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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从五四启程：百年中国女性文学的六次浪潮

2025-10-19 13:4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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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贺桂梅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这股浪潮中读起了王安忆、铁凝、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作品，也由此开始关注女性议题，展开自己的思考。她兴奋地发现，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困惑，可以通过学术的方式去解决，而这样的学术探讨本身也具有一种血肉感。

个人生命经验的突围：从女性、学者到思想者

《北大贺桂梅教授的女性文学课》

在贺桂梅教授看来，今天我们对性别议题的关注热潮，实际上带有二十一世纪中国这一阶段的特点。她指出，在这次热潮之前，中国社会已出现过五次关注女性议题的浪潮，每一阶段回应的核心问题都各不相同。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了解本次热潮的形态与成因，另一方面更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其特点、聚焦的问题以及其与过往历史经验的关联。

贺桂梅教授在“女性文学课”中强调，谈论女性的问题不是要变成女人主义，而是要把性别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场域里面来讨论。她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提供了远比其它媒介更深入、更丰富、更复杂的书写，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性一份宝贵的遗产，需要我们自觉直面。

2020年秋，贺桂梅在中文系系楼前留影

贺桂梅｜口述

本文整理自《北大贺桂梅教授的女性文学课》

首先，我想对当前的女性文学与女性议题关注热潮做一个基本判断：如果把它放在一百多年来的女性写作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脉络中，可称之为“第六次热潮”。在此之前，大致出现过五次阶段性热潮，我的区分如下：

第一波热潮：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代表作家：冰心、庐隐、冯沅君、丁玲

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时期。从相关概念可以看出，“新”是关键词，例如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新道德等。五四运动之所以被称为一场文化革命，就是因为它要与传统的道德文化（包括文学）有一个巨大的断裂，同时也要形成新的社会形态和“新人”。

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新人”的样态主要是由女性来承担的，因此和新文化、新文学、新人相应的是“新女性”的概念。在这一时期，女性作家开始群体性地在文坛出现。而当时最受社会关注的两类群体，一类是女学生，另一类是女工人。

“五四”时期的女学生装

步入现代社会后，一部分女性走进大学接受教育，同时也参与到文学的生产与传播的体制里面。一部分则随着十九世纪末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成为进入工厂的女工人，其实她们是在当时社会中最时髦的那群人，因为她们可以独立挣钱养活自己，出入现代消费的都市空间。

在新女性中，女学生和女性文学的关系尤为密切，当时，新女性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要婚姻自主、个性自由。也就是说新人、新女性的表现集中在她们的恋爱和婚姻的自主权上，这种自主权自然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体制产生矛盾。因此，女性出走成为那个时代最具象征性的动作。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年轻男学生和女学生们，和传统家庭决裂，特别是女性离开父母之家。

“出走”这个动作，正与当时译介过来的易卜生话剧《玩偶之家》中女性主人公娜拉的行动相呼应。剧中，娜拉在经历丈夫的情感伤害后，意识到自己不应是家庭的玩偶，她正告丈夫，说“我也是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人”。话剧结尾，娜拉收拾了她的东西，摔门而去。

剧场里响亮的娜拉摔门的声音，我想是那个时代的女学生们听得最激动人心的声音。

1918年6月《新青年》杂志出版“易卜生专号”

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娜拉最终的出走和当时中国新女性的出走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娜拉是从丈夫家里走出去，而当时中国的女学生们是从父母之家走出去。这也揭示出中国第一批追求独立的新女性们，首先追求的是她的限度。当她们和自己的父母决裂，和所爱的人结合后，最终仍可能要面对如何与丈夫，以及如何在丈夫之家生活这样的问题。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女作家，我简单列了四个，第一位是大家都熟悉的冰心。

冰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代表性的女作家，也是最早在现代的文学生产和传播体制中发表作品的女作家。她擅长写母亲，写弟弟，写家庭的温情，写高山大海，写大自然的温暖，她倡导一种爱的哲学。

大家熟悉的是她的《繁星·春水》和《寄小读者》，但非常有意味的是她在1919年发表的作品《两个家庭》，以第一人称视角，来讲述两个家庭的不同，而这两个家庭的境遇：一个成功，一个失败（或曰婚姻破裂），最后小说把原因归结为女主人的道德不够、未能很好地为妻为母。这个文本在今天读起来还是非常有意味的，因为它和当时所谓的“新贤妻良母”连在一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并不是女性自身，而是男性精英的一种推动，如鲁迅、陈独秀、胡适等，这种推动更多地是从民族国家这个角度来倡导妇女解放。因此，当时的“新贤妻良母主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它把女性的问题和强国强种、民族独立等民族发展的问题结合起来。因此，冰心爱的哲学也有她的历史意味。

第二位代表性作家是庐隐，本名黄英。她与冰心同籍福建，被称作“五四的产儿”，其创作最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精神气质。与冰心不同，庐隐专注于书写自我、内心困惑，包括她的男朋友、女朋友，他们的爱情等。她的代表作是192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海滨故人》，1925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的名字，也叫《海滨故人》。庐隐是当时“文学研究会”的首位女会员，该文学社团主张“为人生而文学”，他们关注社会，要使民族更新，要走向国民文学，实际上庐隐也参与了这些运动，在她的早期作品中还有一部分关注社会运动的面向，但是她更多写的是她自己。

第三位值得关注的作家是冯沅君。她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位女性学者，与丈夫陆侃如同为山东大学著名教授，写有《中国诗史》等文学史研究著作。她的作品特别能够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女性内心的困惑，以及她们的愿望、诉求之间的关系。

冯沅君于1917年入女高师，后成为最早攻读研究生的女性学者之一。她于1924年发表的《隔绝》与《隔绝之后》是其代表作，讲述了五四时期典型的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男女主角互相相爱，反抗家庭阻挠的故事。但故事的女主人公在最后时刻还是优柔寡断地回去探望她母亲，结果被家里关起来了，所以叫“隔绝”。

真正有意味、有深度的地方不仅在于冯沅君在这两部小说当中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男女青年追求爱情的热情和力度，更重要的是从今日回望的视野来看，她写到了女主人公对母亲的那种特别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母亲养了她，她对这个家庭的感情更多的是对母亲的深情，另一方面如果她要追求爱情就要和母亲对立，背叛母亲，所以她在最后时刻还是选择回家看一看，才被母亲关了起来。我们从冯沅君的小说里面看到女性在追求解放的过程当中，她可能要承受比男性更多一层的内在的精神的困扰。

第四位是五四后期出现的作家丁玲。丁玲最擅长书写摩登女郎，她的女性已经不仅仅是新女性，而是现代的、时尚的、时髦的女性，这些女性已经挣脱了传统家庭的束缚，她们有知识，有理想，飘泊在现代都市里。她们发现当自己成功获得自由的时候，会陷入另一种困扰，就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当然也不是真的不需要，而是当时的环境可能没有给她们更多的选择。丁玲这个时期作品，包括《梦坷》《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暑假中》等四篇后合集为《在黑暗中》出版，可以说是丁玲早期的代表作，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代表性的作品。

将这四位作家放到百年中国女性文学第一波热潮的脉络里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女性最重要的是她们拥有了写作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其文学表现的核心诉求是争取自己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第一个阶段，大概的时间范围可以划定在1918到1928年这十年期间。

第二波热潮：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

代表作家：萧红、张爱玲、苏青

第二阶段是1930至1940年代，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期，实际也是中国革命文化发展的时期，包括三十年代的左联文化和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化等。这个时段的女性文学的主要特点是开始深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呈现一个新旧交织的矛盾，特别是女性作家，更能够呈现这种新和旧的切面和厚度。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作家我也推荐几位。

第一位是萧红。她于1934年凭《生死场》为人熟知，是一位从东北流亡至上海、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家，而《生死场》也被视为左翼文学的代表。但是在这部作品当中，萧红以其文学天才和独特的女性视角，深刻揭示了那种深厚的历史意识对女性的压抑，以及几千年的历史结构一旦开裂之后，所显露出的那种矛盾性。除《生死场》外，她在四十年代还创作了《呼兰河传》等作品。简而言之，萧红更擅长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呈现一个新旧交织的大变动时代。

另一位代表性的作家是张爱玲。她于四十年代崛起于沦陷区上海，1943年发表的一系列作品后来结集为《传奇》。评论家、翻译家傅雷曾说她是“文坛的一个奇迹”。

张爱玲的写作与萧红有相近之处。她自称更擅长呈现日常生活这个安稳的底子。在革命与战乱的年代，她更关注日常生活那个不变的层面。而且张爱玲说她写的不是那个时代最前沿的东西，文章的色调不是大红的，不是壮丽的，也不是悲壮的，而是参差的。我想这个“参差的”就意味着那个时代的特点，即新和旧交织在一起，人在时代的压力下都是不彻底的，所以张爱玲书写的是普通人生活中的传奇。

苏青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结婚十年》，她用一种近乎实录的方式，不追求传奇性、戏剧性，而是像流水账似地记录一对夫妻十年的婚姻生活。这场婚姻是新旧合璧的，而这个新女性在婚姻当中的生活也是新旧交织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生男孩变成那么严重的一件事，而可怜的女主人公就是一次一次也生不出一个男孩。最后男孩生出来，战争也来了。苏青文体的风格是更朴实的，她不追求戏剧性，而是记录日常生活，包括她对生活本身的追求也是朴实的。

这一时期还需要提到女性作家丁玲，因为她在这个时期进入她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就是1933年她被国民党羁押，消失三年后，于1936年奔赴延安，她将笔触转向抗日战争这一背景和题材。她的特点在于即便是这样一种为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而做的，看似带有一种宣传色彩的创作中，仍能呈现女性在战乱、战争当中遭受的那些特殊的困境，典型的就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同时，在进入延安体制后，她更以自身的敏锐和激进，从革命体制内部提出了主流的、男性中心的观念会遮掩或者覆盖的问题，她著名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即是例证。

《“三八”节有感》于1942年3月9日刊登于《解放日报》文艺副刊

三十至四十年代是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表面上看，这个时期没有形成一个运动性的或者社会性的议题，但是出现了一批成熟的女作家，而且她们用各自的笔触，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呈现出战争与革命年代中，那种新旧交织的精神面向，她们达到的深度在今天仍然是值得瞩目的。

第三波热潮：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

代表作家：杨沫、刘真、茹志娟

第三个阶段是1950至70年代，这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也是妇女解放运动制度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女性拥有了全方位的社会权利。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回看这三十年的历史，还是有很多议题值得深入探讨。比如我之前提及的日本、韩国的文学作品，以及上野千鹤子提出的理论问题。我觉得有一部分问题是都市中产阶级女性共通的，但是还有一部分问题是日本和韩国这样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东亚国家，他们的父权制在日常生活中的延续。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有些是存在的，有些是已经被解决的。

比如我们谈50至70年代中国革命建设时期，女性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充分的社会权利，比如新中国最早颁布的两部法律，第一部是《婚姻法》，第二部是《土地法》。

《婚姻法》在当时被称为女人法，就因为它特别强调女性，保障女性和孩子的权利。《土地法》是“耕者有其田”，女人也有田地，分配田地不是以户或者家为单位，而是以每一个个体为单位。非常有意思的是，很多中国农村女性是在这个土地改革的运动当中拥有了自己的姓，拥有了自己的名字。比如她们以前都叫李张氏，现在因为她分到了土地，她得要有一个名字。

左：妇女群众集中学习《婚姻法》

右：河南洛阳专区洛阳县平乐乡妇女正在登记领取土地证

此外，女性的工作权也得到制度性保障。自1949年起，国家制度性地要求几乎所有女性参加工作，女性成为职业女性。所以在当时有一批家庭主妇走出家庭，到大学接受教育，继而走上工作岗位。这是工作权。同时在50年代新中国也在制度上做了一些安排，能够保障这些职业女性们能够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的矛盾。比如在50年代后期提出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1952年浙江杭州麻纺织厂的女工把孩子送到厂里的育婴室

除此之外，财产继承权、参政权等权利也得到确立。可以说，50至70年代是一个女性全面获得社会权利的时期。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我们讨论中国女性问题和其他国家地区女性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历史底色与前提。

然而，这个时期的文学却呈现出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文艺作品中涌现出大量女性形象，尤其是劳动女性形象，如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李双双，以及京剧样板戏中的女性主角等。也就是，劳动女性在那个时期是一个主要的形象，甚至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主要的代表。

但是与此同时，这个时期参与文学写作的作家并不是很多，特别是我们要找到女作家创作的，表现女性文学的作品也较为有限，典型的就是杨沫的《青春之歌》，此外还有女作家刘真、茹志鹃等。

有意思的是，这些女作家的创作常被归类为不表现“重大题材”，而更多强调家务事，儿女情还有儿童视角。因此，我的判断是中国的女性文学或者女性议题的第三波热潮，也就是五十到七十年代这一时期主要是社会平权，而在文化表达、文化在线、文化书写上是有所欠缺的，而这一未竟的课题正有待第四波热潮，也就是八十年代，来继续推进。

第四波热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代表作家：张洁、谌容、王安忆、铁凝

第四波热潮，即“女性文学”概念被正式提出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几个年龄段的女性都集中在文坛上，丁玲曾将这一现象形容为“五代同堂”，也就是说出现了不同年龄段的女作家。包括像王安忆、铁凝这样的知青作家，像张洁、谌容这样的中年女作家，以及更年轻的作家。正是这一成批出现的繁荣局面，引发了广泛关注，进而催生了“女性文学”的概念。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偏重于提出一些社会问题，也尝试在理论上进行建构。

第五波热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代表作家：林白、陈染

接下来是第五个时期：1990年代中期。这次热潮的标志性事件是1995年在北京顺义举办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它汇集了多方力量共同关注女性话题。而且这个时期女作家也创作出了不同于前面几个阶段创作特色的作品。

1995年，世妇会前夕，北京街头的电影海报

经常被人们谈到的是林白和陈染，实际上林白（1958年生）与王安忆同龄，这是我上次和戴老师讨论女性文学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的，我一直觉得她们是两代人。林白在199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及次年陈染发表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包括她们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共同形成了一种受到文坛关注的写作风格，叫做“个性化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