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灵：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

编者按：

提及中国现代美学的脉络，宗白华先生始终是绕不开的重要坐标 —— 他以诗性笔触打通中西，用 “生命” 与 “意境” 为中国美学立起独特旗帜，至今仍影响着我们对文化与艺术的理解。

《中国心灵：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是研究宗白华美学思想的专著。作者以比较研究的视角，着重分析了宗白华的生命美学、艺术人生观、空间意识、诗学观、建筑观、文化心灵说、音乐批评思想，以及对传统诗学中意境、气韵等概念的思想，探究了宗白华美学思想和艺术批评中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德国哲学家思想的认识与接受、吸收与创化。

作者认为，宗白华的美学思想立足传统诗学，批判性地吸收和创化西方美学思想，尤其是德国思想，以外国思想为镜观照中国文化，展现了中西思想碰撞、交融中独具魅力的“中国心灵”。这份 “心灵”，或许正是我们今天重读宗白华、翻开这本书的意义 —— 在古今对话、中西互鉴中，重新理解中国美学的精神底色。

作为中国著名的美学家和诗人，宗白华（1897—1986）在中国现代学术界的命运似乎一波三折，让人唏嘘不已。而他所拥有的强烈的德国文化的学术背景，使得他的美学研究自始至终都染上了深沉的德意志的诗思合一的色彩，独具一格，至今仍不失其价值，为后学所赞赏。如刘纲纪在总结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历程时，就对他进行了深刻的“画像”：“在中国‘五四’以来的学者中，他是为数不多的、最能深刻了解德国哲学与美学精神的学者之一。

对中国古代的美学精神，他也有罕见的、深刻的了解。他本人的美学思想，在主要的方面，正是德国美学与中国美学的一种内在、深刻交融的产物。”所以，从宗白华的学术命运的沉浮中，不仅可以看到他的美学思想取向的变化，也可以看到中国美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德国美学思想的吸收与转化以及由此获得的可贵的经验与教训。当然，还可以从他的美学思想的变化中看到中国学术界思潮的变化，看到中国近百年以来的社会现实的变化。

宗白华

宗白华早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前后即“少年成名”，当时他还只是一名刚从同济医工学堂毕业不久的学生。1919年夏起，他先后参与编辑《少年中国》并主编《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同时努力撰文介绍德国哲学家如叔本华、康德以及欧洲其他哲学家的思想，尤其是他对叔本华、康德思想的阐释，堪称继王国维之后最为突出的人；他还积极介入当时为人所关注的青年问题和中西文化的讨论，并因此引起陈独秀的批评并产生争执。其间，他在编辑《学灯》时发现了时在福冈九州大学留学的郭沫若投稿的新诗，对其鼓励有加，使其插上“女神”的翅膀一举成名。

1920年5月，他与郭沫若还有田汉的通信集《三叶集》出版后，更是名动一时。1920年夏，他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及柏林大学留学，转而从事美学及艺术理论研究。他虽于1923年出版诗集《流云》，但也只是一个插曲，并未改变自己的学术志向。1925年夏，他学成归国，赴东南大学哲学系任教，陆续开设“美学”“艺术学”和涉及中西哲学比较的“形上学”等课程。1928年，东南大学改名为中央大学，1930年他受同事兼好友汤用彤推荐担任哲学系主任。而在此阶段，可能因教务繁重，他除了撰写的美学及艺术学等课程的讲稿之外，并无其他文章发表。1930年初，他转而从事中国艺术及美学研究，对中国的绘画、书法、诗歌等进行深入的批评，重新回到人们的学术视野之中。之后他虽因抗战爆发随校西迁至重庆但坚持研究不辍，终于1943年提出“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为学人所瞩目。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宗白华随南大哲学系赴北大哲学系任教，此时，他年届55岁，仍为壮年。他热心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仅用唯物主义思想重新梳理马克思的思想和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还尝试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重写西方的“美学史”，同时修订自己之前对中国美学及艺术的批评，以图别开生面。他还努力做之前并不喜欢的翻译工作，特别是于1964年出版了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的译著，此外还校对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德文著作。因此，1960年前后，他又迎来了自己的一个学术高潮。但之后，随着各种政治运动频仍，宗白华也迅速被边缘化，在学术界也迅速消失。因此，1980年夏，中华美学学会成立时，与会的很多人竟然已经不知道宗白华是谁。嗣后，在其学生林同华的努力下，于1981年5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美学散步》，他才如尘封已久的“古董”一般得以重回“人间”。而此时，他已84岁高龄，垂垂老矣。

但是，这一次，宗白华的学术影响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去而再度消失。他的美学研究，特别是他对中国美学富有创造性的贡献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承认。很多人开始将他与同在北大任教的美学家朱光潜进行对比，最早对两人进行直接比较的是1981年刚出版了《美的历程》的李泽厚。他在1980年冬为宗白华《美学散步》作的“序”里讲道：

在北大，提起美学，总要讲到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朱先生海内权威，早已名扬天下，无容我说。但如果把他们两位老人对照一下，则非常有趣(尽管这种对照只在极有限的相对意义上)。两人年岁相仿，是同时代人，都学贯中西，造诣极高。但朱先生解放前后著述甚多，宗先生却极少写作。朱先生的文章和思维方式是推理的，宗先生却是抒情的；朱先生偏于文学，宗先生偏于艺术；朱先生更是近代的，西方的，科学的；宗先生更是古典的，中国的，艺术的；朱先生更是学者，宗先生更是诗人……。

李泽厚的这个序不仅比较了宗白华与朱光潜的写作风格，还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当时对两人在中国美学贡献上的评价，那就是从著述的多少和影响力的大小来说，朱光潜的成就似乎比宗白华更高。这个看法多少改变了之前贺麟对两人的评价。但李泽厚的这个看法颇具代表性，曾担任过宗白华助教的叶朗在1996年谈到两人时也认为“朱光潜最有资格做中国现代美学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因此中国当代美学“应该从朱光潜接着讲”。而曾受教于宗白华的刘纲纪于2004年在谈到朱光潜和宗白华对中国美学的研究时，却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深刻：“我觉得，在对中国美学特征的体悟上，他比朱光潜先生要深入一些。”

不过，随着对宗白华的认识的加深，叶朗对其的评价也逐渐在改变，2018年，他在谈论宗白华的文章中认为其美学思想至今仍可给我们深刻的“启示”，“有一些是属于美学基本理论的理论核心区的启示，因而是对我们构建具有中国色彩的美学基本理论和美学理论体系极为重要的启示”。所以，不仅要从朱光潜接着讲，更要从宗白华接着讲。而1980年代曾随宗白华攻读研究生的刘小枫此前已经将其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思想背景中去考察：“三十年代起，宗白华的论述在深度和幅度上拓宽了汉语审美主义。宗氏力图把更为晚近的西欧审美主义与汉语思想的审美主义融贯起来，即把个体的自由和艺术化的人生融贯起来。这种审美主义论述的展开承继并拓展了王国维的叙述方式：将古代汉语思想（儒、道、禅）审美化，即通过古代诗文、音乐、绘画以至个体人格风范的诠释，提供一种审美化个体自由人生的范本。”因此，刘小枫认为宗白华是其所谓的“汉语审美主义模式”得以“形成”的关键人物。

可是，这一切都是他人眼里的宗白华，对于他本人来说，他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1932年，宗白华在开始集中精力专治中国艺术及美学之际，作为中国最早介绍歌德的诗文及思想的人之一，他借庆祝歌德逝世百年纪念，撰写和翻译了一系列纪念歌德的文章，以表示自己对这位德意志文化伟人的崇敬。他在《歌德之人生启示》一文中，对歌德的人生赞赏不已：

歌德对人生的启示有几层意义，几个方面。就人类全体讲，他的人格与生活可谓极尽了人类的可能性。他同时是诗人，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他也是近代泛神论信仰的一个伟大的代表。他表现了西方文明自强不息的精神，又同时具有东方乐天知命宁静致远的智慧。德国哲学家息默尔（Simmel）说：“歌德的人生所以给我们无穷兴奋与深沉的安慰的，就是他只是一个人，他只是极尽了人性，但却如此伟大，使我们对人类感到有希望，鼓动我们努力向前做一个人。”我们可以说歌德是世界一扇明窗，我们由他窥见了人生生命永恒幽邃奇丽广大的天空！

这其中，宗白华对歌德是“世界一扇明窗”的赞美，可以说同时深深地寄寓着他自己的学术理想，那就是像歌德一样，成为一扇“中国明窗”。这个学术理想，其实早在1920年他赴德留学后就已经建立。因为他到了德国不久，就敏感地发现当时德国人对东方文化的浓厚兴趣，因此在“借外人的镜子照自己面孔”之余，也就下定决心，准备将来从事“文化批评”或者“文化哲学”的工作，从而为祖国的文化“以寻出新文化建设的真道路来”。所以，他认为对中国“旧文化”中的“伟大优美”的事物，如绘画等，不仅“万不可消灭”，而且要重新估定其在世界文化中的不朽价值，但对于已经衰朽的中国的文化，却是“不可不借些西洋的血脉和精神来，使我们病体复苏”。

正是这样的想法奠定了宗白华之后研究中国文化和艺术之美的基础，而从他这扇“中国明窗”里，既可以看见“西洋的血脉和精神”，也可以看到中国艺术的境界。因此，与王国维等只是用叔本华、康德和尼采等人的思想来解释中国的文学不同，宗白华不仅用德国思想来解释中国的艺术及文化，同时还有强烈的文化建设意识，不仅在美学研究的文体上、思想内容的变化上和研究的方法上向德国思想家学习，还努力建构中国的“艺术意境”理论。所以，从宗白华这扇“中国明窗”里，不仅可以看到中国艺术之美，还可以透过艺术看到其中所表现的“中国艺术心灵”，更可以看到他自己的一颗真挚的热爱“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的“中国心灵”。

本文节选自《中国心灵：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有删改

编辑 | 金少帅

摄影 | 韩潇越

原标题：《中国心灵：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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