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 | 黄炎培：从职教救国到民主救国

世纪 CENTURY

黄炎培：从职教救国到民主救国

王昌范

民建上海市委理论委副主任、上海市工商联原调研员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80周年、中国致公党成立100周年、九三学社创建80周年。本期特邀民建上海市委理论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王昌范撰《黄炎培：从职教救国到民主建国》，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许德珩之孙、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许进撰《许德珩：一生追求民主科学》，致公党上海市委党务咨询委员会委员燕竞飞撰《陈其尤:中国致公党的复兴与引领》，以展现民主党派始终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光辉历程。

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创始人。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撰的《黄炎培生平》指出，他“一生追求真理，以‘事必求是’为信条投身救国实践”，其创建民建的核心宗旨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救国。值此民建成立8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缅怀黄炎培以职教救国奠基、以民主建国立身、以风雨同舟践诺的一生。

01

职教救国：汇聚政商学界力量

黄炎培成长于中华民族苦难深重、存亡续绝的年代。国家危亡，催促着年轻的黄炎培探索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01年，23岁的黄炎培进入南洋公学特班学习，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黄炎培师从蔡元培，蔡元培炽热的爱国精神感染了他。1902年黄炎培遵从蔡元培的安排回到川沙，“兴教育、办学堂”，先后改观澜书院为川沙小学堂，创办广明小学，浦东中学、浦东小学。辛亥革命以后，黄炎培担任江苏教育司长，他制定《江苏省五年教育行政计划》，大刀阔斧地创建、改建、扩建了24所省立高等、中等学校，创办大量县立小学，把江苏省教育经费从财政厅划出，专门成立了独立的“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以保证不被军阀挪用，使江苏省教育事业经费得到保障。

图|黄炎培

黄炎培教学和教育管理的实践使得他深层次考虑我国教育发展的方向问题，他于1913年起就开始公开批评传统教育脱离实际，主张实用主义教育。1914年2月至1917年3月，他奔赴各地调查研究。1914年2月他以《申报》记者的身份走遍安徽、江西、浙江三省。同年9—10月，他赴山东、北京、天津调查考察教育。1915年4月，农商部组织游美实业团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活动，黄炎培受邀参加。在美2个多月时间里，他访问了25座城市52所各级各类学校，与教育界、实业界人士广泛接触。他在《调查美国教育报告》中深有感触地写道：“观其职业教育之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之亟宜改革。”

黄炎培研究职业教育的路径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和理论。他认为中国教育的一切病源，在于教育与职业的分离，学校与社会的脱节。而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普通学校能够注重生计”。他认为，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就具有“职业性”，就是与生活、生计和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职业教育并不是一种“特殊”教育，而是教育实质本应该立足于职业。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理论提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恰逢列强无暇东顾，而我国民族工商业兴起发展，亟需“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人才，他呼应了时代的需求，博得了当时政界、商界、学界的广泛认同。黄炎培时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会长张謇，江苏省教育会1914年第七届选举时，张謇得72票，黄炎培52票，而1917年8月第八届选举时，张謇99票，黄炎培120票。可见黄炎培的影响力迅速提升，也反映了江苏省教育界对于他职业教育理念的赞同。其中也与他在江苏省教育会机制内成立的职业教育研究会不无关系，1916年9月职业教育研究会成立，入会人数148人。他们“专事研究各种职业教育之设施以及提倡推广方法”，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和铺垫。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于1917年5月，当时政、商、学界48人列为发起人，那年黄炎培39岁，他以何种磁力凝聚诸多名流，这似乎有点超乎想象，但细心梳理，不难发现有一条自然形成的逻辑“链条”。

图|1935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申新三厂办理劳工自治区，左起：薛明剑、马寅初、荣德生、黄炎培、姚惠泉

1901年5月，黄炎培报考南洋公学，主持口试的是暂代总理（校长）张元济。张元济问黄炎培：“你信宗教没有？信哪种宗教？”黄炎培答“我没有信什么宗教。”张元济说：“好。”而特班同学穆湘瑶，辛亥光复上海后出任沪军都督府警察厅长，后来穆湘瑶弃政从商，与兄弟穆藕初共同创办德大纱厂，黄炎培与他们相熟，邀他们为发起人。黄炎培、蔡元培、张元济、穆湘瑶、穆藕初是最早聚集的发起人。

1903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所长。之后，黄炎培在商务印书馆编书写书，结识了号称“阳湖耆宿”的蒋维乔、庄俞、于定一。蒋维乔、庄俞、于定一后来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还有陆费逵、郭秉文、贾季英、陈容、顾树森、朱胡彬夏、韩振华、张渲，后来都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

清末废除科举制度，改设新式学堂，1905年龙门书院被改组为苏松太道立龙门师范学校（现上海中学）。创办之初，张謇“为龙门师范筹款五千元”，该校主要筹备成员沈恩孚、袁希涛、贾丰臻等人曾同赴日本考察师范教育。黄炎培与张謇、沈恩孚、袁希涛志同道合，张謇、沈恩孚、袁希涛是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骨干力量，也是发起人。

江苏省教育会1905年底成立。从《江苏省教育会会员录》可以发现，其中有18人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发起人。

1914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筹备时期，成立了一个事务组，黄炎培是这个事务组的成员，其中还有袁希涛、沈恩孚、江谦、郭秉文、陈容，这几位均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

1915年，黄炎培参加中国实业代表团，赴美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活动并考察教育，代表团成团有聂云台、余日章，后来也成为发起人。其中聂云台为副团长，恒丰纱厂总经理;余日章为名誉书记员，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署理总干事。

上述仅梳理一部分黄炎培与政商学界结成的不解之缘，当然还有更多。但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916年12月，黄炎培约同郭秉文、聂云台、余日章、朱友渔等人开始着手筹设中华职业教育社具体事宜。12月13日，江苏省教育会邀请蔡元培讲演，题为《中国教育界之恐慌及其救济方法》，蔡元培认为“造成恐慌是毕业生无出路，原因是无相当之职业教育”。12月19日，黄炎培执笔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组织大纲》，12月20日两稿成，黄炎培请聂云台约期访问唐绍仪为立社倡捐，同时决议向海外侨商募款。12月21日，江苏省教育会邀请梁启超演讲，题为《良能增进之教育》，黄炎培向梁启超征集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联名，得到同意。12月25日外交总长伍廷芳抵达上海后，在江苏省教育会公开演讲，他对黄炎培组织职业教育社表示热心。这些政商学界要人赞同，黄炎培有了底气，便将《宣言书》《组织大纲》分别寄送给严修、蔡元培、张伯苓、袁希涛、张謇、贾季英、周诒春、陈光甫等社会知名人士征求意见，得到了他们的赞同，愿意列名发表。其中12月30日教育次长袁希涛回复电报，更坚定了黄炎培的信心。电文曰：“职业教育社、静公及涛愿为赞成人、伍秩老亦愿列名赞成 ”，静生公，即教育总长范源廉，伍秩老即伍廷芳，伍廷芳号秩庸。

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省教育会成立，黄炎培在会上报告筹备经过，他说：“伍秩老热心此事，而蔡孑民（元培）先生、梁任公（启超）两先生，先后亦有职业教育为言，于是乃刊发宣言书暨组织大纲两通。”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将职业教育作为系统的改革方向推向全国。1926年1月，黄炎培在《教育与职业》杂志发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这标志着职业教育思想完全成熟。

02

抗日救亡：舆论抗争凝聚力量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某夜，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叩黄炎培家门，说自己是蒋介石手下人，十分着急地说：“上面将暗杀5人，名单中有先生，快走！快走！天明就太危险了。”黄炎培立刻带了简单行装和书，携妻王纠思离沪，原本想去苏联，临时被阻，改去大连。后来经蔡元培、邵力子说项，当局撤销通缉令。黄炎培辞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职，由江问渔、杨卫玉接替，而他专注于农村改进事业。

1931年4月，黄炎培第5次游历日本，他在归国途中得知日本将于本年对华出兵，其计划是封锁中国海岸，攻占徐州，截断津浦路；再侵占郑州，截断平汉路，取我资源做其军事后援。5月，蒋介石托邵力子邀黄炎培晤谈，黄炎培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面告蒋介石，蒋介石默不作声，而外交部长王正廷却笑着说，如果黄任之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不打我哩！

结果4个月以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沈阳、长春等地被侵占。面对民族危机，黄炎培心急如焚，迅速将中华职教社的工作重心转向抗日救亡。1931年9月27日，他与马相伯、沈钧儒等爱国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抗日救国研究会”，以职教社为依托，组织工商界、教育界人士研拟救国方案。职教社成员通过举办“国难演讲会”、编印《抗日救国手册》，向民众普及防空知识与战时技能，并推动职业教育机构转型生产军需物资。1934年，职教社创办的《救国通讯》（后更名《国讯》）更成为抗日舆论的重要阵地，仅1937年即刊发抗日专刊23期，揭露日军暴行，呼吁全民抗战。黄炎培本人更亲赴淞沪战场慰问伤兵，推动职业教育与战时经济深度融合，使职教社成为连接后方生产与前线需求的枢纽。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团结抗战中，黄炎培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建立了真挚的友谊。他深知，只有国共团结合作，才能完成抗日大业，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194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宣布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并坚决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准备内战的“国民大会”，并于18日电复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王云五等7位参政员，邀请他们去延安商谈国是。那时黄炎培与姚维钧（续弦）结婚未满3年，婚后还是第一次分开。7月1日晨，黄炎培离家（重庆张家花园菁园）准备去机场，杨卫玉、贾佛如、尚丁等送他到观音岩握别，姚维钧陪伴黄炎培上小汽车。这时，2岁的当当（黄当时）大哭，1岁的丁丁（黄丁年）呆看着。黄炎培虽依依不舍，但是为了争取团结抗敌、民主建国，他依依不舍与亲人告别。

7月1—5日，黄炎培等人在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短短的90多个小时中，黄炎培与毛泽东的长谈却有十几个小时，其中就包括后来流传甚广的历史周期率的对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听了黄炎培一席诤言，毛泽东略作沉思后，回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7月5日，访问团返回重庆。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向黄炎培打听延安的情况，使他应接不暇。最后，黄炎培干脆闭门谢客，在夫人姚维钧的协助下，将在延安所见所闻、相关日记进行整理。他先是在7月24日完成了《延安归来答客问》，后又写完《延安五日记》。最初刊登《延安五日记》的是《国讯》，《国讯》第395期以特载形式发表，作者“黄炎培”3字不用铅字，用手写体，醒目。《国讯》第396期继续刊登《延安五日记》，这两篇是黄炎培7月1日和7月2日日记。当时，读者反映热烈，杂志销量陡增。10月10日《国讯》第400期推出“双十节特大号”，再续刊《延安五日记》，记录的是7月5日的日记。以往研究“窑洞对”和《国讯》，均认为《国讯》分两期发表《延安五日记》。 实际上“黄炎培这本书，写得很快，先在《国讯》杂志分两期发表两天的日记，看看反响”，后来连同“双十节特大号”发表7月5日的日记，准确地说《国讯》是分了三期刊登。

《延安五日记》后来改称《延安归来》，书稿交由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初版两万册，几日便销售一空，引起巨大轰动。《国讯》为后世留下记录“窑洞对”的珍贵文献资料。

03

民主建国：风雨同舟践行初心

1945年8月，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陪都重庆虽悬胜利旌旗，却浊流暗涌。黄炎培目睹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横行无忌，军统强占民产、官僚资本肆意倾轧，民生凋敝更甚战时。他在《日记》中痛心疾呼：“人人心中都感到这不是一个公道的世界！”在国民党的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压迫之下，爱国工商业者已陷入破产的境地。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等为代表的民族工商业者奔走呼号，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经济政策，以维护民族工商业的生存。

图|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交谈

黄炎培与工商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感受到这种时代的呼声和要求，认为组织一个自己的政治团体非常有必要。黄炎培在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报告筹备经过时说：“一部分产业界，一部分文化教育界。这两部分人觉得为公为私，都应该有这样一个组织。”他又说：“最初发起的那天是8月21日”。而那天《黄炎培日记》上写着：“偕卫玉访胡厥文，商组织问题，厥文正有同感。”黄炎培与胡厥文是世交，胡厥文是他好友沈恩孚女儿沈方成的夫婿。而胡厥文的哥哥胡保良就学浦东中学时，黄炎培是校长，黄炎培心目中的胡厥文“一有理想，二有办法，三富有热情，四思想前进”。在重庆，他俩的往来更趋频繁。1945年8月，黄炎培与胡厥文联名致信毛泽东，明确提出“民主建国需以中共主张为依归”，信中强调：“中国出路在于联合各党派共商国是。”

从8月21日起，黄炎培就全力以赴地投入组织筹建。民建筹备期间，中共南方局通过王若飞、徐冰等人向黄炎培提供政治建议，协助拟定《民主建国会政纲》。1945年9月，周恩来在红岩村会见黄炎培，明确表示：“中共支持各界组建民主政党办事处，共同推进新民主主义事业。”开始筹建时，就有一些中共党员参加。民建发起人之一的孙起孟回忆，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等人直接参与了民建筹备工作。施复亮在1953年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史话》中写道：“中国民主建国会（在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后才冠“中国”二字）的发起、成立和发展，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鼓舞、帮助和领导分不开的。”

而建立组织，名称非常重要。9月29日，在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孙起孟、章元善参加的筹备会议上，商定名称为“民主建国会”。经过四个月筹备，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出席成立大会的发起人93人，而先后签名发起的共134人。然而，最初商定的成立会时间并不是12月16日，这是民建会史没有涉及的问题。而从《黄炎培日记》可以得知，最初商定的成立会时间是12月1日，黄炎培记录道：“11月16日夜，民建会，到者厥文、西园、乃器、元善、施复亮、徐崇林及起孟、雪澄，共九人，厥文主席，议决：（一）假定十二月一日开成立会；（二）推乃器、复亮、雪澄、起孟研究政治主张（改称政纲）。”解读这则信息，可以推论民建会成立大会曾经有过12月1日开会的设想，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推迟到12月16日召开；另一信息说明民建政纲是经过反复研究而宣布的。

黄炎培等民建先贤从8月21日至12月16日前后召开24次会议，近4个月时间，细心“打磨”出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成立会通过了政纲、组织原则、章程和成立宣言，选举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杨卫玉、孙起孟、施复亮、吴羹梅、王纪华、黄墨涵、胡西园、章元善等37人为理事；冷遹、沈肃文、彭一湖、张雪澄等19人为监事。理、监事会会议又选出黄炎培、胡厥文等11人为常务理事；冷遹、彭一湖等5人为常务监事。从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成分来分析，约有半数以上是民族工商业和金融界中的代表人物，还有半数是和民族工商业有密切联系的文教界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可以看出经济性是民主建国会与生俱来的特质。

民主建国会成立以后，1946年参加“反对内战、争取和平”请愿的运动。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发生后，1947年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建被迫转入地下斗争，以工商界聚餐会形式，继续开展活动。

1948年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给张澜、黄炎培的信，回到了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陈述了香港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行动和立场。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举行常务理监事会议，一致通过赞成中共“五一口号”。1949年2月14日，黄炎培借做寿为名在家大宴宾客3天，而他趁宾客盈门之时，化装离家，对来人说，与夫人到永安公司购物，特务尾随，他从前门进，从边门即出，坐上王艮仲预备的汽车，转移到女儿学潮家，第二天一早，化装从外滩登轮离开上海前往香港。3月14日又从香港赴天津，3月23日抵达天津，3月25日到达北平，受到中共领导人董必武、李维汉等人欢迎。

图|1949年6月中旬，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成员合影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黄炎培代表民建发言，他说：“我们要在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间，建造起一座新的大厦来，已提名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所新的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有两个大字，让我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黄炎培铿锵有力的声音，似乎让人们感受到，他“五个大门”的愿景已经来临。

图|1950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京举行，黄炎培（右一）、陈叔通随毛泽东进入会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为国家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周恩来曾赞誉他是在“社会上扎了根的人，我们一定要关注他，借重他”。

图|1955年10月，黄炎培姚维钧夫妇在北京与儿孙合影，左起女儿黄丁年、黄当时，姚维钧、黄炎培、孙黄孟复、儿黄方毅(握自行车把手者)、孙黄孟强，前骑车者为幼儿黄钢

END

原文刊于《世纪》2025年第五期

责任编辑 | 姚亚茜

原标题：《《世纪》杂志 | 黄炎培：从职教救国到民主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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