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刘君德：斯土斯民，在心在行

【编者按】

上海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日前揭晓。“学术贡献奖”尤其引人瞩目，该奖项用于表彰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上海学者。其代表性成果须在理论研究上有创新，在学术研究上有创见，在学科建设上有建树，在现实生活中有意义。

自2004年开设以来，学术贡献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截至目前，仅有42位学者获此殊荣。

第十七届“上海哲社奖学术贡献奖”授予四位学者：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刘君德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桂世勋教授、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澎湃新闻特别邀约拜访四位学术贡献奖获得者及其学术朋友圈，望可概述各位老先生的学术生涯、治学经验及学术思想，助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这是我当时在皖南山区拍摄的照片，研究地理一定要注重实地调研，也要热爱摄影，把所见所闻拍下来……”如今年近九旬的刘君德，依旧精神矍铄，当聊起他的地理研究时，更是神采奕奕。他翻着他的著作《我的地理人生》，熟稔地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着他的学术理念以及背后的故事。

《我的地理人生》3书影。均由受访者供图。

《我的地理人生》至今已出三辑，文字超百万，同时涵盖他在中国34个省份所拍下的3700多张照片。而这样的大部头成果，基本都是在刘君德80岁后完成的。“过完80岁生日后，我深感脑力不济，如果不做些什么，我恐怕就会忘记一切。所以我从家里搬来电脑，打印机，开始整理我的成果与照片，每天坚持写作，《我的地理人生》也算是对我学术生涯的一种回顾与总结。”刘君德说。

刘君德究竟如何与他相伴一生的地理结缘？又为何毅然投入行政区划这一人文地理研究的“处女地”？我们可以从刘君德的讲述中一探究竟。

不辞冷门，生龙活虎做考察

在刘君德人文地理研究的道路上，交织着偶然与必然。他于1937年出生于江苏泰兴，完成小学与初中教育后，就读扬州师范学校。行将毕业时，刘君德响应当时的国家号召，被推荐参加高考，“分配”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从此开始了他丈量祖国大地与求索问道的一生。

1959年，刘君德毕业，留校从事人文-经济地理学教学与研究。上世纪80年代，全国动员开展国土规划，而国土规划的前提是正确认识中国的国土。由此，中国科学院南方山区考察队成立，华师大地理系有幸编入第三分队。当时刘君德担任系主任不久，面对学校交给他的担子，他走出书斋，于1983年至1987年的五年间担任中国科学院南方山区科学考察队第三分队队长，开启他的野外调研考察工作。

担任分队长的工作经历给刘君德的一生带来很大影响，刘君德说，自此之后，他一到野外调研考察就觉得生龙活虎，充满着干劲。同时，地理学科离不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这一经历正好给予了他宝贵的机会，他对于行政区划的研究也发轫于此。若不是几次巧合，或许刘君德无法关注到行政区划的问题，但在数次人生重要的选择中，刘君德都以家国情怀为先，可以说，他会关注到行政区划这一与国家、人民都紧密相关的话题，便也是一种必然。

1985年，刘君德在皖南山区考察中。

1984年11月中旬，当刘君德率领考察队行进到皖南山区贵池县的时候，命运又开始悄然转向。在当地，刘君德发现池州地区政府部门已经没有多少工作人员，他觉得很奇怪，有必要探究一番，就请副队长继续带队前行，自己则带了两名队员驻扎在当地继续深入考察。他在调研中发现，池州地区撤销，并入一江之隔的安庆后，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管理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便根据调研成果，撰写了《安徽省贵池县经济体制问题的情况和建议》，以华东师范大学的名义上报中央，这份报告获得了中央的高度关注。安徽省委也非常重视，迅速进行调查核实，不久恢复了池州地区建制。2003年，刘君德作为专家应邀参加了国家环保部在北京召开的安徽生态省规划评议会，他的发言有理有据，特别是对安徽省域大空间格局的准确把握，连地方官员都十分叹服。这正是因为刘君德在调研过程中，不光关注到安徽的山山水水等客观因素，更关注到了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与他们深入交谈，了解到了当地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刘君德在考察中与村民交谈。

通过这次研究，刘君德敏锐地意识到，池州现象在当时的中国很可能不是孤例，其他地区可能也存在类似问题，进而发现行政区划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便萌生了潜心钻研的想法。行政区划的研究，在刘君德之前，可谓是十足的冷门。当刘君德决定以此作为自己长期的研究方向时，校内外的一些同事、朋友都劝他三思。他们觉得行政区划这一方向，学术积累少、潜在限制多，加之时代背景，刘君德说，那段时间他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刘，千万别碰那个（指行政区划研究）呀！”

但是刘君德很坦然，也很清醒。“学者依法依规地在学术领域内研究问题，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我觉得完全可以，不必瞻前顾后。”他说，“冷门于我而言恰恰也是一个机会，后面事实证明我找对了方向，抓住了机会，这也成就了我的一生。”

为民请命，一派学问赤子心

南方山区的考察，是刘君德关于政区地理研究的起点，也是他的研究关注人民所需、立足国家发展的起点。他始终身体力行，深度考察调研，将社会责任感作为他当仁不让的学者自觉。

刘君德在南方山区的考察中，还有其他重要成果，关于淳安县的调研便是其中一例。新安江水库作为中国重要的水利工程，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淳安县“千岛湖”，在库区建设时，包括淳安县在内20多万人被迁出安置在江西。但是由于人数众多，接收地也无法迅速“消化”这些外来人口，不少移民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不同，生活水平的落差等多种因素，后来又返回淳安县生活。但新安江水库建成后，淳安县耕地面积大幅缩减，而又由于水库生态保护的原因，一些渔猎活动也被禁止。刘君德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他认为，作为一名学者，将群众的问题归纳出来、反映上去，言责无旁贷。1985年1月10日，刘君德应淳安县政府要求，为县乡干部做了一场报告，强调适应新环境，寻找发展的新思路。县政府将报告录音整理成《“南方山区考察团”来淳考察情况汇报》。1987年12月，国务院上海经济区办公室在江西赣州召开“上海经济区丘陵山区开发治理交流会”，刘君德被特邀参会发言，他讲了淳安的案例。原定20分钟的报告时间，刘君德足足讲了40分钟，他突出强调人为因素是山区贫困的主因。汇报完毕后全场掌声雷动，很多领导跑上台和他握手，激动地说：“谢谢您，讲了很多我们的心里话。”刘君德第二次到访淳安县的时候，县里的广播在循环播放着一篇文章，大喇叭里传出了清晰的声音：“中国科学院南方山区考察队第三分队长刘君德在报告中说……”内容正是刘君德上次考察的报告。这份情谊让刘君德深深感动，他说，作为一名科学家，讲真话、接地气是他的本分和义务，这就是他为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正是因为刘君德将群众放在心上，所以群众也把他记在心中。

《“南方山区考察团”来淳考察情况汇报》录音整理稿，根据刘君德1985年在淳安县所作报告整理而成。

无独有偶，在之后兴建福建闽江上游的水库等重大项目前，一旦相关部门向刘君德咨询，他都亲力亲为地考察每一处细节，始终强调科学，重视民生，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他都坚持客观公允地发表意见。刘君德出生于农村，觉得自己对基层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做这一切是出于本能。

更为重要的是，刘君德教授在注重实践调查的同时，善于总结思考，他提出的“行政区经济”理论思想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新理论。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王军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刘君德先生的学术研究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他让我们不断深刻意识到，作为学者，诚然应该在理论研究上有所钻研，但也绝不应只是写文章、发专著，应当把个人研究需求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发掘、思考、解决真正的问题，把研究发现转化为各级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推动生产力与社会经济的持续性发展。”

在南方山区考察的五年中，刘君德带领团队完成了百万余字的考察报告，报告中有关山区振兴、民生发展等建议均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与采纳，考察队也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中国政区地理》书影。

刘君德的研究成果不仅在中国学界是开创性的，也颇具国际影响力。他的主要著作之一《中国政区地理》，属于“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在原定的计划中并没有这一分册。但随着刘君德在行政区划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渐突显，组委会决定增加政区地理这一分册，而刘君德则成了这本书的主编。出版后，这本书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回忆，有一次乌克兰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带着这本书到华东师范大学拜访他，与他进行了深度交流。乌方工作人员激动地表示，这本书带给他很多启发，书中所提到的现象，在乌克兰也是存在的，他会将这本书带回国内，以期为乌克兰国内的类似问题提供参考。“如果我的研究，能够推动更多社会进行改革，为更多的人带去福祉，这也是我非常乐意见到的。”刘君德说。

见微知著，学问原来在身边

1988年，民政部主持召开昆山会议，这次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全国性的行政区划学术研讨会。刚从山区抖落一身尘土、带回一摞成果的刘君德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参会，提交了若干学术论文，核心正是围绕他在实地考察中发现的各类行政区划问题。适逢国家想要依托一所大学进行行政区划相关问题研究，这次会议也让华师大与刘君德获得了足够的重视，在随后的考察中，华师大也在软硬实力方面均获认可，最终在全国高校中脱颖而出。1990年，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落地华师大，华师大与刘君德本人有关行政区划的研究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

中心成立后，第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对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的行政区划研究，这也是中国第一次组织专家进行行政区划的战略研究。刘君德组织了八位学者，前后历时一年多，完成了研究报告《江苏省苏锡常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研究》，报告包含数十万字与手工测绘地图100多张。报告递到民政部后，民政部高度认可了如此高效与细致的工作，报告主要内容被民政部与江苏省民政厅采用。而这一成果也获得了1995年由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政治学类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江苏省苏锡常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研究》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政治学类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当然，刘君德除了开展全国野外调研外，他的研究还扎根上海。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对上海而言，也注定是不平凡的几年。随着浦东新区的成立，刘君德自然也要为这个蓬勃生长的“新生儿”建言献策。刘君德与相关专家，综合研判“大区制”“中区制”“小区制”的优势劣势，最终认为在中国目前国情下，保持中等区划体制是正确的。而浦东新区在原有基础上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部分乡镇要转变为街道，且涉及到合并问题。此外，由于浦东新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是否要在区政府与街道、乡镇之间再建立一级架构，都曾经是刘君德潜心钻研与深度思考的问题，这些研究最后形成了《上海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与浦东新区建制镇区划调整》报告，并获得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1999-2000）一等奖。

《上海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与浦东新区建制镇区划调整》获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1999-2000）一等奖。

刘君德认为，他的学术生涯的三个阶段“山区-政区-社区”是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当年，他在山区考察中，慧眼独具，发掘出了行政区划这一值得关注却又乏人问津的地理问题，使得他投身于行政区划的研究。而随着行政区划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研究了上海这样大城市的行政区划后，刘君德意识到，行政区和社区是密不可分的，社区作为行政区划的最基层单元，在中国，研究行政区划而不研究社区，就无法触达行政区划研究最深层的肌理；社区的相关研究，也为行政区划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

刘君德在学术方面的一大显著特征，就是从实际出发，不盲信盲从，拾人牙慧。在最初研究中国社区的会议上，受当时广泛的思潮影响，许多学者在谈到社区时，仍言必称西方，从理论表述到案例证明，都在跟随西方的体系。而刘君德通过调研对中国社区进行细致观察与深刻思考，他在会上提出，中国的社区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发展过程，与国外自下而上孕育的社区不同，观察方法、研究方法、治理方法都不尽相同，不能削足适履，在描述中国社区时，他首次使用“行政社区”这一提法。这个创新性的表述，当年也获得了与会学者及参与报道媒体的一致认可与好评。

刘君德教授作报告中。

1990年代中期，刘君德提出了“曹家渡现象”，这是对社区的一次精确研判与规划，而这次研究的出发，源自午间的一次散步。当时，刘君德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前往曹家渡地区，他发现曹家渡地区的面貌已经有很大改变，房屋多有动迁。刘君德马上前往附近的高处，全面、及时地将当时的情况用相机记录下来。

刘君德说：“曹家渡作为一个渡口，在历史上很繁华，直到解放后依旧人流如织，而那时反而显得冷冷清清，这促使我思考背后的原因。”深入研究后，刘君德发现，曹家渡作为一个商业性功能社区，却被静安、长宁、普陀三个区所分割，由于这三个区对曹家渡的重视程度不一，规划功能定位不同，导致曹家渡当时的发展不均衡、不协调，也是曹家渡不复往日的根本原因。而“曹家渡现象”不仅仅是单一现象，在刘君德的成果发表后，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也纷纷表示自己所处的区域存在“曹家渡现象”。刘君德认为，这表明“行政区经济”并非空穴来风，而理论确实是具体实践背后的高度总结，同时也提示着我们要从历史沿革与城市发展的实际问题出发，对社区问题进行深度梳理，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要形成共商共建、激发活力的良性互动。

刘君德提出的“行政区经济”“行政区-社区体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富有生命力的理论思想。他的理论思想也引起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学者的关注。

桃李芬芳，传道授业惜英才

从1991年至2009年，刘君德在担任博士生导师期间，共培养了33位博士、25位硕士和8位博士后。刘君德为学生提供的，不仅是扎实丰富的学养，更是从精神、生活等多维度无微不至的关怀。

1996年，刘君德（居中）在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与部分博士后、博士生商讨研究项目。

刘君德说，人文地理学科培养的是具有宏观的、空间的、战略性思考的以及具有奉献精神的人才，“好苗子”并非一直都有，如果他注意到，就一定会悉心栽培。

在担任系主任时，有一次刘君德前往华师大二附中进行招生宣讲，他发现一位叫张明的学生很有天赋，便说服他报考了地理系。果然，刘君德慧眼识人，张明在本科学习期间就崭露头角，刘君德为了留下人才，在他本科毕业后便说服他留校，他也深度参与刘君德的相关工作，如对苏锡常地区的考察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他出色的英语水平，在刘君德的鼓励下，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后进入世界银行工作。

刘君德还讲述了另一位优秀的学生俞立中，他地理系本科毕业后被选拔推荐至英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之后，先后任上海师大、华东师大和纽约大学校长。

另一位江西籍学生曾毅，在学术研究上也非常有头脑，恰逢当时教育部要选送学生出国留学，刘君德就为他申请留校，并推选他出国留学。由于当时校长持保留态度，刘君德认为他确实是可造之才，与校长据理力争，最终为他争取到了这一名额。刘君德对他说：“你不必感谢我，希望你能珍惜这次机会，拓宽眼界、增长学识，但你也要记住你的根在中国，学成后要记得回归祖国。”比利时的大学宽进严出，每年会有一道筛选，而曾毅也不负众望，用了三年多获得博士学位。学成归来后，由于种种因素，他对是否一定要回到华师大有些犹豫，刘君德丝毫没有“门户之见”，他表示，中国就是你的家，哪里对你做学问最有利，你就去哪里。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曾刚还向澎湃新闻记者分享了另一则动人的故事。2012年，刘君德教授已步入退休生活，但他得知地理系的一位教授遽归道山。由于事发突然，这位教授门下的许多博士、硕士都一时间有失怙之感。此时，刘君德毫不犹豫地对这些学生表示，只要有意愿成为他的学生，都可以收入门下。刘君德这样做，并非出于一时的关心，收入门下的学生，他都尽心教学，直到他们毕业。

“这样的一份胸怀在有些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很多人早已经习惯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刘先生的善举，也标志着不仅他的学术成果，还有他的精神品格，都将一代一代地照亮我们。”曾刚说。

在地理院的大楼里，刘君德深情地望向前辈泰斗的塑像，动情地说：“当年求学时，胡焕庸先生、李春芬先生等都曾给予我受益终身的教诲，现在每每瞻仰他们的塑像，仍觉可亲可近。我希望今日的青年学者应当不畏‘冷板凳’，抱有平常心，做研究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经济效益，而是真正热爱自己的研究，思考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意义，将人文地理、行政区划的研究进行传承，循着我们的足迹，把路走实、把路走宽。”

刘君德的书房。

“现在我早已步入退休生活多年，但是在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仍旧会坚持去往全国各地考察，思考当下有关行政区划、人文地理的相关问题。我的一生，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一生，对这片土地的探索，对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关怀，直到我生命的终点，一刻也不会停止。”刘君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