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踪词坛风云 | 陈昌强《清代词籍与词学探论》出版

编者按：

清词所蕴含的价值，已获得学术界的普遍认可。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相关研究成果却未能充分彰显其应有的高度，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清词文献极为零散，难以全面且系统的把握。

王国维曾经提出二重证据法，即把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以开创学术研究的新境界。清词文献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出土文献，然而受诸多条件限制，大部分都未能进入研究者的研究范围。所以，将这些分散的文献加以整理，并呈献给广大学者，从某种意义来讲，这也可视作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出土”。不过，相较于文献的整理，如何借助这些文献去深入“探究问题”，才是更为关键且亟待解决的。

《清代词籍与词学探论》为作者有关清代词籍与词学研究的专著。上编为清代词籍文献专论，对清代相关词籍（词选、词别集、词话、词目录等）进行专门探讨，对清代重要词籍、重要词人的价值、地位、影响等做出深入研究。下编为清前中期珍稀词籍考论，以叙录体形式，对此前甚少为人关注的八十余部词籍作出详细考订、论述，对其作者生平作出精详勾陈，对其词学价值与影响等作出判断和说明。

序

张宏生

清代为词体文学发展的复兴时期，这一观念，已成为学界共识。对于清词的研究，在其本朝就已经展开，民国以后，时有起伏，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四十多年来，更取得了不少重大的成就。考察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很长时间以来，清词研究就是两条腿走路的：既重视文献的搜集和考辨，也重视理论的阐发，而文献又是理论的基础。清词量大面广，情况复杂，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文献作为前提，相关理论研究可能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陈昌强博士的新著《清代词籍与词学探论》就是这样一部在词学文献上下了很大功夫，同时也能在理论上提供一定启发的著作。

这部著作的标题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词籍”，另一个是“词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目的是深入考察清代的词籍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去认识清代的词学。四十年来，由于参与和主持《全清词》的编纂，我对清代的词学文献，对清代词学的研究关注较多，深感这个领域蕴含的潜力非常大，因此，看到昌强的这本著作，感到尤其高兴。

清人选清词是清代词学研究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昌强在这部著作中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书中涉及到傅燮詷的《词觏》系列、宗元鼎的《诗余花钿集》和林葆恒的《词综补遗》等，其中，我对傅燮詷的《词觏》系列尤其感兴趣。

傅燮詷是清代初年人，对于当代词，他先是选了《词觏》，后来一发不可收，又相继选了《词觏续编》和《词觏三编》。在清代初年，他可能是唯一一个既对当代词的创作充满关切，同时又持续不断地投身选政，而且规模巨大的成果能够被后世见到的选家。《词觏》一书，词学界早就有所利用，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但是，《词觏续编》和《三编》长期不为人们所知。关于《词覯续编》，虽然傅燮詷本人撰写过《词覯续编序》，但这种有序而原书不存的状况，历史上并不少见，所以近代词学大家赵尊岳就认为此书并不存世。但在2017年，《中国古籍珍本丛刊·保定图书馆卷》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词覯续编》稿本二十二卷赫然在内，说明傅燮詷确实完成了这部著作，只是尚未来得及出版。至于《三编》的出现，似乎更有一定的偶然性。2020年，四川省图书馆要将李一氓先生捐赠的词籍申请国家古籍出版资助项目，付玉贞副馆长写信来，希望我撰写推荐信。李老不仅是一个革命家，也是一个学者、藏书家，尤其关注词学文献，搜集了不少珍贵的词籍，他的这些珍藏若能影印出版，对词学研究无疑是一件大事。我写完推荐信后，知道昌强喜读词籍目录，并在做清词辑佚和编年方面的工作，就把相关目录寄给他参考。他看过后，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发现李老竟然藏有《词觏三编》，这是以往学界所不了解的，该书无疑是研究清代初年词学建构的新材料。

对于傅燮詷的这三部著作，昌强在勾勒文献的基础上，也讨论了其特定的词学价值，提出了自己的相关见解。我在这里想进一步指出其认识意义。清代初年的词坛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选家在辑录词选时，往往称之为“初集”，如《倚声初集》、《今词初集》、《荆溪词初集》等，有些词选虽不标为“初集”，事实上也具有初集的性质，也就是明言这项工作只是开了个头，以后还要继续做下去。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此类现象？蒋景祁在其《刻瑶华集述》中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原因：“或一人而少壮屡进，或一书而首尾失传，见闻謭漏，容编二集。”前者是说被选者本身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后者是说当代文献复杂，搜集材料不易。清初大部分题为《初集》的词选，就目前所知，都没有了下文，傅燮詷则是较为少见的将选当代词作为持续不断的工作来进行的人，说明他对清初词籍的繁荣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由此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加深对清初词学复兴的认识。清词复兴，创作大盛，及时展示当代创作风貌，成为清代词学批评家非常喜欢做的事，也是对于当代词进行经典化的重要步骤之一。但经典化一般需要一定的时间，选当代词，不仅判断不易，而且全面占有资料也不易，尤其是对那些还存世的词人，其本人的创作固然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其作品的刊行也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比如嘉道年间的著名词人戈载，一生至少将集子刻了七次，每次都有改动，如果是戈载的同代人进行选政，在足本和定本产生之前，就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清人选清词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能够以当代人的眼光，代入现场感，让人们了解当代词坛的状况，另一方面，毕竟还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所以，这种当代感，也还要经过一定的时间积淀，进行重新评说。无论如何，清人选清词的价值还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值得深入探讨。

这部书中作为清人选清词重要讨论对象之一的《诗余花钿集》，也是一部有趣的词选。《诗余花钿集》的编者是宗元鼎，康熙元年（1662）冬以诗文受知于时任扬州推官王士禛，并列入门墙。可能正是在当时活跃于扬州词坛的王士禛的影响下，宗元鼎曾积极参与到广陵词坛的建构中，比如对《倚声初集》和《国朝名家诗余》中的一些词人，他都进行过评点。我以前曾经说过，王士禛之所以成为词坛领袖，主要不是他的词写得有多好，而是他以独特的个人魅力，组织了诸多的词学活动。在这方面，宗元鼎也可以提供参考。总的来说，选当代人的作品，一定程度上也是词学交游的某种体现，因为选者和被选者往往是朋友或相识，这种关系，一方面可以方便地了解其创作动机，较为快捷地收入其作品，另一方面，则也可能出现顾及人情的情况。比如《诗余花钿集》卷三选郑重、金惟宁、谢朝宗词各四首，其后有宗元鼎跋，讲述了选录的原因：“己未夏，自京师南归，郑山公夫子以新词三种属鼎选入《花钿》。”他在书中还提到，有些词人是将自己的作品寄来，希望录入词选，如范箴等。由于搜集文献不易，有时，宗元鼎只能通过扇面等载体或其他的选本来保存某词人创作的吉光片羽，或者由自己的亲属提供线索。这种情况在《倚声初集》中也曾经见过。即使是清代后期谭献的《箧中词》，号称精严，其获得作品的途径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如江沅词，谭献《箧中词今集》卷三自述：“子兰词，沪上肆间未收得，得其手书小篆三词，以二篇入录。”这些，对我们考察清人选清词，都能够提供特定的认识角度。《诗余花钿集》编成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之后的几年间，已经是清初词学发展的高峰期，但奇怪的是，作为王士禛的学生，其老师交游遍天下，宗元鼎的《诗余花钿集》中却没能全面反映当时的词坛面貌，一些并世名家或未能见收，或选录很少。例如朱彝尊。康熙三年（1664），当王士禛词名隆盛之际，朱彝尊曾到扬州拜访，投献诗作。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刊刻于康熙六年，《江湖载酒集》大约刊刻于康熙十一年，可以说，到了《诗余花钿集》编成时，他已经有大名于词坛，《诗余花钿集》中不予收录，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昌强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宗元鼎有意将该选选阵限定在扬州地区词坛或其交游者，或许是因为宗元鼎选词非常个人化，考虑的只是自己与词坛的遇合。其中的问题可能比较复杂，但无疑有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

除了朱彝尊外，纳兰性德也不在宗元鼎的接受视野中。众所周知，纳兰性德是清初词体文学创作的一大家，可惜早逝，未尽其才。他过世后，相关友人致力搜集其作品，虽然不够详尽，却也奠定了对纳兰词研究的基础，是纳兰词经典化的重要一环。生活于乾嘉间的姚尚桂作有《水龙吟·题纳兰侍卫〈饮水词〉后》：“翩翩绝世风流，群瞻长白高门第。君才俊甚，豪华浄扫，尘凡敛避。紫禁朝回，黄门直罢，董帷深闭。把金菳兰畹，重修恨谱，秦柳后，斯人耳。 饶尔词源无底。怕难消、胸中意气。情丝万轴，心花一片，春蚕欲死。银烛烧残，红牙拍遍，曷胜清泪。奈梅花早发，一枝无力，趁东风坠。”让我们看到当时仍然有人对纳兰词发表感想，进行评价，但总的来说，康熙末以来的一百年间，对于纳兰词的接受较为冷寂，这种情况，至嘉庆以后，才发生变化。这一时期，先后有杨芳灿、袁通、汪元治、张祥河、周之琦、许增（字迈孙）等都在纳兰词的文献整理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尤其以道光十二年（1832）汪元治所刊《纳兰词》五卷本影响更大。近五十年后的光绪六年（1880），许迈孙刊《纳兰词》五卷《补遗》一卷，在当时文化生态中也是一件大事。许氏整理的《纳兰词》出版后，吴唐林曾写《贺新凉·迈孙先生以新刊〈纳兰词〉见示，赋此志感》：“怅望凌云赋。算而今、金门待诏，几人学步。武达文通中底用，赚尽英雄千古。问呕出心肝何苦。留得才名供凭吊，叹神仙将相终成误。芳草歇，王孙去。 多君奇气青霞吐。数东南、几家坛坫，大张旗鼓。结客欢场余结习，罗列酒龙诗虎。更远契、烟霄隽侣。一卷新词香一瓣，刻苕华、翻出成连谱。才调集，从今补。”吴是阳湖人，咸丰十一年（1861）举人，著有《横山草堂词》。文学史上有一种看法，认为嘉庆之后纳兰词的再度走红，和常州词派登上词坛不无关系。果真如此的话，则吴唐林的这首词也可以从抉发乡先贤词学观念的角度去认识。考察清代中期以后对纳兰性德词的整理，其中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进行了大量的辑佚工作，为全面认识纳兰词提供了文献基础。经过清人的努力，总的来说，这个方面的余地应该不是很大了，但清代词学文献丰富，呈现形式复杂，如果做有心人，细加关注，可能也会有惊喜的发现。在《词觏续编》中，昌强就搜集到纳兰的佚词7首。这7首词，或写闺怨，或写悼亡，都是纳兰词中常见的题材。值得提出的是《醉落魄·宿莲花山》一首：“冷云残雪，新来幻作秋千叠。黄昏一种添凄切。才过栖鸦，山路行人绝。 天涯归梦和谁说，梦回依约长安月。萧萧槭槭霜红叶。已是凄凉，况忆年时别。”昌强认为这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秋冬之际，由于此前俄罗斯的侵扰，纳兰随副都统郎谈等到黑龙江一带观察情况时所写。纳兰性德的边塞词是词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写出边塞壮阔的同时，也往往充满思家之情。同一年的早些时候，由于延续八年的“三藩之乱”终告平定。康熙帝决定出山海关祭告奉天祖陵，纳兰性德作为康熙身边的侍卫一道出行。出关后，他写下著名的《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上阕写行路，下阕写思乡。纳兰虽然出身贵胄，身份高贵，又深受皇帝信任，但却好静不好动，对官场的兴趣不是很大。所以，在扈从皇帝的途中，他仍然感到孤独寂寞，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家庭才是最温暖的。这一种情形，在《醉落魄》一词中得到了印证，二者对读，可以增强对纳兰的理解。说到辑佚，顺便可以提到王国维的一首《暑假歌》，昌强考订其此调应是《阮郎归》，作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至五月间，当时王国维在学部任职。词如下：“广庭寂寂日行天。参差树影园。朝朝挟策学堂远，如今又半年。 从此日，得休闲。迢迢一月间。北窗且自理陈编。清风入几筵。”这是王国维现存作品中少见的以传统文体写新事物之作，虽然不是太出色，但也值得特别提一笔。

这部著作的下编是《清代前中期珍稀词籍考论》，这一成果的展示，和《全清词》编纂的工作性质密切相关。清代文献浩如烟海，情况复杂，而且离现在时间近，从未有人做过系统整理。《全清词》立项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怎样全面系统地搜集材料一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总的来说，各图书馆图书资料的开放是逐渐展开的，因此，我们搜集材料的过程也就是动态的。在编纂《全清词》的过程中，我们曾多次组织到全国各地图书馆访书。刚刚开始时，乃至其后相当一段时期，相关图书馆或是没有专门的古籍目录，或虽有目录却并不全面和完备，甚至查看时内外有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对资料的搜集。以《顺康卷》而言，虽然编纂团队付出了足够的努力，但距离完备还是有相当的距离。所以，2002年《顺康卷》20册出版后，我们于2008年又出版了《顺康卷补编》4册，《补编》虽然达到了200万字左右的篇幅，还是有不少遗漏。从工作的实际来看，往往是一卷出版不久，我们又已经积累了相当规模的补遗文献，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已经尽了巨大的努力，却无法做到网罗全部清词文献以后再进行编纂，这无疑是一种遗憾，或者也可以视为从事清代大型总集文献整理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状况。昌强是《全清词》编纂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在文献整理上非常努力，这些词籍考论就是他相关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也不妨视为我们整个团队持续所做工作的成果体现之一，将体现在我们以后对《全清词》的补足与修订中。这足以说明，对于清代词籍文献的搜集和整理，确实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全清词》的所谓“全”，可能也只会在这样的动态过程中才能实现。

将近100年前，陈寅恪先生就提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清词的价值已经为学术界所共同体认，但相当长一段时间，研究成果却不够突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文献太零散，不容易全面掌握。以前王国维曾经提出二重证据法，即把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以开创学术研究的新境界。清词文献当然不是出土文献，但囿于条件，大部分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因此，把这些文献整理出来，提供给学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带有了一定的“出土”性质。但怎样利用这些文献，去“研求问题”，是更为重要的。昌强在这部书中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思考，以及做出的成果，但这个领域还有非常大的空间，需要更多的学者共同努力，去开创“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本文节选自《清代词籍与词学探论》 

编辑 | 金少帅

图片 | 赵庆 来自网络

原标题：《寻踪词坛风云 | 陈昌强《清代词籍与词学探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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