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睿芝：大题小做

社会价值| 2025

＞泛城市设计中的小确幸

建筑档案

2025年度建筑档案讲述人

曹睿芝

MLA+亩加中国区总监

荷兰注册建筑师

MICROCOSMIC

SLIGHT

SPECIFIC

在建筑行业增长放缓的当下，若固守宏大叙事，则可能失于空泛或无序，新一代城市设计者需要找到值得继续耕耘的一亩三分地。在从大到小、从整体规划到细节设计的尺度变换之间，除了执着于“大”外，也可以将目光投向“小”，从微观个体的经验出发，用更轻的步子实现对社会的正向促进。这同样是不断学习、生长的过程——在与不同社会主体的交互中，吸纳经验；在行业的进退中，撇除泡沫；在风、光、水等自然的亲身体验中，触发幽微。人在塑造城市，同时，城市也在塑造人。

游走于多元尺度

以小拆大

面对变动的行业与项目，城市设计师可以挖掘存量中的小细节，吸纳用户和公众的创意，以更加自由、更为可控的方式让小型项目在现实中落地，从而拆解宏大的话题，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同时，产生或许微小却实实在在的影响。

邵兵（建筑档案创始人/主编，以下简称“邵”） 当我们谈及“社会价值”，首先要谈到“社会”。或许规划师更能描绘最初的社会形态，因为一座城市不可能从单一的建筑开始。有了对城市整体的认知概念，才有觉悟的空间。你所学习和从事的行业是如何帮助你构建社会认知的？

曹睿芝（以下简称“曹”） 我上学时读的专业是建筑，第一份工作是在荷兰的KCAP。去这家公司之前，我甚至不清楚城市设计是干什么的。城市设计生长在规划和建筑之间的缝隙里，撑开了这个缝隙，也超越了这个缝隙。城市设计师有点像是杂家，什么都得会一些。我是个比较“宽”的人，好奇心重、爱好多，城市这道题一定程度上还挺适合我，因为它够杂，能不断吸引我的注意力。在KCAP，我背后坐的是一位韩国的城市设计师，她就拉着我做城市设计项目。但一直等到四五年后，我才逐渐开始明白城市设计到底是在关心什么，才勉强算入了门，成了一个有城市设计视野的建筑师。

规划、城设、建筑……每个尺度都能具体地提出城市的问题，只是方法不一样。每个人也都有切入城市问题的独特角度，并不一定局限于所谓的专业。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创意园就有很多漂亮的店铺，可能只是店铺老板认为这里的流量（也就是专业所谓的“公共性”）好，就选择在这个街角开一间咖啡馆，把立面全部打开（也就是专业所谓的“开放性”）。做大之后，他又逐渐把旁边两栋楼也盘下来，开始做更大的改造，激活了这个城市区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城市观，都能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或多或少地介入和影响城市。

邵： 你如何看待社会价值，又是怎样介入和影响城市，乃至实现社会价值的参与？

曹： 听你说到“社会价值”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警惕，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词，讨论容易变得空泛。面对一个大话题的时候，我反而会更愿意从小的地方开始理解。这个“小”是多维度的，可能是尺度小，可能是时间短，也可能是影响范围小。因为“小”就意味着“具体”，可以把宏大的话题拆解开。

这种警惕，一定程度上和我们团队的职业成长路径有关。我们的职业实践，是从“大”开始的。亩加的几个骨干成员年龄相仿，开始实践的时间也接近，没有赶上中国城市化最迅猛的年代，但勉强算是蹭到了一点儿尾巴。在亩加成立之初的五年时间里，我们参与了大量城市尺度的项目，需要协同不少社会资源。 “大”也同时意味着更小的“我”和更多的利益相关方，伴随而来的也有更多的限制。

好莱坞电影中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在我们的实践中，则是“尺度越大，调停越多”——我们的角色，与其说是设计师，不如说是调停者。在“大”的项目中，设计师的想法会逐渐隐身、溶解在多方的诉求里。“大”的项目也常常伴随着更长的决策和实施周期，随着时间的演进，设计成为各方角力下的橡皮泥，不断被改变、塑形，甚至有时项目本身做着做着也会消失。从全局看，这个“众创”过程本身是合理的；但对于年轻的设计师来说，设计的价值更不可读甚至隐形，在这个过程中定位自身也更难。随着项目的演变甚至无疾而终，我们有时候会怀疑设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对社会产生影响。当然，现在回想起来，能从“大”开始，是时代使然，是早年的奢侈；这些奢侈里，有些是积极的信心，也有些是膨胀的泡影。

▲ 小梅沙海岸带城市设计效果图

▲ 深汕合作区滨海片区城市设计效果图

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想在“大”里面找到一些“小”，找到一些确幸。有的时候，是尺度上的小，深圳盐田区深盐路的景观改造，概念方案中标后，经过多方博弈，最终只能在近期落下去几个微观的设计决策，虽然少，但是有效；有的时候，是时间上的短，很多城市设计项目完成后未必能够落地，但其实城市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共谋的工具，一种城市尺度的可研——“三思而后行”或者“三思而后不行”，都不能否认三思的价值。落不下去也有原因，大家一起想过了，也就不后悔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甚至会从大项目里孵化出一些小项目，比如说在做了多个深圳的滨水项目后，发现深圳在微观上其实是水感很弱的一个城市，我们就自下而上，发起了“POOL+”计划。

勿以善小而不为，在大的不确定下，总归会有一些小事能让周围变得好一点。

▲ POOL+项目对公众开放

与此同时，我们也真正着手开始切入一些“小”设计。这和社会发展阶段有关，也和行业现状有关——大的建设做完了，需要收拾缝合一些“金角银边”。我们早年的主要项目来源是竞赛，这几年开始，竞赛少了，但是项目流里慢慢出现了一些微改造、微更新的落地实践。

这些小的实践，反而有更高的效率——一方面，它更加可控，虽然尺度变小不直接代表难度变小，但调动的社会资源肯定还是少一点，压力也小一点；另一方面，它的效果更加立竿见影，比如在龙岗低碳城环境提升项目里，一个路牌、装置或是喷绘的实施，立马就能看到有没有人停留、阅读、跟随、互动，正反馈来得特别快。

▲ 低碳城桥下

▲ 低碳城中的碳装置

▲ 低碳城中的雨水管理系统

邵： 是否可以说，有一段时间里，大家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你给出了一个暂时的答案？

曹： 城市设计本身就是动态的，永远都只有当下的答案，只能一小步一小步地作判断，没法知道最终会走到哪里。今年我们做了不少小型落地项目，就连在这些规模不大的建设过程中，也只能见招拆招。工人可能在某个地方做错了，如果完全拆除、按照原始图纸修改、再重新建造，那就会对资源造成更大的浪费。我们会直接顺着工人的做法做一些微调，或者修改还没有施工的地方，实现对现状的匹配。在设计和建造的过程中，一切都是动态的，需要做最悲观的准备，但怀着最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是设计师，更是市民

自然会设计

城市设计的锚点在人，又不只在人。卸下城市设计师的专业包袱，作为市民亲身参与生活实践，在与城市和自然环境的互动之中，能够获得别样的新奇灵感。而当真实的生活体验开始涉入，设计便更可能与人的自然需求相遇。

邵： 作为城市更新的参与者，你的身份认同一直是“城市设计师”吗？有没有产生过身份焦虑或困惑？

曹： 本质上，我会把我们团队定义为“泛城市设计师”，甚至说是城市设计师可能都太窄了，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涉及一些城市之外的领域了，比如说自然。

可能也正是因为我们团队的设计内容宽泛——规划、建筑、景观等都有涉猎，所以外界对我们的定义也是波动的，比如前些年景观都市主义的竞赛多的时候，外界可能把我们定义为景观公司，而不知道我们其实是建筑起家的团队，在国内一直参与大量城市设计的实践。

我个人其实是拥抱这种标签的波动的，能在有限的职业生涯里，体验不同的设计乐趣，多好啊。每个项目都有其本身的价值，就价值内核来说我并不焦虑。

但是在商业上，标签的波动或许不是一件有利的事，客户没有时间听你娓娓道来自我介绍。一个明确的商务标签可以更高效地定义团队，也能帮助客户更快地判断这个类型的项目要不要找你，所以如果要说身份焦虑，这种焦虑更多来自短期、功利、商业、现实的考量。

当然了，确定的标签也是一把双刃剑。

邵： 也许你的工具一直在变化，有时候可能用建筑师的工具，有时候可能又用规划师的工具。但最重要的是内容，对于你来说，城市设计内容的锚点在哪里？

曹： 锚点在人，又不止于人。有一些甲方和同行会调侃我们，说我们团队的城市设计效果图里都是人，不那么“冷淡”。单看城市的话，确实肉眼可见的大部分有机构成都是人，经典的设计理论也都强调要以人为本；但当我们开始走出城市、走进自然，就会发现人其实也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环，这个舞台上还有别的物种，还有风、光和水。人的行为也是与自然进行交互而产生的结果。

也许是缘分，也可能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团队很多项目的场地，都是原本群众基础就很好的场地。在踏勘过程中，我们很享受观察在我们介入之前，人是如何与最初的场地中发生关系的。今年上半年，我们参与了惠州环两山的集群设计，在罗浮山和南昆山区域一个“8”字形公路沿线的驿站群。我们的驿站场地，在澜石河畔的下浪村里。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冬天，不是溯溪的季节，但是河里的卵石滩上，很多卵石都带着铁钩子，后来意识到那是夏天时用来扎天幕的。那条河每到夏天就热闹非凡，来自整个珠三角的游客都会在这里扎天幕，带来溯溪经济。项目本身其实没有收到明确的任务书，但就是因为在踏勘过程中发现了大家对这个地方的喜好和用法，我们就顺势而为，做了一个大型的天幕，用来满足人们原本就存在的天然需求。

▲ 下浪大幕 © 朱雨蒙

邵： 也就是说，你会关注人们自然而然的需求，然后去满足它们，把环境塑造成人想要的样子。你经常会想做出这种改变吗？

曹： 我们所参与的很多项目的缘起，一方面来源于职业，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市民，许多想法都来自自身的感受。“POOL+”的灵感就来源于我们初到深圳时的第一印象，那时我跟欧洲的同事来深圳出差，产生了一个疑惑：在深圳这样一个亚热带的滨海城市，明明有大半年时间都可以下水游玩，为什么看得到的滨水互动这么少？在这座城市里，人和水的距离很远，要么是被物理隔离，要么被水质劝退，游泳池都是被“圈养”在小区里的，真正公共的戏水空间很少，要么就得到大梅沙之类很远的地方去，和一堆人挤在海滩上“下饺子”。总而言之，在深圳，人和水的互动是受限的。作为一个外来者，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想法，要不要提议在深圳做10个公共游泳池，或者是简单一点的戏水池？这样或许能把人与水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后来我搬到深圳生活，有时候想在城市里找一个性价比高一些、可达性和环境好一点的公共泳池去游泳，发现找不到，“POOL+”的想法就在脑海里更具体地浮现了出来。

▲ 孩子们在“POOL+”中玩耍

“鲲鹏径”规划也是。一到周末，我就发现自己在深圳无处可去，在城里只能去逛商场，后来发现还能爬山，就生生把自己养成了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深圳由上千万市民组成的，我也是其中之一，如果我对某个东西有需求，那可能有很多市民和我有同样的需求。深圳有山有海，自然环境的禀赋是现成的。当市民需求和环境禀赋发生重叠，有人就开始关注这件事：我们要不要梳理一下深圳的山林？于是“鲲鹏径”就被提上了日程。

这个项目很有趣，没法归纳到既有的项目类型里，它既是规划又是景观。我们介入的时候，还没有到真正进入山体步道的具体设计和实施环节，更像是帮助决策者进行早期的筹谋，需要对项目信息进行系统梳理，考虑后续的行动步骤，甚至包括怎样利用媒体造势宣发，用怎样的机制进行运营，完全不是单纯的空间规划。

▲ “鲲鹏径”研究初期项目地图

▲ “鲲鹏径”研究初期项目总表

邵： “鲲鹏径”的步道路线非常曲折，左弯右绕、有上有下。你曾经提到，在走过很多趟之后，在每个转折点都能发现具体而好玩的东西。

曹： 我们团队实际参与“鲲鹏径”规划的时间其实很短，大概就一两个月，不太可能把几百公里的步道网络全部走完，所以是在片段踏勘的基础上，借用了数字化工具进行规划。但是在梳理完整个大的系统之后，结合自己在深圳山体步道中的体验，我们脑海里开始有一些具体、微观的想象和伏笔，再去做一些更小的项目时，这些想法就会在微观尺度上浮现出来。

后来我们开始做深圳的公共建筑项目，这些伏笔就一个个地落了下去。深圳有个特点，土地紧缺，所以几乎所有新的公共项目用地都处在城市和山体的边缘，地形复杂、高差大。南山的荔山小学是这样，龙岗建筑产业生态智谷是这样，南约学校也是这样……我们在“鲲鹏径”步道项目中埋伏的想法就会代入进来：怎么把社区与山体自然地联系起来？如果项目中需要建造一座桥，它的作用就只有通行吗？或者说除了解决物理上的关联之外，我还可以利用这座桥做到更多事吗？

▲ “鲲鹏径”翼翼桥效果图

龙岗南约学校，是在马峦山脚下占地很小的一个地块，但最低点到最高点可能有十几米的高差。马峦山是深圳很秀气的一座山，有很多瀑布，但是我们去踏勘的时候，学校场地周围的山体都是无人踏足的荒郊野岭，并没有跟社区发生积极的互动。方案设计的时候，我们就把学校的上学主路径，也设想成了未来上山的入口，延伸出去就能直接通往马峦山的登山径。做这个设想的时候，我们心里其实是做了最差的打算的，就是这条线路可能最终不会真正地延伸出去，首先因为学校有自己的管理边界，其次因为周边的山体什么时候会有郊野径的系统也未可知，但我们还是想预留一个空间的接口，万一呢。

项目中标两三年后，也就是今年开工后，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同行发的朋友圈，发现她就住在南约学校附近的社区，社区背后的山林里真的出现了一条郊野径小环线，周末她去爬马峦山正好经过了学校的场地，这也意味着，未来校园的主路径就有条件和社区登山郊野径发生真正的物理衔接。那真是非常惊喜的一刻，我们的规划设想与使用者的真实需求相遇了。

▲ 南约学校近地面布局平面图 © 亩加&梓集

▲ 南约学校内部风径 © 亩加&梓集

▲ 从登山小径看南约学校 © 亩加&梓集

邵： 你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强势的设计师，一定要在作品中鲜明地体现自我。你只是处在那个位置，并且会有意识无意识地把自己的生活融入设计和规划里。

曹： 我们会尽可能地减少设计的“空降”属性，更多顺从场地的自然状态。作为一个生活在深圳的市民，我当然会把生活中的真实感受投射到职业中去。我和我的一些同事，都喜欢户外运动，爬山的时候，很自然就能习得对自然的敏感；深圳又是一个季风多雨、地形多变的城市，行山的时候也需要密切观察：哪里有冲沟不好走？为什么有冲沟？哪里是迎风面？哪里是背风面？……所以在设计里，我们对风、光、水的敏感度也会增加。

▲ 盐田半山公园带

面向大众的设计

在社会互动中学习社会

城市设计师的专业理性需要找到与社会大众的接合点，个体同样要为项目推进和社会关系的因素而妥协。只有在不断的社会互动中，才能更好地学习社会，并在社会中生长出自己的枝蔓，为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做好准备。

邵： 你日常总是处于很阳光、灵动的状态，但是从你的作品里，又能看到你极为专业、理性的部分。也许这些部分才能给你更多的安全感，因为你会单刀直入地面对一些社会问题，似乎带着某些“刺”。

曹： 专业理性的部分是后天训练的结果，建筑是“入世”的学问，灵动的创意需要理性筛选才有意义，也是这个专业的趣味所在。在这方面，我其实是比较晚熟的，大概到三十多岁才意识到这部分的价值，进而才更自觉地进行积累和训练。

我能意识到那些“刺”的存在，但现在的表达会更谨慎、更辩证一些。这种转变和过往的一些经历有关，现在网络发达，公共表达的速度和所能辐射的范围是超尺度的。一句话，即使有99%的人支持、1%的人反对，当基数足够大的时候，那1%的声音，也是震耳欲聋的。

邵： 你的话中其实暗含了人和社会系统的关系。在社会中，人不能总是作为一个个体进行表达，而是得考虑到自己所在的团队与其他社会主体，比如合作伙伴和甲方的关系。而当个人被放到社会系统的高度，你其实就失去了自主权，除了更加谨慎之外，还不得不妥协，甚至要违心地表演。

曹： 其实无论是建筑师还是规划师，又或者是城市设计师，最终都是为人设计，就要和人交流，交流是项目的一部分。语言是信息传递最基础的工具，可以在人群中快速地建立共识。得把沟通当成一门技术来学，掌握相应的方法和分寸，才能更好地推进项目。

妥协也不完全是负面的事情，它提醒了我：我原本可能把自己面对的设计对象想象得太简单了，实际上在一个项目里，我可能面对着几万、几十万的利益相关者，得尽可能站在更多群体的角度去思考，才能获得更好的解法。

邵： 很显然，相比过去你有所成长，尤其是在“POOL+”这样长期持续的项目里，你的变化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在你看来，你所从事的具体工作给你提供了怎样的养分？

曹： 我们做的第一次“POOL+”是在深圳的桥头村——一个城中村。毕竟是第一次做，多少带有一定的实验性，也试图记录“POOL+”快闪植入前后可能存在的反差来验证我们对于深圳水生活的疑问和想象。那植入“POOL+”就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过程中就和社会发生了大量真实的接触。

最开始是何志森老师，推荐我们去桥头村找“桥头一枝花”——村里一位爱唱歌、每天穿旗袍、卖凉茶的活络大姐；她把我们引荐给村委，我们找到村委，说明意图，书记表示支持我们做；推进到一半，得知村里还有12个生产大队，因为其中有5个不同意，所以我们不能实施。你能想象吗，2021年的深圳，还有生产大队的存在！我们就再次去到村子里，希望能碰到生产大队，再沟通陈情一下。没有遇到生产大队，但遇到了场地（林氏宗祠）附近居住的一位环卫工人李叔，他说虽然不能带我们去见生产大队的人，但可以带我们去找祠堂的林氏后人聊聊。你看，一个小小的城中村就有这么多的势力，有村委、生产大队、不同的居民，还有宗祠长老。我们和宗祠长老聊下来，他觉得很好，决定支持我们，由他出面和生产大队沟通。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不知不觉摸索到了这个城中村的社会网络，最终“POOL+”的植入仿佛只是这个进村过程的一个赠品。

▲ “POOL+”桥头人物关系图

▲ 孩子们参与到“POOL+”桥头的搭建中

▲ 村民为“POOL+”桥头书写的对联

桥头村的“POOL+1.0”最后效果不错，自然而然地会吸引或者感染到更多志同道合的社会主体。比如和我们长期合作的规划院，他们解决问题的路径通常是自上而下的，“POOL+”的这种做法和蓝图式规划不一样，是自下而上的、偏向“游击式”的城市设计；政府下属的研究机构也有来旁观，看完之后也很受鼓舞，发起了桥头村改造的小美赛；之后还遇到了深圳其他城中村的话事人……他们就会给我们抛橄榄枝，帮助我们持续扩大“POOL+”的可能性和影响力。

有了“POOL+1.0”这个真实案例的另一个好处是，在其后的迭代过程中，新结交的伙伴们也会更信任我们，让我们能更自由地发挥。另外，我们也积累了在社区中和人交流、推进工作的心态和经验，更知道怎样去面对复杂情况，用更少的力气做成更有效的事。比如，之后我们又遇到了蛇口无车日，无车日的志愿组织方希望我们在往届常规的街头摆摊、舞龙、花车游行的基础上，策划1~2个点睛的互动装置或者街头游戏。虽然在我们开始对接的那个时刻，离无车日活动当天只有一个星期了，但是我们团队非常快速地展开踏勘及头脑风暴，确定了一个可以快速准备、执行，且有一定封面效应的活动方案。于是就促成了无车日和“POOL+”的一次梦幻联动。因为我们具备了之前的经验，这次活动就比在桥头村的那一次要轻松、丝滑得多。

▲ “POOL+”蛇口

▲ “POOL+”蛇口，海洋球泳池

邵： 你做第一个“POOL+”项目的时候，本质上是你要了解社会，你得先进入那里，才能改变那里；至于第二个项目，是你找到了关注同一个公共议题的同道中人。我认为这两点是你的价值基底。

曹： 对。在“POOL+”桥头村的时候，我们还完全没做过类似的事情，是在实验和测试一个心中的假想；等到“POOL+”蛇口无车日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借用自身的经验去加速与不同的社会力量快速了解、相互筛选的过程了。

“POOL+”的发起，甚至不完全和建筑、景观或规划，以及任何所谓的专业性有关，更多的是我们作为真实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市民，一个朴素的发愿，希望自己的生活可以有更好的物理环境。我们很乐于测试、推动这样的发愿，就像我之前说的，做“大题目”固然难能可贵，但一万年太久；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不妨也可以通过一些更轻量的做法，更快速、更可控地去正面影响社会。

▲ “POOL+”

本文图片由曹睿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