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为诗”的界定，应以“将散文的句法融入诗中”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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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为诗”的说法，最早是由宋人提出来的，但是“以文为诗”怎样界定，历来是各说各话，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为此，对“以文为诗”的含义加以界定，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探讨相关问题的基础。当然，要使“以文为诗”的界定标准形成共识，也并非易事，还需要持不同意见者的交流、切磋与碰撞。笔者不揣冒昧，试提出自己的看法，也算是抛砖引玉吧。

我认为，“以文为诗”的界定，应以“将散文的句法融入诗中”为标准，这是最直观、也最客观，同时又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

从历代对韩愈“以文为诗”的有关评述来看，人们对“以文为诗”的含义的理解，大体上包括以下几点：

诗为记叙体（如《山石》《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被认为是“以文为诗”；

诗为议论体（如《谢自然诗》），被认为是“以文为诗；

诗中采用散文章法（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石鼓歌》），被认为是“以文为诗”；

诗中使用散文句法（如《嗟哉董生行》《南山诗》），被认为是“以文为诗”；

今人对“以文为诗”的本义则有考论，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以《诗经》六义中的“赋”法作诗，即“以文为诗”。

下面谈谈对上述几种判断“以文为诗”的标准的看法。

第一，诗为记叙体，不能作为判断“以文为诗”的标准。《山石》为记叙体（细分则为游记体），按时间顺序记述黄昏、入夜、黎明等各个时段的游寺过程。一些论者便据此认为，《山石》是韩愈“以文为诗”的典型之作。其实记叙体的诗，古已有之，且看《诗经》中的例子：《豳风・七月》以月令为序，详细记述了一年四季的农事活动，堪称一幅先秦农耕社会的叙事长卷；《卫风・氓》讲述一位女子从恋爱、成婚到被弃的情感历程，是情节完整的叙事诗；《大雅》中的《生民》《公刘》，追溯周部族的发展历史，是具有史诗性质的叙事诗。可见，诗歌从一开始就具有记叙的功能。后来的《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都是典型的叙事诗。杜甫的《彭衙行》《石壕吏》等诗，也是记叙体诗，他的《北征》《壮游》《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诗，记叙部分都占了较大的篇幅，难道这些诗也是“以文为诗”？显然说不过去。

叙事不光是散文的属性，也是诗歌固有的属性，它本来就是诗歌的传统，并非借鉴于散文。如果把诗中记叙的写法视为“以文为诗”的特征，那么“以文为诗”这个概念的外延，就过于宽泛了，导致“以文为诗”与“非以文为诗”的界限模糊不清，难以划分，“以文为诗”的提法，也将随之失去存在的意义。

第二，诗为议论体，也不能作为判断“以文为诗”的标准。《诗经》中的《伐檀》，就是以议论为主，汉乐府《折杨柳行》《君子行》，都属于议论体诗，并没有人说这些诗是“以文为诗”。杜甫的议论体诗就更多了，如《前出塞九首》其六、《留花门》《建都十二韵》《释闷》《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能画》，等等，都属于议论体诗，假如我们因为这些诗是议论体，就认为它们是“以文为诗”，那么文学史上属于“以文为诗”的作品，就多得数不清了，再讨论“以文为诗”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针对性呢？在古代诗歌中，议论其实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表达方式，与“以文为诗”的写法没有必然的联系。

第三,诗中采用散文章法，也不能作为判断“以文为诗”的标准。

散文讲章法，诗歌也讲章法，尤其是篇幅较长的诗歌，更要讲章法。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诗，篇幅那么长，不讲章法怎么能行？然而，散文的章法该如何，诗歌的章法又该如何，却从来就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有论者说，韩愈的《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将散文的谋篇、布局、结构以及起承转合的气脉运用到诗中，显然是古文章法。其实这种看法只是一种感觉，真用于分析具体作品，就牵强了。

第四，诗中使用散文句法，可以作为判断“以文为诗”的标准。

古人有诗文同理的说法，如清人延君寿说“诗文原无二理”（《老生常谈》），刘熙载说“诗文一源”（《艺概·诗概》）。从记叙、议论、章法以及诗中的“赋”法是诗、文共同的属性来看，这一说法是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的。

话说回来，虽然诗文同理，但是诗文之辨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记叙、议论、章法以及以“赋”法作诗，都是诗与文的“同类项”，所以从这些角度去界定“以文为诗”，是行不通的。“以文为诗”实质上是越过文体的界限，以写文章的方法写诗。而诗与文在文体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句法上。散文的句法是自由的，长短不拘，也不讲究节奏和韵律；诗歌的句法是规整的，讲究节奏（二三节奏或四三节奏）和韵律。根据这个区别，什么是“以文为诗”一望而知。因此，“以文为诗”的界定，应以“将散文的句法融入诗中”为标准，这是最直观、最客观、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

据宋人惠洪《冷斋夜话》记载：“存中曰：‘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近诗。’吉甫曰：‘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注：吕惠卿字吉甫，沈括字存中。）沈括批评韩愈的诗“终不近诗”，应该是指《南山诗》那样的大量使用散文化句式的诗，并不包括《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这种诗。《南山诗》“健美富赡”，至于《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说“健美”犹可，说“富赡”就对不上号了。更重要的是，《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并没有混淆诗文的界限，何况优点还那么突出，沈括再不识货，恐怕也不至于说它们“终不近诗”。

钱锺书《谈艺录》云：“荆公五七言善用语助，有以文为诗、浑灏古茂之致，此秘尤得昌黎之传。”所谓“语助”，即之、焉、然、而、哉、矣、夫、者、也、以、乎之类的虚词。钱氏认为，诗中运用这些虚词，是“以文为诗”的表现。但虚词的运用，不必单独列出，可以归到散文化句式这个问题里边，因为这些虚词的出现，是一部分散文化句式的标志。例如：“城尖径昃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杜甫《白帝城最高楼》）我们根据句中的“之”字便可以看出，“独立缥缈之飞楼”是散文化的句式。

第五，以“赋”法作诗，不能作为判断“以文为诗”的标准。

“赋”本来就是《诗经》六义之一，《诗大序》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所谓“赋”，意即“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指诗歌创作的一种表现手法，并非“文”的专属特征。如果把“以文为诗”理解为以“赋”法作诗，那就等于说“以诗的一种手法为诗”，这在逻辑上无法自洽，也不能反映“以文为诗”跨文体的本质。

在宋代的文学批评语境中，当“文”与“诗”对举时，“文”指的是“古文”，即先秦两汉风格的散文。沈括说韩诗是“押韵之文”，这个“文”，只能是“古文”，不可能是作为《诗经》六义之一的“赋”法。

综上所述，我们对历史上判断“以文为诗”的几个标准，应去伪存真，择善而从，锚定“将散文的句法融入诗中”这个真正对路的、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