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春节记忆：磕完响头拿红包

上海春节记忆：磕完响头 拿红包

文 唐川

上海这座城市很摩登、西化，而另一面又很传统、很国风。例如每年的辞旧迎新，上海人过元旦、过圣诞，比欧美还热闹。同时，在上海过春节也“年味十足”，小孩们向祖先叩头行大礼、向长辈跪拜领红包，在二十、三十年前的上海，是很普遍的。

“跪拜”沪语称“踡（ju）下来”。在《康熙字典》中，“踡（ju）下来”的解释是：“跪”、“拜”、“叩”。“跪，危也。两膝隐地体危倪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稽首，头至地也”。上海人说的：“踡（ju）下来朝侬拜拜”，就是这三个动作的连动词，意为：“对某一权威事物或者权威人士，先双膝着地，再膜拜磕头”。说起这种非常“中国”的礼仪，可能你会想起北方内地的过年，很少有人会和西化了一百五十多年的上海联想起来。但事实是，曾经，小孩给长辈磕头，长辈为小孩祝福的温馨场景，是上海春节中不能缺少的画面之一。

我童年时，每年大年初一要到住在旧卢湾区顺昌路石库门里的“太公公”家磕头拜年。

1981年春节大年初一，我三岁半。在一间都是古铜色家具、古铜色地板的古铜色房间里，太师椅中坐着古铜色光头的“太公公”。“小人，踡（ju）下来，给太公公磕头”。在“太公公”一旁的外公、外婆督促我磕头。我双膝一软，“扑通”朝地一跪，开裆裤中吹进一阵凉风，然后磕头如捣蒜。在不知道了磕了几个响头后，“太公公”一脸慈祥地看着我说：“好了、好了，这个小人真懂事”。边说边从浅蓝色对襟大褂里摸出一个红包给我，摸摸我的头。

一时间，屋子里的充满了大人们的笑声，洋溢着快乐的气氛，充满了年味。

这位有着像龙华寺里的罗汉像一样的长寿眉、电视剧《济公》中净慈寺方丈一般慈祥的“顺昌路太公公”，在解放前其实是一个“白相人”。正如上海这座城市和经历过旧时代的“上海人”，总有着挖不尽的故事。

“太公公”是我外公的远房堂叔，又是我外公丈人的拜把兄弟。他是“老正兴”饭店的本帮菜大厨出生，烧的一手好菜。“太公公”壮年时混迹在上海帮会，有几家福州路上饭店的小股份，“公公和黄金荣、杜月笙都是见过的，一起在饭店吃饭的”家人曾对我说。虽然“顺昌路太公公”是个“混迹灰色地带”的旧上海底层人士，却是我家的大恩人。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的外公在上海华阳纱厂加入中共地下党投身革命。出于革命工作需要，他将党组织储藏的军火枪械，偷偷藏匿于同情革命的“顺昌路太公公”家里。虽然“太公公”没文化，他却不怕受牵连、受迫害、承担了“要杀头枪毙”的危险，无条件地帮助我的外公。他处在旧上海社会最底层，却质朴地懂得——只有“穷苦人才能帮助穷苦人”、“穷苦人只能一起团结起来斗争”的朴实的无产阶级情感。同时，外公也依靠“顺昌路太公公”在旧上海“灰白两道通吃”的“特长”，来掩护党在国统区白色统治下的秘密战线工作。其次，我的外公外婆能认识和结婚，也是这位“顺昌路公公”做的“月老”，他不是和我外婆的爸爸是“师兄弟”嘛。

由此可见，在海派文化生成的历史中，有西化、有娇柔、有小资、有诗情画意的一面。也有着像“顺昌路太公公”这样传统、刚性、革命、朴实、斗争性强的一面。体现了近现代上海这座移民城市在文化、风俗、理念上的多元、包容、融合和不同的层次性。

但是不知为何，这位年轻时的“白相人”太公公，到了我认识他时的八十多岁，五官面貌和精神气质却变的越来越慈祥、可爱。“顺昌路太公公”摸着我的头，笑嘻嘻为我祝福的场景，也成了我一辈子难忘的春节记忆。（作者为海派文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