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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行医者事,莫问“前程”艰——从卵巢癌的治疗到预防
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妇科 朱小丹副主任医师
深夜的办公室,只剩下电脑屏幕的微光和一份刘女士的病历。复发性卵巢癌晚期,大量胸腹水,CA125指标无情地攀升,连最新临床试验的ADC药物也未能拦住疾病的脚步。作为她的主治医生,我翻阅了无数文献,用尽了指南内外的方案,我们携手赢得了几个月的宝贵时间,但最终的结局,似乎早已写定。
这种深深的悲凉与无力,是肿瘤医生们再熟悉不过的“职业创伤”。我们像是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用最先进的武器,打一场场惨烈而注定失败的战役。而刘女士的那句“没有做好定期妇科检查,发现就已经是晚期卵巢癌”的自责,更像一根刺,扎在心上。它促使我不断追问:我们倾尽所有与晚期肿瘤的“结果”搏斗,但在疾病萌芽的第一道关口,却出现了如此的疏忽?
直到我看到五代冯道的那句诗:“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这句古语,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我内心的迷惘,也精准地道破了医者职业精神的精髓。
一、“行好事”,在逆流而上的战场上,我们定义胜利
在妇科肿瘤的战场上,“行好事”意味着什么?
对于晚期患者,它意味着我们将“治愈”的目标,悄然转化为 “延长有质量的生存期” 。我们手中的武器越来越多:精准的肿瘤细胞减灭术、高效的铂类药物、针对BRCA等基因突变的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乃至像为刘女士寻找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这样的“生物导弹”。
每一次治疗,都是一场与疾病的谈判。我们为患者争取来的每一个无进展生存期(PFS),都是宝贵的胜利。在这段用医术赢来的时光里,她们或许能看到孩子毕业,能完成一次家庭旅行,能了却一桩心愿——这些生命的宽度,其价值远非冷冰冰的生存数据可以衡量。
然而,技术理性之外,“行好事”更核心的,是人文的温度。它是在告知坏消息时,依然留出的那扇希望之窗;是在处理剧烈癌痛时,那份不厌其烦的耐心;是在患者因腹水腹胀如鼓时,一次细致的穿刺引流;更是面对她们对死亡最深的恐惧时,那句“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承诺。
我们“行”的“好事”,是科学,更是艺术;是治疗,更是陪伴。我们不仅治疗一种疾病,更是在照料一个完整的、正在经历风暴的人。
三、 “莫问前程”,在不确定的海洋中,做确定的灯塔
医学,尤其是肿瘤医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不确定性。而“莫问前程”,正是我们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时必须修炼的心法。
它不是消极或放弃,而是一种深刻的智慧与勇气。如果我们执着于“必须逆转病情”这个“前程”,那么每一次的病情进展,都会成为压垮医生职业热情的巨石,也会让我们在决策时因恐惧失败而变得畏首畏尾。
“莫问前程”,是让我们从对“结果”的无限焦虑中解脱出来,将全部精力专注于“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就像培育一棵树,我们无法命令它一定开花结果,但我们能做的,是按时浇水、施肥、驱虫。树木最终的茁壮,便是对努力最好的回报,即便它终将凋零。
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正是“莫问前程”的最佳注脚。我们无法每次都创造奇迹,但我们可以永远提供支持。这份支持本身,就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它为生命注入了尊严,让患者在最后的旅程中,感到自己不是孤身一人。
三、 从“治疗”到“预防”,一场更伟大的“行好事”
刘女士的病例,像一记警钟。她那句沉重的自责,指向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正视的残酷现实:卵巢癌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早期症状隐匿,约70%的患者在确诊时已为晚期(III/IV期)。
当我们逆流而上,在晚期肿瘤的激流中奋力救援时,我们是否应该投入更多的力量,在源头筑起堤坝?作为一名妇科肿瘤医生,我的悲凉感正源于此。而将这种悲凉转化为行动,正是我们职业责任感的升华。
这场更伟大的“行好事”,就是“预防”与“早诊”。
1. 打破“沉默”:认知高危因素与预警信号
虽然卵巢癌早期难发现,但我们并非完全无能为力。科普的关键在于让公众了解:
• 高危因素: 家族史(尤其是乳腺癌、卵巢癌家族史)、BRCA1/2基因突变、未生育、晚育、初潮早、绝经晚等。
• 警惕“卵巢癌三联征”: 如果女性(尤其是中老年女性)持续出现腹部胀痛、腹围增大、食欲下降等症状,且短期内反复发作,务必警惕,及时进行妇科检查。
2. 善用“武器”:定期妇科检查是生命护甲
• 盆腔超声: 是筛查卵巢肿瘤最直接、无创的影像学方法。
• 血清CA125检测: 虽是重要的肿瘤标志物,但需知它特异性不高,炎症、子宫内膜异位症也可能使其升高。医生会结合超声及其他指标(如HE4)进行综合判断。
• 对于高危人群: 如有明确家族史或已知携带BRCA突变,应与医生讨论进行更密切的监测,甚至可以考虑预防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
将工作的重心前移,去社区、去网络,不厌其烦地宣讲定期妇科检查的重要性,让每一位女性都穿上“预防”的铠甲——这,或许才是减少“刘女士”悲剧最根本的途径。
结语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这句古训,为所有在医学道路上跋涉的我们,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基石。它让我们坦然接受医学的局限,却永不放弃医者的追求。
作为妇科肿瘤医生,我们将在两个战场同时“行好事”:一方面,我们继续在晚期治疗的阵地上,与患者并肩,不问“前程”成败,但求过程中的每一分努力与尊严;另一方面,我们将怀着更大的热情与责任感,投身于预防与早诊的源头,去播撒健康的种子,去构筑第一道防线。
这条路,漫长而艰辛。但每当想到,或许因为我们的坚持,未来会少一位在晚期病痛中挣扎的“刘女士”,多一位因早期发现而获得治愈机会的女性,那份内心的悲凉,便化作了前行路上最坚定的力量。
但行医者事,无愧于仁心。这,就是我们的人间“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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