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以文为诗”不过是偶一为之

风景

“以文为诗”的说法，最初是由宋人提出来的，但是关于“以文为诗”的界定，历来都很模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我认为，“以文为诗”的本质，就是跨越文体的界限，用写文章的方法写诗。而文与诗在文体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句法上。因此，“以文为诗”的界定，应以“将散文句法融入诗中”为标准，这是最直观、最客观、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本文对杜甫“以文为诗”的论述，便是基于这一标准，同时也适当兼顾古人对“以文为诗”的理解。

一般认为，韩愈诗歌出现散文化倾向，与杜甫的影响有关系。也有极端的言论，把杜甫看成是“以文为诗”的始作俑者：“……宋人学之，往往以文为诗，雅道大坏，由杜老启之也。”（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六，转述郑善夫语）其实，杜甫的“以文为诗”，不过是偶一为之。当然，尽管是偶一为之，但是其对韩愈以及宋人的影响力，仍然是比较大的。关键在于杜甫的“以文为诗”是非常成功的，不存在授人以柄的问题。就“以文为诗”问题向杜甫发难，是不明智的，也是徒劳的。所谓“雅道大坏”，未免夸大其词。韩愈以及宋人在“以文为诗”上的尝试，虽然历来褒贬不一，但总的来看，成绩是主要的，值得肯定。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杜甫“以文为诗”的情况。

杜甫散文化的诗句，散见于其诗中，例如：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

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北征》）

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阆山歌》）

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据心。（《峡口二首》其二）

梓中豪俊大者谁？本州从事知名久。（《从事行赠严二别驾》）

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

相对而言，在杜甫的某些歌行体中，这种散文化的诗句较为集中，如《桃竹杖引赠章留后》：“……重为告曰：‘杖兮杖兮，尔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见水踊跃学变化为龙，使我不得尔之扶持，灭迹于君山湖上之青峰。……’”《短歌行赠王郎司直》：“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杜甫的七律偶尔也有“以文为诗”的情况，例如《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昃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诗中“独立缥缈之飞楼”中有个“之”字，“杖藜叹世者谁子”中有个“者”字，都是散文笔法。杜甫的这种七律，是作为拗体来写的。

《杜鹃》这首诗，开头四句写道：“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这四句历来有争议，有人说这四句是正文，也有人说这四句是诗人自注。我认为，这四句应是正文，如果是自注，通常应注为：“西川、云安有杜鹃，东川、涪万无杜鹃。”作为诗的正文，这四句诗也是以文为诗。

以上各例，并非全部，但整体上看，杜甫“以文为诗”的情况并不常见，属于偶一为之。

在文学批评史上，“以文为诗”通常包括“以议论为诗”，后者是前者的一个分支。（其实把“以议论为诗”纳入“以文为诗”的范畴并不妥当，不过这属于古人的话语体系，这里不予讨论。）“以文为诗”以及“以议论为诗”，大多是一种偏负面的评价，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但是就杜诗而论，“以文为诗”以及“以议论为诗”都是应当肯定的。理由主要有三点：

第一，杜甫的“以文为诗”和“以议论为诗”，仍然是形象思维的模式，不同于空泛的、单纯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

譬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你可以说它是以议论为诗，但是诗中的意象比比皆是：“凌云健笔意纵横”、“不废江河万古流”、“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清词丽句必为邻”，议论中交织着丰富的意象，岂是空发议论可以相比的？

再如《诸将五首》，作为一组议论体的诗歌，诗中的意象比《戏为六绝句》更为丰富多彩，几乎通篇都不离形象思维，你简直分不清哪一句是形象思维，哪一句是议论，因为二者已经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了，这正是以议论为诗的化境。

这里以《诸将五首》其二为例，分析一下诗中议论之高妙。诗云：

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

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

首联的意思是，为了巩固边防，我朝修筑了三城。这个意思，如果不借助形象思维来表达，未免乏味。诗人说成“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就把这个意思形象化地表达出来了，读起来韵味十足，这就是形象思维的魅力。颔联“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言简意赅，又具有画面感，把“岂料会陷入需要请来回纥的兵马，来帮助我军应付被动局面的境地”的意思准确地写了出来。颈联“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上句写安史叛军的长驱直入，下句谓河清为瑞兆，国家中兴有望，都是靠形象说话。尾联看似纯粹的议论，实际上“至尊忧社稷”五字，仍然有形象思维的因素在里边。总的来看，这首诗在说明杜诗议论的方式和技巧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

第二，杜甫的“以文为诗”，是恰当的，是有助于增强语言的表现力的，因而是成功的。如“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既是散文的句式，同时也是诗的语言，生动优美，描写细腻。“独立缥缈之飞楼”，一个“之”字，打破了七律句式的常规，一种奇崛、拗峭之气油然而生，非常符合整首诗的调性。既然如此，“以文为诗”又有什么不妥呢？至于《桃竹杖引赠章留后》中的“重为告曰：‘杖兮杖兮，尔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见水踊跃学变化为龙，使我不得尔之扶持，灭迹于君山湖上之青峰’”，更是把“以文为诗 ”的写法发挥到极致，极大地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艺术表现力。

第三，杜甫的“以文为诗”，往往是点到为止。韩愈的《南山诗》，“或”字开头的句子，多达51句；杜甫的《北征》，“或”字开头的句子，仅“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两句而已。从艺术效果看，杜甫的“或”字少而精，韩愈的“或”字多而滥。对于现存的全部杜诗来说，“以文为诗”的例子并不多，远远没有形成“规模”，这说明杜甫并没有刻意地“以文为诗”。到了韩愈那里，“以文为诗”的写法差不多就刻意化、常态化了。正如清代赵翼所说：“然奇险处亦自有得失。盖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则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有心与无心异也。”（《瓯北诗话》卷三）后人论及韩愈以及宋人的以文为诗，常常认为源头在杜甫那里，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杜甫的名气太大，虽然杜诗中以文为诗的写法并不起眼，但是其影响却不小。

总之，对杜诗中的“以文为诗”，应作具体分析，不能因为“以文为诗”有不好的一面，就认为杜甫的“以文为诗”也不足取，更不能把后世诗人“以文为诗”产生一定弊端的“锅”甩给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