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文娱小报｜苏明玉的困境，以及韩国女性的生存困境

上周，热播剧《都挺好》口碑有所下滑，对于“苏家男团”的生硬洗白，“大团圆”迹象的显露，不少观众表示无法接受，曾经有多么为该剧的颠覆性叫好，如今就有多么失望；上周一，女生清华考研复试失败，发文称遭“性别歧视”，随后关于女生维权合理性和“性别歧视”的标准讨论引爆了网络舆论；与此同时，韩国“胜利事件”的持续发酵，暴露了韩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数码性暴力”行为乃至“强奸文化”，而韩国女性的生存困境到底何时才能得到解决？

《都挺好》口碑下滑：曾经多为其颠覆性叫好，如今就有多失望

年初热剧《都挺好》即将迎来大结局，网友们针对剧中各种家庭矛盾在网络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们发现原本棱角分明的角色被塑造得越来越脸谱化，行为逻辑的合理性也被大幅削弱，偏向大团圆的剧情走向也不尽如人意。观众开始审视该剧影视形象背后的时代背景，这样的家庭不是个案。

《都挺好》的女主角苏明玉树立起了以往中国家庭伦理剧中没有的女性角色，她不再隐忍而是选择与原生家庭“正面硬杠”。正如澎湃新闻刊登的《<都挺好>：走出隐忍，女性终于可以“硬杠”原生家庭》一文中提到的，苏明玉是一个异类，她不取悦，不隐忍，反倒表现得尖锐果决；她这样的女性形象背后标志着个体意识与传统孝道的碰撞，这也是社会文化心态转型的一个必然。随着社会的个体化和自我意识的增强，中国年轻人早已开始重新思考孝道，不再将“权威型孝道”作为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而更加崇尚“互惠型孝道”，强调父母为子女的付出与子女的回馈应该对等。

而《都挺好》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父亲苏大强，从“严父”到“作父”，这可以被视为一种父权的瓦解。在《并非陌生人|苏大强的孤独和宿命》一文中，王恺表示，“改革开放之后，父权还是没有受到质疑。反而需要重新巩固，当时涌现出大量宣讲和睦、孝道的电影，著名的如《喜盈门》。但是这个权利体系的合理性真是脆弱，揭开来看真相，所谓的父母养育之恩，遵奉孝道之必要，都是不堪一击。苏大强，只不过是这个体系的寄生虫，他和大哥都算是遵奉者，仗着流行的意识形态的余威，一次次对子女命令，索取，盘剥。”而这种“盘剥”是失去自我式的，苏大强为了和保姆结婚，不惜用自杀来威胁子女。

虽然剧情一步步在推进，苏家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但每个角色表现出的张力却让人有些失望。以主角苏明玉来说，GQ报道刊文《<都挺好>：只靠一个苏明玉解决不了问题》中明确表达出了对这个角色后期发展的不满意——“在某种程度上，明玉这一角色却不如樊胜美真实”。作者张之琪认为，“更丰富更细腻甚至更暧昧的部分，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尤其是当一部文艺作品带着‘现实主义’的前缀时，这种二元对立的情形就更加可疑。”可这种二元对立也面临着陡然瓦解的窘境。

《都挺好》现在豆瓣的评分为8.2分，但众多网友早就放下狠话，如果《都挺好》结局大团圆就会怒打一星。从苏家三个男人慢慢被洗白的剧情来看，《都挺好》也逐渐陷入了中国家庭伦理剧的套路中，相拥而泣、冰释前嫌的大团圆结局似乎就在前方等待着大家。新京报书评周刊《<都挺好>：如何对“大团圆”结局说不？》中分析了观众们抵制大团圆这个现象，作者认为“观众讨厌的不是大团圆，而是厌恶走向大团圆时的‘假大空’，讨厌无缘无故的爱和恨、洗白和宽恕”。文章从《都挺好》入手指出中国家庭伦理剧已经走入了死胡同，“许多家庭伦理剧并没有很好地捕捉到当下生活的新经验，并将之具象化、影像化，进而变成一个令人感同身受的故事，反倒是沦为一出出聒噪的家庭闹剧。除了主流价值观的制约，内容制作者们确实也没有能力去想象一个更合理的结局”。

女生清华考研失败发文：是滥用“性别歧视”标签还是合理质疑？

3月18日，微博网友“Hardwell-is-life”称，她在报考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复试面试招生时遭遇性别歧视，作为女生，她笔试第一，但面试遭遇不公。一经发文，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当晚7时许，女生再次发文道歉，称为自己的不负责言论感到愧疚。两极化的观点主要源于“清华大学是否性别歧视”一问题的鉴定上。

有人认为该女生不是因为性别歧视被刷，而是因为没有介绍自己的本科学术经历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反而谈了一堆本科经济学双学位，在外面开店之类与考研无关内容、英语写作水平不够好、自身过于极端自信等，以及为了考研“剃头”是有心理问题。还有人觉得这位女生是在滥用“反性别歧视”，损耗反对性别歧视的正当性和道义资源，会导致“反对性别歧视”和“女权”的进一步污名化。“红辣椒评论”在《失败了，别用“性别歧视” 博眼球》一文中写到，“这种用‘性别歧视’博眼球的做法会给对方造成隐性的伤害。被指责的一方无法摆脱‘性别歧视’的嫌疑，终日忍受他人狐疑的目光，长此以往，各种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与这位女生一同面试的其他十几位男生更是被莫名其妙地拖进纷争，自己的努力成果却要蒙受‘暗箱操作’的名声。”

支持女生质疑的观点则认为个体有权利对掌握公权力的机构进行质疑。弦子发文称，“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女生怀疑高校在考研招生中存在程序问题，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得到解决，于是在公众平台寻求舆论支持的一件事。”面对确实存在的高校性别歧视问题，弦子认为唯有从高校的程序公开、考虑学校与学生的双向选择、第三方机构监督高校及时回应质疑等方式入手，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对于认为北邮女生“污名化”清华大学的言论，作家王乐平认为，“公权力不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质疑和监督是仅存的唯一可以保障他们不做坏事的手段。”

胜利事件：数码性暴力背后的韩国女性困境

今年1月，韩媒爆出明星李胜利经营的夜店涉嫌不法经营，之后该事件不断发酵，不仅牵扯出韩国人气艺人郑俊英等人的偷拍、性侵事件，还有警商勾结的黑幕，引发了社会高度关注。3月18日，韩国总统文在寅要求警方和检方彻查“李胜利事件”涉及的警商勾结疑点和已故艺人张紫妍案件。

胜利曾在Kakao Talk（一韩国当地的社交软件）聊天群中称，有一个被叫做“警察总长”的人物可以保护自己。据《韩民族日报》3月20日报道，19日，首尔警察厅广域搜查队首先对一尹姓总警展开了调查。而涉及韩国政商界名人黑幕的已故艺人张紫妍案件，其调查时限本将于3月到期。文在寅发出声明后，3月19日，韩国法务部长官朴相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张紫妍案”的调查期限将延长2个月。

浙江大学韩国籍留学生申在原在澎湃新闻发文指出，文在寅政府正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上任到现在，“对朝政策”陷入僵局、经济方面毫无复苏迹象，这些情况非常不利于他所在党派竞选下一任总统。而自“胜利门”事件爆发以后，韩国多家顶级娱乐公司市价直线下降，十分惨淡。截至3月17日，韩国五大顶级娱乐公司市值下降5870亿韩元，其中，韩国百姓国民年金则直接蒸发332亿韩元。如果不能够彻底调查清楚相关事件、给平民百姓一个合理说法，文在寅政府很有可能面临史上第二次弹劾。申在原还在文章中指出，文政府此时此刻掀开这篇旧账，无疑就是想传达一个信息：他们是关心民意、敢于向腐败出拳的政府。在贪污腐败、政商勾结面前，张紫妍事件不过是偶然漂上水面的浮萍。

此次事件在中国互联网上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报道此次事件的韩国记者得到中国网友的一致好评。韩国SBS记者姜景润为最初报道此次事件的记者之一，正是她的努力和坚持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件事。通过她和其他韩国记者的不断深挖，越来越多隐藏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姜景润记者曾独家报道过前国会议员康容硕出轨事件、韩国老牌男星曹在显的性侵丑闻、具荷拉前男友事件等新闻，这几次轰动全国的事件让姜景润记者成了韩国民众心目中的“勇者”和“斗士”。

关于坚持揭发“李胜利事件”的原因，姜景润记者说这些拥有过大权力的人气男明星们将女性当作玩物，并且不仅是他们，从事其他行业的很多韩国男性也都在物化女性，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去减少韩国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三联生活周刊刊文《李胜利事件背后的女性生存困境：现实比韩剧更残酷》中提到一个调查数据，韩国的女艺人中，45.3%的人曾被要求陪酒，超过62%的人曾被节目相关的人员或者社会有势力者要求进行性接待。不仅是韩国演艺圈，韩国普通职场的性骚扰事件也是屡禁不绝。这些还只是看得见的性骚扰，像郑俊英这样偷拍女性的“数码性犯罪”在韩国数不胜数。英国《卫报》一篇报道中称，韩国警方逮捕了近期震动韩国的偷拍丑闻的两名主使者，他们秘密拍摄了1600名旅馆顾客，并且在线直播了这些视频。让这些恶行长期发生在韩国的原因之一是，韩国的社会环境让受害女性不敢站出来。针对这个现象，《现实比韩剧更残酷》文章结尾处指出了一个方向，“何时法律能够确保违法者受到的惩罚比他们造成的伤害更大，何时社会与舆论环境不再苛责受害的女性，何时女性能被公平地对待，那才是真正改善女性生存状况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