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迷部落】陈谷登 | 汪曾祺的那些趣事（六）

汪曾祺的那些趣事

（六）

陈谷登

谈起汪曾祺的学业情况，可以算得上是喜忧参半。他从小博览群书，酷爱文学，画也画得不错；但他从小学开始，数学就不好，过于重文轻理，到了大学更是严重偏科。在汪曾祺看来，自己在理科方面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只好转而去当作家了，有诗为证：“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同样，从幼儿园到大学，汪曾祺遇到了不少恩师，对他的文学成就和人生经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25年至1932年，汪曾祺就读于原高邮县立第五高等小学（简称“五小”），1年幼稚园、6年小学，在这里度过了7年充满童真情趣的学习生活。

汪曾祺3岁生母去世，5岁上幼稚园时，还戴着他妈妈的孝，得到了王文英老师的同情和关怀，这在汪曾祺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温暖的种子。他始终没有忘记这位童年的启蒙老师，50多年后，利用回家乡探亲讲学的机会，专程看望王文英老师，并为她即兴赋诗，诗中感慨道：“师恩母爱，岂能忘怀！”王老师去世后，又为她写下了情文并茂的怀念文章《师恩母爱》。

汪曾祺上小学时，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作文常得满分，还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读，这固然和他的才分有关，但是家中的熏陶也有着不小的影响。不过，汪曾祺的数学一向凑凑合合而已，据他自己说，二、三年级时由于成绩优异跳了一级，从此数学便听不懂了，也跟不上了，也没兴趣了。6年小学，有许多老师留在他的记忆中，有为他打下毛笔字基本功的周席儒老师，有为人治学没有“歪曲”、对学生要求很严的高北溟先生（也是他初中的国文老师），还为他写过一篇小说《徙》，有教六年级国文、喜欢发议论的“歪批”老师张敬斋，还有教图画的王姓老师，因为他有一个口头语：“譬如”，学生就给他起了个外号“王譬如”。

1932年9月，汪曾祺就读于高邮县立初级中学，当时的主课只有英文、国文和数学3门。汪曾祺的英文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他以为是教员不好；他的一位几何教师见他美术不错，曾经想培养他成为建筑设计师，这在当时是很吃香的职业，可看了他的几何作业后，这位老师只好作罢，并发出感慨：“阁下的几何乃桐城派几何”（桐城派文章简练，而几何是需要一步步论证的）。初中3年，国文老师张道仁（王文英的丈夫）、代数教师王仁伟、几何教师顾调笙、美术教师张杰夫等同样留在他的记忆里。

1935年夏天，汪曾祺考上了江阴南菁中学，这是江苏的名校，过去叫南菁书院。当时学校存在着明显的重理轻文的教学倾向，数理化和英语的功课很重，“三日一小考，五日一大考”。面临这样的学习氛围，汪曾祺一方面对学业兴趣不足，感到苦恼，另一方面对文学的兴趣越发浓厚，自己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常常用毛笔抄宋词，在自修室阅读李清照、辛弃疾等词人的作品，星期天还看些《子不语》《夜雨秋灯录》《板桥杂记》一类的闲书。汪曾祺在自传中坦言对这所名校感情不深，但承认其教学严谨，培养了许多名人。

1937年抗战爆发，当时汪曾祺正读高二，暑假回家不久，江阴即告沦陷，南菁中学自然是回不去了。此后两年中，为了继续完成学业，他先后在淮安、盐城的高中和迁到高邮的扬州中学借读，但因经常要躲避日寇的进攻，也是时读时辍，他曾在一个寺庙中住过一阵，随身除了带着高考复习用的数理化课本外，还有两本文学书：屠格列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的小说选集，庙中闲来无事，他把这两本书认认真真读了几遍，视野大开，特别是沈从文的文章，使他知道了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

1939年，汪曾祺决定到大后方昆明上大学，他辗转从上海乘船，经过香港、越南，来到昆明，报考由北大、清华和南开3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这里有他崇拜的沈从文先生。尽管在考试前他染上了恶性疟疾，高烧持续不退，从医院走进考场，迷迷糊糊答卷子，成绩竟然还不错，如愿以偿考取了西南联大中文系。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经常晚上不睡觉，白天不能按时上课，而且有兴趣的课便上，听不下去的就逃课，学习成绩也就好坏参半，不少课程学得相当差劲。《西洋通史》是一门必修课，可汪曾祺对此始终没有入门，一次绘制亚历山大时期马其顿帝国版图的作业，老师给了这样一段评语：“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学术价值全无。”第一学期，他的《西洋通史》只考了37分，为了学科考试过关（平均分60分以上），第二学期考试之前，他拉了两位历史系的同学坐在两旁，考试时左抄抄、右抄抄，最终考了85分，总算过了关。

一些无法找人帮忙的课，汪曾祺就傻眼了。体育课便是如此，列队时老师要求学生必须站直，汪曾祺因为从小就有些驼背，始终未能“直”起来，因此几次课以后，就逃之夭夭了，自然拿不到学分。还有英语课也很让汪曾祺感到头疼，大一连滚带爬凑合及格，大二的英语教师是一位俄国老太太，一句中文也不会说，所说的英文他也基本听不懂，于是他又和英语课“bye-bye”了。体育和英语都是西南联大的必修课，不及格就不能毕业，汪曾祺因此未能取得毕业证书。

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不少教授喜欢汪曾祺，对他很看重，当然也有对他不满意的老师，这些对他后来的文学成就和人生经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沈从文先生是汪曾祺十分崇拜的偶像和终身难忘的恩师。他慕名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选修沈先生的全部课程，得到了沈先生的真传，沈先生也非常欣赏他的才华，满分100分的习作课程给了他120分，认为他的文章写得比自己还要好。汪曾祺离开学校走上社会，沈先生仍然给了许多的鼓励和帮助，他们之间的情谊一直保持了几十年。还有王力、闻一多、罗常培等教授，不仅以不同方式肯定了汪曾祺的才华，同样给了他许多的指点和关怀。

汪曾祺的学习生活很散漫，也给他的老师留下了一些不好的印象。其时朱自清教授教宋诗，对学生要求严格，不但要详详细细记好笔记，小考之外还有大考，汪曾祺上课从来不记笔记，于是上朱先生的课便有些不适应了，就经常缺课，以至于后来吃了亏，当他找不到工作，有人介绍他给朱自清当助教时，朱先生一口回绝：“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

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汪曾祺利用课余（包括逃课）时间，写下了许多作品，包括小说、散文和诗歌，除了由沈从文先生介绍在报刊上发表之外，还刊登在他和一些志同道合者所办的一个校园杂志《文聚》上，作品内容多聚焦校园生活和市井文化，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代表作品有小说《钓》《灯下》《待车》、散文《私生活》《小贝编》和诗歌《自画像》《昆明小街景》《小茶馆》等。汪曾祺的这段经历，为自己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成为当代著名文学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标题：《【汪迷部落】陈谷登 | 汪曾祺的那些趣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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