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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x俞敏洪：60万字的历史著作，被AI浓缩成1万字，那还读原著干嘛？

2025-09-16 17:3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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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8日，历史学家王笛以《中国记事（1912—1928）》荣获第四届时尚文化大赏社科研究奖。

王笛在现场发表获奖感言

6月，在俞敏洪的直播间，王笛和俞敏洪围绕《中国记事（1912—1928）》这部作品的研究和写作的来龙去脉、使用资料的来源、写作特点、讲述的故事以及传达的价值观和理念、个人在时代里的命运、民国初年日常生活里波澜中的平凡等，展开了对话。

今天，我们将当天对谈和大家分享。下文经老俞闲话公众号授权转发，此为选摘版，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以飨读者。

王笛、俞敏洪对谈现场

俞敏洪：

最近王笛老师又出版了新书《中国记事(1912—1928)》（以下简称：《中国记事》），聚焦的是20世纪初期的中国，包括辛亥革命、签订《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直至五卅运动等重大事件，而且主要聚焦当时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外国作家、学者、记者、外交官、旅行者，如芮恩施、杜威、鲍威尔、赛珍珠、司徒雷登、史迪威、阿班等人，通过他们的个人记录及西方媒体的采访报道，以“历史非虚构”的方式，再现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状况、民生百态。所以我邀请他来，一起聊聊这段历史。

人工智能对研究的影响

俞敏洪：

不算收集资料的时间，这本书也写了整整7年，书中涉及到很多引用和资料，而且非常正确无误，我估计光搜集资料就要了你半条老命了。

王笛：

是的，特别是阅读起来很困难。那个年代的字特别小，有的是蚂蚁那么大点的字，而且都是英文的。幸好后来可以扫描成电子文档，放在电脑上放大来读。我现在是“独眼龙”，左眼没问题，右眼的视网膜脱落了，做了修复手术，还算比较成功。手术后能看见，但不能阅读，看字都是变形的，这就和长期阅读文献有关。

俞敏洪：

对你的心情有一定打击吗？

王笛：

是有的，当时有黄斑病变，那时候我特别担心。我问医生，如果我只用一只眼睛，会不会给这只眼睛加重双倍的压力，医生说不会，我才稍微放心了。我现在的阅读基本是靠听，但是历史文献要变成可以朗读的格式比较麻烦，只能靠眼睛来读。但一般的学术书、小说，甚至新闻文章、公众号，包括你的文章，我都是在手机上听。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就会给你打开一扇窗，我现在做家务事、睡前、出差路上等等时候都可以听书。

俞敏洪：

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比如DeepSeek、豆包、ChatGPT，对你的学术研究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王笛：

我没用过豆包，但我会用DeepSeek和ChatGPT。我觉得AI让我的研究变得更快了，例如过去我写一篇论文要发表，首先自己要做个内容提要，要用几百字把两万字的论文总结出来，过去需要花许多时间，现在基本就把文章传给DeepSeek，让它写300字或者500字的提要就很容易，如果写得不准确不满意，我可以让它进一步修改，或者我直接在AI起草的基础上修改。过去文章的提要也是自己翻译，现在也可以直接让AI翻译，自己再做点修改，因为涉及到一些专有名词和表达，ChatGPT或者DeepSeek不一定能够把握，但无疑整个过程其实已经为我的工作节约了大量的时间。

俞敏洪：

我也有同感，原来没有人工智能的时候，我查资料的时间是现在的3到5倍，所以现代科技还是非常重要的。

王笛：

对，我从来不限制学生使用AI，我在课堂上也告诉大家可以用，但也告诉他们存在的危险。比如你输入需求以后，它可能会根据你的需求来编造资料，而且说得很真，但实际上可能是假的，所以一定要追根溯源找到那本书、那一页、那句话才能用，否则很可能是AI根据你的需要创造出来的。

俞敏洪：

或者是以讹传讹传出来的。

王笛：

对，我们还是要利用人工智能为我们服务。其实做学术，特别是人文学科，人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很重要，因为学术和人文不是完全客观的，所以在利用ChatGPT、DeepSeek的时候，不同的人使用起来差距其实很大，不像完全技术性的东西，大家都可以直接用，做人文研究还是要特别小心，但不能因为存在缺陷甚至危险我们就弃而不用。

俞敏洪：

美国大学不是有这样的争论吗？有的大学完全不允许学生使用人工智能，教授在课堂上问学生，你们谁用人工智能？学生都不敢举手，但其实大家都在用。现在有一种说法，使用人工智能会让聪明的人更加聪明，让笨的人变得更笨，因为它会把人往两个极端带，只想用AI找答案且不动脑子的人就会变得越来越笨，但聪明的学生会借助AI工具的便利，帮助自己不断沿着问题深入探索，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王笛：

当然也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但我觉得AI的出现反而缩小了大家之间的能力差距。比如我们过去做历史研究或者写作，主要是基于学者的实力本身，你阅读了多少书、有多少思考，但有了人工智能以后，这个实力就被模糊化了。比如现在会产生的一个挑战就是，有可能由于人工智能的介入，学术评判会变得更加困难。

俞敏洪：

会搞不清楚这个观点是学生自己思考的，还是人工智能提供的。

王笛：

对。而且人工智能可以引用很多内容，不论是哲学家的话、历史学家的话、还是社会学家的话，可能本身是自恰的，因为人工智能能解决逻辑性、引用的规范性，但我们不一定有这个能力去判别是否可信。一个杂志收到了一个投稿，杂志送出去评审的时候，过去我们基本相信作者引用的数据、资料来源是可信的，但有了人工智能以后，这个评审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评审人没办法一条一条核实，资料的来源是哪里，观点是不是原创，引用是不是准确等等问题。

俞敏洪：

再问您一个问题，两册《中国记事》差不多有60万字，我花了一个礼拜才读完，里面的细节描述非常有意思。但我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阅读”，我就让人工智能用一万字复述《中国记事》的核心观点，这一万字写出来就相当于这本书的总结，甚至你自己都不一定能写出这样一个总结，你觉得这种方式怎么样？

王笛：

我曾经试过让人工智能总结某篇文章，5000字或者3000字，首先它的总结会有误差，多的误差甚至可能有一半都不准确，所以如果按照懒人的办法，用人工智能总结出一万字来读，可能你得到的正确内容不到50%。因为存在这样的危险性，所以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宁可看看这本书的前言、结论和后记，甚至看看目录，都比看人工智能总结出来的内容要收获更多。

俞敏洪：

读社会科学著作，如果读人工智能总结的内容，其实很可能被误导。

王笛：

对，非常危险。我觉得比较稳妥的是，你有目的地使用它。比如我有一段史料，过去我可能要花几个小时分析，但我现在把它发给人工智能来做分析，比如这段史料里有哪些典故和潜在的资料需要我继续查，这种类型的工作，人工智能就做得还可以，但也不能直接拿来用，在它帮你分析以后，你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再加工，前提是你有基本的知识和识别的能力，如果你完全没有有关知识和能力，那还是不能这样用。我自己会根据我的主观判断，辨析哪些分析已经明显超出了资料本身包含的内容，那就一定不要用。

俞敏洪：

像你这样严谨的社会史著作，更加不能这样用。

王笛：

是的。还有一些情况是，人工智能会在资料的基础上延展扩展很多内容，尤其是古文资料，它可以马上把古文变成现代语言，这会节省不少时间。但它在转成现代语言的时候，也可能存在误差，所以还是要小心使用。

俞敏洪：

我查任何资料，都会做双倍确认，否则很容易出错。

王笛：

是的。学生写论文也不要简单地利用网络资料，包括Google、百度等这些，在网络上大家都可以发布、编辑没有经过正式出版的资料。虽然现在网络资料也越来越准确了，因为平台也在不断核实，但仍然不要用作学术研究的依据，引用于哪个网络百科，那是不行的。

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

俞敏洪：

《中国记事》里引用了很多资料，还用了不少照片，我相信光是征引文献目录部分都有二三十页，读了以后我非常佩服，因为这是真正的学者态度。你这些资料不可能全是从网络上查的，那在过去这么多年中，你是怎样寻找资料并且从中找到你写书所需要的内容？你在过程中又是如何保持一个史学家或者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严谨性？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耐心？

王笛：

其实过去我没想过要写这本书。我主要研究城市史、大众文化历史、微观历史，这本书和我过去的风格完全不一样，这是中国一个时段的历史，涉及到中国的一些重大事件，而且是全国性的事件。

我原来在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书的时候，给本科生开了一门“历史学家的技艺”(Historians’ Craft)课程，教美国学生怎样利用原始资料进行历史论文写作。我大概教了近十年，但每年都在换不同的主题。在2009年，我以五四运动为中心，搜集上至辛亥革命、下迄五卅运动的英文资料供课堂使用，跨度从1912年到1928年。我们一整个学期都在讨论这些材料，但在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段历史已经过了快一百年了，但几乎没有被历史学家使用过，更不要说被其他学者使用。

俞敏洪：

里面的很多观点跟中国今天的现状很有关联。

王笛：

对。有的历史事件，中国人的记载和西方的记载也存在偏差，有的是补充，也有看法和政治观点的不同，因为大家看的角度不一样，文化背景也不一样。所以我在想，这些资料对我们理解当时中国的历史很有帮助，甚至这个历史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今天，我觉得可以用他者的眼睛帮助我们重新看待这段故事，所以这本书的英文名是China Through Others’ Eyes（他者眼中的中国），我觉得这有助于我们认识自我。

当时我就有使用这个资料的打算，但那时候我在完成《茶馆》《袍哥》等书，就一直没启动。一直到2015年我到澳门大学以后，就开始着手这个事情。花了几年时间，我先完成了一本书，大概22万字，分为九章，后来我把每一章又修改成论文，这九篇论文都分别在各个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但看学术杂志的人非常有限，而且那本书完全是一本学术著作，没多少可读性，一般的读者肯定看不进去。后来论文发表后，我就有了另外的想法……

俞敏洪：

我觉得这是原来出的书带给你的启示，因为像《碌碌有为》《历史的微声》《茶馆》这样的书，你完全没想到会卖那么多，老百姓会那么喜欢，倒过来你就会发现，严肃的著作其实可以通俗化。

王笛：

完全可以。如果是原来那本22万字的书，最多印个2000册就不得了了，就我们这圈子的人读一读，但我觉得那些史料留下很多边角余料，很多个人故事，这一类很精彩但又没办法在学术研究中使用和讲述的内容具备那样的潜力，能让更多读者读到，所以我就打算重写了。

俞敏洪：

学术著作不出了？

王笛：

对，因为已经发表了九篇论文了。所以我就重新写，原来是九章，现在有二十九章。

俞敏洪：

明显看出来，你把一本学术著作转化为散文化叙述的书了。

王笛：

对，而且加了很多个人经历、个人故事，那些西方来华人员，他们看到中国的社会、农民、妇女还有社会动乱，他们记载了下来，其实很多日常生活的记载，描述了许多细节。

俞敏洪：

因为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了，比如我很少看中国人写的中国游记，外国人写的游记我看得比较多，为什么？因为我们平时忽略的细节，外国人会觉得很新鲜，像比尔·波特他们写的中国游记，我反而看得多。

王笛：

对，我在书里引用了一个记者的记录。他到了广州，天气热得不得了，他身上长满了牛皮癣；因为他经常睡着了就把脚伸出蚊帐，所以他晚上脚上要套着枕头套才能睡着；后来因为他晚上睡觉一直吹风扇，结果他面瘫了。像潮湿、衣服发霉这样的细节，人们在夏天的煎熬，记录就非常生动。我现在在澳门，对这个气候就很有理解，但我们现在有空调，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又潮又热，真是非常难受，那种生活他描写得非常真实。

他是在五卅运动前期到的广州，他去见当地的一个英文报纸编辑，那个编辑一见面就说：“我劝你一句，一定不要穿短裤，你如果穿短裤上街就会被打。”为什么会被打呢？因为只有英国人穿短裤。

俞敏洪：

当时有反帝国主义运动。

王笛：

对，如果他穿短裤，就会被当作英国佬被打一顿，这种细节在一般的历史资料上是没有的。当时正是北伐战争前夕，1925年五卅运动，各种反基督教、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运动。

俞敏洪：

中国民族主义高潮起来的时候。

王笛：

正是如此。从这些细节就看得出来，当时中国的民情，在穿不穿短裤这件事情上，这种细节一般只有在西方人的自传里或者信件里才会透露出来。

互联网提高了

了解信息的速度

俞敏洪：

高科技肯定是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这是很明显的，从过去老百姓不接受高科技，竖个电线杆都给挖掉，铁路给推翻掉，认为这些东西破坏风水，到现在中国人民全力拥抱高科技，人手一台手机。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得也很好，原则上应该每个人的视野、眼界会变得更加开阔，对新思想的接纳会更有包容度，现在却反而形成了“信息茧房”，每个人就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面，有着同样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互相鼓励，反倒更忽略别的观点。

你觉得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信息普及应该让大家变得更加包容，现在反而让大家走向了极端？

王笛：

现在是有“信息茧房”的现象，比如你在某一篇文章停留的时间长，大数据马上就知道你的偏好，这种偏好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我觉得也不能看得太绝对，为什么？我思考过这个问题，过去我们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别人是怎样想的，现在看大家朋友圈转发什么样的文章，就大概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现在这种技术手段，其实是把过去可能隐藏的东西显露出来了。

过去的社会也不是步调一致的，只不过现在把这一点放大了，大家能看到了，过去我们是看不到的。过去我们只有广播、电视、报纸，你只是一个接受方，不报道的东西你根本看不到。现在的网络是双向的，我对你的文章或者视频有意见，我可以马上在网络上表达出来，而且可以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觉得大家本身就没有步调一致，只是现在大家能在网络上自由表达，所以这些“不一致”都显现出来了。

俞敏洪：

我不满意可以骂你，喜欢你可以点赞。

王笛：

对，包括你的书好不好，过去都是各种好的书评，但现在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点评，我也经常挨骂。

俞敏洪：

你能接受吗？

王笛：

我完全能接受，骂我的多了，包括《袍哥》也会挨骂，说被王老师骗了，开篇就写杀女儿的惨案，结果买了书发现是学术书。（笑）

我的看法是，互联网的发展其实提高了大家了解信息的速度，国际社会一小时内发生的事情，我们马上就能知道，这在过去是很滞后的。而且现在有很多渠道、自媒体，你站在哪个位置，你就报道哪方面的新闻，或者用什么口径去表达，虽然也存在一定的禁忌，有些问题仍然不能讨论，但至少还是有不同的声音。过去纸媒不报道、官媒不报道的新闻，你都看不到，现在都可以看到了，比如哪里发生了灾害，哪里发生了什么案件，哪里发生了不公平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表达他们的声音。

我在《历史的微声》里写道，一个人的声音很微弱，但你想想，十几亿人都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可能不一样，但这仍然是件可以乐观看待的事。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只看到“信息茧房”，我觉得互联网只是起了个放大的作用。

俞敏洪：

只不过原来看不到，现在我们看到了，但并不是一种坏现象。

王笛：

现在信息多元化了，我认为整个中国人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了解，比原来不可同日而语了，包括对一些正义的表达。过去纸媒不表达，你根本就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不同了，他能够就各种新闻表达他的愤慨、他的支持，无论是对经济的问题、产品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或是对某个名人的意见。过去中国落后到什么程度，你在农村待过的，晚上差不多天一黑就睡觉了，后来有了电视就看电视，但是电视也只是一个单向的接受渠道，那个时候的人民发不出一点声音。

俞敏洪：

我们那时候都看不到电视，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我们只听青蛙叫。

王笛：

我70年代下乡的时候，什么信息渠道都没有，所以那个时代大家没有多少选择。现在大家都担心，说有短视频以后，大家不读书了，忧心忡忡的，好像在出现短视频之前，大家晚上都在读书似的。其实并不是的，即使是过去，读书的人也少，胡适早就指出过这个问题。

俞敏洪：

不过我们80年代确实都在读书。

王笛：

那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广大的老百姓，在农村的、工人，还有文化水平不高的，他们那时候也是打麻将、打扑克，或者其他娱乐，也不一定读书。所以一定不要说现在刷短视频，大家就不读书了。

俞敏洪：

毕竟读书相对来说是一部分人的事。

王笛：

实事求是说，现在短视频也传播了很多知识，虽然有些知识不一定准确。我敢说，有了短视频以后，中国人的烹调水平比20年前不知道提高了多少。我做饭的时候，我要炒个腰花，我要做个毛血旺，马上看个短视频就能做了，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过去虽然有四川菜谱，但看文字和看视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还喜欢种花园，怎样防止虫害、怎样让番茄产得更多、怎样打枝，一搜短视频就出来了，农业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

其实短视频也传播了书籍，几分钟讲一本书，尽管不一定完全表达了那本书的内容，但也让很多人知道，哎呀，有这本书，感兴趣就找来读，这都是一种知识的传播，更不要说每天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的报道了。

俞敏洪：

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他们晚上有时间，是读读你这本书好，还是看看短视频好呢？

王笛：

当然是读我这本书好，但如果他们不读书，俞老师做个短视频，他们看看也知道了这本书，万一他们感兴趣了呢？（笑）其实有时候我也是通过公众号或其他网络平台了解到更多书的。

《中国记事（1912—1928）》这套书的制作非常精美，也非常专业，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我的责任编辑李磊，以及社领导。

中美之间的民间交流

俞敏洪：

面对美国社会，你也是一个他者的身份，你对美国社会的今天和未来有一个怎样的评价？

王笛：

美国也在变化之中，互联网加剧了两极分化，穷的人越穷，富的人越富，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过去一个中产阶级，比如你在福特公司工作，你很容易就能养一家五口，现在由于全球化，美国产业外移，中产阶级的收入下降了。

俞敏洪：

所以美国中产和底层对于世界贸易的仇恨、不满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的生计确实受到了影响？

王笛：

对，这是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特朗普运用了这个社会基础。但特朗普想通过退出全球化等方式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我觉得路走错了。他做任何一项决定，贸易战也好，停止留学生签证也好，他都没有做周密的思考。

俞敏洪：

他是典型的冲动型人格。

王笛：

比如他的移民政策，就一定会影响到美国吸收人才。很多留学到美国的人，其实都是世界上那些非常优秀的青年人，而且他们都是有相当知识储备的学生，所以美国没有人口老龄化的担忧，这实际是美国最大的财富。这些年轻人当然也享受了一定的移民福利，但和他们对社会创造的价值以及他们所带来的美国人口年轻化来讲，美国其实是得益者。

俞敏洪：

硅谷50%、60%都是印度人和中国人，他们为硅谷的创新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王笛：

是的，特朗普作为一个总统，他不应该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我们现在做每一项政策都有大数据分析，比如关税战会减少多少贸易量，有哪些产品可以回归美国；提高了多少关税，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物价会上涨多少，这些其实都可以计算出来，但他不做这些事情，一拍脑袋就是一个政策。

俞敏洪：

按照你的观察，你觉得美国过去持续有效200年的体制、制度和他们的管理模式，会因为这一次的状况而发生改变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临时的波澜？

王笛：

我觉得应该是临时的波澜。美国建国那么多年，尽管这个体制也受很多批评，效率低，一个事情国会要反复辩论，但我们也要看到，美国建国这么多年，就发生了一次内战，是相对稳定的。

现在到一个关口，像特朗普这种无视法律，无视美国积累的经验，无视过去的精神财富，这是非常独特的现象。但我觉得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就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既然出现这个现象，一定不是偶然的，是长期积累的，所以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但我觉得早期制定美国宪法的这些人，比如托马斯·杰弗逊等等，他们还是想了很多办法去制约。比如现在我就在看，如果共和党在两年中期选举失掉很多席位，那么特朗普的权力就会受到很多限制，更不要说四年以后的大选了。其实，现在他的一些不合理的政策，都已经被法院判定停止执行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至少还有法律这一关很难过，除非他修改宪法，但我觉得他没这个能力。所以长期来看，现在是一个关键点，但我们一定要看到，美国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关键点，我觉得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其实比现在乱得多。

俞敏洪：

现在有一些家庭依然想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但又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说现在美国民间不喜欢中国人，你觉得美国老百姓真的有这样的倾向吗？

王笛：

那是少数人的行为，我4月份才去美国，去哈佛大学参加中国论坛，并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倾向。现在有一个网上很红的男孩叫一菲，他骑自行车周游世界。今年早些时候，他138天不花一分钱，骑单车横穿美国，他所经历的就真实反映了美国的现状。他沿着路走，今天敲门要点吃的，明天在别人的后院、前院搭个帐篷睡觉，他的经历在网上都看得到，后来他到达旧金山的时候，主流媒体也做了报道。实际上他的视频里，就是美国民间的真实表达。而且他英语很差，他讲不清楚，他需要靠翻译软件来沟通，但他沿途所遇到的这些事情，真实地反映了美国民间对中国的友好态度。

一菲和旅途中遇到的美国朋友图片来源于@一菲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日本车企威胁到了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导致底特律经济下滑，当时就有人怪罪于日本人，把当地的中国人当作日本人给打死了，但这是偶然事件。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有一些地方对移民比较不好，只要你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你是移民，都会有一定的风险，这也是事实存在的，但这一定不是广大人民的共同情感。美国人也很善良，他们对中国人很友好的。

俞敏洪：

风险在任何地方都存在，自己稍微小心一点就行。所以我们应该欢迎更多美国人来中国看一看，我发现凡是到过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人都特别好。

王笛：

对，他会喜欢上中国。我在《中国记事》里提到过很多美国人，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把中国的真实状况记录了下来，把中国的变革记录了下来，把中国的希望记录了下来，把友情记录了下来，也把他们对中国的感情记录了下来。

王笛与俞敏洪在直播现场合影

西方人看中国

王笛：

书中提到的弗雷德里克·麦考密克（Frederick MacCormick），他是美联社的记者，在中国待了十几年，他在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采访了很多人，1913年出版了一本辛亥革命的书，名为《民国的建立》（The Flowery Republic），他的扉页上就写着“献给黑头发的人”，他还说，如果没有这些中国人的帮助，他写不了这本书。其实那时候中国很落后、很贫穷，但他说他在中国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中国记事》里也写了他们对中国的批评，是一些真实全面的了解，但从主流媒体来看，至少从引用的资料来看，这些报纸、回忆录，这些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其实对中国有着美好的记忆，包括他们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情。

俞敏洪：

更不用说像赛珍珠这样的作家，她的《大地》到今天还值得我们一读。

王笛：

而且赛珍珠对中国的记录特别有意思，她讲了一个故事：她住在南京的时候，看到城墙上有很多乞丐受冻，她有个朋友是国外留学回来的，老公在大学里面教书，算是养尊处优的中产阶级，赛珍珠就给她讲，我们是不是要帮助这些乞丐？那个太太根本就否认，说中国哪可能有乞丐？赛珍珠说我们一起出去看看，她都不愿意。

那时候很多中国人也不了解中国的现实，包括养尊处优的中产阶级，甚至会本能地否认存在的黑暗面。赛珍珠丈夫是农学家，她跟着她丈夫接触了很多农民，而且接触到了社会底层，她能够看到，当时在华的外国人能看到的，中国人自己却看不到，甚至还否认。当时的一些现象，比如溺婴——有的穷人生了女孩就把她在水中溺死，要不就放在一个木盆里随水而去，让她自生自灭。西方人记录了这些当时存在的社会现象，他们希望社会变革，移风易俗。包括反缠足很多都是从西方妇女开始的，她们在中国到处演讲，劝导姑娘们把裹脚布给拆了。所以这种影响一定是双向的，这些人想改变中国的想法，一定是出于一种善意，他们也可能会在很多方面批评中国，比如陋习。甚至批评政府，但这种批评一定不是对中国的不友好，而是作为第三者的旁观者清，希望中国变得更好。他们的批评可能不一定准确，也不一定公允，但出发点是好的。

我在书的开始引用了费正清的一句话，他在为巴巴拉·W·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一书作序时写道，“长期以来美国试图使中国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这是个堂吉诃德式的努力，但是屡败屡试，现在这种努力又再度兴起了……‘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费正清说这个话的时候，是1980年代中美关系最接近的时候，他说美国又开始新一轮的努力了，他真的不得了，那时候他就看到了。但他也在序中引用了巴巴拉·W·塔奇曼在那本书里写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他一旦来了，就会留下痕迹，就像今天的协和医院，这些都留下来了，不可能没有影响。

我们要怎样看待这一百年？这本书着重讨论了1912到1928年之间的事情，以及对后面的影响。其实我最后结论部分（第二十八章）写道，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中国人的朋友，但也有美国的学者提出商榷，说美国对中国就像对其他国家一样，没什么大的不同。我在结论部分的第二十八章，用了这样的标题“渐行渐远的‘朋友’”——对20世纪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做了总结，我在“朋友”上面加了引号，有可能是朋友，也有可能不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