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语电影《菜肉馄饨》幕后：回到“屋里厢”，上海又完成了一次“城市叙事”

访谈/撰文 | 岳鸿  盛煜涵

审核/编辑 |颜巍

支持｜东西文娱影视组

“那天看完小说，我正好在吃馄饨，就拍了一张‘馄饨+小说’的照片发给作者。”

监制、制片人顾晓东回忆起沪语电影《菜肉馄饨》的起点，一篇同名小说。

第一次读完，顾晓东就被那份细腻的生活质感打动。

顾晓东，资深影视制作人、出品人、监制，上海艺言堂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出品和制作的电影有《人潮汹涌》《麻烦家族》《恋爱中的城市》等。他拿着剧本找到在上海土生土长的导演吴天戈，二人一拍即合。

吴天戈从业近三十年，是上影资深的电视剧、电影导演，电影作品有《血囚》《大捷》《一线缉毒》《被劫持的爱情》等。

“我们都想拍一部属于上海的电影，不是用来‘展示’上海，而是能让上海人从里面看到自己。”吴天戈告诉东西文娱。

周野芒、潘虹、茅善玉、陈国庆、王琳、徐祥……他们找来了沪籍资深演员，共同完成这部以老上海生活为底色、充满烟火气与人情味的群像作品。

筹备期间，顾晓东和吴天戈带着团队花了大量时间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取景。他们走遍了上海的老弄堂、菜市场、社区活动室，把镜头伸进那些最日常的角落。

最终，南昌路168弄成了主要取景地，几位群演身上穿的衣服都来自他们自己的衣柜，连馄饨也是剧组自己包的。

在最艰难的那段时间，他们得到了社区居民、老邻居的支持，有人借出家里场地，有人帮忙做饭，还有人客串出演。

而上海电影集团、上海艺言堂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久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大光明文化有限公司、上海音乐谷（集团）有限公司等一众“沪籍”企业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组队，成为联合出品方。

《菜肉馄饨》没有追求宏大叙事，也没有刻意的“都市情怀”。镜头缓慢、光线温柔，午后阳光透过纱窗洒在旧木桌上，油渍的花砖地面映出一层淡淡的光。那是生活本身的光亮，也是屋里厢的余温。

顾晓东和吴天戈很早就意识到，《菜肉馄饨》不会是一部商业大片，它的受众，是那些懂得生活、懂得情感的观众。

于是，他们决定不只是“上映”，而是“回到人群中”。

在路演与相关活动中，他们让电影在城市最有烟火气的地方重生。在上海马桥社区、江川社区以及古美社区等地，主创团队与观众一起包馄饨、聊家常。

左一为制片人顾晓东，左三为导演吴天戈

与此同时，他们还开设了一个“电影会客厅”，命名为“菜肉馄饨・思南会客厅”，地点就设在思南公馆的老洋房里，思南公馆将三层老洋房复原为电影场景，一楼是“上海咖啡”零售区，二楼是电影主题沉浸式打卡区，三楼是“菜肉馄饨美味会客室”文化活动区。在这里，观众不仅能参观电影中的相关场景，还能和电影人面对面交流。

这种上映方式，让《菜肉馄饨》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成了一种社区文化事件。它让“银发族”重新走进影院，也让年轻人第一次认真倾听父母辈的故事。

从小说到电影，从拍摄到放映，《菜肉馄饨》都贯穿着一个核心“上海味”。但“上海味”不是地理的，而是情感的；不是过去式，而是生活进行时，是一种当下越来越稀缺的生活态度：体面、温柔、有分寸，但也倔强、真实、不肯被同化。

“菜肉馄饨要趁热吃，人情也要趁热讲。”

如今，《菜肉馄饨》正在点映中继续“发酵”。从长三角分线发行，到与文旅、老上海品牌合作，《菜肉馄饨》给出了一种新兴城市电影“贴地飞行”的范式。

截至目前，《菜肉馄饨》的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1000万，自11月7日在上海开启点映，11月8日该片以2.2%的排片占比，收获172.6万元票房，成为当日的城市票房亚军，票房收入占比当日城市票房的20.7%，上座率达58%，成绩斐然。

访谈「上」篇聚焦《菜肉馄饨》的创作缘起与制作路径，讲述制片人顾晓东如何携手导演吴天戈，以沪语、屋里厢、银发群体为核心叙事元素，构建出独具地域文化识别度的都市影像样本。影片制作凭借社区共创、非职业演员与城市场景完成拍摄，形成“小成本、高温度、高辨识度”的独立电影模式。

「下」篇主创重点分享《菜肉馄饨》影片在市场、投资与推广层面的探索。影片坚持在行业低谷期为一部沪语电影找到投资,最终采用分线发行上映。团队以“银发版《爱情神话》”为传播定位，精准触达中老年观众；其“电影会客厅”模式，将放映转化为文化事件，形成城市生活方式的延展。

此为「上」篇。

“围读”式改编

一碗馄饨，一部打印出来的小说

EW：最初是怎么接触到这部电影的同名小说？

顾晓东：这部小说的作者是SMG的纪录编导金莹。能接触到这个小说，其实也是比较偶然的，是通过上科大南加大的相关电影班。

具体来说，是19年的8月，作者在一次会上说“我写了个小说”，我就让她发过来，她很快就把小说发给我了。大概过了三四天，我就把小说看完了。

看完之后我特别喜欢，用上海话来说就是“老有迷道”（很有味道）。这是一部很有文学性的作品，也挺文艺的，里面的情绪我作为上海人特别能共情。所以那天看完小说，我把它打印出来，正好中午在吃馄饨，就拍了一张“馄饨+小说”的照片发给作者，还发了朋友圈说“这个味道很好”。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小说很适合改成电影，就跟作者说“你要不要试着把它改成电影剧本？我觉得很合适”。

她之前没写过剧本，但还是答应试试。到了第二年，也就是2020年的10月份，她跟我说“剧本改好了，你还愿意看吗？”，我当然愿意，她发过来之后我看了，也挺喜欢的。不过那个时候的剧本非常忠于原著小说，包括结尾还是那种很惆怅的感觉。

我一直没忘了这个小说和剧本。我知道作者当初也把剧本给过很多人看，她后来问我“你还愿意做这个项目吗？”，我跟她说“我要做”。

我们就把这个项目重新拿了出来，正式提上了日程。2023年过完春节，我们还搞了一场围读会，请了一些儿艺的老演员。除了老演员，我还邀请了大概20个人来参与围读，这里面有朋友，也有专业编剧，就是想听听不同人的意见。

围读之后，大家确实提了不少想法，尤其是那些老演员前辈，他们觉得原来的结尾太暗沉了，问能不能改得更开心一点、更有希望一点，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调整结尾。

吴天戈：之后他就来找我当导演了，我当时一想，能拍一个让人觉得开心的故事，挺好的，就答应了。

顾晓东：其实选导演这件事特别重要，我当时就觉得导演必须得是上海人，得懂上海的文化、能get到上海的味道，还得对故事里的情感有共鸣。

我想来想去，只有吴导合适，他不仅了解上海，还会创作，所以我们一聊就一拍即合，确定了合作。因为这个项目是老年题材，又偏文艺，还是沪语电影，所以一开始我们也有过一些顾虑。

EW：一开始就决定用沪语来拍摄这部电影吗？

顾晓东：一定是沪语，不然这个片子就没意义了。

一开始我们还想过用比较低的预算来完成拍摄，因为这种题材的片子找投资确实很难，当时想着先用低成本把它拍出来再说。但不管预算多少，我们还是先把剧本打磨好，这是基础。

其实这个项目最吸引我的地方有几个：第一是它特别本土，里面有浓浓的上海人情味和上海味道；第二是作者金莹老师的文笔，我特别喜欢她的风格，很朴实，没有太多技巧性的东西，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就是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第三是里面的人物，都特别亲切，很有上海人的特质；还有就是“菜肉馄饨”这个名字，我觉得它的价值特别高，这四个字对上海人来说，既有商业上的吸引力，又有情感上的分量。

我在国外生活过10多年，很多上海朋友也在国外，我们上海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说“一起包馄饨吃吧”，哪怕在国外也是这样，平时没事就会约着包馄饨。我们从小就是吃妈妈、外婆包的馄饨长大的，以前住老房子的时候，隔壁张干妈、李阿姨包了馄饨，也会给我们家送一碗。

吴天戈：对，上海人有个习惯，不管包多少馄饨，一定会给邻居送一点，张家一碗、李家一碗……不是什么多豪华的东西，但这是邻里之间的心意，尤其是以前大家用公用厨房的时候，这种往来特别常见。

EW：吴导第一次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吴天戈：他来找我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项目的来龙去脉，当时第一感觉就是“相见恨晚”。

我一直都在寻寻觅觅，想找一个好题材、好剧本，没想到这次遇到的居然是一个写家乡上海的故事，特别喜出望外。其实回头想想，我和晓东在创作过程中，拍过各种题材的作品，但真正完全聚焦上海、属于上海专属的内容其实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能有机会拍一部讲述我们从小长大、亲身经历的生活故事的片子，真的太难得了，就像挖到宝一样。

所以当时我们三个人立刻就关起门来投入到剧本打磨里，还不停跟金老师沟通想法。

刚才顾老师说到喜欢金老师的文笔，我想补充两点：第一，金莹老师本身是纪录片导演，她知道怎么客观地描摹生活，不会刻意煽情；第二，她是上海人，上海人其实都有个特点，不管跟人多亲切，都会保持一点边界感，这种“隔着一层看生活”的视角，让她的文字特别冷静，不会让人觉得腻。

可能这就是上海人血脉里带有的特质吧。哪怕心里特别激动，表现出来也还是会很冷静、很平淡。

EW：这几年沪语电影受到的关注更高了。

顾晓东：2020年剧本完成之后，《爱情神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我特别喜欢《爱情神话》的导演邵艺辉，不管跟谁聊起她，我都忍不住夸她，她真的太有才华了。

而且我特别感谢《爱情神话》，它其实为我们这种沪语本土电影开了个好头。这对我个人做这个项目来说，其实给了我很多信心，尤其是在市场层面。

因为做制片人不能只靠热情，还得有理性的判断：这个项目既是艺术作品，也是一个产品，做产品就要有理性的规划。这其实帮我们趟出了一条路，让我们更敢迈出这一步。

“纠结”选角

一群沪籍资深演员的双向奔赴

EW：这次片子里的很多演员，大多也都是上海籍，选角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顾晓东：选角这个事，我们一开始就讨论了很久。

核心原因是这是沪语电影，必须要讲标准的上海话，而且还要聚焦到片子里的年龄段，可选范围就更窄了。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商业性和演员知名度。但我们有明确的市场定位：上海是一级市场，长三角是二级市场，全国其他地方是增量三级市场。既然是做垂类电影，首先要让上海观众满意，不能“既要又要”，得聚焦核心需求。

吴天戈：其实上海籍演员说多也多，说少也少，可选范围没那么大。

我们当时在黑板上列了一堆演员名单，他（顾晓东）每天都在挠头琢磨，我又跟很多演员很熟悉，好多还是我父辈的朋友，所以我们就四处“出兵”，去探口风、谈合作。

一句话总结，就是要找到“适合我们的”，这个平衡真的很难，当时愁了好久。

顾晓东：这真的是双向奔赴的事情。有些演员我们觉得不错，但他们的态度比较暧昧，不是特别积极；还有片子是中小体量，所以得在角色、预算、档期和观众接受度之间找平衡。

EW：为什么会想到找茅善玉老师？她的沪剧很知名，但好像很少在电影里看到她。

顾晓东：茅老师是非常优秀的演员，在上海人气很高。而且片子里美琴这个角色，要找其他上海籍演员对标，很难找到适配的。

吴天戈：茅老师身上有上海优雅知识女性的突出特质，就是“嗲”，但这种嗲是别人没有的，不做作、很自然，分寸感特别舒服，一点不招人反感。“嗲”和“作”是两回事，她是真“嗲”，不是刻意作出来的。

EW：是如何想到找潘虹老师的？

顾晓东：我们的想要找到最贴合角色的人，潘虹老师是我们的偶像，从小仰望的前辈，能和她合作真的很荣幸。潘老师的气场就很契合，那种分量感，一下子就能立住角色。

吴天戈：从气质上来说，潘虹老师特别符合角色，因为她演的是个女强人，亲口说过“这个角色就是女强人”。上海女性的特点就是“干啥就是啥”，不拖泥带水。

EW：里面的上海男性角色，比如阿庆爷叔，是我们小时候看《老娘舅》这种综艺熟悉的演员，是怎么选出来的？

顾晓东：小说里的阿庆和现在电影里的阿庆不一样，形象上差别挺大。小说里的阿庆是黑黑粗粗的胖子。

最开始围读的时候，我读小说里老金这个人物，脑子里想到的是我一个朋友，跟角色一模一样，演肯定没问题，但他不是职业演员，没办法找他。

这个角色社会性很强，是另一种上海男人的形象，特别孝顺，但也有自己的小缺陷，很真实。我们也有市场考量，他的知名度能让更多人有共鸣。

吴天戈：阿庆试演的老金角色和老汪的个性反差很大，一个特别温和，因为家里有女强人，所以对妻子唯唯诺诺；另一个就很张扬，这种反差能让戏更生动。

我们一直跟金老师沟通，要把老金改得善良一点，骨子里是好人，还孝顺，上海男人很多都是孝子，这点要强调。

EW：里面还有王琳（雪姨）老师，她的角色是怎么设定的？

顾晓东：王琳是我非常好的朋友，这个角色原本的设定和现在不一样。

吴天戈：小说里没明确剧本定位，一开始这个角色是有一些“五大三粗”的广场舞领队，后来我们把她改了，她从广场舞进到了百乐门。

顾晓东：因为王琳本身是国标舞高手，这个改动很贴合她。而且现在的生活环境也变了，广场舞的声量不像以前那么大了，上海很多人下午都去跳茶舞，茶舞厅现在都客满，这个改动也贴合时代。小说创作时广场舞更盛行，到我们拍摄时，茶舞已经成了新趋势，正好和王琳的特长匹配。

EW：结束的字幕里发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客串，比如许朋乐老师也是老汪的“手模”，类似的彩蛋很多……他们是怎么参与进来的？

顾晓东：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成本考量，二是电影的市场传播度。从商业角度，希望有更多人帮片子提升关注度，但前提是客串演员要和角色匹配，不能为了客串而客串。

有的客串演员没有表演经验，有的有，但不管有没有，大家看到他们都会会心一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人”。比如FU大爷，他就住在拍摄地附近，是个在北京长大、生活在上海的新上海人，他的形象就是你在路上会遇到的普通人，特别有亲切感。

吴天戈：比如里面有客串收衣服阿姨的卞阿姨，就是上海弄堂里大家都认识“奶茶阿姨”，这种搭配就很贴合。新上海人也是上海人的组成部分，这种客串能让片子更贴近真实的上海。

顾晓东：这些客串很多都是靠朋友圈“凑”来的，我发了朋友圈之后，很多人主动报名，都愿意来支持。从筹备开始，所有演员和主创都是这个心态。我们的美术、造型、录音团队，没人谈条件，都主动加入，后来宣传期也是，大家都义无反顾地来帮忙，每天都特别让人感动。

吴天戈：核心还是因为这是一部献给上海的电影，是家乡的故事。不管是名流还是网红，他们首先是上海市民，心里都有个愿望，想为自己的城市出份力，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有很多观众，第一次有人跟我们说“感谢你们拍了这部戏”，这种认可让我们觉得一切都值了。

“沪味”成片

南昌路 168 弄、张叔平..过程与反馈

EW：片子里呈现了长乐路、南昌路这些上海特色路段，在上海拍摄时，场景选择上有哪些特别的设计？拍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

顾晓东：一开始我们在纠结男主人公的居住地，原本想让他住得更往东一点。黄浦那边老房子多，但现在好多都拆迁了。像广东路、北京路那些地方，现在都没什么居民了，都是空置的老房子。

吴天戈：现在定在南昌路，一开始还考虑过黄浦区，更靠东的地方。后来我们考虑到，南北高架以东的区域，很多老房子拆迁后，居民都搬走了。拍电影要追求生活的真实性，不能凭空造一个没有人气的场景。

比如电影里有场戏，父子俩吵翻后小汪跑出去，回来发现爸爸不见了，又出去找。我们选外景地时特别注重“物理合理性”。他从南昌路跑出来，找爸爸的路线必须符合上海的地理逻辑，不能为了场景好看就乱选。

顾晓东：我们不想拍那种过于“高档”的老上海风情，更希望呈现市民化的生活质感。所以所有场景选择都有个前提：符合物理逻辑。比如他住在南昌路，买菜的菜场必须是骑自行车或走路能到的地方，不能因为某个菜场漂亮就选。

吴天戈：完全不看场景好不好看，只看合不合理。

顾晓东：所以他会散步去复兴公园，想买熟食就去最近的光明邨。这也符合人物性格。去复兴路买菜也是基于物理距离的考量，要尊重城市的地理逻辑。

EW：那在拍摄层面，有哪些特别的设计？

顾晓东：我们为了找合适的拍摄老宅，费了特别大的劲，不能凑活。

吴天戈：最早我们找到过一个拆迁区的房子，从拍摄工作来说其实很舒服。没人会提意见，拍电影经常会有噪音之类的扰民问题，拆迁区就没这顾虑。但后来发现，人搬走后那个地方特别怪，没有人气，我们想要的烟火气根本不存在，就像“火点不起来”一样，完全没那味儿。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南昌路附近转悠，美术组、他（顾晓东）还有我，都分头出去找，看了好久都没合适的。我们还逛了无数上海本地论坛，有合适的就发到群里一起讨论。最后我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喊大家过去看。那个楼梯特别有味道，还能在楼梯上设计独角戏，后来父子俩吵架的戏就是在这个楼梯拍的，南昌路168弄。

EW：整个电影的视觉风格特意设计成了淡淡的？

吴天戈：确实是特意设计的。跟团队提了，想追求一种克制、稳定的美学风格。

顾晓东：我们这个片子是市井题材的市民电影，希望拍得更淳朴、更有在地烟火气，所以特别契合这种风格。

选日本的摄影指导合作有两个原因，一是影像风格契合，二是他们的工作系统，团队人数很少。我一直希望我们的剧组是轻量化的。

我原本给剧组定的要求是控制在80人以内，最多不超过90人。他们本身人数就少，正好符合我们的轻量化需求。而且他们拍实景的时候，效率很高，还特别注意保护场景，不会造成损伤。

所以整体影像风格就是追求朴素、自然，突出生活本身的质感。

EW：你提到张叔平老师的剪辑特别厉害，能不能聊聊这部分的合作？

顾晓东：我们特别想邀请张叔平老师，当然他也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其实拍摄过程中，很多人都关注到了这个片子，包括香港的一些演员。

吴天戈：沪语电影其实很有凝聚力，讲上海话的艺人都会关注，刘嘉玲她们也都知道。张叔平老师也讲上海话，她妈妈娘家是无锡的，小时候就来上海了，对上海文化很熟悉。

顾晓东：所以我们就试着联系他，然后我带着片子去了香港，让他看了前面30分钟，他看完说“可以，我接受”。

之后就完全交给他剪辑了，我们中间去了好几次香港沟通。有一些对上海人来说很重要的细节，我让他帮忙保留，虽然可能不在他原本的剪辑节奏上，但他都能理解，也都配合调整了。

他剪辑的节奏和呈现方式，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感受，确实帮到了片子很多。

吴天戈：他的加入让片子的叙事节奏更流畅、更有味道了。

EW：你们自己对现在成片呈现的结果怎么看？

顾晓东：其实每部电影都是遗憾的艺术，肯定会有不完美的地方。一开始我们心里特别忐忑，包括杀青的时候，这个片子在上海已经有很大的声量了，大家期待很高。

吴天戈：这也是巨大的压力，期待越高，压力越大。压力和信心是同步增长的，一边忐忑一边也越来越有底气。

顾晓东：就怕最后做出来的东西让人失望。我做每部片子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上映前总觉得自己在“等待审判”，不知道观众会怎么评判。

第一版剪辑出来后，发行方看了，后来又慢慢修改，让更多人看了，大家都很爱护这个片子，给了我们很多鼓励。但直到你们看片之前，我心里还是没底，慢慢才觉得“好像还不错”。

EW：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让你们印象特别深的评论或反馈？

顾晓东：到目前为止，大家给的都是正向反馈。看过剧本的、审片的人都说“超出预期”，比看剧本时的感受更好。但这些话我们不敢百分百相信，不知道是大家真心觉得好，还是单纯想鼓励我们。我们其实很希望大家能说真话，哪怕是批评也没关系。

大多数看片的人都和片子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一定能给出完全客观的评价。但至少能确定，我们算是交了一份及格的卷子。

吴天戈：我特别期待那种“陌生观众”的反馈，在大街上或电影院里，他不知道我的身份，我也不认识他，看完片子后真实的感受，那种反馈最纯粹。也期待电影上映后得到更多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