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温铁军：从国家危亡到民族复兴的风雨百年

温铁军：从国家危亡到民族复兴的风雨百年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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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开始，中国遭列强武力侵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危亡，人民苦难深重。面对列强巨大的工业优势，中国作为农业国家，虽有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救亡图存，但历尽艰难曲折，仍长期深陷危难。

因此，学习西方列强、努力实现工业化方能救国于危亡成为共识。一般教科书认为，工业化始于轻工业和私人工商业。但是，中国工业化在民族危亡的压力下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过程，是从官方主导的军事工业起步并逐渐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清政府提出了学习西方技术的应对之策。随着湘淮两军崛起成为地方势力，各地督抚开始引进西方机器设备，建立了江南制造局、马尾船政局、汉阳兵工厂等一批军工企业，形成了以军事工业为主导的早期工业化。

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中国近代工业化是由官方主导、以地方势力为主体、以军事工业为开端的。

进入当代，朝鲜战争直接影响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苏联为了支援朝鲜战争，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重工业援助，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这种以军事需求为主的工业体系带来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它围绕军事需求建立，不涉及轻工业，也不产生市场收益。

军重工业的特殊性在于，它只有在战争取得胜利时才能产生收益。而中国采取的是防御性国防战略，不会通过占领他国资源来支撑本国工业化发展。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有工业化，无殖民化”，这与西方通过殖民化实现工业化的路径有着本质区别。这种模式差异决定了中国的国家资本在工业化中的主导地位。

但在农村地区情况却有所不同。改革开放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带动了乡镇企业的兴起，实现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村工业化。乡镇企业自然聚集又进一步带动了农村城镇化发展。这一过程没有依靠国家资金投入，却实现了农村经济的空前活跃。

因此，当时对农村改革经验的总结认为，农村改革吃的是“三碗饭”：家庭承包制解放了农村能工巧匠；乡镇企业发展带动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聚集促进了农村城镇化。

我们在对江苏乡镇企业发展历程做调查时了解到，当时有些村庄通过引进城市工业的一个或几个工序，逐步形成完整的生产能力和产业配套。农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很短时间内，全国催生了2700多万家乡镇企业，使得城镇化发展迅速。

今天政策部门在讨论农村改革的时候，往往强调家庭承包的经验，而没有全面地总结农村自主工业化和自主城镇化的经验。

长期以来，我们的发展思路聚焦在产业集群叠加城市带的模式上，因为这种方式能够大幅度提高资源和资本的集约程度，能够产生更高的资本收益。政府以“看得见的手”规划整合城市的地理空间，提高产业集群的集聚度，在较短的时期内，把工业所需要的资源和城市建设所需要的地产，纳入到资本开发的进程之中。这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带来的危机和挑战越来越严峻。

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不可谓不大，但这个过程中伴随的是广大农村的凋敝。乡村是国家安全的压舱石，乡村振兴是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如果听任乡村社会继续衰败，甚至继续秉持诸如“消灭农村、消灭农民”等激进话语，不仅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危及国家基本安全。

我们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希望借鉴80年代乡镇企业和农村城镇化的发展经验。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农村可以不通过城市化，自主地进入工业化；费孝通先生也高度评价乡镇企业发展和由此带动的城镇化进程。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新型县域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支柱，一是中小企业发展，二是新型城镇化，正好对应当年乡镇企业发展和城镇化的经验。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支撑县域经济发展，把产业留在县域，让农民分享产业县域化的收益，正是践行“让广大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共享农村改革和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

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以往的发展思路，转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深入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向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进。

【温铁军：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原标题：《「乡村振兴」温铁军：从国家危亡到民族复兴的风雨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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