省份经济增速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从产业发展看，西部地区积极依托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源资源深加工、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壮大，大数据、康养旅游、文化创意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1999—2024年，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从15.65%、17.72%增至21.35%、20.07%,分别增长5.7个百分点和2.35个百分点。从基础设施建设看，青藏铁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继完成，区域基础设施通达度和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截至2024年末，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达6.6万公里，占全国比重40.7%[23];在建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建设规模超过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总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全面完成；建成民用运输机场134个，占全国的51%[24]。从城市能级看，成渝、兰西、北部湾、关中平原和天山北坡等西部地区的核心城市群加速崛起，重庆、成都等西部中心城市已跻身于全国GDP前20强城市之列，部分城市在GaWC世界城市排名中实现位次跃升，西部地区城市能级整体跃升。从人民生活水平看，2023年，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万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4万元，比1999年增长7.5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万元，比1999年增长9.9倍。

然而，也要看到，虽然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客观存在。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东西部地区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等方面的客观差异，目前东西部地区绝对差距尚未进入缩小区间。为了更好地反映东西经济差距的动态变化，本文使用东西部地区的相对差距来衡量东西经济差距，具体指标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GDP比值。通过数据分析，本文发现，1999—2024年，东西部地区相对差距在整体上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收敛轨迹，但近年来下降速度不断放缓，2024年甚至又有小幅反弹，表明持续缩小东西经济差距仍面临挑战。

具体而言，按照东西部地区相对差距变化的方向和幅度，可将1999年以来东西经济差距的变迁历程分为减速扩大、快速缩小、波动调整、缩小放缓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99—2005年，东西部地区相对差距减速扩大。虽然中共中央于1999年正式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但由于宏观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东西部地区相对差距并未立刻缩小，而是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持续扩大，东西部地区GDP比值从1999年的2.93上升至2005年的3.18。虽然相对差距在扩大，但是扩大的速度明显下降。这是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显著提高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1999—2005年，西部地区年均名义经济增速达到11.96%,同一时期东部地区为13.60%。虽然这一时期东部地区平均增速高于西部地区1.64个百分点，但是二者的差值在不断减小。1999年西部地区名义经济增速为5.85%,比东部地区低2.12个百分点，2004年西部地区名义经济增速就已上升至18.43%,首次超过东部地区，高出0.02个百分点。

第二个时期是2005—2014年，东西部地区相对差距快速缩小。在这一时期，西部大开发实施初期的政策红利如基础设施投资、要素倾斜、资金支持等，对缩小区域差距的正向影响持续显现，加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加速转移[25],促使西部地区提升科技水平、推动产业升级，西部地区进入增长的快车道。2005—2014年，东西部地区GDP比值从3.18大幅下降至2.57,年均下降2.13个百分点，2011年、2012年等年份的降幅甚至达到4%以上。从经济增速来看，这一时期西部地区平均名义经济增速达到16.55%,高出东部地区2.29个百分点，2007年、2008年、2010年、2011年的增速更是超过20%,最高达到23.44%。而且，2006—2014年，西部地区的名义经济增速持续高于东部地区，年均高出2.76个百分点，2011年甚至高出5.66个百分点。另外，从GDP占比来看，这一时期东西部地区的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特征，即西部地区经济总量比重不断上升而东部地区经济总量比重持续下降。2005—2014年，西部地区GDP占比由17.31%上升至19.96%,年均增长0.3个百分点，同期东部地区经济总量比重则由55.1%下降至51.27%。

第三个时期是2014—2017年，东西部地区相对差距波动调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国产业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发生深度调整，西部地区重工业产能过剩等问题不断凸显。2012年，西部地区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仅为45.9%,比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低了39.9个百分点、6个百分点、2.4个百分点，表明西部地区是当时国内产能过剩问题最为严峻的区域，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产能”的重点地区。[26]在此背景下，大规模的产能退出导致短期内西部地区经济增速产生明显波动，西部地区名义经济增速从2014年的9.68%下降至2015年的6.19%,之后上升至2017年的12.39%。而同时期东部地区则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实现了增速企稳，东部地区名义经济增速由8.22%上升至10.37%。因此，东西部地区相对差距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小幅波动。从数据来看，这一时期东西部地区GDP比值从2014年的2.57上升至2016年的2.62,2017年又回落到2.58。

第四个时期是2017年至今，东西部地区相对差距缩小放缓。2017—2023年，东西部地区GDP比值从2.58下降至2.42,2022年和2023年持平，年均下降1.03个百分点，而2024年又出现小幅反弹，上升至2.44。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东西部地区相对差距在总体上仍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但降幅明显减小，差距缩小的速度不断放缓，当前甚至又出现可能会再度扩大的趋势。从经济增速来看，这一时期东西部地区的名义经济增速都经历了先下降、再在2021年大幅回升、之后增速放缓的过程，西部地区平均名义增速为8.42%,东部地区平均名义增速为7.47%。2017—2023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始终高于东部地区，但差距明显缩小，2018年西部地区增速高出东部地区2.47个百分点，到2023年只高出了0.01个百分点，而2024年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反超西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1.01个百分点。导致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2017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深度调整期，国际上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全球经济贸易格局深刻演变，国内经济增速换挡、发展动能转换、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伤疤效应尚未完全消散，这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都带来影响。但东部地区依靠更强的集聚经济优势、更具韧性的产业体系和更为发达的线上经济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和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这也就使得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在这一时期不断接近并反超西部地区。

三、东西经济差距变迁趋势的形成机制

东西经济差距的动态变迁深刻反映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演变轨迹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和阶段性差异，而这种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从变迁历程看，2005年后东西经济差距显著缩小，充分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取得了毋庸置疑的积极效果，但近年来差距缩小速度不断放缓甚至出现反弹趋势，也反映出持续缩小东西经济差距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因此，全面系统地总结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进程中所形成的有利于西部地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同时进一步分析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对于新时代深入推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政策驱动：促进东西经济差距显著缩小的成功经验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多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不断完善战略实施的顶层设计，持续强化系统性改革创新，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缩小东西经济差距的有益经验。其中，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深化对外开放、实施多元协同治理是四个主要方面。

第一，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筑牢西部地区发展基础。

基础设施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西部地区发展之所以长期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深处内陆腹地、自然地理条件复杂、空间区位布局存在天然劣势，严重制约了要素流动、产业集聚和市场拓展。因此，要想破解西部地区的发展困境，必须首先攻克基础设施薄弱这一关键制约，打通西部地区发展“大动脉”,助力西部地区连接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于是，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初期，中国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整个战略实施的先导工程。这一时期，以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三大标志性工程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基础建设项目相继启动并全力推进，极大地改善了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信息通信、能源开发等基础设施状况和生产生活条件，大幅提升了西部地区的产业承载能力和发展环境，有力扭转了西部地区地理区位的相对劣势。从东西经济差距的变迁历程来看，在1999—2005年间东西经济差距尚未开始缩小，西部地区的经济提升步伐显得相对缓慢，但这恰恰是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投入巨大且效益显现存在一定时滞的体现。正是这段看似“缓慢”的基建投入期，为后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西部大开发前期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投入，绝非仅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地理空间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桎梏，构建起支撑现代经济体系运行的有机骨架，从根本上重塑了西部地区的发展格局，为西部地区其后长达20年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经济基础。

第二，以产业协同发展为核心，激活西部地区发展动能。

产业是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产业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区域整体发展水平。在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进程中，东西部产业协作扮演着重要角色。东西部产业协作的核心在于通过跨区域资源重组，将东部地区的资本、技术、市场等优势与西部地区的资源、劳动力、政策等优势深度融合，实现优势互补，为西部地区注入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动能。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薄弱、结构单一，缺乏竞争力，而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面临转型升级压力，有大量产业需要转移，双方天然地存在协作需求和空间。实施东西部产业协作，不仅有利于优化西部产业结构、提升其竞争力，也有利于东部地区在产业升级中释放传统产能、拓展内需市场，更能通过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促进整体区域协调发展。因此，在基础设施水平大幅提升和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党和国家持续大力推动东西部产业协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内产业布局加速“雁阵转型”,这一时期，重庆、成都、西安、贵阳等西部主要中心城市抓住了东部地区“腾笼换鸟”的产业转移机遇，成功承接并培育出本地特色优势产业，重庆、成都等地更是从简单的产业承接迈向产业链协同发展，通过垂直整合、集群发展的模式承接笔记本电脑产业，形成“世界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带动西部经济快速增长。从数据上看，2008年以后，西部地区多个省份的经济增速长期保持在全国前十名甚至前五名。

第三，以深化对外开放为动力，重塑西部地区发展格局。

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宝贵经验。由于地理位置和发展基础优势，东部沿海地区长期是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主战场，东西部对外开放水平的差异也一直是东西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构成因素。然而，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全国各地区均不断提升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速度和深度，西部地区各省份也纷纷提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2000—2008年，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值年均增速超过20%,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3个百分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骤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西部地区外贸增速有所放缓，同时也暴露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深层次短板，如过度依赖资源型产品出口、国际物流通道单一以及跨境结算效率低下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西部开放不能简单复制沿海地区的“两头在外”模式，必须立足陆权优势，构建适配内陆特点的差异化开放新路径。新时代以来，为有效应对外部发展环境变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中共中央提出要“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西部陆海新通道、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大战略打通西部地区陆权通道、突破海权约束、推动制度型开放，深化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体系。在这些战略的支撑下，西部沿边地区的各类产业园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口岸经济蓬勃发展，整个西部地区已呈现出从对外开放的“大后方”向对外开放的“大前方”转变的趋势和基础[27],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和动能。

第四，以多元协同治理机制为支撑，凝聚西部地区发展合力。

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靠政府单一主体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有效凝聚各方合力。经过多年实践，中国在纵深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上形成了中央政府统筹规划、地方政府探索创新、多类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为缩小东西经济差距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首先，中央政府通过持续完善顶层设计强化战略统筹。中共中央通过政治局会议、专项座谈会等机制确立西部大开发方向，国务院设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统筹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西部开发司部署监督重点任务。[28]这一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保障了战略的连续性与稳定性。2007—2021年，中国先后制定并出台了四个“西部大开发五年规划”,规划内容层层递进，为地方实践提供了明确指引。其次，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激活政策效能。西部地区各级地方政府遵循中央文件的指导，结合各自地方的实际资源禀赋、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积极调动各类资源，因地制宜推动相关举措深入实施。例如，陕西借力“一带一路”节点发展临港经济，云南聚焦生态资源创新跨境旅游合作区模式，等等。最后，多类主体共同参与释放乘数效应。央企和地方国企凭借其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重点承担自然垄断性强、社会效益突出的战略性开发项目，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项目等，为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一批民营企业则以其灵活性和创新性，重点发展就业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明显的市场化开发项目，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增加。医院、学校等社会组织也积极参与其中，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向西部地区布局，提升西部地区的社会服务水平。

(二)内在瓶颈：持续缩小东西经济差距面临的主要问题

区域经济差距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且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东西经济差距的形成也不例外。得益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长期实施，西部地区的发展环境和发展能力均得到显著改善，依托于当地自然禀赋的特色优势产业也逐渐壮大，有力缩小了东西经济差距，但近几年东西经济差距缩小的速度在放缓，这一现象与西部地区在投资、出口贸易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有直接关系。

第一，西部地区的投资已难以延续高速增长态势。

固定资产投资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东西经济差距快速缩小的主要原因。2000—2014年，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了32.8倍，年均增速为28.3%,同期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了14.7倍，年均增速为21.2%,仅为西部地区同期增速的75%。然而，自2014年起，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速明显下降。2015—2019年，西部地区投资的平均增速为7.94%,同期东部地区投资的平均增速为7.92%,西部地区只高出0.0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西部地区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相比于东部地区已不再具备显著的比较优势。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后东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速均有所下降，但西部地区的下降幅度更大。2021—2024年，东部和西部地区投资的平均增速分别为3.72%和3.64%,东部地区投资的平均增速已反超西部地区。在东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发展差距的情况下，西部地区的投资动能减弱，给持续缩小东西经济差距带来一定的压力。

第二，西部地区的出口贸易遭遇压力。

出口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引擎，区域出口规模与增速往往和经济增长表现密切相关。西部地区的出口贸易在21世纪初高速增长，是推动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显著缩小的重要因素。1999—2014年，西部地区出口贸易的平均增速高达24.9%,比同期东部地区17.4%的出口贸易平均增速高出7.5个百分点，为东西经济差距的迅速缩小提供了巨大动力。2014年后，西部地区出口贸易增速有所下降。2014—2024年，西部地区出口贸易平均增速下降至5%,东部地区出口贸易平均增速则下降至4.4%,两者的差距由7.5个百分点缩小至0.6个百分点。实际上，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出口贸易的承压态势更容易被察觉。2005年西部地区的出口贸易额超越中部地区，在四大区域中位居第二。2014年西部地区出口贸易占全国出口贸易的份额为9.3%,比中部地区6.8%的出口份额高出2.5个百分点。此后，西部地区的出口增速有所下降，2022年中部地区的出口贸易份额已反超西部地区且近几年差距不断扩大。在当前中国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的情况下，西部地区出口贸易的承压态势给持续缩小东西经济差距带来较大压力。

第三，西部地区产业体系竞争力有待提高。

一方面，从数量上看，西部地区规上企业数量增长较慢。2011—2016年，西部地区规上企业由39185家增至52407家，占全国比重由12%上升至13.8%,年均增长0.36个百分点；同期中部地区的规上企业由64026家上升至88678家，占全国比重由19.7%上升至23.4%,年均增长0.74个百分点，中部地区规上企业占比高出西部地区近10个百分点，增速更是超过西部地区的2倍。2017—2023年，受经济增长压力增大的影响，西部地区规上企业占比由13.9%下降至13.7%;同期中部地区规上企业占比却依然保持稳定，总体表现仍好于西部地区。另一方面，从质量上看，西部地区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相比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均处于较低水平。各地统计年鉴公布的工业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有184个千亿级产业，东部地区的千亿级产业数量高达140个，占比达到76.1%;西部地区的千亿级产业数量为21个，且仅分布在重庆(9个)、四川(5个)、陕西(4个)和内蒙古(3个)4个地区。这就意味着，除了这4个地区之外，西部其他8个地区都没有培育出千亿级产业，这与中部六省各自都至少有2个千亿级产业的发展格局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应对东西经济差距变化的政策建议

东西经济差距是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持续缩小东西经济差距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针对当前中国东西经济差距变迁的新趋势与新挑战，应以区域战略融合联动为主线、以国际和区域合作为抓手、以产业体系培育为重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保障，加快推动西部地区发展，从而形成缩小东西经济差距的持续动力。

(一)以区域战略融合联动为主线，强化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合力

东西经济差距的变化既与东西两大区域自身发展水平相关，又与国家发展大局具有直接联系，故应坚持系统思维，从整体视角着手，强化不同类型区域战略的融合联动，加速西部地区发展，从而持续缩小东西经济差距。

首先，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主线，全面对接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从政府治理、产业合作、要素流动、生态补偿等多个角度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上述区域重大战略实现有效衔接和深度融合，实现区域战略之间的协同联动，为西部地区发展提供最大合力。例如，在产业合作方面，可建立东部研发、西部转化的跨区域创新链，引导长三角地区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研发资源向成渝地区转移转化，利用西部土地、劳动力成本优势降低产业化成本。

其次，加快提高西部地区国土空间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产业发展规划的融合程度。截至2024年11月，西部地区所有省份国土空间规划均已编制并通过中央政府审定。由于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工具“三区三线”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西部地区即将迎来新的发展起点和发展约束。在此背景下，应全面鼓励西部地区各省份探索国土空间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的深度融合路径，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国土空间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效率，为西部地区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最后，着力构建系统化和差异化的政策体系。在不同发展阶段，西部地区面临的发展难题存在明显差异。重点在于，提升西部发展效率需建立系统化和差异化的政策体系。具体而言，应科学量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发展目标，根据西部地区发展实际客观评估其与既定目标之间的差距，在此基础上，总体测算西部地区为实现相应发展目标所需的政策支持力度。与此同时，可结合西部地区不同省份的阶段特征、产业特征、自然特征和要素特征，制定差异化、精准化的政策支持体系，通过因地制宜的政策设计，构建分类指导、精准滴灌的政策工具箱，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加快西部地区整体发展步伐，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二)以国际和区域合作为抓手，提升西部地区发展效能

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加速，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正在形成，这在给西部地区带来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发展挑战。在此背景下，为更好促进西部地区发展，应加快构建区域深度合作体系，加速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重塑西部地区竞争优势。

第一，加快适应全球经贸格局变化，推动出口贸易转型升级。

基于新兴国家已经取代发达国家成为中国主要出口目的地这一事实，瞄准“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中亚、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需求，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自然禀赋与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贸易发展规划，在培育新的市场需求的同时，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例如，面向东南亚市场，可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扩大机电产品、日用化工品出口，同时进口橡胶、棕榈油等资源型产品，形成“产业互补型”贸易链；面向中亚市场，可重点推广光伏设备、农业机械等产品，结合当地能源转型需求，开展光伏电站建设与运营合作，带动设备出口和技术服务输出。

第二，进一步加强与东部地区的产业协作，有效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

在逆全球化加剧、国际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东部地区部分外向型企业面临国际市场风险上升、生产成本高企等压力，开始向东南亚转移以规避风险。[29]在此背景下，西部地区需进一步深化与东部地区的产业协作，把握承接产业转移的新机遇。一是创新跨区域产业合作机制。通过创新运用“共建园区”“飞地”“反向飞地”等跨区域合作模式，构建“东部接单—西部生产”的跨区域产业分工体系，实现东西部优势互补和资源优化配置。二是转变产业承接模式。西部地区需改变以往的被动承接模式，构建科学化产业筛选体系和跨区域产业转移协商平台。通过建立完善产业承接信息共享系统，精准识别符合本地发展需求的产业项目，并主动引导产业转移，实现从“被动接单”到“主动定制”的转变，推动产业承接与本地产业升级的有机结合。三是完善利益共享机制。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收益分享、税收分成、成本分担等机制，保障合作各方利益。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不断提升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充分利用东部地区的出口优势，形成区域协同发展的出口贸易合力。

第三，加快完善本地营商环境，增强对外资外企的吸引力。

全面梳理2024年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的内容与要求，结合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特征和国家对外开放总体要求，加快修订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及时落实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取消的要求，为外资外企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如在农业领域，可鼓励外资参与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利用外资企业的技术和渠道优势，提升西部地区农产品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同时，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外资企业投诉处理快速响应机制，为外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解决其在用地、用工、融资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增强外资企业在西部地区长期发展的信心。

(三)以产业体系培育为重点，夯实西部地区发展根基

近年来，习近平在西部地区多个省份调研时都提出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现代产业体系竞争力是影响甚至决定地区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这一重要指示要求西部地区应将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作为提升地区发展水平的重点任务。

首先，在产业方向上，西部地区的产业体系培育要立足各地比较优势和国家发展方向，根据各地自身实际情况，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自身位置，甄别并筛选出既能体现自身比较优势，又能满足国家整体发展需要的目标产业类型，实现事半功倍的发展。例如，云南、广西可利用沿边区位优势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发展跨境农业、生物医药产业，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农产品加工和医药研发中心；陕西、四川可凭借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产业基础，发展空天科技、卫星应用等未来产业，打造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

其次，在产业载体上，应统筹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传统生产力升级。一方面，前瞻谋划和加速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从全国层面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发力点，也是决定未来区域发展兴衰的关键力量。在此背景下，西部地区应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加强对此类产业的系统布局和政策支持，引导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另一方面，科学制定和实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规划。传统产业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过去促进东西经济差距快速缩小的重要动力。面对当前传统产业发展成本上升、外部竞争压力加大的困境，应从战略层面制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规划，针对不同类型传统产业发展难题，从技术研发、设备更新、市场开拓、品牌打造等多个方面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最后，在产业动力上，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针对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偏弱的现实情况，合理引导西部地区提高科技、教育和研发支出比重。在有条件的中心城市，针对产业发展趋势与需求，率先探索建立面向西部地区产业体系发展需求的“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体系，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动态调整学科设置与研发方向，打通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制度通道，依托“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等载体，培育适配现代产业体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通过创新激励机制与产权保护制度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通过构建科技、教育、人才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生态，形成需求牵引研发、教育支撑人才、人才赋能产业的正向循环，从而不断提高西部地区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整体融合程度，持续增强西部地区产业体系发展的内生动力。

(四)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保障，增强西部地区发展内生动力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是各地区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培育新发展动力的关键路径。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立足自身发展实际以及与东部地区在市场化程度、政府治理效能、要素配置效率等方面的现实差距，需聚焦公平竞争、营商环境、投资体制等重点领域的深化改革，通过制度创新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西部地区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第一，着力完善公平竞争机制。

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数量多、比重高、参与领域多，对民营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更大。为此，应加快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相关规定，全方位增强对违背公平竞争的主体及其行为的约束力度，确保不同所有制企业能够真正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例如，在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环节，应建立公平透明的评审机制，禁止设置歧视性条款排斥民营企业，确保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同时，应加强反垄断监管，严厉禁止国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挤民营企业的行为，依法维护市场秩序。

第二，深化营商环境体制改革。

全方位对标对表东部发达地区营商环境，深入借鉴北京“无事不扰”企业清单试点改革经验、浙江“综合查一次”涉企执法计划、泉州“四张清单”制度等有效做法，运用人工智能和现代信息技术深入改造和优化政府治理体系，加快提升政府治理和服务能力，持续提高西部地区吸引和集聚各类生产要素的能力。例如，推行“一网通办”“跨省通办”政务服务，整合各部门业务系统，实现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等事项全程电子化，压缩审批时限；建立“企业服务专员”制度，为重点企业提供“一对一”政策咨询和问题协调服务；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定期对西部地区各省份营商环境进行评估，针对薄弱环节提出改进建议，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第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背景下，统筹发展和安全目标的提出，意味着西部地区需加快构建全新投资体制。一方面，加快优化存量项目投资。全面梳理和比较西部地区已有的投资项目，分析项目的实际进展与资金缺口。对于进展较好、资金缺口较小的项目，应优先进行二次开发，坚持“用小钱办大事”的原则，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现有项目的经济效益，充分发挥现有项目的经济支撑作用。另一方面，集中资源打造增量项目。在增量项目方面，应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路，聚焦事关地区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通过筛选一批具有代表性和带动性的重点项目，统筹使用各类资金资源，打破部门和区域分割，加快推动项目落地实施。

注释

[1]李晨:《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广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2]余东华、王山:《东西差距、南北分化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经济与管理评论》2022年第6期。

[3]孙久文、张皓:《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区域差距演变与协调发展研究》,《经济学家》2021年第7期。

[4]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

[5]安树伟、李瑞鹏:《东西差距还是南北差距?——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差距的演变与机理分析》,《中国软科学》2023年第4期。

[6]唐瑜、胡安俊:《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特征事实、演变动力与长期影响》,《产业经济评论》2022年第6期。

[7]刘英奎等:《中国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对策研究》,《区域经济评论》2021年第5期。

[8]余运江等:《区域政策能否重塑中国经济版图: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研究综述》,《江淮论坛》2014年第4期。

[9]周业安、高新雅:《区域综合性创新政策能够提升当地的创新能力吗——基于西部大开发的经验实证研究》,《经济管理》2008年第Z3期。

[10]张龙鹏、周立群:《产业转移缩小了区域经济差距吗——来自中国西部地区的经验数据》,《财经科学》2015年第2期。

[11]谢治菊等:《东西部产业协作何以有效:来自穗黔刺梨产业协作的观察》,《中国软科学》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