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胡鞍钢等：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基于“六五”计划至“十四五”规划的分析

胡鞍钢等：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基于“六五”计划至“十四五”规划的分析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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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短短数十年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成功实现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1979~202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8.9%，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0%的平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4.8%，居世界第一位。这一成就不仅书写了世界经济史上增长最快、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奇迹篇章，更彰显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大影响力、感召力与塑造力。与此同时，中国生态环境治理成效同样显著。中国统筹推进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天然林保护修复、京津风沙源治理、石漠化综合治理等多项重点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通过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退耕还湿、退养还滩等国家重大生态恢复项目，为生态环境恢复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出了积极贡献。如今，中国已从森林赤字转变为森林盈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增森林碳汇国，并且在全球新增绿化面积方面贡献突出，贡献率位居世界首位。

五年规划（计划）是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和绿色奇迹的根本和关键所在。通过系统性顶层设计，五年规划（计划）在经济领域实现对发展模式的有效调控，既有力推动经济增长，又有效熨平经济波动，引领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粗放增长向创新驱动、集约发展转型；同时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刚性约束框架，以目标导向推进绿色发展。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九个五年规划（计划）为研究切入点，从理论层面、演进阶段及其特征等方面系统剖析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详细阐释中国特色发展经验形成的关键因素，并针对当前绿色生产力发展面临的难题，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举措。

一、从理论层面阐释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

（一）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出场与内涵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新古典经济学对中国宏观政策和发展方式产生深刻影响。但是该理论主张经济增长不受限于自然资本极限，认为科学技术能够化解经济增长与社会、环境的矛盾，与《资本论》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论断形成鲜明的理论张力。尽管《赋税论》中早已指出劳动与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具有协同性，但在实践中，资源掠夺式开发与土地粗放利用现象依然普遍，甚至演变为难以突破的制度性困境。“私恶即公利”的伦理命题，将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置于公共利益和环境保护之上，进一步强化了“增长至上”范式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生产要素被简化为可无限替代的量化指标，催生了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灰色生产力”发展模式，其本质是以大量消耗资源和严重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增长。

面对传统发展模式引发的困境，熊映梧等学者打破“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生产关系”的教条束缚，创立了生产力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实现了三重理论突破：其一，将生产力要素从“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经典三元结构，拓展为包含科学技术、管理创新、制度环境等在内的复杂系统；其二，构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模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其三，创造性地提出“绿色生产力”概念，将环境承载力纳入生产力评价体系。1989年，《生存与发展》一书首次提出“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战略”，并指出中国应走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即“生活适度消费、资源低消耗、污染低排放”的发展模式。这也标志着中国开始探索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进入21世纪，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成为新千年经济学的首要课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对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熊映梧认为“生产力发展的灰色道路不能再走下去，必须走绿色道路”。他强调，要在保持生态平衡和避免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适度增长。孟庆琳认为，绿色生产力是关心环境和生产副作用等外部性的经济发展道路，同时也是一种受制度约束的经济道路。“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并未因绿色发展需求而改变，而是在追求生产力优先发展的基础上，走契合中国国情的绿色道路。刘克英认为，绿色生产力不仅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更映射出更高层次的生产状态和产出成果，促使经济由高速增长渐次步入适度增长，由经济的适度增长步入稳定增长新阶段。

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绿色发展道路，核心在于将生态阈值从外生约束转化为生产力函数的内生变量，破解现代性增长面临的极限悖论，开创可持续发展新模式。因此，只有走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化解人类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生存困境。本文认同熊映梧、孟庆琳将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凝练为“绿色生产力”的观点，这是一种广义性的简约归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必须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统筹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与社会创造力，为绿色生产力提供技术支撑与制度保障，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同时，需要坚持长期主义，紧密结合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体系，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各国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然而，传统MFP衡量指标，在反映经济增长的整体情况时存在局限性，如忽视投入端自然资本的耗损以及产出端未将污染排放外部成本纳入核算。这种情况可能导致资源依赖型经济体的生产率被高估，进而扭曲对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判断。中国的发展轨迹为此提供了典型例证：中国依靠高投资、高能耗和高污染的生产模式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这种增长模式已被证实不可持续。因此，迫切需要拓展全要素生产率的绿色内涵，充分考虑自然资源投入与环境产出因素，以全面揭示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根据经合组织（OECD）研究团队提出的生产率核算框架，经环境因素调整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更契合中国绿色发展的生产率指标需求，为绿色生产力的理论分析提供了有益参考。EAMFP把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核算内容拓展到包括生产活动的资源消耗和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这一框架不仅反映了传统生产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还衡量了科技进步、管理效率提升等无法用传统要素投入变化解释的剩余部分对GDP增长的贡献，成为一种度量绿色生产力的有效方法。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制度创新实践，其核心在于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进而实现全民福祉的增进和发展成果的共享。EAMFP的增速变化深刻揭示了发展理念革新、市场机制持续完善与技术创新共同推进的内在逻辑。1978年至1991年期间，中国EAMFP年均增长速度最快，达到5.35%，但粗放型增长模式导致污染物排放增速，并超出环境承载力的阈值范围。自1984年起，增长动能逐渐出现衰减。直至1992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这一战略指引下，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工作得以大力推进，全要素生产率随之实现了快速提升，EAMFP年均增速在当年达到峰值。但在1992年之后EAMFP年均增速呈现出震荡下行的趋势，2006年至2012年期间，EAMFP年均增速持续下降，主要原因在于生产资本投资的加速增长、前沿技术追赶速度的放缓以及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EAMFP年均增速逐渐回升。2014年，中国作出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判断，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展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2015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被正式提出，明确了未来更长时期经济发展的思路、方向和着力点，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EAMFP的改善本质上是对三种关系的平衡把握。其一，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互补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有效治理来弥补市场失灵。其二，技术创新激励与环境规制约束的兼容关系。既要鼓励和支持技术创新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又要借助合理的环境规制来约束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其三，发展理念和发展质量要求与民生改善诉求的统一关系。在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时，不仅要确保经济发展契合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要切实关注并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民生改善的实际需求。以上观点为绿色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路径。

（三）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动力机制

基于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框架，并参照世界经济论坛（WEF）对经济演进阶段的划分标准，中国经济发展展现出清晰的阶段性跃迁轨迹。在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年），生产力发展呈现典型的要素驱动特征，增长动能主要依赖土地、矿产资源和劳动力等初级生产要素的规模性投入。这种基于要素禀赋的发展模式，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推动了经济总量扩张，但受限于粗放型资源利用方式，生产要素边际产出逐渐呈现报酬递减规律，生态环境系统承载能力亦持续弱化。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迎来根本性转折。随着刘易斯拐点显现，传统要素驱动模式面临成本上升与资源约束的双重挑战，发展动能向创新驱动转型势在必行。中国构建具有渐进特征的绿色发展动力转换机制，可以从投资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这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是投资驱动机制。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面临资本要素稀缺的显著制约，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成为关键。一系列改革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和企业对资本积累的强烈需求，中国逐渐步入以高储蓄率为支撑、投资驱动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资本增加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路径，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高位。技术引进与模仿创新有效推动了生产函数实现规模报酬递增，驱动工业化进程进入“压缩式赶超”阶段。相较于要素驱动阶段，尽管这个阶段的资源消耗强度与环境排放增速有所减缓，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生态环境系统构成持续性压力。随着要素成本比较优势减弱及“资源诅咒”效应显现，传统增长模式已接近资源环境承载极限，这种现实困境为中国经济后续向效率驱动阶段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必然性的依据。

二是效率驱动机制。进入改革开放深化期，经济增长主要依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发展模式向集约化方向转型。这一转变本质上是对资本驱动阶段“规模不经济”困境的回应，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突破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在此阶段，物质要素形态趋于稳定，各类创新要素不断涌现，促进技术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同步提升，要素能级随之提高。具体来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增强，资源环境效率的提升促使单位产出能耗和污染排放强度大幅降低，经济增长的“质变”有效缓解了资源约束对发展的瓶颈效应。效率驱动机制的过渡性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承接资本驱动阶段的要素积累基础，通过纠正要素错配释放存量效率潜力；二是培育创新要素并完善市场机制，为后续创新驱动阶段提供保障。

三是创新驱动机制。在创新驱动阶段，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阶段的创新具备多维度特征，涵盖了从技术突破到制度革新，从组织变革到人力资源优化，从分配机制完善到产业结构升级等多个方面，形成全方位的创新矩阵。从长期发展视角来看，技术创新无疑是维持经济增长动力、增强经济竞争力的根本路径，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赋能传统要素，提升边际产出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在质量与效益层面实现质的飞跃。随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集约型发展模式逐步取代粗放式增长模式，资源消耗强度不断降低，污染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经济发展路径清晰地呈现出绿色化、低碳化的鲜明特质，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基于九个五年规划（计划）的分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通过连续实施“六五”至“十四五”九个五年规划（计划），完整记录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转型轨迹。以规划（计划）文本中逐步深化的“绿色”内涵为主线，结合各阶段实践成效的系统分析，可以清晰地揭示绿色生产力发展的演进规律。

（一）生产力解放与发展，伴随生态环境意识的觉醒（“六五”至“八五”）

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五年计划从指令性计划转变为指导性规划，其功能定位由单一经济目标拓展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框架。“六五”计划（1981~1985年）作为改革开放之后编制的首个五年计划，确立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核心原则。此后，“七五”计划（1986~1990年）明确提出，走“内涵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新路径，要求生产建设严格“遵守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的有关法律与规定”。“八五”计划（1991~1995年）则进一步强调通过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释放生产力潜能。在此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城市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改革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民营经济在政策环境的逐步宽松中实现突破性增长，共同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广阔的国内市场和较强的积累能力构筑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然而随着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经济高速增长所引发的环境外部性效应逐渐显现。为此，五年计划开始增设环境治理的专项内容。其中，“六五”计划首次将环境保护列为五年计划的独立篇章，提出了遏制污染加剧的初步目标。在此基础上，一些初步的污染治理项目陆续出台，资源开发也逐渐纳入规范轨道。“七五”计划规定了环境保护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措施，明确了重点区域环境质量显著改善的具体目标，国家加大了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八五”计划提出环境保护也是一项基本国策，适当增加环境保护的投入，加强环境管理，使环境质量状况与向小康过渡的要求相适应。然而，受制于“增长优先”的发展惯性，该阶段环境管理主要采取末端治理模式，治理手段偏重行政管控。由于技术条件制约和生态认知局限，绿色生产力发展尚处萌芽状态，环境效益提升更多表现为问题导向的被动响应，尚未形成系统性转型动能。

（二）生产力优化与调整，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九五”至“十五”）

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化期，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生产力的调整与优化成为该阶段的核心任务。“九五”计划（1996~2000年）首次确立了“两个根本性转变”战略，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同时，可持续发展战略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体系，这也是“可持续发展”概念首次在党的文件中出现。“十五”计划（2001~2005年）坚持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绿色指标在计划中的比重由“九五”时期的11.8%提升至16.7%。在此期间，党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颁布并实施《清洁生产促进法》，有力推动环境治理模式从末端控制向全过程控制转变。同时，注重科技创新，启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支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确立新的生产力增长点，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九五”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黄金时期，该阶段实现了单位GDP能耗的大幅削减与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初步遏制。2003年，中国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能源消耗强度出现结构性反弹，单位GDP能耗产生波动。但值得肯定的是，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先进技术的应用提高了资源环境效率。与此同时，在资源有偿使用的基础上，稳步实施资源价格改革，推动资源投入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为缓解资源短缺、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生产力转型与升级，倡导节能减排和资源节约（“十一五”至“十二五”）

“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首次将“计划”调整为“规划”，并系统构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框架。在指标体系设计上实现突破性创新：首次将节能减排指标纳入约束性指标体系，并与地方政绩考核挂钩。其中与绿色发展相关的指标共计16项，占比达29.6%。为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国家配套出台了《循环经济促进法》，并修订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法律法规。同时，重视自主创新，将科技进步与人力资本培育成为绿色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为实现长期持续发展提供科技和人才保障。“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是中国首部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五年规划，绿色导向鲜明：资源环境类指标增加至8项，绿色发展指标权重提升至44.9%。规划将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设定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指标，并首次增设气候变化相关指标。

“十一五”以来，中国推动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实质性进展，各项约束性指标显著优化，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步入绿色发展轨道，为发展绿色生产力注入新动能。

（四）生产力创新与跃升，驱动绿智融合和高质量发展（“十三五”至“十四五”）

“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是一部典型的绿色发展规划，创新性地将“绿色”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并列为五大发展理念。规划首次明确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发展目标，推动环境治理从总量控制向质量改善提升转。在此过程中，绿色发展指标的比重提升至48.5%，约束性指标增至16个。在创新发展领域，数字中国建设成为重要方向，通过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与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信息技术在农业、能源、粮储等领域的深度应用，实现生产力要素的数字重构与产业体系的智能升级。与此同时，绿色产业蓬勃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绿色消费和绿色外贸成为经济增长引擎。“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立足新发展阶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聚焦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规划构建“绿色生态”指标体系替代原有的“资源环境”类指标，通过精简数量（由16项优化至5项）与提升质量（全部设定为约束性指标），进一步强化了绿色发展的导向作用。在此期间，从能源结构深度优化到各行业绿色变革，绿色技术创新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突破口，重点在低碳工艺、节能环保、资源循环等关键领域寻求突破。同时，加快数字化发展，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积极培育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型经济形态，通过模式创新持续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开拓经济社会发展新空间。

“十三五”以来，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由主要依靠资金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特别是“十四五”时期，经济转型升级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发展。绿色生产力在这一时期取得重大进展，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的重要支撑力量。

三、中国特色经验形成的关键因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五年规划（计划）的指引下，中国生产力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一发展进程以创新驱动为动力，以绿色发展为底色，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系统总结其中的特色经验，不仅是建设美丽中国和落实“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一）坚持以人为本是生产力发展的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本质在于确立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全方位保障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领域的权益，确保发展红利惠及每一个人。绿色发展是实现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中国选择走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旨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健康水平和幸福感。人作为经济体系中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既是物质财富创造者与精神文明的塑造者，也是技术革新与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从生产力构成要素来看，人的劳动能力、知识积累和创新潜能，与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存在本质区别，人的素质提升和创新能力释放，是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本质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投资于人”至关重要。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深刻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战略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中国高度重视科技、教育和人才工作，全面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借助医疗改善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凭借制度创新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由此，人力要素得以充分激活和释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人力支撑与智力保障。

（二）科技创新是生产力进步发展的根本动力

改革开放释放了科技创新的潜能。从邓小平（1993）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习近平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技术本身就是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改革开放40多年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的推动作用显著。一方面，科技创新催生众多新产业、新业态，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例如，自动化生产线的广泛应用，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对就业市场产生深远影响，促使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此外，科技创新还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并在环境保护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大幅提升，极大降低了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从而显著降低碳排放，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提供了技术支撑。这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创新道路，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创新引领现代化”的成功范式和宝贵经验。

（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抉择，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还促进了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的创新发展。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国有经济和农村经济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建立市场体系等措施，中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大幅提升。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关键在于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赋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新的特征，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的生机活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更加适配，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物质基础。

（四）优化发展理念和转变发展方式是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深化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基础上，实现了发展理念的与时俱进。从“可持续发展”的单一维度拓展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系统思维，最终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有力回应了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凭借较快的发展速度和数量积累，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此时，经济发展必然要从追求速度和规模，转向追求更高的效率和质量。特别是当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资源禀赋条件较以往有所不同时，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成为极为迫切的任务。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在深刻把握经济发展的新特征与新变化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等重要论断，要求彻底抛弃用旧的思维逻辑和方式方法再现高增长的想法，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在实践中，中国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统筹调配各类增量资源和存量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灵活调整政策、应对挑战的能力。

四、以全面深化改革赋能发展绿色生产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共中央，2024），随后出台的《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首次对全面绿色转型进行系统部署。绿色生产力的发展迎来战略机遇期，但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些问题。为有效突破这些瓶颈，应从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绿色科技自立自强、构建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健全相关体制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举措。

（一）面临的主要问题

1.绿色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绿色经济正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欧美发达国家通过抢占新能源等战略制高点，加紧构建碳边境调节机制等绿色贸易体系，倒逼全球产业链提升绿色低碳属性。从绿色产业发展的内部来看，中国产业结构重型化、能源结构高碳化的问题仍然突出。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及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存量大、比重高，与绿色改造的迫切需求形成巨大张力。尽管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一定进展，但距离其成为主体能源仍有较长的路要走，其在对冲碳排放方面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充分。与此同时，设备升级与工艺革新所需的巨额投入，远远超出了企业现有的成本承受能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传统产业微薄的利润空间难以支撑绿色技术研发的高额投入，企业被迫陷入“维持现状保生存”与“转型创新谋发展”的两难选择。这种转型阵痛期的生存焦虑，进一步削弱了市场主体主动革新的内生动力，阻碍了绿色产业发展。在终端消费领域，尚未形成有效的绿色溢价支付机制，使得再生材料制品、低碳建材等创新产品在市场上遭遇“叫好不叫座”的困境。消费者实际的环保支付意愿与企业成本转嫁能力之间存在落差，导致绿色产品陷入“经济性不足—市场份额低—研发投入少”的恶性循环。

2.绿色低碳核心技术存在短板

与OECD国家相比，中国在创新体系的深度以及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等方面仍存在显著差距。特别是在绿色低碳领域，技术创新与产业化支撑体系相对薄弱，成为现阶段掣肘绿色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瓶颈。其一，绿色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亟待攻关。在能源、交通、建筑等关键领域，绿色技术基础较为薄弱，如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工艺流程低碳化重塑等颠覆性技术，尚未形成具备竞争优势的绿色技术体系。其二，绿色技术转化机制有待完善。当前，绿色技术的市场发育度不足，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存在要素流动不畅问题，导致绿色技术市场应用转化效率不高，难以快速实现技术的产业化落地。其三，绿色技术在空间分布上的均衡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以长江经济带为例，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绿色专利数量约占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六成以上，形成了绿色技术集聚高地，长江上游地区的绿色专利占比仅为14%，川渝滇黔等省市面临着绿色技术要素积累不足的发展困境，进一步加剧了绿色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影响了绿色生产力的整体提升。总体来看，绿色低碳技术能力短板严重制约着中国在全球绿色产业版图中的竞争力重塑。

3.绿色发展关键支撑要素不强

人才、资金、基础设施等关键要素的供给不足也会制约绿色低碳转型。首先，专业化人才梯队尚不完善。绿色低碳相关技术存在学科交叉与技术融合特征，不仅需要攻克技术难关的科研人员，更需要兼具环境科学专业知识与产业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目前这两类人才在数量与结构上均存在明显缺口。其次，资本支撑体系存在适配性问题。虽然政府部门和企业在绿色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力度持续增加，但绿色技术成熟度以及市场接受度均存在不确定性，现有的融资机制难以满足技术攻坚阶段对资金的高需求。最后，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问题不容忽视。绿色技术应用场景的拓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中央环保督察发现部分地区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存在短板弱项，这不仅会影响当地绿色产业的区域布局，也制约着绿色市场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发展不足，部分农田水利设施老化严重，灌溉效率不足，叠加机械化率偏低，致使农业生产过度依赖人力与化肥农药，加剧土地退化与生态环境压力。

4.绿色生产力体制机制不完善

绿色生产力在发展进程中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阻碍，亟待完善与优化。一是制度建设与政策支持体系存在不足。绿色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缺乏明确的法律框架和政策引导，导致企业难以精准把握政策方向，容易错失发展良机。此外，政府对绿色产业的扶持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存在协调不够、力度不足等问题，影响绿色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二是市场机制不健全。绿色技术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等问题，限制了绿色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同时，绿色金融体系尚不成熟，金融机构对绿色项目的识别和评估能力不足，难以准确判断绿色项目的风险与收益，导致绿色产业融资困难。三是标准体系与监管框架有待完善。绿色产品认证标准尚未建立全国统一体系，能效标识、碳标识等存在地域化差异，容易滋生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此外，环境监管体系在覆盖范围、执法力度等方面有待加强，部分地区存在监管漏洞和执法不严的情况，使得一些企业未能充分履行环保责任。

（二）有效实践举措

1.推动产业深度绿色低碳转型

培育发展绿色生产力，全面促进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可从以下几个关键方面着手：一是实施传统产业绿色低碳再造工程。对钢铁、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实施全流程深度改造，通过工艺革新、装备迭代与智能管控技术融合应用，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有效减少污染排放和能源损耗。二是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性地布局氢能、储能、生物质能及碳捕捉等未来绿色产业，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低碳产业集群，构建绿色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共享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绿色低碳品牌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提升中国在国际绿色产业领域的话语权。三是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支持企业运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形成智能制造生产工艺、生产流程自动化和智能调度。

2.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

绿色低碳科技是绿色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一是攻坚绿色发展“卡脖子”技术难题，采用揭榜挂帅、竞争赛马等方式，全力开展低碳零碳负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减污降碳、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污染物治理等重点领域，深化应用基础研究，逐步形成自主可控的绿色技术体系。二是强化绿色低碳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联合体，加大对中小企业绿色低碳技术研发的扶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三是实施绿色低碳技术示范工程，支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绿色低碳技术孵化平台，推进“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加速绿色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同时，优化绿色技术创新环境，鼓励绿色技术专利研发，增强绿色技术专利保护，激励绿色技术专利转化运用，支持通过绿色技术转让、技术许可等多种方式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实现绿色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享。

3.加快构建绿色发展支撑体系

发展绿色生产力，需统筹推进产业、技术创新、人才、资金以及基础设施等支撑体系建设。鉴于发展绿色产业、创新绿色科技方面已作具体阐述，在此着重对人才、资金和基础设施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人才支撑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促进绿色人才全面发展，鼓励绿色人才参与各级各类人才计划的选拔，因地制宜分类制定人才引进标准，凝聚一批推进技术创新的青年英才和领军人物，打造高水准的科技创新人才梯队。此外，充分发挥绿色人才评价机制的“指挥棒”作用，引导人才向绿色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领域和重点方向汇聚。二是资金保障方面，推行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和资源高效利用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投资政策、价格政策等。例如，积极培育并引入耐心资本，丰富绿色债券、碳金融产品、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金融工具，提高各类资本在绿色低碳领域的投入比例，从而为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三是基础设施升级方面，大力推动绿色低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现有设施进行节能降碳改造并有序淘汰落后低效设施，加速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依据《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行动（2023~2025年）》的要求，系统强化污水处理、固废处置等薄弱环节，全面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同时，发展现代设施农业、低碳农业，促进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健全发展绿色生产力的体制机制

只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方能破除阻碍绿色生产力发展体制机制的障碍，促进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是构建绿色发展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推进基础通用标准及碳减排、碳清除相关标准制定修订，加快节能标准更新升级，完善可再生能源标准和工业绿色低碳标准体系，健全完善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体制机制，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二是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探索建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三是加强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完善能效、水效标识制度，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和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四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和监管体系建设，以确保改革措施的有效落实和绿色生产力的健康发展。

【作者：胡鞍钢、黄鑫。其中胡鞍钢系长安街读书会成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原标题：《「经济发展」胡鞍钢等：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道路——基于“六五”计划至“十四五”规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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