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田野｜我35岁，确诊ADHD三年，仍在与之对抗

*ADHD全称为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翻译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或注意力缺陷过动症，中文语境下常叫多动症。ADHD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中，将ADHD划分为注意力不集中型ADHD-PI（难以维持注意力、分心、健忘）和多动-冲动型ADHD-HI（过度的、不适宜的活动和行为冲动）以及混合型ADHD-C)同时满足注意力不集中和多动-冲动的症状标准)。

*根据《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早期识别、规范诊断和治疗的儿科专家共识（2020年版）》统计显示，我国儿童多动症患病率高达6.26%，患者人数约为2300万人，但临床就诊率却仅约10%。部分患者在儿童期出现的病症可能会持续至成年，中国成人多动症患病率约为3%。

纪录片 ADHD: Not Just For Kids剧照

1、“左右互搏”

今年九月，我在小红书上发起了一个招募，希望能找到几位和我一样30岁以上、未婚、成年后确诊ADHD的女性患者，成立一个互助小组，来交流各自面对ADHD的经验和问题。一时间收到了很多回应，很多人希望能放宽条件，但我还是坚持了这些近乎苛刻的条件，在多次沟通后，我最终成功获得了4位志趣相投的“病友”，她们来自三个时区，有在纽约做数据分析的，有正在英国读博士的，还有两位是在国内执业的心理咨询师（且她们的来访也有不少是ADHD患者）。就这样，我不仅在三天之内成立了一个画像相同的互助小组，还意外拥有了来自专业的力量和指导。

其实我设置这些门槛的原因很简单，我想找到了一些和自己有相似经历、同时饱受ADHD困扰的人互相支持。从很多方面来说，我似乎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高成就者”，我毕业于名校，写过很多爆款科普作品，一直在健康/医疗领域创业，拥有不错的事业和收入。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ADHD对我生活工作的困扰，我的确诊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发生的。

三年前，我刚刚开始在一家骨科医疗器械公司担任合伙人和产品总监，面对完全陌生的行业和挑战，我感到兴奋又充满压力，但同时我意识到某些我一以贯之的方法无法应付当下快节奏的工作局面，虽然过去的三十多年我都是这样过来的。状态好的时候，我一天可以在开三四个会的同时协调好手上七八件工作并且超高效率地完成它们，状态差的时候，我可能连一件很小的事情都拖着无法启动，并且维持这样的“瘫痪”状态数周。

拖延，几乎是我人生的主线。我在反复拖延和赶deadline中度过了前面十几年的学习和工作生涯。虽说这样的工作方式也让我拥有了不错的学业和事业，毕竟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在deadline前完成那些任务（偶尔翻车过几次），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拖延和等待deadline到来的时间里我有多么的焦虑和无助，那件未完成的任务像个大石头压在我的心上，让我吃不香玩不欢。但我就是无法开始那项任务，我只能一边焦虑地拖延，一边难受地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转移我的注意力。

面对不想做的工作进行拖延是几乎人人都会有的行为。因此在确诊ADHD之前，我也会从意志力、自控力等层面去审判自己不够努力，不够自律。我学习了很多关于拖延的心理学理论，也无数次下定决心洗心革面想要重新做人。但每一次都会历史重演。我在拖延和自我否定中度过了从高中到工作后的这十几年。我常常想，如果我不那么拖延，更加游刃有余地做事，也许我可以在各方面做得更好。

现在我知道了，ADHD患者的拖延和启动困难与一般人不太一样，因为他们的神经回路出现了问题。并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了。大量研究提示，ADHD与前额叶相关神经网络的功能异常有关，尤其涉及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在执行功能中的调节效率。这种调节失衡，使得“启动”、“维持注意力”和“任务切换”变得异常困难。ADHD患者在负责专注做一件事的TPN模式和负责神游的DMN模式之间的切换很难，造成的结果就是意识想要启动TPN，但大脑却被DMN和低迷的动力水平牢牢困住，进而出现一种类似左右脑互搏的情形——也就是我说的那种一边提心吊胆地拖延一边痛苦的焦虑。

即便不借助脑神经科学知识，也不难理解“不想”和“不能”是两个层面的事。因此从主观能动性和意志层面对ADHD患者进行谴责是无效的。基于此，一些ADHD治疗药物会通过提高患者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水平来达到治疗的效果。这类药物其实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这也是ADHD治疗中的首选药物。这里所说的“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并非让人亢奋，而是通过提高特定脑区神经递质的有效性，帮助大脑进入更稳定、有序的工作状态。比如哌甲酯类的利他林、专注达等，以及安非他明类的阿得拉、Vyvanse等。但由于个体差异或当兴奋剂无效、副作用不耐受时，以托莫西汀为代表的非兴奋剂药物（如择思达）也占据着重要的市场。托莫西汀主要通过调节去甲肾上腺素通路发挥作用，其对前额叶多巴胺的影响更偏间接。和其他的精神类药物一样，ADHD的治疗药物可能伴随一定的不良反应，常见的包括食欲下降、失眠、头痛、情绪波动，以及心率和血压升高等，具体表现因人而异。并且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立刻起效，像托莫西汀就需要患者连续服用2-6周才能起效。但即使如此，ADHD药物依然以每年5%的增速发展，这是一个年销售超过百亿美元的市场。很多人需要靠服药才能维持基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而我至今没有服药的原因，是我已经无师自通地帮自己构建起了一个系统去对抗这个疾病产生的影响，虽然这个系统常常失灵，但勉强够用。

2、“不像女孩”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因为好动性格被家里人评价“不像女孩”。我一直留着短发，喜欢疯玩，是我们那条街的孩子王，经常带着一群小朋友到处探险，玩得不着家。小学时我妈为了让我陶冶情操做一个淑女，安排了老师来家里教我学钢琴，一两个小时的学习让我如坐针毡，每次老师来我都要哭闹一场，后面索性不学了。在家写作业也是，我不仅写作业磨蹭，还根本坐不住，一个没注意我就在凳子上爬高上低的，我妈甚至置办了一个非常窄的凳子让我坐着学习，没想到即使在那么小的一块地方我依然可以一会儿蹲着一会儿盘着，把她气得够呛，跟别人说我在家耍杂技。平常考试我也是匆匆写完了就交卷，有时候连后面的大题都没看到，因为粗心马虎，我妈一直说我是“多动症”。那时候可能是受电视、报刊的影响，这个词在我印象中出现的频率很高。那时的我以为多动症只是坐不住罢了，我妈也只当我是性格如此，加上我虽然淘气爱玩，但是成绩不上不下，而且遇到大考还时不时爆个冷门，没有让她特别在学习上为我操心，于是她也就没有把我的“多动症”真的当回事。

在确诊ADHD之前的33年里，我没有怀疑过自己是ADHD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在阅读这件事上没有任何障碍，而且阅读速度惊人。高中上自习时和同桌一起看她买的《萌芽》期刊，经常是我两页都看完了，她还在阅读左上角那部分。现在一部30万字的小说，我一个晚上就能看完。但这其实也是一种任务切换困难。ADHD不仅很难切换进任务里，从某个已经进入的任务里切换出来也同样困难。意识告诉自己要停下，但是大脑却不听使唤，因此熬夜看小说是常有的事。即使我现在已经很严格地执行早睡，也不允许自己看太容易上瘾的书，但还是会偶尔翻车，比如上周我就因为某本小说太好看而一口气看到凌晨三点钟。

启动困难，这意味着在真正的任务开始前，我需要很长时间的“前摇”。高中时期，每天回到家写作业前，我都要磨蹭上一两个小时才开始学习，大考复习前更是如此。在真正的任务开始前，我并不能闲着（restlessness），我得做一些什么放置我的注意力。在高中时，我通过看杂志和纸质书来放置我的注意力。到了大学，我开始看网络小说，上微博和豆瓣。工作后，我开始刷知乎。这几年由于短视频的兴起，则是抖音和小红书。短视频对于ADHD人群来说是灾难般的存在，我第一次用抖音，就从中午一直看到了太阳落山，七八个小时过去我浑然不觉。所以我尽量避免在手机上安装这些社交软件，但是由于获取信息以及发布视频的需要，我还是会阶段性地在手机上安装这些软件，反反复复地卸载、安装。

这种任务开始前注意力的“放置”可能是长达几小时甚至几天、几周的，因为在焦虑和无法启动的状态下，其他一切需要启动TPN的事情都无法进行，只能做一些类似碎片化的阅读的事情来消耗自己的精力和注意力。当我有一件我觉得很重要的待办事项没做时，我也无法进行其他对我有益的行为，比如看一部剧或者好看的小说，因为我的意识不允许我这么做，但同时我的大脑也无法开始做那件需要做的任务。从行为上来说，我好像从来不知道“害怕”，比如周五下午2点开会，普通人可能会在周四做好报告材料，但是我可能会在周五下午1点才开始做PPT，并在1点59分踩着线完成。

大学和研究生的学习都非常轻松，我没有在学习上花太多的精力，很多的时间都用来看展、玩音乐和各种玩乐，唯一让我感到痛苦的是研究生阶段的毕业论文，当时我写得很艰难，甚至想放弃学位证，后来在一位好友的鼓励下才勉强写完。顺利毕业后，我进入了一家国企工作，绝大多数的工作都很简单，工作也不是很忙，但是有些我觉得“困难”的工作，我总会一拖再拖，需要不断地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才能完成。我被一个又一个工作任务的deadline推着在国企工作了六年，其实那个状态是很痛苦的。因为完成一项任务后短暂的轻松时刻之后，我的大脑很快又会被新的任务占据。

因为长时间的上网冲浪，我也有了一些创作性的输出。多年来我一直在网上写一些健康类型的科普文章，也顺利开始了我的第一次创业，并一直在从事大健康相关的项目，从康复到骨科医疗器械再到现在的创新药，我一直都在迎接新的挑战。可能拜ADHD所赐，我对陌生的新行业没有任何畏惧，每次都能很快上手。直到2023年初，我第一次觉得我的模式无法在严肃医疗这个领域运转下去了，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正好那时候在小红书频繁刷到了ADHD的内容，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患有ADHD。我在公众号“青衫Aspie”进行了首次“赛博确诊”，18道题的问卷结果显示我确实有很大程度的注意力障碍倾向。在这个阶段，我向家人和朋友们表达了自己可能是ADHD的猜想，得到的反馈都是“你想多了”“别把自己往里面套”，我妈更是毫不客气地说“你又在给自己找借口了”。这句话点燃了我，从小到大，我因为“聪明但不踏实用功”背负了很多批评，家里人总以我不够努力为由对我进行审判，“你那么聪明如果再多用三分力成绩会更好”，他们总觉得是我“不想”，而不是我“不能”。

3、“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

我在30岁之前接受过6年的心理咨询，因此我对通过咨询解决问题驾轻就熟。很快我在小红书上找到了ADHD方向的教练，“life coach”这种形式的咨询我在之前也尝试过几次，而对方同为已确诊的ADHD的身份和国际教练的专业认证提供给了我很好的咨询方向。做了几次咨询后，我在教练的鼓励下决定去确诊。这不仅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对自我身份的探索和重构。

去哪里确诊，是我面临的第二个问题。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ADHD的确诊和治疗都是以儿童为主，成人ADHD是在近几年才开始受到关注。实际上我们这批成人ADHD患者不过是曾经作为儿童的ADHD患者被漏诊了。而近年来，随着中小学学业的加重，儿童的注意力问题越来越凸显，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在网络科普、学校宣导的影响下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ADHD的治疗药物专注达、择思达的主要受众还是以面临学业挑战的儿童和青少年。而我们这批长到二三十岁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是ADHD的患者，则早就各自磨了一身功夫去应对自身的“缺陷”，等想到要确诊的时候，才发现并没有那么容易。

纵览全国，能够确诊成人ADHD的医院并不多。公众号“青衫Aspie”整理了一份《成人ADHD就诊地图》 ，旨在帮助患者找到可以诊断成人ADHD的医院和医生，这些信息由患者社群成员自愿分享的就诊经验汇集而成，并非官方医疗名录。就拿上海来说，地图上显示只有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设有成年ADHD门诊，并且每周只有半天或一天的时间，号源非常紧张，需要提前几周在公众号上预约抢号。

原本在教练鼓励下想要快速确诊的我被网上那套预约攻略流程搞得偃旗息鼓差点放弃，好在我灵机一动，发现平常看诊的外资私立医院有一位ADHD背景的精神科医生，便询问客服是否可以确诊成人ADHD，得到医生确认的消息后，我预约了那位女医生。经过长达两三小时的临床访谈，医生系统了解了我的症状、生长发育史、家族史，并且让我做了一堆抑郁焦虑和ADHD量表后，医生在处方单上签下了她的名字，这张处方笺用中文和英语两种语言说明患者：女，33岁，确诊为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

我终于确诊为ADHD，这次确诊花了三千多元，比公立医院要贵几倍。也有些公立医院会结合抽血和脑电图的结果综合确诊，但我的精神科医生说我的症状非常典型，且有家族遗传倾向（我的父亲也有类似症状），可以100%确定我就是ADHD。因为是在预约制的私立医院，这位医生非常耐心地听我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自己的怀疑，也一一回应了我提出的问题。看诊即将结束时，医生说如果需要可以帮我开专注达，我思考了片刻，说自己暂时不需要，带上那张处方笺就离开了。我有些高兴，甚至有些兴奋，缠绕在我身上多年的症结仿佛在一瞬间找到了谜底。正如女性作家梅雷迪斯·卡德（Meredith Carder）的ADHD书籍《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我身上那些困扰我的、让我自我否定的、厌恶的一切都说得通了，原来我不是不行，原来只是因为我有病啊！

从一开始怀疑自己是ADHD到最终确诊，我只花了一个半月，虽然我当时已经33岁，但这已经很幸运了。世界上有很多人可能花了更久，或一辈子都因为各种条件限制而无法确诊，因而始终深陷在自我怀疑和困扰的折磨中。尤其是女性ADHD患者，在她们的儿童阶段，因为大多数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型（ADHD-PI），而非常发于男童的多动冲动型(ADHD-HI)，而更容易被漏诊，这也和性别刻板印象有关。她们具备女性的乖巧和安静，但是做事迷糊、拖拉、组织能力差。这种安静的表象容易被老师、家长忽略，被贴上懒散、不努力，以及像我一样的“聪明但粗心”的标签。

而成年女性的确诊率更是远低于男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症状表现更具内隐性、更容易被其他问题（如焦虑、抑郁）所掩盖。并且可能由于自身的强大的补偿与掩盖机制，比如像我这类的所谓“高功能”女性患者会发展出极强的补偿策略来应对挑战，或者用较高的智商代偿。以我为例，我虽然学习的时间比别人少，但是在大学之前，我几乎没有死记硬背过任何课文，我靠理解的背诵效率要远高于逐字逐句的背诵。在面对复杂任务时，我也能直接找到问题本质，且通过系统性的发散思维去拆分任务。这也是为什么每次我拖延到临近deadline，最后只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就可以做到别人看来是八九十分的水平（但我的自我评价可能只有六七十分）。高功能让我们取得了不错的学业和事业，这也从某些方面掩盖了核心功能障碍，代价是长期的慢性压力、焦虑和身心疲惫。很多女性都是到了三十多岁在面临新的人生挑战后，陷入失控和崩溃，才会像我一样去尝试确诊。也有研究表明，确实有很多女性在确诊后，人生才真正开始走向有序和自我接纳。

这也是我的ADHD教练鼓励我去确诊的原因，确诊不是为了贴标签，而是为了理解自己、获得正确的帮助，并最终与自己和解。而我也在这个过程中，通过ADHD打开了全新的了解和探索自己的视角。至今为止，我在小红书写了80多篇关于ADHD的帖子，收录在一个名为“把ADHD当做一种方法”的合集之下。这些帖子累计曝光一千多万，获得了几万赞和收藏，以及无数A人（ADHD患者对自己的自称）的评论和交流，也让我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对这个障碍、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多更全面的认识。这个“视角”的转变是我从人类学里借鉴来的，作为播客《人类学家的下午茶》的主播之一和制作人，我通过人类学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看世界的视角，也举一反三地把ADHD当作一种方法去解释和理解自己身上那些“不合理”的地方，并且获得了来自病友的认同和交流，这对于曾经身处孤岛、常年处于自我怀疑状态的我来说仿佛一针强心剂。

4、崩坍与重建，如此往复

在确诊ADHD之前，我也曾短暂地找到过让自己头脑安静下来的办法，那就是高强度的运动。我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一周里我可以打两次网球，练一次巴西柔术、两次阿斯汤加，再抽空打一两场高尔夫。从二十岁开始，我接触和学习过的运动有十几种。这可能也是出于ADHD无法长期在一件事上投入热情、对事情只有三分钟热度的缘故。一方面运动会产生很多即时的多巴胺和内啡肽，带给大脑愉悦的感受，长期饱受抑郁和焦虑情绪折磨的症状也会得到缓解(ADHD通常会有一些其他的精神共患病，其中以抑郁和焦虑最为高发）。另一方面经过高强度的运动后，我那种飘忽不定的脑电波似乎真的慢慢稳定下来，虽然身上肌肉疼个半死，但是我的大脑却可以真的安静下来做一些事了，运动的过程仿佛在给大脑降温，像往一盆正在沸腾的水里扔进了一块干冰，水温立马降了下来。这个方法非常有效，但缺点是无法持续。就拿我坚持最久的运动阿斯汤加来说，需要早上六点到达馆里练习，路上的通勤、时间安排、月经休息等原因都可能造成中断。而一旦中断，就很难再捡起来，因此我只能断断续续地维持着高强度的运动频率。

过去一两年，我没有全职的项目，搬到了浙江农村，在家里办公。我找到一种可以顺利让大脑马上进入工作的方法，就是睡前不带手机进卧室，起床后也不看手机，而是练瑜伽清空自己的大脑，并且获得一些内啡肽。通过有意识地让大脑维持在一种低多巴胺的水平下，能够比较快速地进入复杂的工作，我也因此在过去一两年写了十多万字的乡村生活随笔，并完成了一本妇科科普书籍的创作。但这需要前提条件，即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才能做到，一旦出现比较紧急的deadline，我的大脑又会进入一种“瘫痪”状态，除了维持日常的基本生理活动，其他的一概做不到。

和很多ADHD相比，我的生活习惯可以说非常健康。我尽可能地早睡早起，雷打不动地按时吃三餐，有规律地运动，自己做饭，不怎么吃外卖，身体上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仅按时吃饭一项，就打败了很多ADHD患者。但是还有一些A人却连洗澡、收拾房间都很难做到。网上也有不少ADHD的邪修，比如把洗发水放在客厅，一进门就把洗发水挤在头顶逼自己马上去洗澡。但即使这样，还是有很多人可以顶着洗发水一晚上打着游戏。在我接触到这个群体之前，有点洁癖的我可能会觉得是他们太懒，但是现在我只能说太理解了，毕竟我也会一边站着淋浴一边玩手机。

今年，我还终于尝试了冥想这种据说对ADHD特别有效的方式。冥想可以激活松果体，某种程度上也能起到让大脑降温的作用。我花700块订阅神经科学家Sam Harris创办的英文冥想APP，以前无法安静坐下来的我，借由这个APP居然冥想了几百分钟，也在那个阶段取得了特别好的工作进展。

我所创造的这些高频运动疗法、每日冥想大法、早起routine大法等都很有效果，但也都并不持续。近十几年来我最习以为常的事情就是生活的崩塌与重建，以前熬个通宵可能第二天就能复原，但现在可能需要好几周才能恢复。生活失序，身体垮掉，精神崩溃，大脑掉线。身体一点点出现炎症，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活一点点崩塌，把所有的时间和注意力都放在了那些即时的方便获得的多巴胺上面，无法沉浸无法创作无法冥想无法瑜伽，每一天在混沌中虚度。我反复经历着这种来自大脑的殴打，而这仅仅是因为我那三十五岁还没有发育好的前额叶。

当我在今年经历又一次崩塌后，我决定组建了ADHD小组开启互助疗法，这是除了药物以外我唯一没有试过的疗法。很多关于ADHD的书籍里都提到了团体互助小组对治疗的显著帮助，而我成立小组的最初动机是因为觉得自己太孤立无援了。身为一个三十五岁的人，很多时候我表现出来的状态并不像身边同龄的正常人。近十年里，我的自我感知一直停留在“二十多岁”的感觉，并没有什么变化，这可能是因为人生角色一直没有得到升级所导致的。

三十岁后，我明显觉得我需要处理的人生议题变得和之前不一样了。已婚和未婚的人在生活中所需要处理的亲密关系、人际网络也是完全不同的，研究生以上的学历能够让我们在看待问题时能够有一些辩证的、求知的视角，而加入小组的动力则是需要着重考量的因素，这也是我成立小组的初衷——我希望其他几位成员也想主动积极地探索小组这种形式的实践。其中两位咨询师的表现最为突出，因为职业原因她们更最了解团体治疗的优势，但她们无法和自己的来访者成立这样的小组，因此我的号召可以让她们脱离咨询师的身份，以患者的身份进入这个小组。目前为止，这个小组已经进行过5次线上的视频组会，除了第一次所有人同时上线，其他的时候根据大家的时间来，其余时间我们也会在群里进行交流和沟通。不得不说，有四个差不多年纪、未婚、受过良好教育和长期花时间自我探索、仍被ADHD弄得焦头烂额的病友交流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被人理解和回应，这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支持。

第三次组会的时候，我们回顾了一下十月份，发现好像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变好。我在焦头烂额的情况下成立了这个小组，现在体感确实好多了，当然有多方面原因，我也在积极地调整自己的生活，去运动，尽量早睡，完成一些拖延很久的工作。小组支持有一部分作用，但是并不明显，有人说，小组的存在好像喝中药，效果不明显但是好像身体是被调理得比之前好一些了，我深表同意。

除我以外的其他四个人都接受过药物治疗，有两位长期在服药。因为大家的交流，让我第一次生出了吃药的念头，一方面是我现在的生活工作状态较之前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又重新搬回上海做一个新的项目，虽然可以处理工作，但是却无法写作，后来我才意识到是因为自己的大脑没有“开机”。组员大羚子这样描述她的一天：早上吃一片开机药（托莫西汀），可以顺利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吃一片关机药（安眠药，ADHD也通常会伴随睡眠障碍），十点钟就有了困意可以顺利去睡觉，醒来头也不痛。相比较前几年失序混乱的生活相比，她很满意现在的状态，她可以稳定地产出、按时睡觉和吃饭，她觉得药物改变了她的人生。这样真诚的分享是无法在互联网获得的，只可能出现在面对面的沟通中。在此之前，我对药物的观念是比较悲观的，可能是因为我在读《精神病学》时对药物作用于神经中枢的原理过于忌惮，一直觉得精神类药物如洪水猛兽，吃了就会改变我的大脑形态。经过大家的分享，我觉得吃药似乎没那么可怖了。

然而怎么开药、吃什么药成了难事。由于我初次确诊是在私立医院，公立医院应该是不认私立医院的诊断书，而我也根本挂不上公立医院的号。如果去私立医院开药，则需要至少一千元的挂号费，且每次只能开到一瓶药。抛开费用来说，ADHD的两款主流原研药物择思达和专注达在中国市场都出现了供应端的问题。美国礼来公司生产的择思达（盐酸托莫西汀胶囊）已经于2024年1月底正式停止在中国市场的供应，市场上的存量也几乎见底。目前在市场销售的只有择思达的口服溶液剂，溶液剂和缓释胶囊相比存在一定的劣势，是出于迫于无奈的选择。而专注达这边，多年来一直有西安杨森进口分装销售美国强生的药品，属于国家管控的第一类精神药品，但是由于因管制药品性质及全球需求增长，这款药物频繁断货，常常是一药难求。今年9月，中国立方制药的国产首仿药“立优加”在国内获批上市，定价比原研药低约20%，并纳入了医保，这一方面来说是好事，但是由于投入市场时间短，市场反馈一般。因此仍有不少家长和ADHD患者通过代购、海淘等方式在购买原研药。

我的药物治疗计划也被这一药难求的局面所暂时搁置。这个冬天对我来说并不好过 ，因为冬季ADHD患者更容易受到季节的影响产生抑郁情绪，但是目前为止我通过规律运动、早睡早起、互助小组等方式积极地自我调整，目前来说控制得还不错。也许未来有一天，我可能会尝试药物治疗，体验一下病友所说的那种“一切都变得很清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