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自己的名字，只被叫作“林门郑氏”｜翻翻书·送书

在她的葬礼上，她没有自己的名字，只被叫作“林门郑氏”。这个冰冷的称呼背后，是一位名叫郑锦的女性坚韧而顽强的一生。

郑锦出生于马来西亚一个庞大的华人家庭，作为长女，她早早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孤身赴新加坡学习裁缝。归来后，她撑起一间小小的裁缝铺，立志创办女子服装学校，希望让更多女性能凭一技之长安身立命。然而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一个安稳的“小家”，当丈夫沉迷赌博，她成了这个七口之家的经济支柱，用一针一线对抗着无声而汹涌的生活困境。

《林门郑氏》一书是作家林雪虹对母亲的生命回溯，也是一场痛彻心扉的自我剖析。她曾奋力挣脱母亲命运的漩涡，远赴他乡求学、工作，她厌恶母亲身上那种对金钱的计较和无尽的叹息。

直到母亲离世后，当她在深夜下意识地记下彩票的数字时，才惊觉自己与母亲在做着同样的事。“你终究是你母亲的孩子，不管你愿不愿意。”这种宿命般的相似，既是母女间难以言说的情感纠葛，也是两代女性对残酷生活的体悟继承。

而后，她用长达六年的书写，试图穿透记忆的迷雾，去理解那个被生活不断挤压、最后连叹气都不被子女容忍的母亲，去抵达那个真切存在过的人。

本期翻翻书活动就为大家带来这部“哀悼郑锦和为了我们”的生命挽歌——《林门郑氏》。母亲的挣扎是无数沉默女性命运的缩影，悼念母亲的过程，也成了痛苦的“我”的挣脱与审视。当作者写下“这个悲哀的女性已经不仅仅是‘我的母亲’了……这也是许许多多母女的境遇，这些加起来就是广义的‘我们’”时，这部私人化的书写便超越了个体家庭，成为对当代女性处境的深刻回响。

（以下内容摘自《林门郑氏》，编辑过程中略有删减，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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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姐妹几个会因为母亲不愿离开父亲而感到愤懑。我们在几次对话中提到这件事，带着一种不耐烦和近乎绝望的口吻说话，偶尔还会恶意地挑衅，仿佛乐于见到母亲窘迫、无从辩驳的样子。

“你又不需要依靠他，为什么不能离开？”

“我们一起离开，我可以打工挣钱养你。”

“到底是生活重要还是面子重要？”

“当然是面子重要嘛。”母亲高声说。那时我们正在逛商场。那是七年前，母亲和二姐来北京旅行，我带她们去雅秀商场，母亲想买一台收音机送给父亲。

她最勇敢的一次大概是在二十年前的那个阴郁的午后。她把我们四个孩子叫到身边。大姐不在家，当时她在台湾上大学。我们围在弟弟的床边，商量带什么东西，还有什么时候下楼坐公交车离开。

“我受不了了，我要带孩子回娘家。”母亲说。我们以对峙同时也是惶恐的姿态面对站在房门口的父亲。

后来发生的事如今只剩下碎片似的残破画面，我看见画面中的人有的说了一句或两句话，更多的人只是沉默着。我站在床的右边，侧着身子，几乎没有正视父亲的脸。我想的是第二天早晨的事。该几点从外婆的家出发去学校？万一错过了巴士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告诉同学发生了什么事？我似乎感觉不到悲伤，而只是忐忑、紧张不已。我为着即将到来的混乱、失序而心跳加速。

“如果不是因为孩子，我早就离婚了。”这是我记住的最后一句话。

我们并没有去外婆的家。这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在乌拉港，很少有什么事情是能够决绝而干脆利落地了结的。女人们更是不善于将事情的真相曝露在日光之下，因为那样只会使悲剧更加惨烈，令人难堪，甚或恼羞成怒。于是我们选择忘却和忍受，就像我们默默忍受着日头的炙烤和乌鸦的叫声。就像我忘记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样。

对于悲剧的来龙去脉，我发现自己总是容易忘却它们。我能够清晰地记得一些细节、一些片段，以及许多的感觉和情绪。那个午后，在我们被母亲唤到房间之前，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当时在哪里，正在做什么？后来我们为什么不再提起那些往事，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保持沉默？

我是林金水的孩子，在我身体里住着一个小林金水，一直要到三十岁以后，我才认清这个事实。苛刻，漠然，喜欢掌控一切，拒绝任何温暖的东西。与此同时，我还继承了母亲那惯于忍受折磨、软弱（仅仅是某种意义上的）和悲悯的性情。这些特质时而交杂在一起，相安无事地共存，时而相克，光明的一方战胜同样强大的黑暗，或者是良善被邪恶压垮，被迫隐藏起来，尽管偶尔也会跳出来无力地反击。

我想母亲身上一定是有着强大、旺盛的生命力。如此她才能抵抗艰难、绝望的生活，无论是以何种方式。不久前，在餐桌上，小严说起刘易斯 · 布尔乔亚的大蜘蛛，我惊讶地发现它和母亲这么相似。不是境遇的相像，是承受能力和方式的相似。布尔乔亚的母亲和我的母亲，一个一直低着头，一边修补挂毯，一边默默承受悲伤与痛苦 ；一个终其一生都坐在缝纫机前，夜以继日地工作，专注的面容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压力、与生俱来的坚韧及对宿命的默认。

母亲经常笑，还很容易紧张、惊慌失措。她不是一个沉默的女人。她笑时总是难以抑制地拍打旁边的人，时常笑到合不拢嘴，发不出声音（有一次，马六甲的老三姨来看望她，在餐馆里，她激动得整副假牙都掉出来！）。如今想来，她那夸张的笑也许隐含多重意义，是对生活的幽默和悲苦的回应、反击或消解。那笑很可能强化了我们对她的印象，甚至构成了一个假象，使我们深信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乐天知命的普通女人，没有一点隐藏的、更深刻的意义（她到底是不是？是不是？）。

这些年，我渐渐遗忘她的生活，她的一切一切。也许这是因为我变得越来越漠然，离乌拉港的生活越来越远的缘故。我已成长为一个女人，也在独自面对生活的不自由和不公正。“人要承担一切选择的结果”，我总这样想。当小心翼翼的尝试最终都化作一声叹息或被逐渐忘却，不再被提及时，我的这个想法更是越来越坚定。“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干涉另一个女人的爱情？”“她有丈夫，这些事应该由她的男人去做。”我会这样说。

一天晚上，她突然走进房间，坐在那张我用来顶着房门的圆木凳上。木凳没有靠背，她佝偻着，衬衫的领子耷拉下来，露出她那嶙峋凸出、干瘪、皱巴巴的锁骨。

“我要跟你讲一个孩子的故事，你可以写下来。”她对我说。

这次她分享的是一个新的故事。故事中的她三十岁，正在分娩第四个孩子，那是她唯一的儿子。在分娩过程中，她突然大量出血。医生问病房外的祖父和父亲要保住大人还是小孩。祖父说要保住小孩，父亲则说要保住大人。结果皆大欢喜，大人和小孩都安然无恙。

她回忆这件往事时，神情是如此淡然。她的上唇很薄，容易使人以为她如果不是在抿着嘴，便是在以一种轻蔑、挑剔的态度说话。她的眼袋沉沉垂着，像两个卧着的、饱满而暗淡的弯月。那个晚上她显得出奇地平静，保持着一致的语调和声线，不像是在讲述自己的生活，更不像是在议论某个亲戚或朋友的难堪事迹。故事说完了，她又说起另一件事。

“我有一次想走，下楼后躲在照相馆附近，不知道能去哪里，最后就又回来了。那时候阿妹已经在台湾了。”她说。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以为她说的“一个孩子的故事”指的是她的故事，那个“孩子”便是她自己。后来在她的葬礼上，我对三姨妈说起这件事时，我恍然大悟，几乎可以确定她说的“孩子”其实是弟弟，是她的孩子。我并没有告诉姨妈母亲究竟说了什么，只是告诉她母亲说过的那句话，“我要跟你讲一个孩子的故事，你可以写下来”。姨妈重复了那句话，以此表示惊讶和好奇。当我也像姨妈那样复述母亲的话时，我突然觉得自己一直以来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

一个孩子的故事。她的孩子。

如果我当时没有错误理解她的话，我流的眼泪也许不会如此纯粹，而是会掺杂着一丝嫉妒、哀怨、悲愤及失望，这样的悲伤是复杂、沉重的，带着腐朽的味道，让人产生很深很深的挫败感。

我讨厌这种腐朽的味道，厌恶这样的挫败感。在她逝世前两周的一个下午，我从北京给她打电话。当时她和尤妮在病房里。尤妮是我们雇来照顾她的印度尼西亚女佣。那段时间母亲不是住在大姐的家，便是住在医院里。她有时候会想回乌拉港，有时候会想去某个亲戚家住（她一厢情愿地认为那些亲戚会收留她），或是想住在医院的病房里。父亲乐于见她住在大姐家或医院里。也许这是因为他也极度疲惫和厌倦这一切。他迅速将母亲的日用品和药物搬到大姐的家，然后每天在固定时间出现在那里，像在自己的家那样指挥所有人，掌控一切。

“我跟你讲，”母亲以一种明确但又带着一点惶惑的意味幽幽地说话，“我是要回乌拉港的。那里是我的家。妈妈爱爸爸，妈妈为了你们这五个孩子，所以才没有离开爸爸。妈妈是爱爸爸的。我是要跟爸爸在一起的。我跟阿芳不一样，我是不会离开爸爸的，我不会做那种事的。你跟大姐讲我是要回家的。”她的声音听起来清朗、平和。阿芳是我们的一个亲戚，她正准备和丈夫离婚。

挂断电话后，屋里弥漫着一股腐朽、绝望的气味。我感到无限悲痛和无助。我原本还应该充满怨毒的。

为什么她独自一人承受这些？为什么我要背负这为人子女的沉重枷锁？为什么？

我还有十八天才能离开乌拉港。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在这座小镇住这么久了。夏木远在北京，我们每天都通电话，试图让对方知道自己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没有想念对方，还有究竟快不快乐。

我到底快不快乐，这是夏木最关心的事情了。“我就是希望你快乐。我希望能让你快乐。”他总是这样说。

悲哀的是我在这里确实不怎么快乐，甚至开始感到难以呼吸。

自从母亲的身份从裁缝转换到病人以后，她开始失眠了。导致她失眠的不是单纯的身份转换，而是隐藏于“病患”这个新身份背后的各种身体与情绪的不适。起初她只是昼夜颠倒，后来则是越睡越少，脑袋里思虑的事情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琐碎。她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长，不再像从前那样会在早晨和父亲一起晨运，到过港吃早餐，甚或是自己步行到肯德基买汉堡，因为她越来越虚弱，甚至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

她开始做足以打发时间却只需消耗很少力气的事情，比如说一次又一次地将所有亲友的电话号码抄在新本子上，整理裁缝铺的衣架、纽扣及袋子，还有将那堆顾客还没来取的衣服一一打包起来。所有这些事情几乎都不是在白天进行的。白天，她经常昏昏欲睡，频繁上厕所和清洗自己的身体。她打盹的次数越来越多，断断续续，大多时候都待在房间或客厅的躺椅上。

母亲午睡时，我会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享受难得的独处时光。我抓紧时间阅读和写稿。这段黯然无光的日子里，阅读所带来的愉悦与平和远超于过往它所能带给我的。出发前，我把卡尔维诺的《巴黎隐士》和狄迪恩的《奇想之年》塞进背包里，准备在医院或闲暇时阅读。我发现卡尔维诺的书能带给我极大的抚慰和对未来生活的乐观（我羡慕他那与生俱来的写作天赋和幸运的境遇），而狄迪恩的书则为我打开了一扇窥探爱情和死亡的窗。

然而这样愉悦的时光何其短暂。母亲时断时续地睡觉，直到凌晨时分，她完全醒过来，开始收拾屋子。最初的那几天，她不停地清理旧物，找出无数件需要扔掉的东西。我们只好视这个举动为春节前的大扫除，因为弟弟要回来了，他总说家里的东西太多太旧了。

那些都不是弟弟的东西。很快父亲便发现家里的瓶瓶罐罐、泔水桶、勺子、抹布，甚至是自己的袜子消失了，于是开始抱怨、质问、指责或怒骂。整个夜晚，母亲宛如一只衰颓、萎靡的母猫，瘦骨嶙峋，幽幽地在屋里徘徊。她走路的声音很轻，几乎没有声响，但乌拉港的夜晚格外安静，我在房里还是能听见她的脚步声。当脚步声传来时，我抬起头，看着她经过我的窗户。纱帘后的影子佝偻着缓缓移动，从左到右，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回来，再次佝偻着慢慢移动。

她不是在卫生间里，便是在厨房里收拾杂物。更早的时候，她在裁缝铺里收拾东西。但她收拾东西的声音严重干扰到父亲，因为父亲的睡眠质量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很差了。于是她转而收拾弟弟的房间，或坐在房间里缝衣服、抄电话号码、整理衣服。当所有这些事都处理完毕后，她便开始收拾厨房。

她突然有了喜欢在我们睡觉或工作时和我们说话的习惯。有时候是叫我们做各种事情，比如说洗衣服或将毛巾、衣服递给在浴室的她。似乎她对疾病引起的生理问题有点措手不及，或是变得比以前更粗心大意了，她开始非常依赖家人，总是有各种事情需要我们替她处理。

她关心和忧虑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当想起某件事时，她会站在房门外或坐在弟弟的床上对我们说话。

“吃团圆饭时会有几个人？”

“快起床洗衣服。”

“把我的桶拿来。”

“帮我打电话。”

“明天记得买一把炒菜勺和两个盘子。”

你很难专心工作，因为这种情况发生得过于频繁，而且很多时候出现在早晨七点多和午夜时分。那个时候，我不是在睡梦中，便是在床上工作。“除非你和这一切保持距离”，后来我对自己这样说。

我知道这不容易。

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她已经开始深切感受到自己体内的癌细胞在急速扩散，以致她很可能不再拥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这么多的事情。是啊，她一直以来都是个性子急的人，连走路都是健步如飞的。

有那么几次她确实是能早早地就上床睡觉。她就睡在隔壁的房间里。深夜，当我在工作时，突然想起在隔壁的她，想到她突然那么安静，房里悄无声息，一阵恐惧和震颤会迅速袭来。我走到她的房门，试图从窗帘的缝隙看她是否真的在睡觉。如果百叶窗紧闭，我会轻悄悄地将房门打开，从门缝偷窥在床上的她。我会伫立片刻，屏住呼吸，确保她的胸口或腹部有在以一种平缓的节奏持续起伏。

那一瞬间，我发现自己的内心充满矛盾。当她安然无恙时，我竟隐约感受到深藏于体内的失望和沮丧。我究竟在期待什么呢？是否灵魂深处已然埋下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对终将到来的噩耗的期待与承受力？未来的日子里，当以为早已命中注定的事情迟迟未发生时，我是否会比此刻还要疲惫不堪和失望？

我很快便阻止自己继续思考下去。我轻轻地关上门，站在门外听从房里传来的电扇转动的声音。回到房中，我再次坐在计算机前，绞尽脑汁回忆几分钟前脑海中浮现的句子。我知道我必须抓紧时间写下去，因为失眠的病人永远会起得比我早，精力也远比我的还要充沛。第二天，当那些乌鸦像昨天清晨那样再次出现在乌拉港的街巷，暖风依旧从大海那边缓缓吹送过来时，我将恢复我与这座小镇、我的家族以及自身命运之间永无休止的悲哀抗争。

▼ 第五十五期书目：《林门郑氏》

《林门郑氏》[马来西亚]林雪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世纪文景出品

▼ 内容简介

《林门郑氏》是马华文学新锐作家林雪虹的非虚构作品。在这部写作时间长达六年的作品中，林雪虹以女儿的视角回溯母亲郑锦隐忍而顽强的一生，敏锐捕捉华人母女间复杂幽微的情感纠葛。她以克制的语言传达饱满真挚的情感，悼念亡母的同时也是一次痛彻心扉的自我剖析与接纳。《林门郑氏》是两代女性的喃喃低语，更是对女性处境的勇敢审视。

▼ 作者简介

林雪虹，马来西亚人，现居天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博士肄业。短篇小说《普度玛央》曾获第十五届花踪文学奖小说评审奖。第三届单向街“水手计划”受资助者。《星洲日报》《北京晚报》《南方周末》专栏作家。

▼ 名家推荐

荣格曾写过，母亲的爱是注定的宿命悲剧，因为被她所爱的子女无能尽全回报。孩子们的脚步，自降生伊始，就不断前行探索，越境，乃至不再回头，不可能偿还，不写下就流逝成空白，书写宛如盘点债务，还无止境。纵使卑微小写，日常琐碎，却如此夺目：《林门郑氏》定题反讽地说出父权制度无法给女性归宿的事实。社会对母亲的处境别头不看，集体失语。唯有女儿对母亲的书写得以挽救。

——贺淑芳

华语伟大的篇章。迄今为止我读过的描写家族的最好文字。它没有抒情、粉饰那些主观的东西，也没有像新闻记录那样完全客观的东西。我想说的是，它每一处都显现了内心的真实。

——阿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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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吴筱慧 实习编辑/李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