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史记》中的汉承秦制

董成龙(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

2019-03-30 10:06 来源:《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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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修改秦朝的正朔,刘邦如何确立开朝之正?张苍认为,“高祖十月始至霸上”,以为霸上奠定了除秦的事业,所以不顾秦朝也是“以十月为岁首”,认定剪除暴秦的汉家正朔与秦朝的正朔一样。显然,这一论断非但没有揭露出反秦事业为历史带来的新生,却恰恰展示了秦、汉两朝之间的连续性。
电视剧《楚汉传奇》中陈道明饰演的刘邦(文图无关)
一、秦汉同德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汉朝以土德自居,司马迁《史记》特意申说黄帝的土德德性,作为汉朝的模范,是五德终始循环中的第一次循环(从土德到土德),既然黄帝之德是第一轮土德(元德)在人间世的绽开,那么,担纲第二轮土德的汉朝是否意味着纪元的再次开启(“时间开始了”)?史迁这样书写,就同时还保留了对汉朝德性评判的可能,以黄帝土德之先名来贬抑汉朝土德之自命。
但是,问题复杂而有趣的地方在于:太初元年之前,汉朝一直都把本朝德性定位为水德。是水德还是土德的本朝德性定位,基于若干历史问题(周秦之变与秦汉之变)的讨论,最重要的便是前朝(秦朝)能否在五德中居有一德,这直接关系到秦、汉之际的历史书写与德性判定。
嬴政统一六国后,议定君号,取“三皇”之“皇”,采上古五帝之“帝”,称“皇帝”,自以为“功盖五帝,泽及牛马”(《史记·秦始皇本纪》),大有“五帝不及”之意,可见他自诩为五帝、三王之后天地间截断众流的全新君主。秦朝开启的新局面是“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车轨、律令、衣冠、文字等多方面,一改战国时期多国异制的局面,转向一统之制(《说文解字·序》),至大无外(空间)的帝国就有传诸万世(时间)的热望,因此自号始皇帝,依序排列后世君主。据史迁记述,嬴政即帝位之后,齐人进奏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他旋即采纳,“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史记·封禅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认为秦朝代周而起,是以水克火,应当配享水德;而要为新朝认定德性,既要正当其时,又要恰有其瑞。
今秦变周德,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封禅书》)
王者异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史记·天官书》)

改朝换代与改德性、易服色都相关,其中改正朔尤为重要,因为历法是与天的沟通,既然是新国朝了,就不能再用老黄历。
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秦始皇本纪》)
既然周秦之变带来了火与水之间的德性变化,秦汉之变就应当迎来水与土之间的德性变化——由秦朝的水德变为汉朝的土德。然而,在汉高祖的立朝时刻,负责历法事宜的计相张苍“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秦朝的自我认定是水德,所以崇尚黑色,张苍此论无疑是说时代没有变,还是水德之时,而且没有改德之瑞,所以秦、汉同德,一切如故。这般德性定位当然会引发一种政治问题:汉家代秦而起却与之同德,这不是否认秦朝在五德中居有一德,而是在五德终始说的历史叙事中,否定汉朝作为新朝从而配享新的德性。乍看下来,张苍此论是在开历史倒车,很是悖逆,刘邦手下的这位“老革命”,怎么会在如此重要的国朝德性定位问题上犯下现行反革命的过错?这显得太没有政治觉悟,难道不会遭致朝堂上的攻讦甚至丢掉性命?但他没有受到迫害,因为这恰恰是开朝君主刘邦本人定下的汉朝祖制。
二、汉朝的历史资源
秦朝的德性是水德,刘邦起义举事,推翻秦朝、建立汉朝,“亦自以为获水德”(《史记·历书》),“亦”字一笔恰恰表明,高祖认为汉朝居水德是在延续秦朝的德性,而不是否定秦朝居有一德。历经多年才铲除暴秦,却仍在延续秦朝的德性,汉朝代秦而起不就成了新瓶装旧酒?既然秦朝的德性出了问题,现在改朝换代却不变更德性,那为何还要揭竿而起反对暴秦,秦汉之变的意义究竟何在?史迁深知,汉高祖为本朝确立水德之时就注定无法绕过这一问题,要理解刘邦这样安排汉家德性的原因,便不得不考察汉家立朝的历史资源。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史迁上述所记,说明了汉家立朝经历了三个步骤:
(1)陈涉(?-前208)揭竿而起,最先向秦朝发难,随后建立张楚政权。
(2)项羽是反秦统一战线的实际领袖,反秦起义军剪灭秦朝——具体表现为汉军进入关中,随后撤出,楚军入主,因此可以说是秦、楚之际。
(3)楚汉之争:除灭暴秦之后,起义军阵营经历了五年内战,最后刘邦成功逆转势态,称帝建朝(自以为“功德宜之”,继续称“皇帝”,参见蔡邕,《独断》)。
由上可知,秦、汉鼎革之际的三个阶段都与楚军有关,可见建汉的三个步骤都离不开楚。范增(前277-前204)就曾对项羽的叔父项梁(?-前208)讲明,秦亡六国,楚国最为无辜,所以楚人曾豪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陈涉揭竿而起,率先发难,国号张楚,就是要“复立楚社稷”。陈涉之后,则是楚怀王熊心(?-前206)和项羽扛起了起义军的大旗。
为了尽快推翻暴秦,楚怀王与众将定约,“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史记·项羽本纪》),谁先攻破秦朝国都便可拥立为王,“先入关者,王之”(《史记·高祖本纪》),这里的“王”就是关中王,即秦国旧地的新王(新的秦王)。在项羽的带领下,反秦统一战线中“楚兵冠诸侯”,所以,刘邦先入关中,就立刻做了一篇别有深意的政治宣言:
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史记·高祖本纪》)
这篇政治宣言,遣词造句,立意深刻:
(1)“苦秦久矣”,针对革命对象而言,这么讲是给予革命以历史的正当性论证(告别历史),既然秦政严苛,就理应推翻这座大山。
(2)“吾当王关中”,针对革命统一战线而言,既然先入关中者王是诸侯立“约”所定,那么刘邦称王就理所应当,这么讲是迎接新生的法理论证。
(3)既然有了苦难惨痛的历史背景和政权担纲的法理依据,刘邦就要与秦国的父老豪杰废弃秦法,转而制定临时约法三章,一反秦政严苛的恶习,戒骄戒躁,后人观之,约法三章岂不正是进京赶考的答卷?据史迁所记,秦人大喜,烹羊宰牛,要夹道欢迎刘邦的汉军,刘邦却为军队立下纪律——起义军是庶民的解放者,而不是单纯的填补权力真空,因此要注意不劳民伤财,于是秦人就更欢喜了。
刘邦以临时约法安抚秦国旧地的豪杰,同时准备等待各路诸侯如约认定他为新王,但其势力似乎仍无法与项羽抗衡,约定(义)与权势(力)相纠缠,便有了鸿门宴的故事。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而他本人才是反秦统一战线的领袖,所以很快就“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分裂天下而封王侯”,封刘邦为汉王,“自立为西楚霸王”(《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仍旧分封诸王,是因为“既已秦灭六国为无道而亡之,自无一人可专有天下”(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2页),当时的局面,他虽然是领袖,却也没有绝对超然的地位,不得不继续按照封建制行事。这样一来,到最后,推翻秦朝统治的这场大革命,由反秦的起义军统一战线转向内战,由秦楚之变转为楚汉之争,最后刘邦终止内战,称帝立朝。
刘邦是楚人,起义之义由陈涉率先揭发,起事之事则依靠张楚政权,“建立汉王朝的主要领导者和基本队伍都是从楚国来的”(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所以采用楚制统率众部。因为陈胜有首义之功,所以刘邦夺取政权后仍然关心陈胜的衣冠冢,至司马迁时代都不曾变改:
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史记·陈涉世家》)
由起事到建汉,刘邦的立朝资源包括张楚、怀王之楚和西楚。这三种立朝资源都是楚制,《史记》单设《秦楚之际月表》而非“秦汉之际”,足见其重视楚制,亦深知汉朝与楚制的因袭关系。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与《史记·高祖本纪》(第八)也非紧贴,中间置有《史记·项羽本纪》(第七),显然是要抬高项羽在历史时间中的政治地位,但更重要的是明示汉家立朝的楚国资源——可惜宋人司马光(1019-1086)主持的《资治通鉴》将项羽从本纪中删除,忽略了这段“短暂的春秋”。《项羽本纪》记述了起义军统一战线联盟反秦,《高祖本纪》则记述了起义军的内战与新国朝的建立。
汉朝所要反对的是原先的暴秦,按照怀王之约,刘邦先入关中,成为秦国新王,日后的汉朝就由此关中之地起兴。所以,据此建立的汉家一朝反倒接续了秦国的传统,这样一来,汉家是反秦而起的新朝,秦制却是它的立朝资源之一。汉朝立朝后就经历了由“从楚制”转而“承秦制”的转变。
三、秦制≠秦政
政制转变的这一重大选择,从定都一事便可窥见一二。鸿门宴数日后,项羽引兵进入秦都咸阳,杀掉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烧秦宫室,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项羽看到秦宫已经毁坏,又以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君主当然要以天下为家(“承运应须宅八荒”,参见李商隐,《题汉祖庙》),而项羽显然缺乏把他乡作故乡的宏大政治眼光,断然没有考虑到“关中阻山河西四塞,地肥饶”(《史记·项羽本纪》),可以作为王兴之地;而刘邦手下的娄敬则回溯古代圣王定都之举,谏言以秦都为汉都。大事不决问张良,张良认为不能定都长安,也不应轻易推翻秦制,转而效仿周制,史迁记载了张良陈列的九条理由(《史记·留侯世家》),其实是说夏、商、周三代之治已经成为过去事,或者终究不过是理想式,这九条理由归结起来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1)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战事甫一结束就将战车改为轩车,“倒置干戈”,盖上虎皮,还将战马放在华山之南不再使用,把牛放在桃林之北不再运送军饷,向天下人呈示不复用兵的决心。今日能做到这番“偃武行文”之举吗?
(2)周武王进入商朝都城后,表彰商容,释放箕子,为比干修墓,而今日对待圣人、贤者和智者能如此致敬吗?
(3)周武王能发放商朝仓库的粮食和鹿台里的钱币,救济贫穷,而今日能做到吗?
(4)商汤攻伐夏桀,封杞地给夏桀的后人;周武王攻伐商纣王,封宋地给商纣王的后人。商汤和周武能这么做,因为他们能够掌控局面,置之死地而不取其性命,给其封地,以示宽仁却不至于使杞、宋两国叛乱而无可奈何。今日重建六国,那么跟随刘邦的“天下游士”得不到“咫尺之地”,必将返还故里;而获得土地的六国后人,也会旋即投靠实力最强的项羽。此处已涉及封建与郡县之辨,然而,“贵族之制去,则主势孤危,在朝皆羁旅之臣,无可信托者”(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7页),此为后话,按下不表。
“汤武之王,德洽百姓”(《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商汤和周武改朝换代的汤武革命为后世革命提供了榜样,此后的革命者都会被要求与商汤、周武进行对比。张良、娄敬所言,处处古今对比,言下之意,文武皆不如前,奈何今日要效仿商汤、周武?这是要提醒刘邦警惕,不要东施效颦。
立朝资源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够在起兵反抗时提供合理论证从而聚拢资源,又会在立朝后构成对新朝的限制——革命建立起来的新朝,就要兑现革命时期的历史先声。吊诡之处在于,刘邦起而反秦,立朝却汉承秦制。他所反抗的对象反倒成了约束他的历史资源。“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史记·高祖本纪》)。“周尚文”,世道衰微与文教疲敝相伴随,代周而起的秦朝非但不能挽救“文敝”的历史问题,反倒使用法术,火上浇油。固然如柳宗元(773-819)《封建论》所察,秦制不等于秦政,“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政出了问题,只是政策方面的失误或错误,但秦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仍然可以延续,所以汉承秦制未必会复制秦朝的错误,但问题是,既然汉不改德性,则如何避免秦政之失?秦政的历史教训不在于立朝的武力选择,而在于没有着手立教。
立朝之后,刘邦计定功劳,要论功行赏,张良退出评定,萧何就顺位为首功之臣。众将不服,以为自己披坚执锐、战场杀敌,而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不过是耍耍嘴皮子而已,众将刀光剑影中建功立业,他怎么就居有首功了,难道是因为带领大家革命的刘邦其实特别看重文学议论吗?刘邦要安抚人心,当然要出面解惑,原来这些将领虽然战功赫赫,却不过是扑杀走兽的“功狗”,而萧何才是发现敌踪、指示行军路线的“功人”(《史记·萧相国世家》),更重要的是他在楚汉之争时守住了关中,沿袭了秦制,保障了汉家在关中的革命根据地,从而确定了汉家王兴的基业(战国时期,魏文侯去世,武侯即位后任用田文为丞相,将军吴起不服,也有类似对话,参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正可谓“萧相守关成帝业”(陆游,《读史》)。秦朝曾经焚烧《诗》、《书》,文教之迹几近熄灭;汉家立朝之后,陆贾(约前240-前170)却整日读《诗》、《书》,刘邦当然以为徒劳无功。这样看来,虽然新朝建立了,但新君主没有重视文敝的问题,遑论改革。汉高祖建立汉朝却选择汉承秦制,那就是立朝而不立教。秦朝已作为历史的镜鉴摆在那里,智与力皆有限度,如何导民以德?更何况作为汉朝立朝资源之一的张楚政权,其创作者陈胜曾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如此一来“田野小夫皆有南面称孤之心”(《陈亮集·问答上》),国朝将如何维系?
四、立朝之正
立教就是定位并弘扬本朝的德性,确立立朝之正,与制度(君臣关系)和历法(天人交通)的设计息息相关。虽然建立汉朝以来,“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史记·太史公自序》),但终究是汉承秦制,也就意味着汉不改德,具体表现是:
叔孙通最初归顺刘邦时身穿儒服,因此遭致憎恶,于是改穿楚地制式的衣服(《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此后叔孙通为汉朝制作礼仪,“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史记·礼书》)。这一故事,也是汉朝立朝后从遵行楚制转向施行秦制的一个缩影。汉初政制由萧何制定,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他为汉家确定制度,所凭借的正是秦制(《史记·萧相国世家》)。萧何仰仗张苍敲定历法,从秦朝至汉初都用颛顼历。汉朝立朝元年(前202)和文帝后元元年(前163)都调整了历法而未改正朔,直到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才开始改正朔。
“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刘邦以平民之身起义,与秦国基于既有的国土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不同——曾有大臣提议秦朝延续周制,继续实行分封制,秦始皇否定该意见;而汉朝立朝者刘邦却与诸侯“共天下”。并不是说刘邦有多么仰慕周制,它有一个重要的权力格局背景:在反秦事业和楚汉之争的过程中,刘邦都没有确立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例如,汉五年(前202),刘邦与淮阴侯韩信和建成侯彭越相约,共击楚军,然而,韩信与彭越最终都没有带兵前来。张良指出“君王能与共分天下”(《史记·项羽本纪》),他们才会前来。所以,立朝之后,刘邦当然担心功臣之间的私下交往,张良深明君心,能够避开立朝后剪灭异姓王的遭遇,端赖于封爵时主动不王而为侯,不做相国而举荐萧何,更是在入关后“杜门不出岁余”。“张良欲浅,故机深无死地;韩信欲深,故其智遂为其欲所蔽,终至丧身。”(阮芝生,《论留侯与三略(下)》,载《食货月刊》(11卷),1981年第3期,第97页)直到汉高祖身后的吕后(前241-前180)时期,才有“高帝定天下”的讲法,因为那时异姓诸侯王已经基本剪灭。
革命立朝时的权力格局,迫使刘邦不能完全执行秦制——用郡县,于是便分封同姓王:“天下初定,骨肉寡少,故广大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在封建与郡县的抉择上,刘邦有心延续秦制建立郡县制,不过一起革命而多是功臣,建汉之初需要稳定人心,于是多封同姓王,郡县与封建交错,实属无可奈何之举;然而在封建诸王和中央之间有诸多郡县作为地理屏障,这一政治地理格局本身便是秦制对周制的矫正。
由上可见,汉朝延续了秦制和秦历,沿袭秦制成了汉家祖制。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汉高祖重视秦制,所以不仅要定下制度,让人为陈胜守冢,还要让人为秦始皇等人守冢,仅次于陈胜,安排了二十家为秦始皇守冢(《史记·高祖本纪》)。
然而,问题也紧随其后。既然不修改秦朝的正朔,作为开朝君主的刘邦如何确立开朝之正?张苍认为,“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史记·张丞相列传》),以为霸上奠定了除秦的事业,所以不顾秦朝也是“以十月为岁首”,认定剪除暴秦的汉家正朔与秦朝的正朔一样。显然,这一论断非但没有揭露出反秦事业为历史带来的新生,却恰恰展示了秦、汉两朝之间的连续性。
刘邦建汉立朝,关于新朝正统的论证主要有两种:首先是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神话(《史记·高祖本纪》)。刘邦夜行,路遇大蛇挡道,拔剑斩蛇。后来有人路过此地,见一老妇哭泣,问所缘由,原来是儿子白帝子化身为蛇,被赤帝子杀死。刘邦闻之窃喜,自以为是赤帝子化身无疑。第二种论证仍然借助秦朝的四帝传说,只不过将自己添为第五帝(《史记·封禅书》)。刘邦曾经设问秦朝祭祀哪些天帝,身旁人作答,曰白、青、黄、赤四帝;而他却以为应该有五帝而非仅仅四帝,众人皆不能对。刘邦于是抛出腹案,自问自答:“待我而具五”,原来第五帝正是他本人,进而立黑帝祠(水德);纵然成立,刘邦所谓的五帝又与史迁笔下《五帝本纪》之五帝又有小大之别、古今之变了。
秦始皇推演五德,确立的水德是秦朝的德性而非他一人的德性,因此他有“传之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的渴望;汉高祖虽然为汉朝确立了水德,但不过是秦朝德性的延续而非克服,这一德性定位的缺陷已作用于他本人——既然汉朝德性只是秦朝德性的线性延伸,而汉朝又是代秦而起的,那么他就要在五德说之外为自己寻求立朝神话以正名(justification),不过,无论是赤帝子斩杀白帝子之说,还是祭祀五帝之说,都只是依托于一种神话为开朝君主一人的德性正名,但世袭制可以使子孙世袭君位,却无法使其世袭德性。有汉一朝推翻了暴秦的压迫,却遗留了本朝德性定位的立教问题。
【本文节选自《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刘邦 秦 汉 史记 五德正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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