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珍籍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藏西学汉籍文献萃编》：30册典籍再现近代中西文明交汇

《国家图书馆藏西学汉籍文献萃编》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  赵大莹、陈红彦/主编

《国家图书馆藏西学汉籍文献萃编》从国家图书馆藏千部典籍中精选65种珍稀、重要文献，汇编影印为30册。每种均附提要，著录作者、译者、出版机构、文献内容、版本等方面的信息。此书为研究明清西学东渐、近代科技与教育发展提供了权威、稀缺的第一手史料，可为近代中西交流史、科学发展史、教育史、出版史研究提供史料。

溯源西学东渐，烛照文明互鉴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西学”这个习惯用语，则是在明末清初入华传教士带来系统的西方学说的背景下形成的名词，它包括西方的哲学、科学等所有产生、发展于西方，为中国人所接触和研习的西方经验和学术。明末至晚清时期的“西学汉籍”，主要以两种形态流传至今：其一是用中文翻译介绍的西方典籍；其二是根据作者的理解和认识，直接以中文撰写的关于西学的典籍。

《西洋火器略说》清末抄本

晚清西学的东传，是近代科学传入中国的一次高峰。与明末清初相比，晚清西学在内容上已经带有近现代学科的特色，涵盖科学、哲学、教育、史地、政治等诸多领域。翻译与传播的主体，也从以西方传教士为主变为中国知识分子有意识地投身其中，以期通过研习和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来更新旧知识、应对新变局，推动国家的发展。

从西学传播的载体来看，晚清西学著作的传播，传抄与刊印并举，尤其是民间机构也纷纷开始从事西学文献的刊印与发行，从而将大量西方科技与文化知识传播给更为广泛的知识群体和普通民众。这对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教育方式、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推动中西之间的思想、艺术、科学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会通过程中完成的自我照鉴和原发新创，形成了多样化的“西学东渐”与知识环流成果。

近代西方传教士的合影

与明末清初依赖传教士传入新奇的西文书籍装帧、经典的知识内容不同，晚清西学传入的内容涵盖领域众多，并且随着近代学术的发展，传入了多个“第一部”西学译作，例如王韬、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一八一五—一八八七）合作翻译的《重学浅说》，是近代中国首部介绍西方力学的译作；顔永京的《肄业要览》，不仅是近代中国人较早独立翻译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作品，还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西方教育理论的译作；傅兰雅（JohnFryer，一八三九—一九二八）的《化学卫生论》是目前所知最早以“卫生”命名且与近代卫生知识密切相关的译著，他翻译的《居宅卫生论》则是当时介绍公共卫生知识的开风气之作。

受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影响，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内容逐渐向更为实用和专业的科技书籍转变。在洋务派的推动下，清政府成立了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以“西译中述”的方式来合作翻译西学图书，内容上尤以军事训练、机器制造、舰船制造、武器制造、矿冶技术等应用类书籍为重，以实践“器物救国”之策略。

随着西学译作的不断积累，中国的西学翻译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翻译者们开始有意识地追求翻译的规范化和专业化，这种对于翻译标准化的追求不仅影响了我国近现代的翻译事业，还对学术术语尤其是科技术语的规范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例如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过二十八年的傅兰雅，他翻译的西学书籍百余种，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矿物学、地学、工程、制造、军事、农学、医学、社会学等学科，为便于译者和读者使用，他专门编制了“中西名目表”，归总翻译中遇到的金石、化学、药学、汽机和植物等门类的术语，并努力倡导术语的统一（《傅兰雅档案》第二卷第五章《术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傅兰雅画像

傅兰雅在益智书会也工作多年，其间有对科技术语的中译规范做过尝试，如要求同事们在翻译时，要检核西方术语描述的对象是否为中国所已有：有，则用中国习惯名称，或先前已有译名则用旧译名；无，则创立新名。要求术语简短，方便实用，同类术语协调一致，新术语须准确界定含义；等等。当时的西学翻译者们也逐渐有了统一术语的共识，比如李善兰与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一八二九—一八九〇）、艾约瑟（Joseph Edkins，一八二三—一九〇五）合作翻译的《植物学》，创译了“植物学”“细胞”“子房”等多个术语，规范了中国植物学的术语表达，此后“植物学”一词为多部有影响力的植物学著作所沿用，如艾约瑟（Joseph Edkins，一八二三—一九〇五）的《植物学启蒙》、会文学社的《植物学问答》与《植物学新书》等。这些既具备学科专业性，又易为国人接受的创译术语，显示了近代西学知识的翻译，已向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与科技翻译有效结合的方向发展，这些翻译已然超出简单的科普介绍的范畴，而是带有研究积累性质的译介。

从出版的主体和力量看，晚清汉译西学书籍的大量出版，首先得益于传教士及其所主持的出版机构，如上海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和益智书会等。这些出版机构以其先进的西方机械印刷技术而在出版西学汉籍方面占据有利地位，是中国近代西学书籍汉译出版事业的先行者。随着西方机械印刷技术在中国的普及，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鸿文书局、商务印书馆、会文学社等一批官营和民营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西学汉籍出版的重要力量。

墨海书馆

在西学汉籍的社会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近代不少民营出版机构开始系统地编辑和出版各类西学丛书，比如上海东山书局辑录的《新辑各国政治艺学全书》，以及鸿文书局出版的《西学富强丛书》，将政治、历史、数学、物理、化学、工艺、兵政等方面的西学著作编为丛书，集中出版。这些出版机构所编辑、出版的西学书籍侧重点虽不尽相同，但基本都践行刊印有益于国计民生、有助于救亡图存的西学著作的宗旨。

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存藏西学汉籍的历史悠久，清末京师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建立后，清国子监所藏图书陆续转移至京师图书馆，其中便有部分西学汉籍。此后通过捐赠、转让、采访等途径，国图馆藏的西学汉籍种类越来越丰富，数量也越来越多。目前，国图已成为国内存藏西学汉籍最多的图书存藏机构之一。截至二〇二四年底，国图馆藏的西学汉籍就已有五百余种（一千四百余不同版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

此次汇编的《国家图书馆藏西学汉籍文献萃编》，收录国图馆藏西学汉籍六十五种，其中军事类文献十二种，实务类文献五种，农学类文献四种，医学类文献五种，数学类文献七种，物理类文献八种，化学类文献二种，动植物学类文献四种，天文类文献二种，历史、地理类文献六种，哲学、教育类文献八种，综合类文献二种。综合类文献中收录王韬辑撰的《西学辑存》六卷，该书收录王韬个人撰著以及与他人合作翻译的著作共六种；其他类的文献中也有两书合刻的情况。因此，本书收录的实际文献数量在七十种以上。本次汇编，主要据上述分类进行分册。并考虑阅读习惯便利作调整，未全按出版时间排序。所收文献有刻本、铅印本、石印本、抄稿本等多种形态，绝大多数为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本子。

此次甄选的文献，或存世数量稀少，如《艇雷纪要》《鱼雷图说》《子药图说》等；或在学术史上有重要影响，如《格物测算》《化学阐原》《植物学》等。大部分为近年来没有出版过的文献，既是近代西学翻译与传播的重要实证，又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我们在汇编该书时，为每一种文献撰写了提要，除著录版本、行款、原书尺寸、版框尺寸等基本信息外，还对文献的作者、译者做了必要的考证，对译本的西文底本做了一定的推测，以期揭示更多的信息，方便读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