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同济经管8名教师荣获上海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近日，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8位教师荣获上海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中，石建勋荣获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刘虎沉、陈海云、罗瑾琏、郑鑫、谢恩、解学梅和邵帅等教师荣获学科学术优秀成果奖，覆盖多个学科方向，充分彰显了学院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雄厚实力与持续创新能力。

获奖教师与获奖成果简介

石建勋   经济与金融系长聘教授《实现共同富裕须把握好几个重要关系》

成果运用唯物辩证法，系统论证实现共同富裕需把握的四大关系。一是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关系，强调共同富裕是长期过程，防止落入“福利陷阱”，揭示政策设计中分阶段推进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二是整体与部分关系，认为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要从全局和战略上协调好城乡、区域、领域、行业间的关系，让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发挥带动作用。三是公平与效率关系，强调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避免平均主义或普遍贫穷，提出动态平衡框架，具学术创新性。四是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关系，认为既要把“蛋糕”做大做好，也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以制度建设为关键抓手，丰富政策工具包的设计逻辑，为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体现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深刻把握。成果以“辩证关系”为核心分析工具，构建涵盖四大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复杂工程分解为可操作议题，提供结构化范式，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所提新认识、新举措深化了内涵理解，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成果被全网转发、《理论导报》全文转载，对消除社会上有关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认识误区、改善社会预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等现实问题有重要推动作用。

刘虎沉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FMEA技术与应用》

复杂制造环境下可靠性分析理论与方法对提升我国制造质量水平，推动实施制造强国与质量强国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故障模式及影响分析(FMEA)是一种前瞻性的可靠分析技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等行业。该著作基于事前预防的思想，系统阐述了FMEA的基本概念与方法，总结了FMEA的最新发展和研究进展，为制造可靠性提升及质量强国战略实施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陈海云  公共管理系助理教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视野下的上海指数：中国五大城市群近百城应用研究》

上海指数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国人居署及上海市政府共同支持和指导，中方团队领衔与国际专家团队共同研发的国际公共知识产品，旨在对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诊断和趋势研判。获奖成果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系统研究了上海指数的设计理念、架构体系、方法模型及应用场景，并以中国五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和长江中游）近百个城市为试点，进行上海指数的应用研究，为全球不同类型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研判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评估体系和战略决策建议。

罗瑾琏  组织管理系（筹）教授《数字化生产力工具的创新突破条件与迭代过程：容智信息科技的案例研究》

数字化生产力工具是数字化赋能企业的数字化产品，其创新突破不仅决定着企业是否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数字经济时代获得持续竞争优势，还决定着众多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效率。基于此，本研究以数字化赋能企业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企业如何突破资源约束与优势选择实现数字化生产力工具创新突破与持续迭代”这一核心问题，建构了数字化生产力工具的过程性理论。研究发现：数字化生产力工具的创新突破条件是通过行业技术变革、市场结构更替、政策目标取向等外部情境刺激管理者认知，进而借助战略性意义建构启动组织开发资源配置模式与动态能力间关系的过程；另外，管理者认知是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随着场景式数字化、泛用式数字化、交互式数字化阶段的外部情境变化，管理者认知由技术判断型转变为技术创造型，再转变为技术拓展型，呈现出创造性搜寻—关键性突破—前瞻性拓展的认知演变规律；其次，伴随着组织资源与能力间关系更迭，阶段性数字化生产力工具创新突破依次涌现，实现从数字化领域开拓到数字化技术自主的“连接”迭代，再到数字化赋能提质的“赋新”迭代。由于提出“数字化生产力”这一概念及其过程性理论，不仅《南开管理评论》以封面主题发表，还获得《ChinaEconomist》（中国经济学人）英文翻译全文转载，同时被《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3-2024）》收录。并得到新华社媒体《人民论坛》和《经济参考报》的约稿传播。

郑鑫  市场营销系（筹）副教授

《DifferentialEffectsofMultidimensionalReviewEvaluationsonProductSalesforMainstreamvs.NicheProducts》

尽管多维度在线评价在实践中越来越普遍，但其对产品销售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尚未得到关注。本研究聚焦多维度在线评价的独特性，探讨其特征变量（维度间的评分不一致、主导维度的评分、主导维度内的评分不一致）如何影响主流产品与利基产品的销售。

研究的理论创新体现在三方面。首先，首次将评价不一致区分为维度间和评论者间两种不一致，发现它们对主流产品和利基产品销售的不同影响，为解释以往关于产品整体层面的评价不一致对产品销售影响的矛盾结果提供了新见解。第二，将产品类型（主流vs.利基）作为研究多维度评价对产品销售影响时重要的情境变量，发现利基产品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在主导维度上表现更卓越的产品，而主流产品消费者对产品维度间的不一致程度更敏感。第三，首次关注了多维度在线评论中主导维度的影响，发现对于利基产品，主导维度上的评分与产品销售正相关，而主导维度上的评分不一致程度与产品销售负相关。在实践上，该研究不仅为产品提供商在产品定位、产品质量提升、营销沟通的最佳策略选择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管理启示，也为平台在多维度评价系统设计、产品评价界面优化、整体评分的权重设置方面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决策建议。

谢恩    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管理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PerformancefeedbackonsalesgrowthgoalandOFDIlocationchoicesforfirmsinemergingeconomies》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背景下，本研究以全球价值链视角聚焦新兴经济体企业（EEFs）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创新引入行为理论，考察“实际业绩—目标差异”的绩效反馈如何驱动企业在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目的地权衡。研究揭示：当业绩低于目标时，管理者更倾向于通过调整区位组合以追求销售增长与风险对冲；当业绩超目标时，则倾向巩固既有优势与制度相容性高的市场。对企业国际化实践而言，新兴经济体企业设定明确、可量化且与企业规模匹配的目标，可有效引导OFDI区位与投资组合优化，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投资绩效。研究对已有国际商务理论做出创新贡献并产生了广泛的学术与政策影响。首先，研究拓展OLI范式，解释EEFs在所有权优势不足时如何把“区位选择”作为基于绩效反馈的战略工具，实现以位补能、以位促效。其次，将行为理论嵌入OFDI决策，证明管理者会依据绩效反馈调整目的地结构以实现销售增长目标，凸显行为与情境因素在制度、经济变量之外的独立作用。最后，将绩效反馈模型从“投资规模”拓展到“投资去向”，并强调与企业规模相关的目标设定及其偏差对管理者反应的敏感性，突破以利润目标为单一基准的既有局限，提供理解EEFs国际化的新视角与可检验预期。

解学梅  创新与战略系（筹）教授《本土制造业企业如何在绿色创新中实现“华丽转型”?——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多案例研究》

本项研究成果发表于管理学领域顶级期刊《管理世界》，采用纵向多案例研究方法，深入剖析了本土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典型模式和演化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制造业企业的绿色转型过程分为传统发展期、绿色转向期和绿色转型期，且不同阶段的主导逻辑、资源编排方式和绿色创新特征存在显著差异；（2）不同制度逻辑和资源编排过程衍生出四种差异化的绿色转型模式：产业链绿色集成模式、供应链绿色整合模式、多重响应绿色蝶变模式和隐形冠军绿色追赶模式；（3）不同绿色转型模式通过调整注意力配置对象和注意力聚焦方向，经由长视引领、价值重构和双重预见绿色跃迁路径实现更高程度的绿色转型。

本研究创新性地建立起基于本土情境的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理论分析框架，既响应了关注本土企业管理实践的呼吁，也为企业绿色创新动态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转型理论范式。本研究也为各级政府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提出了具体建议，以绿色工厂布局为抓手，完善包括绿色设计产品、绿色工厂和绿色供应链在内的各级绿色制造体系，鼓励当地企业加大绿色设计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打造区域的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助力国家绿色发展和“双碳”战略目标实现。

邵帅  经济与金融系教授《经济结构调整、绿色技术进步与中国低碳转型发展——基于总体技术前沿和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经验考察》

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这对“双引擎”驱动碳排放绩效有效改善，已经成为实现中国经济低碳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首先针对现有文献在碳排放绩效测算上存在的有偏测度问题，首次将总体技术前沿的概念与非角度、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相结合，提出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新型效率测算模型，对我国区域碳排放绩效进行了更加准确的测度及分解，进而从空间溢出效应、经济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的视角，揭示并解释了中国碳排放绩效提升的动力来源。结果表明：中国的碳排放绩效在2000-2005年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而随着节能减排战略的实施，2006年后碳排放绩效开始回升；碳减排效应和要素节约效应对碳排放绩效的改善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区域间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及经济关联效应的存在，碳排放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包括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和能源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对本地及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绩效产生了“结构红利”；城市化与本地和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绩效则分别呈“U型”和“倒U型”曲线关系；归咎于市场失灵和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缺陷，所有制结构调整对碳排放绩效产生了负向的直接和间接效应；以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能源效率表征的绿色技术进步带来了“技术红利”效应，显著促进了本地和空间关联地区碳排放绩效的改善。本文拓展了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测度和驱动要素识别方法，同时可为深挖“结构红利”和“技术红利”以推进低碳转型发展提供学理依据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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