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7年：一场政治和解有多难？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87年，大宋元祐二年，大辽大安三年。

这一年的2月13号，司马光回到了他的故乡，陕州夏县，就是今天的山西夏县。不过，回来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灵柩。司马光是上一年的10月在开封去世的，在大宋首席宰相的位置上工作到了最后一刻。这次归葬故乡，护送棺木的队伍非常隆重，一位是户部侍郎，这是朝廷的代表；还有一位是内侍省的宦官，这是皇家的代表。此外，从四面八方赶到夏县来给司马光送行的，还有好几万人。下葬的时候，哭声震天。大宋一代名臣司马光，生荣死哀，就这么隆重地谢幕了。

过去这二十年，大宋政坛上有两面旗帜，猎猎飘扬，也指点着不同的方向。一面旗帜是王安石，他要以新法破旧局，富国强兵；另一面是司马光，他要以旧制稳根基，安民守常。可是，就在上一年的5月，王安石去世了，得年六十六，到了10月，司马光又走了，享年六十八。两面旗帜相继倒下了。

他们这一倒，背后的意涵却略有不同：王安石走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熙丰变法的终章；而司马光这一走，定海神针一撤，却开启了此后元祐、绍圣年间政坛大乱斗的序曲。

这不，司马光刚去世，马上就有人上书皇帝。先是夸了司马光一通，然后笔锋一转，直接就说，皇上，司马光当宰相的时候，还能镇得住那些小人，现在他一死，咱们当务之急是什么？就是赶紧干掉那些小人啊。你看，有人着急借着司马光的死，继续清算敌人，掀起更残酷的政治斗争。

其实，这个时候，旧党已经大获全胜了。神宗皇帝时代提拔起来的所谓新党，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被一扫而空了。那还斗争个什么呢？新党没有了，可以旧党内斗啊。比如，到了这一年，1087年，程颐在中央朝廷被斗得待不住了，回到了洛阳；这一年，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因为是旧党中的温和派，也被斗得灰头土脸；也是这一年，旧党中的另一个温和派苏轼也不断被攻击。熬到后年，他终于也去了杭州。

大乱斗时代就是这样，任何一派的胜出都不意味着乱斗的结束。胜了的，可以内部分裂，斗争继续；败了的，可以卷土重来，斗争升级。不知道司马光的在天之灵，看着此后的政局演化和恶化，会作何感想？

回想两年前，神宗皇帝去世，司马光众望所归，回到朝廷执政。那个时候，他想的是什么？

首先当然是拨乱反正，给新法踩刹车。但是你想，司马光是个政治家啊。一个政治家的理想，不可能只是对某种现实的否定，他既得有破，也得有立，他也必须提出自己理想的政治图景。那司马光的理想图景什么样呢？你别忘了司马光的另一个身份，他刚刚写完《资治通鉴》，还是一个大历史学家。看了那么多朝代的兴衰，他描绘的政治图景肯定会有一个很超越的着眼点：不仅是要一般的国泰民安，他还要能避免本朝的衰落。

那怎么能避免呢？方诚峰老师在这本书《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里面说，司马光到了晚年，其实已经有了一整套答案，核心就是三条：第一，得有一个多元意见并存的政治局面。大家意见不同，该争就争，该吵就吵，不怕。为啥？因为有第二条啊，上面还有一个理想的君主，能够乾纲独断，保证国家的正确的方向。如果争议太激烈，会不会让政治秩序混乱呢？所以司马光还有第三条：选择人才的时候，要以德行为先。这样，即使意见很多元，也不会伤害政治秩序的稳定。君子之争嘛，不会胡来的。

司马光这套答案，其实就是《论语》里讲的那句话：“君子和而不同”。我们意见不一致，但是上有明君，下有君子，不同的意见相和相应，既有秩序，也能避免犯错误。你看，这本来是一个多好的理想设计？

说到这儿，你可能就会奇怪了：既然司马光追求和而不同，那他最后这个阶段一年多的执政，应该力求调和新旧两派，让大家都能在朝政中发挥作用才对啊？为什么他这一走，反而留下了一个争斗不息的、更加撕裂的局面呢？

今天这一期的《文明之旅》，我们就来看看生命最后阶段的司马光，看看一场政治大和解为什么那么难？

失败的调停

我们首先明确一点：司马光到底想不想调和新旧两派的矛盾？

过去我们读宋史，往往会有一个粗略的印象：司马光这次上台执政之后，非常偏执，一定要全盘、彻底地废除新法，连自己阵营里的同志的劝也不听。苏轼不就劝他嘛？免役法其实没有那么糟糕，司马光不听，一定要废掉。气得苏轼回家，一边脱衣服一边叹气，什么司马光，简直是司马牛啊，怎么跟牛一样倔啊！

是的，司马光是很倔。但是请注意，他在政策上的坚决和保守，并不妨碍他在人事上宽容和隐忍。

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上一年王安石死之后，司马光的态度。当时，司马光已经病得上不了朝了，所以手写了一份建议。核心是两条：第一，王安石这个人，文章和道德，过人之处很多，但是性格不好，才有今天的结果。所以我们才要变革。但是！第二条来了：现在王安石去世了，必然有小人要诋毁他。我建议，朝廷该给他的荣誉和待遇，一定要给足。你看，司马光的态度是：许王安石犯错误，不许咱们不厚道。我们厚道的目的，也不是当一个烂好人，而是要为天下的风气做个表率。所以，在上上下下都在反对王安石的气氛中，王安石居然还被赠了一个“太傅”的官职，享受了极高的哀荣。

这还不仅是对王安石。对于王安石的那些小弟，那些神宗皇帝提拔起来的新党骨干，司马光的态度，也没有搞什么势不两立、穷追猛打。你们不是跟我观点不一样吗？没关系，各自表达嘛，最后看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怎么定就好。这就是司马光当时追求的“和而不同”。

比如，对于蔡确，这是神宗留下来的新党，当时还担任首相呢。按照大家心照不宣的政治规矩，新皇帝上台，老宰相肯定是要辞职的，得给新皇帝留下自己布局的空间嘛。但是这个蔡确就是假装不懂规矩，就不走，在首相的位置上又赖了将近一年，司马光只能屈居他的副手。司马光这边的小弟不断猛烈攻击蔡确，司马光还拦着，说别介啊，没准人家很快自己就申请辞职呢，何必做得这么不留余地呢？

再比如，当时新党阵营里还有一个厉害的角色，章惇。将来我们会多次提到他。这个时候的章惇，是枢密院的长官，也是宰相级别的高官。因为章惇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行政人才，处理政务脑子又快又清楚，经常当面怼得司马光非常难看。那司马光怎么办？他没有针锋相对，也没有安排小弟攻击章惇，他的办法居然是，托苏轼给带个话。苏轼这个时候也是刚回到开封，而且苏轼和章惇的关系很好，他俩都是嘉祐二年的进士。司马光让苏轼给章惇带话：给个面子？能不能不要在朝廷上互相为难？

你从司马光的这个动作可以看得出来，跟这些新党人物同朝为官，他也很难受，但是他并不觉得，一定要把这些人撵走，自己才能一申壮志。没必要，“君子和而不同”嘛。

再过个百把年，南宋思想家朱熹就说，司马光这个姿态很不妥啊。怎么还能给王安石一个太傅的礼遇呢？这个时候，就应该明明白白地说清楚王安石错在哪儿，还天下人一个是非曲直。你怕担个搞朋党的罪名，结果是这边用几个人，那边用几个人，不问是非，让坏人混进自己的队伍，这下场还能好得了？

是的，站在后人的角度看，搞什么调和？要什么宽容？还不如把新党一网打尽，都剩自己人了，这不就好干活了吗？打扫完屋子再请客，多爽快？

但是，如果你站在历史现场，哪有那么简单？搞政治，有一个很直白也很经典的表达：什么叫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所以，尽量缩小打击对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成熟政治家的本能。

而且你想，这是什么时候了？元祐年间了，距离王安石开始搞变法，已经快20年了。这20年间，成长起来的行政官员，几乎全部是新法派的。他们有经验、有能力、有组织。这些人都不用，都靠边站，那用谁呢？

我举个例子，司马光要改革免役法，让户部来主持这件事。结果一看，这个时候的户部尚书是曾布，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弟弟，王安石的小弟。曾布说，嘿嘿，不好意思，当年这免役法就是我主持制定的，事无巨细都是我干的，你现在让我自己动手推翻它，那不是出尔反尔吗？我干不了这事。您另请高明吧。

你看，这个时候朝廷里的行政人才，几乎都是新法派。反过头来看司马光的保守派阵营，空有一肚子的道理，一腔子的热血，就是没有人才去干活。所以，司马光能按后来朱熹说的，先把新法派全部干掉，然后再改革吗？不现实嘛。

其实，也不仅是司马光想调和新旧两派的矛盾。如果你站在新法派阵营这边来看，他们也是非常愿意被团结的。

你想，新法派好些人，在神宗时代之所以能被提拔起来，不就是因为他们愿意干皇帝让他们干的事儿吗？理想主义的成分自然就淡一点，实用主义的色彩就相对浓一些。那好了，现在上面换风向了，要废除新法了，对于新法派来说，把这个弯子转过来，有什么难的？咱愿意配合啊。

现在的年号叫“元祐”，什么意思？就是神宗皇帝的年号“元丰”中的“元”字和此前仁宗皇帝的年号“嘉祐”中的“祐”字，各拿一个字凑出来的嘛。请注意，定这个年号的时候，宰相还是新法派蔡确呢。他定这个年号什么意思？就是掺和啊。你们要是嫌神宗皇帝元丰时代的新法不好，要不我们就往里兑点水？把仁宗皇帝嘉祐时代的传统做法往里掺和一点？

你看，新法派的人，是愿意主动往中间凑凑的。这本来是政治和解的非常好的起点。但是很遗憾，他们怎么往中间凑，也没有用。

我给你举三个例子，给你看看新法派阵营中的三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的代表是蔡确。蔡确是这个时候的首相，他也知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所以没关系啊，高太皇太后相信司马光，那就听司马光的。哦，司马光要废掉免役法？可以啊。废！怎么废？不用讨论细则，就把司马光要求废掉免役法的奏疏原样照抄，然后后面批上两个字：“依奏”，就这么办，当圣旨发下去就行。

你可能会说，这不是有意给司马光埋雷吗？这么粗糙的圣旨，下面怎么执行？执行不了，大家就会怪司马光啊。蔡确可能是有这个阴险的心思在里头，但是，你司马光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个投降认输态度还是很清晰的。这是第一种态度：投降。

第二种反应的代表是蔡京，就是后来的那个大奸臣，现在的开封府知府，他也是新法派中的人物。蔡京就不止是投降了，而是要投靠，要迎合。司马光不是要废掉免役法吗？这么重大的法令变更，按说最难的就是开封府。大城市嘛，情况复杂。但是蔡京说，没问题，我五天就能办完。果然，五天就办完了。然后跑去向司马光汇报，司马光感动得直表扬他，啊呀，如果人人的像蔡京你这样，那该多好！你看，没点才能，还真当不了蔡京这样的奸臣。

除了投降和投靠之外，还有第三种反应，那就是想办法做点事儿，拾遗补缺，真的帮着把事办成。这里面的代表人物就是章惇。

前面说了，章惇是一个很厉害的行政干部。他看出来，司马光的奏疏当中是有漏洞的，直接发下去是执行不了的。于是他就建议，首先要调动地方干部的积极性，拿出各地的可行办法。不搞一刀切，然后呢，找两个地方来试点，一边试点方案，一边培养人才，最后再全国推开。我们今天的人一听就知道，章惇不愧是行政高手。就该这么办啊。

你看，新法派里的三种人，三种突围求存的方法：投降的、迎合的、支招儿的，你说，哪种方法会有用呢？

不好意思，哪种也没有用。

对于保守派的台谏官来说，你投降，证明你背后一定还有阴谋；你迎合，证明你人品差；你拾遗补缺，帮着想办法，办法当然是好的，但是你还是坏人啊。不管你们怎么做，都恰恰更加证明你们是坏蛋，统统都应该赶走。

其中，这些人对章惇的评价最令人感慨。其中有一份攻击章惇的奏疏，大概意思是：司马光原来的方案，可能有点问题，章惇提的意见，我虽然没看，但是其中肯定有可以采纳的地方。那就采纳啊，关键是把事办成嘛。

听到这儿，还挺理性的。但是接下来的话风是这样的：但是！章惇这么说，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司马光不如他。司马光就是有错误，也是君子。章惇就算说对了，也是小人。既然是小人，那咱们把他罢免了吧？

你听听这个逻辑。到了南宋的时候，朱熹也发表了一通针对章惇的言论，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在免役法的问题上，司马光的说法前后矛盾，被章惇抓到了痛处。章惇说得对。但是，他是个不好的人——这是朱熹的原话——所以大家还是攻击他，还是希望看到他被赶走。

听到这里，我估计你会长叹一声：原来如此啊。原来不是什么新法、旧法的问题，也不是态度和能力问题，原来只有一个真问题，那就是派系问题：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共存？不接受。投降？连投降也不接受。

好了，现在我们把局面再摆一摆：自从神宗皇帝去世，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到司马光去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保守派上台，司马光是领袖。里面的态度是，政治路线上坚决要走回头路，废掉新法，但是在组织路线上，不妨可以宽容。

但是保守派的舆论大军们不这么看，政治路线上，你们大佬们讨论，我们没有成见，但是在组织路线上，我们要除恶务尽，管他们什么表现，只要他是大家眼里的新法派，统统要打倒，统统要清算。

把这个局面看清楚了，我们还是要把目光投向司马光：你作为保守派的领袖，你会怎么化解这个矛盾呢？

奇怪的司马光

其实，保守派的几个大佬，不只是司马光，还有像吕公著、范纯仁，宰相班子里的几个人，这个时候都觉得不能再翻旧账、搞撕裂了。所以，在上一年，他们还推动了一份诏书的出台，叫《务全大体诏》——“关于一定要顾全大局的朝廷号召”。

里面大概的意思就是：现在该清算的人已经清算得差不多了，下面能不能不闹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伤了和气。所以，就算以前某某人是新法派的，以后也不要追究了，台谏官也别弹劾了，给人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用今天的话说，这份诏书的精神就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团结一致向前看”。但是有一拨人还是不肯，就是保守派的台谏官。他们激烈地反对：凭什么不让好人说话？凭什么要姑息坏人？到最后，诏书发出来的时候，还是不得不拿掉了几个字，就是“台谏官也别弹劾了”这几个字。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很别扭的场面：新法阵营里的官员们，朝廷已经原谅你们了，但是台谏官该怎么骂你们，还可以继续骂。这还怎么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次和解的努力，就这么破产了。

好，现在我们把视线转向司马光。在这个乱哄哄的过程中，他是怎么当的宰相呢？在赵冬梅老师的这本书《大宋之变》里，我看到了几个细节，几个令人震惊的细节。

如果你是司马光，作为宰相，你应该怎么开展工作？每天坐在办公室，手挥目送？耳提面命？出主意、搭班子、带队伍？不好意思，这个真没有。司马光身体不好，不仅不怎么上班，而且也不怎么跟同事沟通。

举个例子。司马光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合作者，他的副宰相，是吕公著。这两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认识，而且交情还特别好，当年号称“嘉祐四友”嘛。这次出山，两个人也是前后脚回到的朝廷。那你想，两个老朋友，政治立场一致，一起受了多年的委屈，这回又成了肩并肩的战友，这关系应该多密切啊？

但是司马光后来在奏疏里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吕公著回到朝廷七个多月了，我们只在公开场合中见过一面，从来没有私下见过，也没有什么书信往来。

啊？这叫什么老朋友？又是怎么当的新战友？你们正副手之间不交流、不沟通，怎么合作执政？是不是有点儿匪夷所思？

还有一位，范纯仁。司马光当宰相的时候，范纯仁被任命为枢密院的二把手，进入了执政核心。这两个人私交也非常好，甚至范纯仁这次提拔，就是司马光推荐的。

但是，范纯仁一旦进入领导班子之后，两个人的沟通突然就中断了。中断到什么程度呢？

话说上一年的6月份，国家财政遇到困难，范纯仁就建议说，要不咱们恢复一下王安石新法中的青苗法，就是放点高利贷，给朝廷挣点钱？请注意，这是6月的事儿，到了9月，司马光才得知这件事。那还了得？恢复新法？重病中的司马光，挣扎着起了床，哆哆嗦嗦地上朝要见高太皇太后，站在帘子外面激动地大声喊：是哪个奸臣，劝陛下要恢复青苗法？当时范纯仁也在场，吓得面无人色，站在那儿不敢接话茬儿。行了，司马光这么一吼，恢复青苗法的事儿就此打住。

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吗？一个执政班子里的人，你们平时不沟通的吗？遇到不同意见，就不能在宰相群体里面先协调解决吗？非要跑到太皇太后面前去争个胜负？这样的同事关系，多古怪啊？

那你说，这是因为他岁数大，身体不好，所以沟通能力下降，才导致这个状态吗？不是，他是主动要这么做的。

你从一件事情里就看得出来，司马光这次回来当宰相，在自己家的客厅，在客人坐的位置旁边贴了一张纸，上面写了几句这样的话：各位客人，如果你对朝政有什么意见，那就请你写个正式的奏章，报给朝廷。我跟同事走程序，你等圣旨吧。如果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也请你正式写封信，封上口，让差人转送给我，你要是说的有道理，我改。如果你要托我办事，甭管是谋个官职差遣还是关于什么案子，你也正式写个文件，我和同事商量着办。但是，如果你来我家做客，所有上面这些事，都请你免开尊口啊。

你看，这还不仅是公私分明。这其实是在说，所有的沟通，都请做正式沟通，我不接受和任何人就任何事做私下的非正式沟通。

有点经验的管理者都知道，要想团队有战斗力，非正式沟通甚至比正式沟通还要重要。比如说，一家公司，既得有开正式会议的会议室，也得有非正式沟通经常发生的场所，比如茶水间。据说，某个硅谷大公司的餐厅，要把就餐排队的时间精准地控制在4-5分钟。为啥？因为各个部门的人在排队取餐的时候，可以随机地聊一会儿，这是激活组织活力的好办法。那为什么不能更长一点呢？更长一点，大家就会把手机掏出来了，沟通又消失了嘛。

有一次，我跟一个工厂的车间主任聊天。他说，我平时对工人们很严格，能拉得下来脸管理，是因为每个月末，我们都有一笔经费跟工人们喝一顿大酒。在酒桌上，我要跟工人称兄道弟，甚至抱头痛哭。第二天，把脸一抹，我才能继续该怎么严格还怎么严格。要不然，你以为工人会服你那一套？你看，非正式沟通甚至是正式沟通的前提。

回到司马光：你现在是宰相了，上有太皇太后的倚重，下有朝野上下的期待，你是一把手，你可以不干具体的事儿，但是你不可能不做人际之间的沟通啊。尤其是和自己立场一致的战友，吕公著、范纯仁这样的，交交心、透透底、协调一下立场、统一一下口径，这是必须的嘛。否则你怎么当领导呢？

你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司马光行政能力比较差。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事务型的官员嘛。确实，这也是当时人的共同看法。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解释还没到究竟。

事务性的能力比较差，甚至没有什么行政经验，都不怕，为官这么多年，司马光总见过别人怎么处理行政事务，现在担任了一把手宰相，为了把责任担起来，可以学啊，可以见贤思齐啊，顶多是沟通得不到位，不至于像他这样，主动地拒绝沟通。

而且你去看司马光的为人，他这辈子可能有点迂，但也绝不是一个不通人情的人。在洛阳写《资治通鉴》的时候，邵雍、富弼、文彦博这些老朋友请他出去玩，喝酒吟诗什么的，他也是乐于奉陪的。他不是有一句诗吗？“我以著书为职业，为君偷暇上高楼”，我很忙，但是忙中偷闲玩一下也行啊，你看，并没有不通人情世故啊。

所以，是不是还可以有另一个角度的解释：当了宰相的司马光非常清楚自己的声望是怎么来的，他也知道自己在这个阶段大宋政局中的角色，所以，他是在用一种非常明智的方式小心谨慎地维护自己的声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此话怎讲？我们先来看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宗皇帝去世，请司马光出山是众望所归？是因为他写了《资治通鉴》吗？当然不是，那本书当时还没有那么出圈。是因为司马光有能力吗？当然也不是。他已经离开京城15年了，对各项工作都隔膜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旧的典章制度都忘了，对朝廷现在搞的新法更是一窍不通。还在职的官员，一百个人当中不过认识三四个，这种状态的人，本来并不适合当宰相。

但是你看看那个场面：神宗去世，司马光回开封奔丧，他走到哪里，都有人围起来看，马都走不动，老百姓开始喊，司马相公别回洛阳了，留下来当宰相吧，给老百姓谋一条活路吧。

一个15年都没有在开封露面的人，凭什么获得如此崇高的朝野声望？凭的是两条：第一，司马光自始至终就是新法的坚定的反对派，从来没有丝毫妥协。在这种政治分歧中，往往就是这样：谁的立场最坚定，持续的时间最长，谁就会成为旗帜型的人物。早在十几年前，王安石就对神宗皇帝说，司马光的才能并不怎么样，但也不能提拔他，一旦他身在高位，就会成为汇集新法反对派力量的一面旗帜。为啥？因为司马光坚定啊。

司马光的声望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在洛阳坐了15年的冷板凳。而且也并不是闲着，而是在写《资治通鉴》，进行一场艰苦的长行军。这在当时人看来，是有一点受难色彩的。就像曼德拉后来能当南非总统，最重要的声望基础，不是什么功劳和能力，而是人家做了27年牢啊。一个坚定的、且有过受难经历的反对派，在政治风向发生变化的时候，瞬间就会成为无法替代的旗帜性人物。

所以，你想，司马光回到政坛，他能怎么做？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身体、精力都不行了。他在元丰七年，就是1084年写完《资治通鉴》的时候，就说自己视力已经不行了，牙也基本掉光了，记忆力也严重退化，眼前的事儿转身就忘。一部《资治通鉴》，已经把他的心血耗干了。到了元祐年间，身体状况只能更差。

现在还要回朝当宰相，他能怎么个当法？难道还能指望他成为那种长袖善舞的政坛高手？不可能了。能力不允许，身体也不允许。司马光给自己打了一个比方，说自己是就像秋天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在烈风中摇晃，马上就要凋零了。他甚至清醒地说，我现在的处境，世俗之人给了我很多虚名，但实际上我什么都没有，而上上下下对我又有很多期待，我怎么应付得了哦？

设身处地地想，我如果是司马光，这个时候我唯一理智的策略，就是主动当好那面旗帜，我不跟你们讨论怎么妥协，怎么适应现实，那是年轻人的事了。我这秋天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我能做到的最好的样子，就是像一尊雕塑一样立在山头，也不说话，就是拿手指着一个方向，一直坚持到最后的凋零。

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

艰难的和解

如果我们理解了司马光最后的处境，也许就可以解释他最后的行动方式了：当一个坚定的保守派，主张废除一切新法，与此同时，关闭和一切人的非正式沟通的通道，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都透明地摊在桌面上。

他只剩这最后的一丝力气了。他确实没有多余的心力，花在组织协调，做具体的工作上了。他能做的，不过就是留下一个道德上干干净净的、政治方向上始终如一的形象。既然国家在做方向调整，需要一个旗帜性的人物，那我就当好这杆不动如山的大旗吧。司马光本人未必有这份儿算计，但是我们作为后生，可以对他有这么一种推想和体谅。

苏东坡后来对司马光有一个洞察，他说，这位老人家之所以能够有那么大的道德感召力，就是因为两个字儿啊，一个字是“诚”，诚恳，另一个字是“一”，一致。如果要再加两个字，那就是“透明”，用司马光自己的话说，就是“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耳”，事无不可对人言。

诚恳、一致、透明，这不就是一面旗帜该有的样子吗？“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恕我不再和你们做什么私下的沟通了，让一切都摆在台面上吧，我能贡献给这个时代的，就只剩下我这个倔强的姿势了。有我这杆旗帜在，国家转型的大方向就不会偏，剩下的事，就交给有具体行动能力的实干家了。

遗憾的是，司马光扮演好了自己的旗帜的角色，但是大宋朝没有为司马光准备好保守阵营里的实干家。

后来，苏东坡被台谏官挤兑得在开封是在待不下去了，不断请求到外地做官。临走的时候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发了这么两句牢骚，他说，过去的那人正人君子啊，只晓得追随王安石；今天的那些正人君子呢，只晓得追随司马光。虽然跟的人不同，但一样啊，都是盲从啊。

是的，司马光是旗帜，但是阵营里的其他人不能也做旗帜啊。大宋有一个司马光了，下面该有一些有目标、能实干、想办法、会妥协的业务型干部了，不能都是只长了一张嘴，而且还越来越偏激的人啊。这个时候的大宋朝，不仅需要调转船头，还需要定纷止争往前走啊。等到司马光撒手尘寰，就再也没人能有这样的声望，实现新旧两派之间的政治和解了。从此，北宋后期的政坛大乱斗就拉开了大幕。

这是历史的遗憾，那它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给大家推荐一个TED演讲吧。题目叫做《如何发起一场运动》，演讲者是美国作家德雷克·西弗斯（Derek Sivers）。他在这个演讲里有一个洞察：发起一场运动，小到在校园里组织一个活动，大到发起一场社会转型，都需要两种人。

一种是领导者。领导者的任务是站出来。当大家都在随波逐流的时候，他突然站出来做不一样的事，他会非常孤立，他会被人嘲笑，所以，一个领导者最需要的是勇气。

但是，只有领导者，远远不够，一场能成气候的运动，还需要另一种关键角色，那就是“第一个追随者”。第一个追随者，不需要那么多的创造性和那么大的勇气了，但他的任务也不轻松。他的使命是两个，第一，号召更多的人加入，让更多的人看到，哦，加入的风险其实也不高。第二，也更重要的是，只有当他做得好，有建设性的时候，才能把第一个站出来的人的形象从一个孤独的怪人变成一个领导者。

这个原理，在很多宗教的历史上也都有体现。教主站出来了，但是距离宗教的创立还很远。为啥？因为教主的行动方式，在当时人看来，他就是一个孤独的怪人。教主是不可模仿的。只有等到第一代弟子站出来了，比如基督教的圣彼得、佛教的阿难、迦叶，这些人不仅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实务行动能力，而且他们追随教主的方式，才是普通人能够模仿的。一个宗教组织的扩张才成为可能。

在历史上，所有伟大的领导人之所以能成，往往也是因为背后有实务型的干部的支撑。比如刘邦身后的萧何，罗斯福身后的劳埃德・霍普金斯。

其实，我们中国人理解这个模型一点也不难。想想，取经队伍中，光有唐僧，没有孙悟空，就斗不过沿途的妖魔。可是光有孙悟空，没有唐僧坚定地要去天竺，队伍只怕也早就散了。

你看，任何一项事业，既需要一位坚定的、精神性的领导者，他们的任务是死死地把住方向；同时，也需要一些身段灵活，方法多样的干部，他们的任务是摆平那些棘手的问题。

今天，我们在1087年，大宋元祐二年送别司马光。我们看到了他生前的努力，也看到他身后的乱象，但是平心而论，司马光没有做错什么，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扮演好了预定的角色。是这个时代没有为他准备好一批合格的追随者。

一个结构性的人才空洞，空荡荡地摆在那里，向我们展示着一种时代悲剧的样子。

好，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1087年司马光走后的大宋故事。

我们下一年，1088年，要去欧亚大陆的另一边，去看一个现代文明的人类奇迹。下一年，我们再见。

致敬

公元1087年本期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想致敬司马光。风烛残年重归政坛的司马光，并没有能够弥合北宋新旧两派巨大的撕裂，但对于这样一个老人，我们也不应该要求更多了。

给你读一首司马光退居洛阳的时候，跟老朋友邵雍唱和的诗吧：

《和邵尧夫安乐窝中职事吟》——

灵台无事日休休，安乐由来不外求。

细雨寒风宜独坐，暖天佳景即闲游。

松篁亦足开青眼，桃李何妨插白头。

我以著书为职业，为君偷暇上高楼。

想起司马光，我们印象里，就是总是那个"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的严肃的，甚至有些刻板的老先生的样子，可是，读到那一句“桃李何妨插白头”，你不觉得好高兴吗？春天里粉红粉白的桃花、李花，插在老人家的满头白发上，天地之间一时都明亮起来。

这份明亮，和他那部《资治通鉴》，一直照耀着千年后的中国人，致敬司马光。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9年。

（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宋）苏辙著，陈宏天等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

（宋）蔡絛撰，冯惠民等点校：《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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