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刊 | 王迪：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话语体系建设：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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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和区域研究集刊

《国别和区域研究》是一本由教育部主管，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研究国别和区域问题的综合性学术集刊。自2021年4月起，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集刊)遴选办法》，《国别和区域研究》两度入选为CSSCI（2021-2022）（2023-2024）收录集刊；2023年3月，《国别和区域研究》连续两年被评定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集刊AMI综合评价核心集刊。

《国别和区域研究》是以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为牵引，研究国别和区域问题的综合性学术集刊；贯彻“理论性、思想性、战略性、综合性和现实性”的办刊方针。我们竭诚欢迎各学科、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不吝赐稿，并对这九年来的无私支持表示深深的感谢。

【内容提要】区域国别研究是对国家发展战略和时代需求的积极回应，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建设是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路径。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已经得到一定关注，但仍有可以拓展的空间。中国的拉美研究应围绕拉美本土理论、殖民遗产、拉美现代化、中拉关系和中拉命运共同体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拉美研究与中国立场、关切相结合，有助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拉美研究话语，亦是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区域国别研究 话语体系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拉美研究

【作者简介】

王迪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史。

引言

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是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为基础和前提的。2016年5月17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讲话强调，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在中央部门的支持和推动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进入发展的关键期，区域国别研究迎来发展机遇。2021年，“区域国别学” 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 “交叉学科” 门类下新增的一级学科，同时，各领域的学者围绕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展开激烈讨论。

从内涵上来看，区域国别研究是一国对于外部世界中各国或地区的知识性探索，其受到关注离不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我国对世界局势和自身发展阶段作出的判断。大变局的本质在于世界秩序的历史演进，包括全球化进程百年之变、世界经济格局百年之变、国际权力格局百年之变、全球治理体系及治理规则百年之变、人类文明及交往模式百年之变。大变局与中国百年大发展相交会，在这一特殊时期加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既是拓展知识的需要，又是服务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一方面应立足中国国情，体现中国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关切，其出发点是中国视角；另一方面，应吸收国际学界的已有成果，加强对特定议题的研究，积极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区域国别研究涉及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等众多领域的理论和知识，只有在研究中体现中国视角、 自觉地进行话语体系建设，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

目前，学界已经对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内涵、发展趋势和主要路径展开探讨。在 “区域国别学” 被设为一级学科之前，就有学者指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提升和 “一带一路” 倡议逐步实施， 增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研究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共同诉求。 国际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刊物率先以访谈和专题研究的形式刊发了与区域国别研究相关的文章，其内容涵盖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内涵、国外发展现状、中国相关研究的发展阶段以及人才培养机制等多个方面。在访谈中，任晓回顾了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历程，指出早在晚清时期就有先进知识分子 “睁眼看世界”，积极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和变化，以求抵御外侮、自立自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区域国别研究经历了曲折的演进过程，到改革开放后实现恢复性发展。21世纪以来，区域国别研究在教育部的推动下进入快速发展期，涉及国际问题的研究基地在各大院校设立，研究水平整体提升。李强围绕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应发扬人文学科的既有优势，同时注重运用社会科学方法， 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推动区域国别研究 的健康发展。2018年4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揭牌成立，2019 年12月其主办的 《区域国别研究学刊》正式出版。钱乘旦在发刊词中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本身具有跨学科属性，它服务于国家需要，是对某一地区、某一国家作全方位的了解和全面的研究。他总结了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存在的问题，如研究力量分散、研究对象分布不均、语言能力欠缺、介入该领域的学科不多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发挥制度优势，加大对人才培养的投入。

2021年区域国别学成为 “交叉学科” 门类下新增的一级学科，国内学界围绕区域国别学的建设方向和发展路径展开探讨。赵可金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正在经历历史性变动，总的趋势是朝着全球化、在地化、学科化和平台化发展。2021年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邀请国内专家学者举行座谈会，研讨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问题。学者们认为，从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和学科发展规律来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区域国别研究应兼具学术研究与资政服务的功能，同时应在二级学科设置上进行充分的考量。戴长征等认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建设，既要着眼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利益需要，适应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也要满足建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整体而言，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学者们围绕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内涵、基本特征、发展路径和挑战等问题展开了有益的探讨。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以下简称 “拉美地区”）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地区共有33个国家，人口约6.6亿人，主要语言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拉美地区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成员。中国对拉美的关注可以追溯至明朝。万历年间，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中国与拉美地区建立起贸易往来。晚清之际，因深陷民族危机，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积极引介外国书籍，其中就涉及有关拉美历史和现状的内容。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拉美研究逐步发展起来。1961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成立拉丁美洲研究所。1964年，一些高校先后成立了专门的拉美研究机构，如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均设立了拉丁美洲研究室、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设立了巴西史研究室。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拉美研究展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进入黄金发展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专门创设拉丁美洲史研究室，有10余位研究人员从事拉丁美洲史研究。近年来，随着中国与拉美地区的交往日益密切，国内高校先后成立的拉美研究机构达到60余所，全国有16家拉美研究机构成为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基地。

国内学界对拉美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拉美地区的整体研究，包括拉美通史、拉美农业发展状况、拉美与西方的互动、拉美发展问题、城市化与社会治理等。第二，拉美经济研究，包括该地区的经济理论和流派、拉美经济发展战略、区域一体化、拉美发展模式与现代化等。第三，拉美政治与对外关系研究，包括拉美政治制度、政治思潮与共产主义运动、美拉关系、中拉关系等。第四，拉美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包括拉美文明、教育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思想等。第五，国别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王晓德对中国的拉美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其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关于拉美问题的分析，在选题范围和研究深度上均有较大提升；其二，拉美研究与国家战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研究成果为加强中拉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深化对拉美历史和现状的认识提供了助力；其三，因中拉往来频繁，中拉关系研究成为中国拉美研究的重心；其四，国别研究主要聚焦于大国，还有很多国家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整体看呈现不平衡的发展态势；其五，拉美研究的深度已有较大提升，但深入挖掘的空间仍非常大，已有研究的理论分析远远不足。

结合中国拉美研究的基本情况，本文认为，应将拉美研究置入区域国别研究的整体框架，从中国视角出发，对拉美地区的重要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通过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推进拉美研究。话语体系建设应体现中国特色，这不意味着以中国为中心，但必须体现中国的研究视角，具有基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关怀指向。具体而言，应加强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拉美本土理论研究、拉美地区的殖民遗产研究、拉美现代化研究、中拉关系与中拉命运共同体研究。在与国际学界对话的前提下，通过挖掘新资料、探索新方法、提出新观点，丰富和完善既有的学说论点，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拉美研究。

一 拉美本土理论研究

拉美地区是各种国际、国内政治力量激烈较量和各种思潮交会的地区。自独立以来，拉美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外交家等。这些知识精英深耕于自身的研究领域，在对拉美地区深入探索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拉美本土理论。其中，拉美结构主义、依附论和魔幻现实主义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拉美结构主义是20世纪拉美本土产生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对拉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拉美结构主义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强烈地冲击着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也迫使身处外围的拉美国家探索更加具有自主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凯恩斯革命使国家干预思想深入人心，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所倡导的国际贸易理论受到强烈批判。在此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新的学科——发展经济学，旨在揭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阐明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的路径。在拉美地区，结构主义学派兴起。研究者力图论证亚当·斯密的国际分工学说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仅适用于西方国家，在该地区以外则缺乏合理性和可行性。

拉美结构主义理论的创始者和奠基者是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他提出的“中心-外围”思想为拉美结构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石。据资料记载，普雷维什最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论及“中心-外围”思想，后在1946年出席“美洲大陆中央银行问题技术大会”时，以书面形式深入阐释了该理论的主要内涵。在他看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中心位置，而拉美国家则处于“经济体系的外围”，美国经济的周期性决定了外围地区经济的波动性。1949年，他的《拉美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在智利发表。董国辉认为，该文章标志普雷维什的经济发展理论“趋于成熟”，也是拉美结构主义理论正式诞生的标志。普雷维什指出，国际分工格局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大的工业中心”和“为该中心供应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中心与外围的分工并非如西方经济学家所解释的那样是互利的，恰恰相反，因技术进步和传播机制在两个地区的表现和影响不同，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均衡的。技术进步最早出现在中心，其经济结构具有多样性和均质性；外围经济以专业化生产为主要特征，服务于中心需要。因而，两者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这种分工阻碍了外围国家的良性发展，使其难以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迈上工业化道路。从1950年到1963年，普雷维什担任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拉美结构主义思想不断发展，影响力日益提升。

拉美结构主义包括理论和政策两方面内容。奥克塔维罗·罗德里格斯（Octavio Rodríguez）曾对拉美经委会的贡献进行总结，即拉美经委会提出：中心-外围体系的概念；贸易条件恶化理论；外围工业化的解释；通货膨胀问题的原因；发展结构性障碍的分析。拉美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应阐明在由中心-外围共同组成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主义生产技术扩散过程的根本特征，即结构异质性和不平等性。事实上，借助中心-外围理论阐述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平等关系，在理论上体现了拉美结构主义理论与传统的线性发展观的决裂。罗斯托（Rostow）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提出，所有发达国家最初都是不发达的，而现今的不发达国家均可以像其先行者那样通过一系列演变阶段成为发达国家。结构主义者批驳这一观点，认为罗斯托没有考虑到外围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和非对称性。工业革命一方面使中心国家成功转向工业经济，而另一方面外围国家则固化了其作为初级产品生产者的角色。在发达国家，工业是最具活力的经济部门，但在欠发达国家，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则始终占据核心地位。罗斯托预言的经济转型没有到来，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经济秩序却得到了巩固。

为了使欠发达国家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结构主义学派开出药方：在国家的积极干预下实施工业化战略，包括利用外汇管制等手段保护本地市场，刺激本地的工业生产并致力于为经济发展做出整体规划。同时，也要合理地利用外资和推进地区一体化。在普雷维什看来，应建立拉美共同市场，使其成为非排他性的区域集团，其范围涵盖所有拉美国家；要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确立各国在共同市场的权利和义务；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注重国家在其中的调控和管理职能。

拉美结构主义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走向全盛期，其影响力持续至80年代。卡多佐（Cardoso）指出，“拉美经委会将其理论转变为促进工业化的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拉美经委会通过为政治实践打开缺口而产生了有思想和有目的的行动”。然而，正统的自由主义者却激烈地反对结构主义，因为结构主义强调通过国家干预发展经济，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和再分配政策。他们担忧，拉美结构主义将引发官僚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正是由于将结构主义的理论与政策结合在一起，拉美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取得了国民经济增长率提高、出口商品构成优化和就业结构改善等成就。

依附理论是拉美本土的又一重要理论，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影响巨大。依附论的产生和发展与新兴独立国家陷入的困境有关。二战后，一大批受到殖民统治的亚非拉国家取得政治独立，但在经济上却强烈依赖于发达国家，发展自主性受到极大限制。在此情况下，依附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被剥削和剥削的关系。我国学者指出，“依附论是对第三世界不发达问题的整体探讨”，它有助于揭示帝国主义扩张的长期后果和扩张对象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变迁。

关于依附理论的流派，有多种看法。在韩琦看来，该理论由两大流派构成。一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批判地吸收了结构主义在分析依附问题时的研究成果，力图借助马克思主义方法重新界定分析范畴，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拉美国家的特殊性，其代表是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ônio dos Santos）。另一派被称为“结构主义依附论”。该派别在吸收马克思主义依附论的批评意见并对其纠正的同时，保留、发展了结构主义理论中传统的折中主义方法，其代表人物是巴西前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尽管依附理论分为不同的流派，其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在一些基本方面达成了一致：第一，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心的工业大国具有依附性；第二，外围国家的发展是“不发达的发展”，它们向工业国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加强了对“中心”的依附，因此自由资本主义的前景遥遥无期；第三，发达与不发达均源自资本主义制度，二者互为因果；第四，中心国家的农业革命先于工业革命，外围国家正好相反，这导致其前资本主义的关系依旧存在，窒碍现代农业的发展；第五，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其资产阶级难以摆脱外国资本的束缚，他们不得不牺牲自身利益作出妥协。

依附理论以批判拉美结构主义为出发点，又承袭其基本概念和观点，使之更加激进。依附理论揭露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重新阐释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可取之处。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对依附理论的深度研究，积极思考拉美学界对结构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的研究成果，在对相关理论进行阐释的过程中体现中国学界的立场和思考。

魔幻现实主义是具有鲜明拉美特色的文化思潮。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并不是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对拉美的文学、绘画艺术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魔幻现实主义产生和发展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特点是通过作家的想象把现实变成幻想的或魔幻的新现实，但不损害现实的本质。魔幻现实主义的产生是拉美社会、历史、文化、地理、文学本身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首先，它产生于拉美的奇特现实。一战后，很多拉美国家遭受军事独裁统治，独裁者的昏庸和所实施的刑罚的残暴程度令人震惊。同时拉美充满奇特事物，很多自然奥秘尚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其次，玛雅文化、印加文化中包含众多的民间传说和奇幻故事，这激发了拉美作家的想象。最后，拉美作为一个多族群融合的地区，并不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欧美现代文学的荒诞、变形和异化描写深刻地塑造了拉美文学的创作，超现实主义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启迪最大。在超现实主义追求神奇效果的启发下，拉美文学走出了将魔幻与现实、神奇与真实相结合的独特之路。

魔幻现实主义是理解拉美的透镜，其兴起原因和发展理路值得国内学界关注。从内容上看，魔幻现实主义脱胎于拉美社会的真实生活，作者借助相关风格的文学作品讽喻腐朽的军事独裁统治和贪婪的外国资本势力，展现底层民众的艰难和困苦，具有反帝、反霸权、反殖民、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作品虽抨击社会弊病，但没有找到根治方法，无法提供指向光明的道路。因而，国内学界在对魔幻现实主义展开研究时要意识到其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中国的历史实践展开分析。

二 拉美殖民遗产研究

从15世纪开始，西班牙和葡萄牙便对拉美地区进行殖民统治。两国在拉美建立的殖民统治制度反映和巩固了宗主国的中世纪体制。这些制度包括：僵化的威权主义政治制度、等级森严的阶级结构、重商主义制度、专制主义的天主教会以及封闭保守的教育制度。

1542年《新法律》（Leyes Nuevas）颁布之前，西班牙国王以较为直接的方式领导对拉美地区的征服和殖民。1542年以后，西班牙国王在拉美当地建立了一整套官僚体系，间接操纵殖民地事务。在该体系中，国王高居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处于国王之下的是总督，总督在殖民地享有绝对权力，是国王实行统治的代理人。在地方社会，大庄园主于其势力范围之内享有自治权。殖民地时期，西班牙殖民者获得了广阔的土地和大量仆从，过上了封建领主般的生活。独立后，拉美地区的寡头承袭了这种尚未完全摆脱殖民烙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他们傲慢、蛮横、冷漠，蔑视体力劳动者。这些寡头势力在政治方面垄断国家权力、在经济方面成为寄生力量，削弱了国家发展的动力。

重商主义制度是殖民地时期拉美地区的主要经济制度，重商主义理论是其思想来源。该理论的最初表现形式是重金主义，即通过贵金属数量来界定财富，一国积累的贵金属越多意味着国家越富有。为了防止贵金属流出，宗主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和垄断政策，与此同时，拉美殖民地被打造为宗主国的原材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重商主义制度以封建性和剥削性为主要特征，其结果是殖民地的财富被大量攫取，宗主国的财富总量快速增加。与之相适应，殖民地的社会结构同样是不平等的，数量极少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位于社会最上层，数量众多的印第安人和非洲黑奴处于社会最底层，中间阶层的数量很少，影响力微乎其微。因此，独立时期的拉美未能凝聚起社会各方的领导阶层，种族主义也从欧洲移植到拉美地区。

天主教会同样是绝对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它们既在精神上统治拉美人民，也是殖民政权得以维持的重要支柱。教会的在俗教士为西班牙人建立堂区，这些教区主要设在城市；传教士则把印第安人村庄作为自己传教布道的主要场所，在广大农村地区积极开展活动。教会承担了美洲基督化的大部分任务，它们处于开拓殖民统治辖区的最前端，充当传教布道的“急先锋”。除了履行传教职能外，教会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也具有重大影响。通常而言，各级教士是地方社会的显要人士，对人民生活的各方面进行严密控制，插手殖民地重大事务。教会本身还是拥有巨额财产的经济实体，通过兼并土地和发放高利贷，聚敛财富。据统计，殖民地末期，教会已经控制了拉美地区1/3的土地，成为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和剥削者。教会采用多种形式强迫印第安人为其庄园、种植园、作坊和建筑工程提供义务劳动，使广大印第安人处于长期的剥削之中。

除此之外，教会还掌控殖民地的教育事业，教学内容以宗教教义为主，无益于经济发展。与北美相比，拉美的教育十分落后，贫困阶层的子女难以获得求学机会，这导致他们的识字率很低。西班牙和葡萄牙近3个世纪的统治给拉美留下了十分“厚重”的遗产，中国应加强对拉美殖民遗产的研究，深刻理解殖民统治对拉美国家产生的影响，通过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和机遇帮助拉美国家破解发展瓶颈。

三 拉美现代化研究

在第三世界中，拉美国家是最早取得独立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19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先后奉行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和新型出口导向模式。因自然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拉美地区33个国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道路。直至今天，拉美仍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之中。拉美如同现代化的“实验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宝贵的历史资源，有待深入挖掘。

关于拉美现代化，以下问题值得探讨：拉美现代化的起始时间、发展模式的“钟摆现象”，拉美农业现代化的主要路径、城市化进程、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等。关于拉美现代化的起始时间，国内外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结构主义学派为代表。该观点认为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打击促使拉美国家推行了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二是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部分西方研究者和依附论学派持该观点。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放松了对拉美的管控和支配，拉美因而获得发展机遇并开启现代化进程。三是起始于19世纪70年代，《剑桥拉丁美洲史》的撰写者持该观点。他们指出，19世纪7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的制造业快速发展，工业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这构成拉美早期现代化进程的起点。

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产品出口阶段（1870～193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1930～1982年）、新型出口导向阶段（1982年以来）。学界将这种从“外向”到“内向”再到“外向”的变化称作“钟摆现象”。苏振兴认为，拉美发展模式的变化没有取得成功，每次转换都以对生产力造成破坏为代价。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因中心国家第二次产业革命和国际市场的需要而取得较大成效，但一战爆发后该发展模式已经不再与国际大环境相适应。进口替代工业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取得不小成就，后因拉美国家国内市场狭小和国际环境恶化而陷入危机。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进口替代工业化被迫进入“急转弯”，重回外向型发展轨道，此前拉美国家苦心积累的工业生产能力遭到破坏。拉美国家对现代化模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也因国内外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调整。理解拉美国家现代化模式转变的原因、动力以及结果，无疑有利于更好地观照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农业现代化是拉美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拉美现代化议题的相关研究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三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塑造了拉美国家的农业发展形态，以大地产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商品农业和以印第安村社为基本单位的生存农业并存，土地分配严重不均，农业现代化步履蹒跚。关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拉美国家曾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并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过辩论。一种观点认为，应通过分配解决农业问题，使农业资源从少数人手中转移到广大底层人民手中；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不应该损害任何阶层的利益，应通过技术革新将现代化的益处惠及广大人民。这两种观点成为对立的两种选择，最终技术革新的路径占据上风。应注意的是，技术革新的现代化路径使小土地所有者破产，继而导致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由于这些农村劳动力难以被有效地吸收到现代工业部门，非正规职业者开始大量涌现，社会治理难度大幅增加。

拉美城市化与社会文化变迁同样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拉美地区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巴西的圣保罗、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拉美的超大城市。学界认为，拉美面临着城市化是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问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拉美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显著变迁。农村地区的少量人口，要么是农场主，要么是农业工人，就业形态单一化，文化发展的动力严重不足。城市就业人口虽然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但不同领域从业者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不同阶层间的利益冲突和文化隔阂增加。探究拉美城市化和社会文化变迁，有助于管窥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矛盾的累积过程以及不同国家对社会危机的处理方式，进而为中国应对相关问题提供镜鉴。

四 中拉关系与中拉命运共同体研究

中国与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经济发展和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关切。加强中拉关系和中拉命运共同体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拉之间的友好往来，对于发展中拉关系和密切中拉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与拉美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传说早在公元5世纪时，就有中国僧人东渡到现今的墨西哥。明朝万历年间，通过中转站菲律宾，中国与拉美地区间接地建立起贸易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因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建交工作困难重重，进展缓慢。在这一背景下，民间往来起到了“先行者”的作用，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有序开展。1959年，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次年中、古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给予拉美国家积极支持，同拉美人民一道谴责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支持巴拿马收回运河区主权的诉求，声援拉美国家政府发起的捍卫200海里海洋权的斗争。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解冻、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外交工作顺利开展。从1970年到1974年，中国与智利、秘鲁、墨西哥、阿根廷等9个拉美国家建交。70年代末期，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数量达12个。改革开放后，中国调整对拉政策，兼顾扩大在拉美地区的外交阵地和推进彼此之间的经贸往来。从1993年到2000年，中拉贸易总额达到585亿美元，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总量也显著增加。21世纪以来，中拉关系跨越式发展，并呈现以下特征：第一，向战略高度跨越，中拉不断深化战略合作，成为彼此支撑的重要力量；第二，向更加具有平衡性的地缘格局跨越，中国与拉美多国建立往来关系；第三，向全方位合作跨越，中拉力图建立更为全面的合作，包含文化、经贸、科技等领域；第四，向多样化的经贸合作以及双边关系机制化建设方向跨越；第五，向加强国际多边合作跨越，气候、能源、安全等领域合作的重要性上升。有学者指出，中拉关系的“跨越式”阶段才刚刚起步，经济因素作为“跨越式”阶段的主要标志，将成为双边关系“深度跨越”的持久动力。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外交新思想和新实践。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指出，中国要同拉美国家“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中拉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既是南南合作框架下中拉双方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体现。

随着拉美在中国外交战略地位的提高以及中国为拉美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提升，中拉之间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挑战。一方面，中拉之间不仅相距遥远，而且在语言、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拉美学界对“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知之甚少，普通民众更是鲜有耳闻。另一方面，拉美的“国家风险”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中国投资者在对拉美投资过程中经常受到政治经济不稳定、自然灾害、环保问题等因素制约。拉美国家政府对这些风险的管控能力有待提高，这导致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面临困难。江时学的研究表明，拉美国家普遍要求中国尽快实现经贸关系的多元化，改善双边贸易结构，优化贸易格局。此外，拉美国家对发展中拉关系缺乏长期的战略性考虑，美国对发展中拉关系心存芥蒂，难免从中阻挠。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这些不利因素应得到重视。

结语

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中，拉美地区已经得到一定关注，但仍有很大的可以拓展的空间。推进拉美研究中的话语体系建设，需要围绕重要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体现中国的立场和关切。

拉美知识界对于拉美地区的发展瓶颈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曾展开过前瞻性的思考，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拉美本土理论。加强对拉美结构主义理论、依附论、魔幻现实主义等拉美本土理论的研究，能够使中国学界更好地把握拉美地区的研究成果。拉美曾长期遭受殖民统治，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的殖民统治制度使拉美国家陷入持久的贫困之中，畸形的社会结构和种族主义也可追溯至殖民统治时期。如何看待殖民统治的历史遗产以及这笔遗产对拉美现代化建设的影响，应是拉美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中国的拉美研究既要致力于纯学术的知识生产，也应承担专业的资政服务功能。加强中拉关系和中拉命运共同体研究需要中国的拉美学者投入更多的精力、贡献更多的智慧。

总之，中国的拉美研究应围绕拉美本土理论、殖民“遗产”、拉美现代化、中拉关系和中拉命运共同体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拉美研究与中国立场、关切相结合，有助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拉美研究话语，亦是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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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集刊 | 王迪：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话语体系建设：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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