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第一志愿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

徐有威，1964 年出生，江苏吴县人。1981 年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就读本科，现任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国时期的土匪和国民党特务政治、小三线建设等。编纂有《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 1-10 辑）、《新中国小三线建设档案文献整理汇编》（第一辑）、《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等多部著作。

访谈人：徐蓁、张金阳、韩建汶

访谈时间：2024 年 1 月 25 日

访谈地点：徐有威教授家中

1981年6月徐有威教授参加上海高考的成绩单

情衷历史，与旦结缘

张金阳（以下简称 “张”）：请问您当时为什么选择复旦历史系？您在中学读书时是否就有报考复旦的意向？

徐有威（以下简称 “徐”）：我是 1964 年出生。小学一年级时曾患急性肾炎，医生说一累就会变成慢性肾炎，后果严重，所以我从小就不敢多动。那时一则学业比较松，二则要静养，我就有大量闲暇时间在家，正好天性喜欢阅读，因此看了不少书报。那时家里几乎没有图书，只有一份《文汇报》，还有小学订的《红小兵报》和《红小兵画报》。我父母非常开明，这两份报刊我都订阅了，一般同学只订其中一种，还有同学一种都不订。

我表哥家有 “文革” 前出版的连环画《三国演义》，完整一套 60 本，他家有 30 多本。我经常求他借书，借来后，很多邻居和同学都来看，大家都把这书当宝贝。我还读了几十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历史小丛书 —— 其中一本是金重远老师写的《拉丁美洲独立战争》。1981 年，我在课堂上面对面见到金老师，特别激动，后来还差一点成为他的硕士研究生。

1975 年前后，大概是评《水浒》运动的缘故，老百姓能买到《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等经典古籍，还有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水浒〉评论资料》，我逐字逐句读了，虽然似懂非懂，但收获很大。记得在格致中学上高中时，历史老师夏云川讲北宋史，提到一段《水浒传》相关的资料，我马上在下面插嘴：“您这段资料来自《宣和遗事》。” 这话就是从那本《〈水浒〉评论资料》里看到的，夏老师当时特别吃惊。

“文革” 期间不用升学考试，毕业后就近入学。1979 年，上海市恢复高中重点学校考试，我以平均每门 92 分（满分 100 分）的成绩考入格致中学高中部，格致中学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我高考总分 450 分，在当年上海文科考生中排第 45 名。

我们是 1981 年 7 月参加高考。格致中学以理工为主，文科不受重视，我们几个同学向校方强烈要求成立独立文科班，最后得到同意。我们这个文科班共 26 人，考取复旦大学的有 12 人，占比 46%，这个比例在格致中学历史上应该是空前绝后的。我们班有两个同学考进复旦历史系，一个是我，另一个叫张毅。

和我们一起考入复旦的还有生物系的金力同学，他现在是复旦大学的校长。从格致中学先后走出过三位复旦校长：杨福家（1954 届）、杨玉良（1968 届）和金力（1981 届）。

填高考志愿时，我坚持要读历史系，爸妈都反对 —— 他们刚经历 “文革”，心有余悸，但我没动摇。我妈妈有个朋友在复旦大学物理系当副系主任，还认识一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老师（当时任华东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教研室讲师），妈妈请他们来家里参谋。复旦的那位叔叔建议我读复旦历史系，华东师大的叔叔则推荐我去华师大；华师大的叔叔说他们系主任吴泽名气大，复旦的叔叔就说 “我们有周谷城”；华师大的叔叔提 “读华师大有 19 块钱一个月的奖学金”，复旦的叔叔则说 “什么钱不钱的！” 最后我选了复旦。高考成绩公布后，因为成绩好，复旦的那位叔叔建议我转新闻系、管理系这些热门学科，被我一口拒绝了 —— 我不是机会主义分子。

张：能讲讲您印象深刻的校园建筑吗？

徐：我们那时的校园建筑全是老建筑，第一教学楼（简称 “一教”）底层有两根大柱子，我们班的黄亚南同学开玩笑说，这像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圆柱大厅 —— 克里姆林宫大厅也有两根大柱子。我们那届有 50 个同学，在一教有间专用教室。一教对面是校长办公楼，旁边还有一棵小树，有时我们也会在第三教学楼上课。

张：您平时在哪里学习？

徐：晚上我都在寝室学习，很多同学喜欢去教室自修。那时有个文科阅览室，大家都抢着领牌子进去读书，人特别多，我也去过好多次。那时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一是读书要抢位置，二是有些同学拿着能收短波的小收音机，在外面听英文国际广播，边走边听，一路上都能听到。以我当时的英文水平，只能听懂第一句。

1984 年，余子道老师手把手教我写论文

张：您有印象深刻的历史系老师吗？师生交往中有没有温情或有趣的事，能详细讲讲吗？

徐：我讲讲余子道老师教我写论文的事吧。余老师在我们读书时是历史系主任，他大三时给我们开的一门课，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记得是 1983 年 9 月，余老师给我们讲 “中国现代军事史”。他是宁波人，上课最让我印象深的是他的宁波腔普通话 —— 我上海的邻居很多是宁波人，听他说话特别亲切。

余老师的课是下午 1:30 到 4:30，我经常缺前两节课：在家吃完午饭，从黄河路的家骑自行车去学校，路过四川北路时，会进附近的旧书店买几本喜欢的旧书，到学校时差不多下午 2 点，正好错过第一节课，余老师也从来不点名。期末他出了 50 个题目，让我们任选一个写课程作业。我看到 “大革命时期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 这个题目，特别兴奋 —— 因为 1983、1984 年左右，北京有些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中文版的苏联军事顾问回忆录。我怎么知道这些书的呢？那时图书馆借书特别难，经常借不到，所以我不常去图书馆，但我们班有些同学很卖力，会去图书馆借书，我就去他们寝室蹭书看，他们借什么，我就看什么。

我记得他们借过中文版的苏联军事顾问回忆录，我通读了这些书后，又去找姜义华老师借书。姜老师当时是历史系副主任，住在复旦第五宿舍。那天上午 11 点左右，我去他家时，他正在炒菜，看到我来，马上关了煤气、放下菜铲，专门解答我的问题。我想借一本难寻的党史研究著作，姜老师的那本书是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复印的，他把复印件借给我，我简直如获至宝。

随后就放暑假了，课程作业一般两周内交，但我来不及写，就跟余老师说要晚交，他同意了。暑假里，我骑自行车去徐家汇的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借书，没借到；又去华东政法学院里的上海社科院图书馆 —— 余老师介绍我找馆长杨康年老师借书。我要找的书是从北京金再及老师的一篇文章里看到的。杨老师爬高爬低，终于找出这套蒙着一层灰的书。最后，我靠这些材料，在暑假里完成了一篇 2 万多字的课程作业。

开学后，我把作业交给余老师，说 “对不起，交晚了”，他满口说 “没关系没关系”。交完作业后，我很久没见余老师，后来在路上偶遇他，他边走边说：“你这篇文章好好改改，我帮你投到《复旦学报》去。” 有这种好事，我当然愿意改，我改完后，余老师又帮我改。最后，我在文章上署了 “余子道、徐有威”，把他的名字放前面 —— 他是指导老师，题目是他出的，还帮我修改，放前面很正常。记得一个下雨的傍晚，在历史系 200 号办公楼一楼的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余老师当着我的面，用笔把他的名字仔细涂黑，直到一点痕迹都没有，还边涂边说：“我的名字不值钱的，不值钱的。” 就这样，这篇文章最后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

1985 年 7 月，我大学毕业，去中国纺织大学（现东华大学）社会科学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工作，早就忘了文章的事。1985 年 12 月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去上班时，同事说有我的印刷品邮件，打开一看，是《复旦学报》编辑部寄来的文章清样。编辑部在信里说：“徐有威老师，您的文章清样已出，这篇文章是余子道老师送来的。我们去历史系找您，得知您已毕业分配到这里，就寄到此处。请您尽快核对后寄回，我们即将出版。” 后来我才知道，写这封信的是历史系系友周珉老师，他当时曾任《复旦学报》副主编。

12 月底，我寄回清样，这篇文章就在《复旦学报》1985 年第 6 期出版了。看到杂志时，我特别吃惊，没想到自己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接着我想，大学时还写过其他文章，就找了一篇大三写的、关于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的论文，投给《复旦学报》，一年后也发表了，登在 1987 年第 1 期，题目是《罗伯斯庇尔与 “非基督教化”》。比我低一届的章清同学说过：“一篇世界史、一篇中国史，历史系的老师都不一定写得出来。”

余老师帮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让我第一次看清自己的水平 —— 我们学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定位，只有老师才清楚。余老师有敏锐的眼光、无私的栽培精神，还甘为人梯，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把我从一个上海小职员的儿子，变成了一名学者。没有余老师的培养，就没有今天的二级教授徐有威。

那篇《罗伯斯庇尔与 “非基督教化”》是怎么写出来的呢？其实是金重远老师 “世界现代史” 的课程作业，后来成了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我会选罗伯斯庇尔这个主题，是因为看了一本署名 “杨真” 的《基督教史纲》，里面提到罗伯斯庇尔的 “非基督教化” 运动。我抓住这个点，找遍了能看到的所有资料。后来才知道，“杨真” 是笔名，作者真名赵复三，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我曾写信向他请教，他很快回了信。这封信我搬家时弄丢了，没想到后来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它被拍卖，我自己出钱买了回来，可惜只有信封，里面的信纸没了，希望那些信纸现在还在世上。

金重远老师曾在列宁格勒大学（现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历史系读书，他跟我们说，中国留学生的考试成绩常常是第一名，德国人第二，罗马尼亚、波兰、捷克的同学争第三名。他还说，德国同学每天回宿舍都会说 “今天有什么新收获”，苏联同学则经常喝酒。金老师口才特别好，讲课像说相声，学问也扎实，能一口气讲一分钟不换气 —— 你得自己动脑筋断句，不然根本听不懂，因为他一句话太长了。我请他指导本科论文时，他还帮我去复旦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书 —— 我们学生借不到这本书，只有老师能借。

罗伯斯庇尔的文章发表后，我想起大学一年级还写过一篇关于苏联国际外交的文章，就改了改投给《复旦学报》。周珉老师看到后说：“好了好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年轻，连续发表两篇还想马上发第三篇！不过现在想想，还是很自豪年轻时有那样的勇气和执着。

大学毕业后，余老师建议我和他一起做研究，还邀我合作。1989 年，我们合作写了《力行社述论》，发表在《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6 期。之后我专门研究力行社，在国内的《历史研究》和英国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余老师不仅学问好，人品更好！历史系的沈渭滨老师曾跟我说：“余子道，那是‘教授的教授’。” 意思是他能培养出教授的教授。过去只听说陈寅恪是 “教授的教授”，没想到我能见到真人版的。更难得的是，余老师人品高尚，据说历史系的老师里，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人品。陈绛老师也跟我说过，他特别难忘余老师当历史系主任的那段日子。要知道，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现在，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能赢得这样的口碑和尊敬，太不容易了！

忆昔岁月稠

张：您在复旦读了很多世界史的课，当时是对世界史特别感兴趣吗？

徐：我本来想读世界史，那时打算跟金重远老师读研究生，所以选他的课多一些。但世界史的课很少，只有金老师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陶松云老师的 “英国史”、袁传伟老师的 “英印关系史” 等。余老师的 “中国现代军事史” 其实是我用来凑学分的 —— 没想到这个凑学分的念头，改变了我的学术路径，这真是命运的安排。

张：除了金重远老师的课，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课程？我们知道您之前选过骆玉明老师的 “中国文学史”，现在骆老师还偶尔开课，我们有幸听过。

徐：当时中文系给历史系开了一门选修课叫 “中国文学史”，分上下两段，杨明老师讲上段，骆玉明老师讲下段。我对骆老师印象很深，他是个才子，就在一教二楼历史系的专用教室给我们上课。1982 年时，骆老师应该 31 岁，戴黑框眼镜，穿一双中式蚌壳棉鞋。他站在讲台边讲课，两只脚有一半悬空，我总担心他会一脚踩空掉下来。

骆老师解读陈子昂的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时说：“一句讲时间，一句讲空间，在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一个人默默哭泣。” 他用 “时间、空间” 解读，一下子让诗句活了。这门课我听了 40 多年，现在还能想起当时的画面。有天晚上，骆老师还走到我们宿舍来，当时只有我在寝室自修，他就跟我聊天，问我们的学习情况。

张：当时有历史类的讲座吗？

徐：记得有个下午，中国社科院的李泽厚老师来大礼堂讲课，人特别多，人山人海。据说李老师开口第一句是 “我不太会上课”，下面马上有学生大喊：“你的文章写得好！” 那时候学生的真性情，从这事就能看出来。

历史系的讲座特别多，国内外很多教授都来复旦历史系开讲座，多得像 “过江之鲫”。比如胡厚宣、周一良、庞朴、李学勤、金冲及、李新、日知、宁可、金维诺、张芝联、丁守和、王尧、来新夏、蒋孟引、裘锡圭、汤志钧、胡绳武、茅家琦、汪向荣、李泽厚，还有美国的方纳、高加龙、袁清，法国的索布尔，日本的井上清、森正夫等。我会按自己的兴趣去听一些，也会听去听讲座的同学讲见闻、说八卦。比如法国的索布尔老师来开讲座时，听说中国家庭办丧事后会聚餐，就跟中国同行说 “法国也有类似风俗”；研究明史的美国俄亥俄莱特州立大学教授袁清，讲座结束后专门去请教樊树志老师；李学勤老师给我们讲古文字学时说，“岛” 字就是 “大海上一只鸟站在石头上” 构成的，当时历史系的吴杰教授也坐在下面听；周一良老师还说过，有个好学的年轻人写信问他 “土耳其宫廷太监” 的事，他建议对方查百科全书 —— 不过我想，1983 年前后，国内想找英文百科全书不容易，而且大家的英文水平也有限。

张：有印象深刻的课余活动吗？

徐：我喜欢安静读书，几乎不参加玩的活动。1984 年的上海，普通人家居住条件都一般，我们家算好的，58 平方米，两个半房间，有独立厨卫。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经常在家学习。记得王维江同学第一次来我家，站在大门口左看右看，脱口而出：“要是我家有这么大的房子，我也不去学校了。”

我们当时有个学习小组，共 10 人，7 个男生、3 个女生，最后留在复旦大学工作的有沈文忠、王维江和吕静。我经常请同学们来家里玩，有一次我爸妈做了一大桌菜，最受欢迎的是一大锅罗宋汤。为了让我们玩得自在，爸妈做完饭就出去了，同学们把那锅罗宋汤喝得干干净净，几十年后他们还会提起这锅汤。

1985 年毕业前，我又请一些同学来家里包馄饨，还把一枚五分钱、一枚两分钱的硬币包在馄饨里，说 “谁吃到谁幸运，能分到好工作”。结果郭志刚吃到了硬币，却被分配到南京外国语学院，算是 “辜负” 了我的馄饨。不过没多久，余子道老师介绍他去考北京军事科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他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最后当了军事科学院军事研究所所长。我们的大学毕业纪念册里，郭志刚给我留过言：“还记得春节前欢聚吗？兄亲手煎春卷，让我大饱口福。吃馄饨时，我虽吃到七分硬币，却未如愿留沪。兄留校深造，我远赴他乡，何日再相见？栖霞游人 1985.7.11。” 现在和郭志刚见面聊起这事，还会忍不住笑。

外地同学也会请上海同学去家里玩，我们寝室的储九志同学是江苏泰兴人，就请过几个同学去他家住了几天，玩得特别开心。

张：当时有好玩的地方吗？比如剧社演出之类的？

徐：我是 “书呆子”，不参加社团活动，最头疼、印象最深的是怎么让体育课及格。那时我身高 175 厘米，体重 70 千克，得了个 “胖子” 的绰号 —— 按 1981 年的标准是胖子，现在看就是瘦子。因为我几乎不运动，每次体育课考试都不及格。毕业前最后一次体育课补考 1500 米，正好是晚饭时间，我急急忙忙跑到寝室找黄亚南帮忙，他马上放下筷子陪我去操场；还有个叫林斌的同学，在后面推着我 “跑”。最后靠他俩一拉一推，我才算 “跑完” 1500 米，终于及格了。当时沈祖祥同学在操场边看到我这副样子，笑着大喊：“胖子，加油加油！” 补考结束后，体育老师还跟我开玩笑：“以后结婚要送我喜糖啊！” 我至今感谢这些同学，要是体育课不及格，我就只有毕业证没有学位证了，那可就惨了。

当时体育课的安排是：大一、大二上基础课，大三以后可以选足球班、排球班、篮球班；我们这些体育不及格的，会被集中到 “基础班”，还被其他同学调侃 “基础扎实”。在这个班里，我认识了日语系的许金生同学，我俩成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 的朋友。许同学后来成了复旦大学教授，至今我们还有来往，尤其在学术研究上交流很多。我曾看到一位韩国人的文章里写：“他们的友情，始于大学时代的运动场。” 这话特别戳中我。

张：当时同学之间会一起学习、讨论问题吗？历史系的师生关系怎么样？

徐：复旦的才子多，大家以前都是各高中的尖子生，从小听着赞美长大。不过到了大三、大四，差距就慢慢拉开了 —— 有些同学从小阅读量少，理解力也不一样。比如我有个同学，大一才开始认真读《三国演义》，他确实是好学生，但我有点不理解，因为我小学就开始看四大名著，《红楼梦》还通读了两遍。还有个同学问我 “什么是南南合作、南北合作”，我刚好知道，就跟他解释了。

复旦的同学都有抱负，学习上会暗暗较劲。我们班有个来自辽宁建平县萝卜沟乡的同学叫方永刚，辽宁的英文教学水平不如上海，他就特别努力，有次英文考试居然超过了我。后来有同学告诉我，方永刚在我们住的六号楼二楼走廊里大喊：“我超过徐有威啦，我超过徐有威啦！” 他这种好强的劲头，一看就不一般。2008 年 1 月，他被评为中央电视台 “感动中国 2007 年度人物”，这绝不是偶然的。

那时的师生关系特别融洽，我们可以随便去老师家玩、问问题，老师也特别热情。我和丁之方同学曾去朱维铮老师家，请他帮我们改文章；陶松云老师也常请同学去她家吃饭。记得有次同学们准备学科竞赛，遇到个冷门问题找不到答案，在图书馆走廊碰到吴杰老师，他马上详细解答，像 “活百度” 一样。吴老师是 20 世纪 40 年代的留日学生，有很多故事。顾云深老师和我们同住六号楼二楼，经常来我们寝室，看到我们书架上的书，会语重心长地说：“以后读到高年级，要看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啊。”

周谷城先生赠给徐有威教授的题字

我还请时任历史系副系主任的庄锡昌老师写过一封介绍信，去周谷城老师家请教 —— 当时周老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幅字。记得那天我在学校大门口见到庄老师，请他帮忙写介绍信，他一口答应，还马上陪我去大门口旁边的邮局，在邮局营业厅的柜台上，当场写好了介绍信。庄老师的平易近人和热情，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温暖。

张：还有其他有趣的经历吗？

徐：那时师生互动特别好。比如在许道勋老师的课上，有同学站起来提问，许老师会马上回答；要是老师当场答不上来，就会记下来回去查，下次见面再回复，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有次在樊树志老师的课上，我们问他对周谷城老师中国古代史著作的看法，樊老师开口就是 “恕我直言”，然后慢慢讲他的观点。现在想起那个场景，我还会忍不住笑。

2003 年以来，我写了四篇纪念历史系老师的文章：《唾面自干：陈仁炳的晚年》《永远的金老师》《沈老师的 “小鬼”》《聆教在陈宝琛扇面下方的沙发上》，算是对他们的感谢和敬意。我写这些文章比写专业论文还认真，其中《唾面自干：陈仁炳的晚年》在网上传得很广，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位专家说这是我写得最好的文章，这个评价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褒奖。

另外，20 世纪 80 年代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辅导员制度也很有效。我的辅导员胡礼忠老师是历史系 1978 届毕业生，他当辅导员时还去我家做过家访。那天我不在家，他跟我爸妈介绍了我在学校的情况，还诚恳地希望我 “多和同学搞好关系”。后来他又多次委婉地跟我说 “有点清高”，希望我注意，但我当时没悟性，既不懂 “清高” 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怎么改。直到工作多年后，我才慢慢明白胡老师的苦心。前几天我偶然翻到 1983 年 7 月 1 日班主任陈宗海老师和胡老师写的《复旦大学学生品德评定报告单》，上面写着：“如果能够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更广泛地和同学打成一片，就更好了。” 现在看到这张单子，我还是很有感触。

徐有威教授珍藏的《复旦大学学生品德评定报告单》

张：您之前提到去西安实习和参加北京校史采访，能讲讲这些经历吗？

徐：我们那一届由老师带队去西安考察，住在西北大学，待了大概两周。我们考察了乾陵、昭陵、半坡遗址等，大开眼界。从上海去西安，是我第一次坐长途过夜火车。记得西北大学校门口经常有马车经过，食堂没有桌椅，学生都蹲着吃饭。在路上遇到一位说上海话的阿姨，一聊才知道她上海的家在石门一路，离我家很近。直到后来做三线建设研究，我才知道她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上海支援内地建设、内迁西安的上海人。

我们这届同学还参与了复旦大学校史的编撰采访，大家分成四路，去北京、天津、浙江、重庆等地，我被分到北京。我们住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地下室，自带草席和枕头。第一次坐公交车看到天安门广场时，我特别激动。在北京，我们一个个打电话联系老校友采访，有些校友是抗战时期在重庆读的复旦。我本来计划采访杨宪益老师 —— 他的英译《红楼梦》特别有名，打电话约采访时，他说 “欢迎欢迎”，但我多了一句 “我们是来采访复旦校友的”，他马上说 “我不是复旦毕业的”，婉拒了采访。后来我才知道，抗战时期杨老师在重庆的一些大学和国立编译馆工作过，和复旦确实没什么关系。现在想想，要是当时没说那句多余的话，就能见到杨宪益老师，看看这位文化名人的风采了。

张：您的研究方向和在复旦历史系接受的训练有关吗？尤其是您做了很多小三线相关的口述史，本科时有没有相关训练？

徐：上海大学的一位同事跟我说过：“你读书时，老师肯定不会教你研究小三线。” 这话很对，20 世纪 80 年代，老师们根本想不到三四十年后会有 “小三线研究” 这个课题。但老师的教育是 “宏观教育”—— 培养我们的思路、研究方法和钻研精神，这就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种教育的影响能受用一辈子。

张：您对复旦历史系的学弟学妹有什么寄语吗？

徐：到 2024 年，我已经毕业工作 39 年了。工作时经常要填学历，朋友也会问我的学历，我总是说 “最高学历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生”—— 我没读过硕士、博士，更不知道博士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也没有留学经历。但作为复旦历史系的本科生，我 35 岁评上教授，51 岁成为二级教授，这足以证明复旦大学本科生教育的成功。我为自己 “复旦历史系本科生” 的学历骄傲，也特别感谢历史系各位老师的培养。以后如果教育部搞本科生培养评估，建议复旦历史系把我当案例介绍，证明历史系的本科生教育做得不错。也想告诉学弟学妹：就算是历史系的普通本科生，只要认真学习、踏实工作，多少都能做出些成绩来。

访谈札记

访谈那天天气很好，走进徐有威老师家的书阁，阳光斜斜地照进室内。徐老师很健谈，热情地和我们分享他在复旦的学习生活经历和感想，他讲得投入，我们听得入迷，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三个小时。

正式访谈前，徐老师先给我们看了他珍藏的复旦历史系相关材料：从辅导员恳切的寄语，到周谷城老师充满期许的手书，这些物品都承载着他的珍贵记忆，也记录着历史系师生间的深厚情谊。最让人印象深的是一张 1985 届历史系全体同学的毕业照，徐老师在照片背面工整地写下了每位老师和同学的名字，努力留住每一段记忆。纸张已经泛黄，但情谊依旧浓厚，徐老师一一为我们讲述这些往事，仿佛为我们展开了一幅 20 世纪 80 年代复旦生活的生动画卷。

在徐老师的讲述中，一位位历史学者的鲜活形象浮现在眼前，一幅幅师生情深、同学互助的画面被定格：他重点讲了自己找遍材料完成余子道老师《中国现代军事史》课程论文，最后发表在《复旦学报》的经历，还把这事称为自己的 “学术入门”；去周谷城老师家请教、到朱维铮老师家改文章、金重远老师的趣事…… 徐老师多次提到当时历史系师生间的融洽关系，名教授们亲切随和又治学严谨的形象，仿佛就在我们眼前。这些记忆不仅属于过去，还和今天的复旦紧密相连 —— 在相辉堂听讲座时人山人海的场景、老师们真诚亲切的待人方式，是徐老师和我们共同的记忆，更彰显了复旦多年未变的学风底色。

谈到复旦历史系的培养对自己学术道路的影响，徐老师感触很深，他说老师们给予他的是 “宏观教育”。四十年来，他一直受益于在复旦接受的教育 ——“培养思路、研究方法和钻研精神”，这正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的道理。

告别徐老师时，阳光依旧明媚。这次访谈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复旦历史系传承的笃实学风和融洽氛围，就像温暖的阳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历史系人。

来源：《学史笃志录：复旦大学历史学科系友访谈》，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