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科技伦理治理注入“群团动能”

余茜

在科技创新加速迭代的今天，技术的边界不断拓展，伦理的挑战也随之而来。科技伦理治理已成为全球性议题，关乎技术进步的方向、社会公平的维护以及人类福祉的实现。然而，科技伦理治理也面临多重现实挑战，如技术发展速度远超伦理规范的构建。以人工智能为例，算法歧视、数据隐私泄露等问题层出不穷，而相应的伦理规范和法律框架却相对滞后。这些挑战表明，科技伦理治理不能仅依赖单一主体，而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发力。群团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以其独特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在价值传导、风险预警、社会协同等方面持续发力，为科技伦理治理注入“群团动能”。

校准：价值观引导和政治价值传导功能

科技伦理治理的核心在于价值校准，即规范技术发展与应用的边界，确保技术进步符合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和伦理底线。群团组织的“政治性—群众性—社会性”复合属性，天然具备技术伦理校准的治理优势。在政治价值传导方面，党的群团组织能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科技伦理的具体要求，确保技术应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如深圳市总工会主导的“智慧工会”系统开发中，引入环卫工代表参与算法设计，在服务半径计算模型中嵌入“非正规就业群体空间可达性权重系数”，实现效率逻辑与公平价值的精准平衡。

群团组织的群众性决定了其运行逻辑植根于人民本位原则，其价值导向机制以多维度的群众需求响应为根本遵循，而非单纯受资本增值逻辑或效率优先范式所支配。如在生物医药领域试点“伦理积分制”，将技术研发的伦理合规性，如基因编辑知情同意率、数据匿名化程度量化为科研绩效考核指标，形成“价值引导+技术指标”的复合评价体系。同时，考虑到科技伦理问题的高度专业性，为避免公众因高门槛而导致的科技伦理关注度和参与度较低等问题，群团组织在这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群团组织可发挥动员与教育的群众工作优势，推动专业伦理标准的制定与推广，如浙江省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由科技社团牵头制定区域性伦理规范，通过协同审查机制平衡技术创新与伦理风险；工会通过劳动保护推动企业将科技伦理纳入员工培训体系；妇联通过家庭教育引导公众关注科技伦理问题。这种通过对话协商、科普讲堂“情境化设置”等路径建构的共识生成通道，不仅消解了技术开发者工具理性与社会公众价值理性之间的认知鸿沟，更通过伦理原则的操作化转译，将“数据正义”具象为算法透明度分级制度，让科技伦理从政策文件里的抽象原则，变成工厂车间里的操作规范、社区生活中的监督标尺。

预警：社会风险“传感器”功能

群团组织的社会感知网络具有独特的风险预警价值，就组织特性而言，群团组织扎根基层，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敏锐的舆情监测能力。全国总工会覆盖4亿职工，妇联拥有6.8亿女性数据库，科协组织每年服务科技工作者数量4亿人次。这种深度嵌入创新链条的组织网络如同社会风险“传感器”，能敏锐捕捉到技术落地后引发的各类“不适症”与伦理争议，并通过其体制性通道迅速反馈，从而推动治理措施的出台。例如，工会系统通过“职工心声”App收集技术应用中的伦理争议案例，识别算法歧视、过度自动化等风险点。妇联的组织网络能敏锐捕捉到技术对家庭领域的影响，如针对女性的网络诈骗、在线教育中的数字鸿沟、智能家居设备带来的隐私与安全新挑战，并将这些关乎女性与家庭权益的新风险通过立法建议、专题报告等形式向上传递。共青团则善于发挥其在青年中的引领作用，通过监测青年在网络空间中对新兴技术，如AI数字人、元宇宙伦理的讨论与态度，评估其伦理认知倾向，并通过主题教育、代表提案等渠道，主动引导青年形成负责任的技术观，提前干预潜在的风险行为。

群团组织线下“在场交互”机制能强化其在科技伦理治理中作为联结器的功能定位，既实现对科技伦理风险的实时感知与风险预警，又保持人文关怀的温度传导。例如，地方工会为老年工人保留线下“代办员”服务，弥补数字化鸿沟。总之，群团组织基于其组织网络而内生的风险预警功能，具备传统监管体系难以企及的治理触达能力，能够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第一手的基层数据和舆情信息，增强治理的前瞻性和针对性。

协同：治理的“接口转换”功能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构建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治理格局。群团组织的社会性决定了其能整合政府、市场与社会资源，构建多方协同的科技伦理治理网络，避免单一主体垄断数据权力。例如，广东推行的科技伦理治理伙伴计划，明确工会、科协等群团组织在政策咨询、公众参与、纠纷调解等7个领域的法定职责，建立“项目共担、数据共享、效果共评”的工作机制。实施两年间，群团组织参与制定了《自动驾驶伦理审查指南》等12项地方标准，其中有9项转化为全国性技术规范。一些地方群团组织还联合各领域组织成立独立伦理审查机构。例如，上海市科协创设的科技伦理服务联合体，整合42家专业机构资源，形成前端教育—中端咨询—后端评估的全链条服务体系。这种平台化运作模式，实现了治理资源的精准配置。

科技伦理治理的复杂性源于多元主体间价值系统的结构性张力。究其根本，技术研发主体的创新驱动、市场主体的效益诉求、行政主体的规制偏好与公众主体的权利主张，在知识结构、利益取向和风险承受维度均存在显著分野。这就导致各主体在认知、价值排序和责任分担上难以达成一致。在此治理情境下，群团组织可发挥“软治理”优势，成为多主体协商的“缓冲界面”，进而将不同主体的伦理价值诉求纳入决策流程。

（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