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大赛获奖作品｜村里有座庙

1、石碑 

2018年4月4日，清明节的前一天，吃过早饭后，张华柏待在屋里抽了一根烟后，他用一种若无其事的语气对母亲张桂枝说，我去镇上办个事。79岁的张桂枝愣了一下，然后像往年一样，她也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你去吧，我到菜园去望望菜。她说着，快步走出自家的屋子。

张华柏看着老母亲走出家，走到自己看不见的地方时，才转身从偏房的一个厨柜里取出一个塑料袋，放在摩托车后座工具箱里，打火，挂档，加油门，发动起车来，向着镇上的方向去。

张桂枝在自己家的菜园里听到儿子的摩托车轰鸣声远去后，她嘴唇哆嗦着，忽然急匆匆地往家赶，她回到自己的卧室里，打开木箱，把箱底的一个纸盒搬出来，掀开纸盒，拿出里面的一张身份证，细细看着，她边看边流泪，双手抖索着，像是捧不住那张身份证件似的。

张华柏将摩托车开得飞快，他并没有去镇上，而是在一个路口拐上了江堤。

江堤两边是大片的麦田和油菜地，麦子已经结穗灌浆，油菜花正绽放着最后的金黄，它们很快就要凋谢并开始结荚，江风吹过麦子和油菜，它们起伏着犹如不远处的江水。江堤上的路况不太好，坑坑洼洼，张华柏紧握车龙头，任凭道路颠簸，他也一动不动，他似乎能听到母亲在几里外的哭声。每年，这个时节，他们母子俩就像演出一场双簧戏一样，都装着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的样子，其实也都知道对方在做着什么。

江边，张华柏的视野里终于出现了一块竖立着的并不起眼的石碑。

那碑立在江滩边一大片麦田中间，原先通往石碑的小路被植物淹没了，一架窄小的白色水泥板桥搭向麦田。张华柏拎着摩托车后面工具箱里的塑料袋在前面找路，他记得去年来的时候还是有一条小路的，但他没有找到，只好分开脚下的油菜，踩踏着青草，小心地走过窄小的水泥板桥。

大片的麦田之上，只有这一块孤碑树立着，这让它显得十分突兀。石碑有点粗糙，一面刻着龙飞凤舞的几个草书字：

一·二四海难纪念碑

前面有几个小字：

人最宝贵  安全第一

后面的落款是：一九九零年五月  季昌清题

另一面则题为：“一二四海难”纪事。

正文两段：

一九九零年一月二十四日清晨，东至县杨桥乡杨套村“东挂114号”客渡船，载客从杨套渡口驶往安庆市途中，突遇浓雾，能见度极低，在安庆港区二号浮标上游偏北约二百五十米处江面，被逆水而上的南京油运公司“大庆407号”油轮拦腰撞击，当即倾覆沉没，一百四十五名乘客和五名船员船工全部落水，是时约六时三十五分，经多方救援，三十八人生还，八十八人死亡，三十二人失踪，造成了一起特大海损事故。事故发生后，党和政府及时组织抢救，妥善处理善后事宜，灾区生产生活秩序迅速恢复正常。

这次事故损失惨重教训深刻。我们要引以为戒大力加强安全生产，增强全民安全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杜绝违章作业行为，严防类似事故发生，兹于杨套江口立碑记事，以牢记教训，哀悼死者威示后人。

落款是：池州地区行政公署  东至县人民政府

粗糙的碑刻文字（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张华柏读着碑上的刻工粗糙的文字，默然无言，这文字他读过多少遍了，每一次读都让他心里生出百般滋味。江风吹来，不远处的江面上驶来一艘大轮，带动着江浪一波波涌上岸。他似乎觉得脚下在摇晃，半人高的麦子在集体摇晃，他整个人要被麦子淹没似的。

张华柏蹲下来，打开塑料袋，里面是几刀黄裱纸，一把香，一瓶白酒，一一摆在石碑下。他看见石碑底部的基台上有黑色的未燃烧完而留下的香纸碎片，它提示着，这里没有被人们彻底遗忘，应该是不久前有人来过这里祭奠逝者。另一边，台基上摆放着一束红色的塑料花，那花是月季花形状，火红的月季花，不知摆放了多久了，在大片的绿色里，那红得异常夺目，红得让人不忍直视。张华柏烧了纸，点着了香，插在泥土上，又将酒倒在了地上，他嘴里喃喃着，西祥，西祥……

离开纪念碑，张华柏来到一旁的江边。这里是当年的杨套渡口，现在渡口已经荒废，只剩下一艘破船，铁骷髅一样翻倒在江岸连接处。当年通向渡船的路已经被荒草占领，1990年1月24日凌晨，己巳年腊月二十八，一百多人正是由此登上那艘“东挂114”，从而，踏上不归之路。那些挑着一担子蔬菜匆匆赶路的人，脚步是怎样急促而沉重地走过这条路啊，张华柏的耳边似乎响起了那一阵阵“唰唰唰”的脚步声。走到那条路的尽头，便是当年的渡口遗址，但是已经找不到一点关于渡口的遗存了，“1·24海难”后，这个渡口便被取消了轮渡资格。眼前，满是江水冲上来的生活垃圾，一只运动鞋，三个矿泉水瓶子，几只塑料袋，甚至还有一个皮箱，箱子拉上拉链，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是装满了一个秘密。又一艘大轮驶过，江水浩荡，江风不息，张华柏默立片刻，重往江堤上走。

靠近江堤，是一排排杨树。张华柏记得，海难发生的第三天，他来到了这里。当时他看到树林里排了一具具尸体，有男人有女人，都是临时各家拿了各色被单来盖上，花的，青的，红的，匆忙中，有的尸体没有全盖上，男的露出了青灰色的脚，女的长头发露了出来。四周是一片哭声。现在，那些当年摆放遗体的地方已经长满了茂密的青草。

等张华柏走上江堤，他发现，江面上起了一层薄雾，他扭过头，骑上摩托车，逃也似地窜下堤岸。堤岸下不远，就是他家所在地——东至县大渡口镇的白沙洲村，以前的杨套村已经合并到如今的大渡口镇白沙洲村了。那场海难以后，张华柏再也不想见到江雾了，他认为，就是那场大雾让他失去了他的亲弟弟、让母亲失去了她的亲儿子——张西祥。

2、大雾

那天一开始并没有雾。也没有任何别的异常。所以，从凌晨三四点钟开始，杨套渡口的渡轮“东挂114”号上，就陆续有人上船。

腊月的天亮得迟，四周一片漆黑，大家挑着头天晚上就整理好的菜担子，迈着大步，沿着熟悉的道路往渡口走，都是杨套村及附近的村子里的人，虽然看不清彼此的面目，但凭着喘气声咳嗽声，都能知道走在前面的是谁，于是他们一面走一面还说着话，探讨着当天在安庆四眼井市场的菜价与行情，这与他们以往无数个早晨并没有什么两样。

曾经的渡口

张华柏早上一觉醒来，看到弟弟床上是空的，便知道弟弟张西祥去卖菜去了。头天下午弟弟去沟里割了水芹菜，四十多斤，还有地里的小白菜等，一共有一百多斤，因为到年关了，那天是腊月二十八，芹菜在安庆能卖到一块多钱一斤，很值钱，这一担多菜能卖到七八十元钱，是不错的收入。弟弟的勤劳爱家让张华柏很感动。弟弟个子不小，但其实还只有19岁，他很聪明，初中毕业后，就跟他学做瓦匠。弟弟不仅瓦匠手艺学得快，还很有生意头脑，平时从镇上杀猪场收购肠衣，再贩卖到安庆沿江西路大观楼附近的四眼井菜市场，他想攒钱买一辆好摩托车。头天晚上，也许是下水择菜的时间长了，张西祥有些感冒，临睡前，他便和哥哥张华柏商量，说让他去，但张华柏要去别的村结工匠工资。张华柏就让张西祥也不要去了。但张西祥还是想过年前给家里挣点钱，最后还是要去。

张华柏随后也起了床，母亲张桂枝也早早起来了，母亲告诉他，西祥去卖菜了，是她喊他起床的，三四点就起来了。在那之后的很多年，张桂枝一直都不肯原谅自己：为什么要喊西祥起来呢？他都感冒了，如果让他睡着了，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了。

村东头的舒生林也早早起来了，他挑着一担菜在门口等妻子。妻子要跟他一起到安庆，想买点鱼啊肉啊什么的回来过年，就让婆婆带小儿子。可是，临走时，小儿子哭个不停，把肝都哭出来了，怎么也哄不歇，婆婆就把孩子送来，妻子走不掉了。舒生林只好自己挑着担子赶紧往渡口赶去，他知道，今天去安庆的人肯定很多，除了平常去卖菜的，还有去逛街购置年货的。

大约五点钟的时候，轮渡上的人越来越多，江面上气温很低，江风小刀子一样割人皮肤，很多先到的人就挤到船舱里面避风去了，而老刘这个老实人，他来得早，本来是他占据了舱里面一个最暖和的位置，但他被另外一个霸蛮的人挤了出来，最终被挤到了舱外，挤到了船甲板上，他就将担子担过来，整个人横坐着扁担上，看着江面。

轮渡快要开动了，起了一阵小小的喧哗，两个江北来的木材贩子，抬着一根粗壮的木头要上船，木头杵了张五四一下，张五四说了一下，木材贩子回了一句嘴，张五四是个火爆脾气，他立即就位住木材贩子要论个明白，推推搡搡中，张五四发句狠话：走，我们到岸上比划比划！于是，他就和两个木材贩子走下轮渡，继续论理，推搡，扭打在一起。船，开走了。

船刚开动的时候江面上起了点雾，但并不大，能见度尚可，隐约还能看见对岸的灯火。坐在甲板上的老刘忽然发现前方江面上涌动着一群黑黑的东西，密密麻麻，它们不断地跳跃，甚至发出了“咕咕”的叫声，那声音叫得密集而又紧张不安，老刘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是一群江猪（学名江豚，长江中下游一带居民常称其为“江猪”）啊！看那数量有几百头之多，长江上已经很少见到这么大群的江猪了，老刘叫唤着：江猪！江猪！

一些人闻声赶到了甲板上。那些江猪游得越来越靠近“东挂114”，这些长江上体量最小的鲸类，顶着它们黝黑的小背，迎着江浪，不时地从水面跃起，挤着它们的小眼睛，像是对轮渡上的人急切地诉说着什么。

船开出去了很长一截距离，这大群的江猪仍旧拥挤着，叫唤着，追随着“东挂114”好一阵子后，忽然之间就消失了。

看着那成群的江猪倏忽消失，老刘不知怎么了，忽然觉得一阵透骨的冷气从江面上旋风般刮来，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东挂114”行驶到长江中套时，江面上开始起雾了，但并不大，那些雾并不是大面积地弥漫在江上，而是“一杠一杠的”，船上的船员根据行船安全规则就停车了，但乘客们都一致要求继续开船。乘客们闹起来说，雾这么点大，没事的，我们都还急着卖了菜，再去给家里置办点年货呢。于是，船员看看天，便又继续开，开了一会儿，雾慢慢浓起来，这次船员果断地停了车，让轮渡随着江水漂，也不知到了哪，凭感觉，应该离安庆江边不远了。

雾越来越大了，一下子吞没了船只。船员有点紧张，但船舱中的乘客们并不担心，他们并不了解舱外的情况。他们有的抓紧时间打个盹，有的一家子出门正在讨论采购哪些年货。船舱里塞满了人，臭脚的气味，鱼的腥味，鸡啊鸭啊慌乱中拉下的粪便的气味，加上人的呼吸，空气一片污浊，一向爱干净的舒生林忍受不了船舱里的气味，他跑到了船舱外——正是这一跑让他从死亡中跑了出来。

上了船舱外的舒生林吃惊地发现，雾徒然间变浓了，似乎就在那零点一秒之间，大雾爆炸般笼罩在江面上，一点也看不见前方了。他扭头四处看，努力想看清安庆码头到底在什么方位，朦胧中，忽然看见有一点红光，竖立在一幢大楼样建筑的顶端，倾刻，那红光就像压在眼前，他惊叫了一声。这时，甲板上另外的人也看见了，纷纷大叫：什么东西？

舒生林还没意识到这是一艘大轮，他只是直觉大事不好。多年以后，他还记得那大轮上的红光，那在大雾中诡异的红光，它晕开来的一片空间，让人觉得不是在江上，而是身处在地狱里。舒生林后来最怕见到红色的灯光，他一见到就头晕，恶心。他正愣着，没容他反应过来，只听得“轰隆”一下，“东挂114”就被撞上了。

舒生林能感觉得到，两船相撞击的力度非常大，他被那股撞击力直接撞飞到了江中间，像子弹般射了出去。

一切都发生在刹那之间。

刹那间，老实人老刘惊叫一声，他就被弹送到停在船头的巨大的铁锚上，随后，船渐渐倾斜，下沉，而他就呆呆地坐在大铁锚上，船头高高地翘起，船头上的铁锚成了唯一露出江面的东西，他就一直坐在铁锚上，一动不动，他成了那次海难150名乘客当中唯一一个没有落水的人——这一点官方表述的“150名乘客含船员全部落水”是不准确的。

（公元1990年的“1·24”海难中，所有的描述都离不开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雾，当地海事部门的一份对“1·24”海难的安全事故分析文章中，是这样描述那场大雾的：

1月24日，安徽省池州行署东至县所属大渡口区杨桥乡杨套村集体经营的“东至挂114”客渡船，载客150人(含船员4人)，从杨套渡口开往安庆西门渡口。5时30分从杨套渡口启航，沿安庆水道上段，距南岸横约50米下行，6时航行过上高后有雾，往北横渡过江。6时14分，突遇浓雾，在雾中迷航，将机器脱档，在长江主航道上处于顺水漂流状态。南京长江油运公司所属大庆“407”油轮，装70号汽油2200吨，由安庆至黄石，6时14分驶离安庆石化总厂5码头，上水行驶，用车双进1，驶平锚界浮，6时28分驶平右岸下电缆标，航向270度，用车双进3，6时37分，驶向安庆港1号江浮前，航向275度让开抛锚驳，过l号江浮后有雾，曾用车双进1让一汽渡，6时40分驶至1—2号江浮中间，船向还原，6时4l驶至2号江浮，船向270度，6时42分车速双进2、双进3，6时43车速双进1、停，6时44车速双倒3，6时44．5分，停。6时41至44分，车速变换多次。6时44许，大庆“407”油轮在安庆港区与迷航漂流的“东至挂114”客渡轮约在距安庆塔起，方位254．5度，距离2525米的长江航道上相撞，“东至挂114”客渡轮向左倾覆，左侧进水后沉没，造成死亡80人，失踪32人。）

 3、落水

大雾疯了似的，继续炸裂散开。大雾茫茫中看不清人，只听到大轮上不断有人喊叫着往下抛救生圈。被冲到江面上的人都在哭叫，他们一边在水里扑腾着，一边哭喊着亲人的名字，大雾中，他们的喊叫显得孱弱无力，而这时的江水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零下二三度的水温冰冷刺骨，让他们的呼喊变得僵硬冰冷，更透着深深的绝望。

舒生林自小在江边长大，九岁就玩水，水性非常好，落水后，他一边用一只手扶着身边的一只菜篮子，一边双脚踩着水，寻找可以依托借力的东西。他看见救生圈就在他的身边，但等他去抓的时候，一个浪头赶来，就将救生圈赶走了，他抓了几次都没抓到。这时，他看到水中有个黑色的东西漂浮，他以为是船上用的木头跳板，心中有了一线希望，就拼力去抓，一抓，才发现是个撑篙，根本借力不上。他感觉自己身上越来越冷，大腿在抽筋，钻心般地痛。

舒生林心想，这回自己肯定要死了。最后的时刻他念叨着老婆和小孩，“他们要吃苦了”，他想。1990年，舒生林才32岁，结婚没几年，小孩子才四五岁。“再过两分钟，我必死无疑。”好水性的舒生林陷入了深深的绝望里，他觉得自己的意识都模糊了。忽然，他听到有人在小船上喊道，“有个人，这里有个人”。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救上来的，他只听到“轰隆”一声，他被扔到了船上，然后就昏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已经是三天之后了，那时他躺在安庆地区人民医院病床上。

雾渐渐散去了些，天渐渐亮了些。这时，老实人老刘在最初的惊慌过去之后，便蹲坐在铁锚上四处观望，为落水的人指点着划水的路径，可是江水中的人大多听不见他的喊叫和指挥。一片混乱中，他看见村子里的李昌明了。李昌明是个大个子，水性很好。李昌明正在奋力地游水，不远处他的女儿喊着，“爸爸！爸爸！”李昌明应答着，“毛妹！毛妹！爸爸来了！”李昌明在冰冷的江水中扑腾着，终于一把救起了女儿，他把女儿架在肩膀上，踩着水往岸边游去。老刘看得出来，水性再好，也受不了这样的江水冰冻，李昌明游得很艰难，动作僵滞，都快到岸边了，却听到不远处他姐姐在喊，“昌明，救我！昌明，救我！李昌明愣了一下，便又转身又去救他姐姐。李昌明游到他姐姐身边，肩上架着女儿，一手拉着姐姐，一手划水，拼尽最后的气力往岸上游。老刘看见李昌明越游越慢，越游越吃力。天太冷了，处于昏迷状态的姐姐死死拉住李昌明，他们三个人都已经冻僵了。李昌明最终没有游上岸。老刘亲眼见的，李昌明和女儿、姐姐一起，三个人纠缠在一起慢慢地沉在了江水里。

梁从虎在江水里奋力游着，他看见张西祥在他的左边拍打着水花，他们是一起落水的。张西祥水性好，平时游长江一个来回一个猛子就到了，游几个来回一点没问题。在最初的惊慌过去后，两个小伙子并没有意识到危险。但梁从虎发现张西祥对着杨套方向游，便对他说，西祥，你游错方向了，要往安庆方向游，现在靠近安庆了。张西祥年轻气盛，他自信地说，没有错，就是错了，我就直接游回家！可是张西祥最终没有游回家。主要是衣服碍事了，他上身穿的是棉袄，下身穿了一件毛线裤，就是那件毛线裤坏事了，毛线吸水性太强，吸足了水的毛线裤裹紧了他的双腿，让他的双腿使不上劲，梁从虎看着张西祥游着游着就不见了。多年以后，张桂枝还自责，是那件毛线裤拖累了小儿子张西祥，那毛线裤本来是他小姐姐穿的，那时织一件毛线裤不容易，大的穿了小的穿。“我要给他买一件新的毛线裤就好了。”张桂枝只要说起小儿子，就会说起那件毛线裤，一说到这里，她就说不下去，她就抬起手抹眼泪。

江边的废船

4、寻找

直到早上八点，正在菜园里伺弄菜地的张桂枝才听到村口闹哄哄的。她弟弟特地来喊他，姐姐，出事了，出大事了，你们还在家里待着！

待听到说有一艘渡轮在江里沉了后，张桂枝就傻了。她连忙就同老伴一起去到渡口边，渡口边没有船只去往对岸的安庆，看着满河岸的人，张桂枝又和老伴跑到上游的另一个渡口，可是，同样的，渡船半天不得来，她心里急得像打鼓。

张华柏比母亲更早一点得到消息，但也因为没有船，他也一直和村里人在岸边等着。直到下午三四点钟，他才和父亲母亲一起才乘船到了安庆。

安庆街上一片混乱。杨套村和周边几个村子里的人，都在安庆街上乱窜。张华柏丢下父亲和母亲，他也随着人流往医院跑，真的是“跑”。他先听到消息说，临时安置打捞上来的幸存人员都在安庆宜城宾馆住着，他希望弟弟就是那些幸存者的一员，便跑到宾馆。但宾馆的门卫不给进。张华柏和村里人就在医院门口喊，让安置在里面被打捞出的人站在平台上露个面，远远地看看都有哪些人。于是，幸存的人都一个个走到大平台上朝门口挥手。那些人中，张华柏没有看见弟弟张西祥，他的心往下一沉。他决定就在安庆住下来寻找弟弟。

张桂枝和老伴也一直没找到小儿子，他们怕时间晚了没船回家，就在傍晚时坐最后一班渡船回到家了。晚上也没烧饭，张桂枝的弟弟送饭来，张桂枝和老伴一口都没吃。张桂枝一直在想，我小儿子一定是被人救起来了，还有，他水性好，也许他自己从船上爬出来游到了安庆。

舒生林的妻子正在家里杀鸡，准备过年吃的，鸡毛还没有拨干净，就听到了坏消息传过来。她也不知道丈夫舒生林的生死，立即哭着让她弟弟把她的小儿子带走。她自己和公公跑到安庆街上去找舒生林。

舒生林的妻子没怎么上过街，管他什么红灯绿灯，满大街都是杨套周边这几个村的人，他们全都在街上无头苍蝇一样乱找。舒生林的妻子一边哭，一边在马路上乱闯，正跑到一个车子前头，一个陌生的女人一把拉住她，喝斥她，你不要命了？舒生林的妻子一看，一辆大卡车的车轮都要滚到她脚边了，再迟几秒钟，她就要在车轮下。因为人们恐慌和焦急中的奔跑，安庆的公交车都有几个小时没法开动。到天黑时，舒生林的妻子在街上见到同样在寻找的公公，她问他找到她丈夫没有，其实他那时已经找到了舒生林，估计他当时头脑昏了，他摇头说，没有。舒生林的妻子立即嚎啕大哭。他愣了一下才说，不是，找到了，在地区医院。舒生林的妻子拔腿要走。公公又说，小云没找到（小云是舒生林的妹妹。她的遗体事后被找到）。

村文书魏玉荣家本来那天早上有些不舒服，他想躺在床上休息一天。但八点钟不到，村长来喊：老魏，老魏，江堤上都是人，江边有只船出了事，很有可能是我们村的。当时很多村都有船，章湾，上高，杨套等。老魏吃了一惊，就挣扎着骑了自行车去了江边。

江边的人蚂蚁一样，本村的，外村的，围拢在一起，都焦急地等

待着关于沉船 的克切消息。关于出事船只的说法也很多，只知道出了事，具体是哪个村的船也搞不清。老魏一直跑到章湾渡口，才知道是自己村的船出了事。他立即从章湾坐船到安庆。到了安庆，地区，县，区，乡，都有领导去了，当时捞出了14具尸体，让他去认，自己一个村的人哪个他不认识呢，可是让老魏奇怪的是，当时他只认出了8人，还有5人也是自己村的，可他当时就是认不出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认出来，只有一具是别村的。认出这些人后，老魏才意识到，自己村里出了大事了。那天，老魏的头昏沉沉的，只知道一天开了很多会，大概有六个会。一直到晚上一点多才回家。第二天一早又开了本村的会，让各个村民组统计，27个村民组，最后统计上来，全村有95个人死亡或失踪，最严重的是永兴组和永正组，几乎家家都有死亡。

1990年1月26日，灾难发生后的第三天，农历己巳年大年三十。老魏又在镇里开了一天会。开完了会回家，经过永兴组和永正组，他听到几乎家家都是哭声。

除夕夜，张桂枝娘家妈来到她家，张桂枝整个夜晚一直在哭，她的小儿子张西祥既没有被救上来送到医院，也没有在江边发现尸体。她母亲劝她说，桂枝，你锅上也哭，锅下也哭，哭坏了身体怎么搞啊。张桂枝说，我不哭怎么搞呢，儿子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啊。

那个年夜，对杨套村来说，不是过年，而是过难，除夕夜，村子里没有一家放炮竹，没有一家操办吃喝。在那过后的三年时间里，过年时，也没有一户人家放鞭炮，办年夜席。

 5、活着

四月，村庄里也到处是绿色。池塘的水面上浮萍绿了一片。虫鸣，蛙鸣，鸟鸣，夹杂着几只鹅伸长着脖颈尖叫着。村庄里的人家大多喜欢种花，种的最多是红色的月季花，红得夺目，让张华柏想到江边纪念碑旁红色的塑料花。

快进村时，孬子大荣傻傻地拦住了张华柏，伸手向他讨要香烟。张华柏慢下速度，从口袋里摸出一根香烟递给了傻子，傻子欢天喜地地扭动着身子很有喜感地走了。张华柏却喜不起来。傻子是李小凡老人的智障儿子。老人一共三儿一女，那年，女儿和媳妇一起去安庆，女儿23岁，正在谈恋爱，媳妇怀孕七八个月了，都出事了。媳妇被捞上船时还是活的，被扔到船上时，头往船舱上一磕，昏迷了，大出血，肚子里的孩子没了，她也冻死了。过了两年，两个儿子又先后离世。现在只剩下一个智障儿子，一个孙子。

张华柏前两天遇到老太太，老太太见到她眼泪就下来了。她对张华柏说，我还活什么，我有时候想，我又不能做怪事（指自杀），做怪事对不起孙子。

快到家了，张华柏特意在屋前停了一会，他要给他母亲张桂枝留点时间，让她装着没事人一样，从房间里走出来。

张华柏就大声和邻居舒生林打招呼，舒生林正端着一碗饭蹲在门口吃着。

舒生林那天被救上来后，一直昏迷不醒，医护人员以为他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便直接送他到了医院太平间。当时，医院人手不够，医护人员缺乏，就紧急动员先前往院的病人家属帮忙，包括运送受难者。有一个老人，他儿子生病了，他在医院服侍儿子，也参与了救助。当老人抬着舒生林到太平间时，发现他还有心跳。医生就让老人家临时负责照顾舒生林。当时救助与医疗条件很差。老人就将舒生林全身上下衣服脱了，在医院找了四个盐水瓶，灌了热水，不停地上下在他身上滚动，滚了几个小时，终于捂热了舒生林冻僵的身子，他就这样慢慢缓过气来。

舒生林醒来后，医院给他打了两个荷包蛋，下了一大碗阳春面，他吃下去后，浑身发热，本来嗓门就大，一说话，立即有许多人围了上来。舒生林自己没感觉到什么，可是他妻子进来时，看着他的样子吓了一跳。她看见，舒生林的眼睛睁得牛眼睛一样，脸肿得脸盆一样，非常怕人。

舒生林后来还是为此留下了后遗症。他的心脏坏了。他原来做砖匠，手艺好，后来就做不了砖匠了。天气稍微冷一点就咳，喘不上气来。每年都要花几千块钱去医院治疗，光2016年的医药费就花了五千多，而且三两天就小腿抽筋，一抽筋就痛得半条命没有了。他只好用盐水瓶灌热水捂。每当痛得难以忍受时，舒生林就安慰自己，这点痛算什么，毕竟，人还活着，活着，比什么都好。

舒生林出院时，只剩一只鞋。他想起来了，他出事那天穿的是一双黄军球鞋，落水后，他情急之下，脱掉了一只，好踩水，但另一只鞋粘在脚上怎么也脱不掉，来后，那只鞋就连人一起被带到了医院。临出院，他妻子要把那只独鞋带回家，说是做纪念。舒生林说，纪念个屁，没用了，不带！

张桂枝在屋里听到儿子和舒生林大声说话的声音，她擦擦眼泪，慢慢来到屋外，她又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拿起扫帚扫地。

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到江边去了。自从小儿子在那一场灾难中失踪后，只要到江边，她心里就发慌。先开始的那几年，她还不死心，经常一个人对着江面望，从天亮望到天黑，她总想着有一天小儿子会回家，最后只有自己劝自己：望不到了。

张桂枝后来一想小儿子，就会拿出他的身份证来看看。

村子里很多死者家属都还保存着亲人们的已然失去使用效力的身份证，粗略估计一下，不少于三十个。因为当时的逝者中，有不少人在世都没有留下照片，那么这些身份证的照片便成了失踪者或逝者在人世间的最后的影像留存，这些身份证作为法律上的身份证明虽然失效了，可是在他们的亲人那里，那是他们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的证据。

6、村庙

曾经参加过“1·24海难”现场打捞尸体的杨贤启后来经常做恶梦。

他当时是杨套村的调解委员会主任，当他赶到出事现场，整个人都呆住了。打捞起来的人惨不忍睹，有的两只手还死死地扣住船舱，怎么都掰不开，因为天冷，他们捞上来时，脸面如生，不像是死人。

冷风中，杨贤启木木地带着本村人员辨认遇难者，分别挂牌做标记。他带着村里的腊梅去辨认尸体，腊梅先是认出了自己的丈夫，最后又认出自己的女儿，自己一家走了两个，她看着看着，脚步慢了下来，脸上也没有泪，整个人僵了一样，突然，她趁杨贤启不注意，踉跄着奔跑到江边，往江水里跳。幸亏杨贤启人高手长，一把拉住了她。后来，上面就规定，出事家庭的成员，一律不许到江边，以免让遇难者家属受到刺激，生发绝望的心理。

可是，张华柏还是感觉到，恐惧和绝望还是罩在村里人的心头。一种宿命论开始在村庄里流传。

他们说，出事的“东挂114”轮渡船定员多少，就死了多少。“东挂114号”，这个轮渡船的名称也不知怎么来的，114号，就死了114人，定员也是114人。

张华柏问说这话的人，不是死了112人吗？

那人说，头年就死了两个人。头年，也是冬天，有一个人，外号“小木匠”，他挑菜上船，一不小心掉到江里去了，船长胡月和水性很好，立即跳下去，救起小木匠，举过头顶，可是船上怎么也找不到拉人的竹篙之类的东西，满船乘客没人敢下去，眼见着两个人一点点往下沉，往下沉，沉到没影了，两个人都死了。这两个人加上后来的112人，就是114人。

他们说，死了或失踪的112人中，恰好男女各一半，男的56人，女的也56人。

绝望之中，村里还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是村口那处空地，以前有个庙叫“新滩庙”，解放后改庙做学校，再后来，学区调整，学校搬走了，房子闲置在那里，久而久之，村里人就将原来庙里的砖啊瓦啊石头啊拿回家盖猪圈、砌小屋、码围墙等，出了这个事，就是神灵不满对那些拆庙的人实施报应啊。

新滩庙

作为村民组长的张华柏当然不相信这些说法，可是，他发现面对遇难者家属，包括自己的母亲，他任何的安慰都无济于事。村庄里看不到一丝笑脸。人们从那场噩梦中久久不能醒来。

也不知道是谁想起来的，也不知道从谁开始的，反正，村里人又一个个将原先拿走的砖啊瓦啊石头啊原样送回到老庙基上，大家一起张罗着，当年又将以往的新滩庙恢复了。

现在，所谓“新滩庙”是指两个村民小组，永兴组与永正组。在那次海难中，这两个村共有56人遇难或失踪，恰好占死难者的一半。这里几乎每家都有人员遇难，是遇难人员最集中的两个村民组。为什么大家将这两个村民组合并称为新滩庙呢，或者说，为什么要用一个庙的名称来代替两个在行政意义上并不合并在一起的村民组呢？大家说不上来。只是说，村子里有一座庙叫“新滩庙”。

张华柏现在已经习惯称自己家所在地为“新滩庙”了，村里所有人也都早已经习惯了这个叫法。

7、后记：当我们在打捞记忆时，我们在打捞什么？

1990年安徽东至“1·24海难”被列为当年世界十大海难之首，可是，在所有面对普通大众的公开材料里，关于那一次沉船事件一律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如在东至县政协编写的《东至文史》一书中，对此的描述是：

1990年1月24日杨桥乡杨套村“东挂114号”客运船在由杨套码头驶往安庆市途中，被南京油运公司“大庆407号”油轮撞击沉没，150名乘客和船员全部落水，112人遇难。

算上标点符号才74个字！一个逝者还摊不上一个字。

我开始在更广的范围里搜集相关资料，终于找到了一篇内容相对丰富一些的情况介绍：

1990年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5时，东至县“东挂114号”钢质双挂客渡轮载由本县杨桥乡杨套村村民驶向对岸的安庆市，当驶至2号浮标上游偏北150米江心时，被逆水而上的南京油运公司“大庆407号”油轮拦腰撞击，渡船当即沉没，乘客和船员全部落水。接到报险后，池州专署和东至县人民政府负责人立即赶到现场，指挥抢救；在安庆市的大力支持下，当日救起52人，其中38人经救护医疗生还，14人抢救无效死去。在150名落水者中，含船员3人，乘客147人（均为东至县人）。到2月4日止，共捞起尸体80具除生还38人，还有32人下落不明，这是池州历史上一起罕见的特大交通事故。

是年1月25日（腊月二十九日），成立了“1.24海损事件善后处理领导小组”，由池州专署副专员季昌清任组长，长江轮船总公司总经理戴金象、安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蔡文中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技术、殡葬、接待、财务4组。分别承办具体事务；1月27日（寅午年正月初一），池州专署专员雷澍生主持召开地区、专署负责人会议，研究“1.24海损事件”的善后处理和领导人员的分工。会议决定：除副专员季昌清作为领导小组组长全面负责以外，中共池州地区副书记鲍观华负责江南，副专员丁伯华负责江北，主要做遇难者家属的安抚工作，副专员季昌清负责江南、江北之间的联系与协调工作。

1月29日（寅午年正月初三），专署专员雷澍生、常务副专员季昆森、副专员季昌清在江面现场指挥，继续组织善后处理处工作。中共池州地区副书记鲍观华继续坐镇江南，专署副专员丁伯华和专署秘书长卢林泉负责江北的群众工作；1月30日（农历正月初四），专署领导雷澍生、季昆森、季昌清到安庆市殡仪馆探看遇难者整容着装情况，并向遇难者遗体默哀告别。

上面687个字，来源于《池州专署重大政务活动纪略》，是我通过朋友从当地档案部门查找到的，一般人是见不到的，而除此之外，我在浩如烟海的网络里打捞，试图寻找一些史料性的文字或个人化的记录，很可惜，除了最上面一条， 我没有找到别的更详细的记载。

于是，我来到了事发地点，与十多个受难者家属进行了交谈，后来，我陆续又采访了几位当时前往出事地点帮助处理善后的相关官员与工作人员，其中有时任东至县人民政府县长的李祝安先生，但他们的回忆主要集中在如何与肇事的航运公司商量赔偿事项、如何安抚遇难人员家属上，而对于具体的个体的命运沉浮则知之甚少，而后者才是我最关注的，我决定再去一次新滩庙。

2019年元月的一天，我一个人独自开车又去了新滩庙。虽还是冬季，田畈上的油菜却顽强地大面积地绿着，冬阳正好，一群群麻雀认真地在村庄的上空练习飞翔。我来到新滩庙，进到村里，人家的门口悬挂着腌鱼腌肉腌鸭等，正准备着迎接新春。我突然失去了进到那些人家里，请求他们再一次进入到30年前的情境里的勇气，我觉得，在这样美好的季节里，那样做未免有些残忍。

我犹豫着，再一次走近低矮而又显得简陋的新滩庙。庙里香几上点着一炷香。庙里并没有人。我看着那些砖头，瓦块，石头，想着这座庙的坍塌与重建，在这一砖一瓦中，凝聚了一个经历了灾难的村庄的多少恐惧与希望啊。我觉得重新修建起这座庙，对于村里人来说，是一种自我疗伤，更是一种自我救赎。

我走出新滩庙，上车，返程。我还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让自己一个人来面对这里的人，与他们一起去打捞当年的记忆。我想，我还是把我先期采访到的这些内容写出来，我希望，当年的亲历者能和我一起，我们一起去打捞那些即将彻底湮灭的记忆。我希望关于“1·24海难”的采访没有终结，相关的民间记忆的打捞继续进行。

当我们打捞那沉船海难的记忆时，我们在打捞什么？

我想，我们不仅仅是打捞疼痛，打捞伤口，我们更是在打捞爱与希望，以及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严。

到纪念碑的路已经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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