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创新」邵春堡：让治理成为“能呼吸”的生态系统

邵春堡：让治理成为“能呼吸”的生态系统

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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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技术的指数级变革，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之路，不在于建造一个固化的数字宫殿，而在于构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智慧治理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在于构建一种能够动态调适制度稳定性与技术迭代性的能力，最终实现治理体系与数字文明的同频演进。

2023年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最具革命性的技术引爆点，正加速迭代，推动全球AI竞争走向模型、算力与数据的协同，并带动生物科技、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的竞争日趋白热化。技术正以“爆炸”般的速度重塑社会，其渗透性和影响力日益深刻。然而，社会治理与规则制定的步伐却相形见绌。问题的关键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治理体系能否跟上技术与社会变化的节奏。在技术迭代发展与治理制度稳定之间寻求平衡，需要尝试构建“能呼吸”的“敏捷治理”生态系统。

一、制度稳定与技术迭代的矛盾

制度与技术遵循不同的发展逻辑。在历史上，二者的演进速率大致匹配；而在当下，其迭代周期呈现出巨大的“速度差”。

1.制度的稳定悖论。法律和制度稳定，会给社会和市场明确的预期，让人们感到安全和国家有序。朝令夕改则损害治理公信力。在技术演进缓慢的时期，一项核心技术的代际更替往往长达数十年，这使得法律与制度能够保持长期的有效性。例如，《汉谟拉比法典》其文本本身便沿用了数百年。反观当下，以AI大模型为代表的技术，其迭代周期已缩短至以“月”甚至“周”为单位。治理法规若固守不变，势必会严重滞后于现实。如果治理的法规和制度不变，就会严重滞后，老办法难以解决新问题。因此，要正视制度长期性和稳定性的周期在缩短。

2.技术的跃迁效应。技术的产业化和广泛应用正在驱动社会变化和发展。我们正身处一场新科技革命的“机遇窗口”。这场革命呈现出“机遇群”的特征：技术在多点上同时突破、群发并进，且彼此融合、通用性强，与产业结合后催生出连绵不断的新业态。这一“机遇期”具有全球性和战略性，主要经济体与企业无不争相布局，唯恐落后。

广泛应用新技术的社会又在驱动治理。这些技术产业化后，快速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平台经济、数字孪生城市、智能家居、智能制造、自媒体等，使治理对象即社会本身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多变，可以说日新月异。

3.制度牢笼与创新野马。技术与治理的深度交织，凸显了经典的两难困境：过度监管可能扼杀创新活力，而放任自流则会累积社会风险与市场失序。一方面，技术本身蕴含的复杂性及潜在风险，以及社会应用新技术后引发的深刻变迁，都构成严峻的治理挑战。若以旧有制度去监管迭代技术，治理不仅会效能不彰，更可能扼杀创新活力。另一方面，若放任自流，又将因规则缺失而引发市场失序与社会风险。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传统治理体系如同一座“坚固但迟缓的堡垒”，难以追上数字时代“高速疾驰的跑车”。国家治理怎样适应新情况，处理好治理制度长期性稳定性与技术加速发展之间的矛盾？破解这一困境，或许可以从历史的治理智慧中汲取灵感。邓小平同志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展现出的辩证思维，至今仍具启示意义。在1977年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面对恢复高考的建议，邓小平同志当即采纳其核心精神并果断去除了“领导批准”环节，强调“今年就恢复”，力主在当年12月这一非传统考季紧急举行高考，其决策之坚决，正源于“百年树人”的战略考量不能有半点迟疑。[1]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对于1982年“傻子瓜子”工厂用工100多人，远超当时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雇工数量的限制，当时引起各方关注，邓小平得知后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并指出有些个体户雇工超过国务院的规定，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2]这两个案例共同揭示了一项关键的治理智慧：对关乎根本和公平的议题，须果断响应；对市场自发的创新，则应保持“战略耐心”，为制度的审慎制定留出观察与适应空间。将这一智慧应用于技术及其广泛应用的社会治理，就要求我们具备精准的风险识别能力，在“管”与“放”之间做出情景化的精准判断，而非一概而论。

二、双向接口的敏捷治理是破解之道

对于科技和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现象，很难找到一劳永逸的方案，而应在鲜活的治理体系设计上下工夫，使其成为能像呼吸的生态系统，不断吸收和感知新变化，不断输出适应性的策略和法规。这就需要在治理体系上预设“输入”与“输出”两大接口，构建一个持续与外界交换能量与信息的循环系统。“输入”即感知与吸纳，包括新技术工具和社情民意；“输出”即反馈与引导，包括适应性法规和治理需求。当然，对治理体系内在的微调，应坚持“大框架稳定，小细节灵活”的原则，如同一个生命体，通过持续不断地从外界吸纳能量与信息来实现自我更新，同时又避免动摇其核心，从而实现稳健而持续的进化。

1.“输入”接口旨在提升治理体系的动态感知能力。主要通过吸纳两类“养分”：一是输入新的技术、工具和方法，提高治理水平。如大模型安全卫士能以模制模；如AI治理五维法，用系统性的方法帮助政府构建人机共治范式；如多模态思维链用于复杂案例分析、城市态势感知等。二是输入社会的新情况、新变化，实时感知治理对象的动态演变。如以特斯拉FSD为代表的自动驾驶系统框架，展现出人工智能在复杂环境中持续决策与高效迭代的潜力，可为交通治理、城市安全等领域的规则构建提供新方法与新思路；如金融领域的AI驱动型支付（AI-poweredPayments）和智能风控等以用户为中心、深度嵌入场景的新型服务模式，提示治理体系必须关注技术对业务流程与用户体验的重塑作用，从而更科学、更具前瞻性地设计监管规则。

2．“输出”接口的核心功能是迭代与引导。体系将对输入的信息进行甄别、研判、试点与法定程序转化，最终形成新的规则、政策与措施，并将其精准地反馈给治理对象：一是根据治理内容，针对性地输出到治理客体不同的层次、类别和区域，以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优化治理实践，解决新问题。如在吸收来自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的数据与经验后，监管机构可以及时输出分区域的、差异化的自动驾驶法规，而非等待一部“完美”但滞后的全国性法律。这有点像“群众路线”，从群众的实践中来，经过改造提高，再回到实践中去，就能适应时事，既能为群众的实践所接受，又能针对新问题得到好的治理效果。二是把治理需求输送给科技界。向科技公司、研发机构提出需求，比如需要更好监测网络安全的工具，引导技术研发为治理服务，打造更先进的治理装备，争取让治理能更好更快地运用上最先进的工具，还要追求更加专业独特的治理技术和工具，发挥社会治理奇特的功效。

3.“输入”“输出”构成了紧密耦合的治理闭环。治理体系通过输入接口感知技术动态与社会反馈，经过内部的分析、试点与决策程序，再通过输出接口释放出优化后的规则与政策，这些规则政策在实践中产生的新效果、新数据，又作为新的“养分”被输入体系，从而驱动治理体系实现螺旋式的演进与升级。

治理体系增设输入输出的方式，如同治理的经常化“小试验”，输入让治理体系能感知变化、学习新知；输出让它能增加适应性影响、即时纠正偏颇，积极引导社会。让治理的决策从“凭经验”转向“兼看数据”，通过智能敏捷的手段，得到科学治理的效果。特别是通过“一呼一吸”的两个接口，形成动态平衡的闭环。这一“呼吸”式的治理闭环，恰是社会学家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的生动写照：治理结构既通过规则塑造社会行动，其本身也在被源源不断的新技术、新实践所重塑。治理体系由此从一个静态的“机械装置”，转变为一个能够学习与成长的“生态系统”。[3]使智能时代的治理结构既通过规则塑造社会行动，治理体系也在被源源不断的新行动、新技术、新实践所重塑。特别是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深度耦合，将会产生结构与行动的相互作用。

三、迈向“会学习”的智慧国家

构建敏捷治理的目的，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建设一个真正“会学习”的智慧国家。这样的治理体系，应具备感知、适应、学习和自我优化的能力，能够像有机生命体一样，持续从技术变革和社会发展中汲取养分，不断调整和完善自身结构。这旨在实现一种类似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生成式治理”，也就是一种能够为国家与社会创新源源不断生成适应性策略的公共治理新范式。“这一新兴公共治理范式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全域数据感知、跨域知识萃取、多情景策略创生，对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决策制定和执行优化进行系统性赋能。”[4]实现这一目标，无疑需要培养既懂政府管理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全面提升政府的“数智素养”；需要构建既借鉴AI生成式、又不同于纯粹技术逻辑的治理生成模式；需要培育容忍“审慎试错”的组织文化，尤其应在监管沙盒、政策试点等风险可控的领域，鼓励大胆探索与学习精神。除了治理主体的积极态度和行为，还需要治理体系各维度的协同推进。

1.治理工具智能化升级。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仿真模拟等数智技术赋能治理过程。如建设“政策仿真实验室”，在政策出台前模拟推演其社会经济影响；利用大模型进行海量法规文献的智能比对与冲突检测，辅助制度立改废释；构建城市级数字孪生平台，实现对复杂城市系统的实时监测与动态调控。通过这些智能化工具，提升治理的科学性与预见性。未来十年，随着AI深入千行万业与千家万户，唯有将“AI普惠”与“AI向善”融入治理框架，人类才能真正掌握技术主导权，从而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美好智能世界。

2．组织架构的扁平化网络化演进。改变僵化迟缓的传统科层式治理结构，打破部门壁垒，构建跨领域、跨层级的柔性项目团队和协同网络。在特定区域或领域内，为创新产品和服务提供安全的测试环境，实现风险可控条件下的制度创新。同时，建立常态化的政、产、学、研协同机制，确保治理体系能够快速响应来自技术前沿和产业实践的最新信号。

3.健全反馈与学习闭环。“输入-输出”接口的有效运转，依赖于强大的反馈和学习机制。这要求我们不仅要“输出”规则，更要系统性地收集规则执行的效果数据，建立政策后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对于试点成功的经验，要及时总结提炼并推广；对于出现的新问题、新风险，要能快速溯源、分析成因并反馈至规则制定环节，形成“感知-决策-执行-评估-优化”的完整闭环，实现治理体系的螺旋式上升。

4.构建面向全球协同的治理网络。技术变革是全球性的，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也超越国界。一个“会学习”的智慧国家，必须具备全球视野，积极参与国际数智治理规则、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对话与构建。通过双边、多边合作，学习借鉴他国先进经验，贡献中国智慧，在应对跨境数据流动、科技伦理安全等全球性议题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国家技术创新创造稳定、开放的国际环境。

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并非要追求一个静止、完美的终极蓝图，其精髓在于掌握并持续优化一种动态平衡的能力。通过构建“双向接口”，践行“敏捷治理”，就是赋予治理体系以生命的律动。使制度在保持核心框架稳定的前提下，具备微调与演进的活力；让技术在被合理引导和规范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释放其创新潜能，使我们能够在技术迭代与社会变革的澎湃洪流中，抓住数智文明带来的巨大红利，守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从容驾驭时代浪潮，驶向更加智慧、包容和可持续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恢复高考――中国改革的先声，[N]《中国教育报》,2008-10-07

[2]章颖: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J]《党史纵览》2024.8

[3]吉登斯结构化理论,[EB\OL]快懂百科.2025-11-05.https://www.baike.com/wikiid/738398120895204235?baike_source=doubao&anchor=2

[4]米加宁生成式治理：大模型时代的治理新范式,[J]《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P119

(这是作者邵春堡2025年10月1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

【邵春堡：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

原标题：《「改革创新」邵春堡：让治理成为“能呼吸”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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