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马六甲：620年丝路情与共赢典范

2025年是郑和首次下西洋620周年。马六甲海峡作为连接东西方贸易的关键水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据学者考证，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均到访马六甲，不仅推动了两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深入交流，更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谱写了中马文明交流互鉴的光辉篇章，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筑牢历史根基。

明朝与马六甲关系的缘起

马六甲王国大约成立于1400—1403年间。马六甲在明代典籍中常记作“满剌加”或“麻六甲”，位于马来半岛西南端，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航运要冲，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其成为区域贸易的重要枢纽。然而，新生的王国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压力：北方面临暹罗（今泰国）的威胁，南方则有满者伯夷（今印度尼西亚）的竞争，亟须寻求外部强援以巩固统治。

马六甲建立之时，正值明朝永乐盛世。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一改明初的海禁政策，积极推行对外开放的海洋战略。1403年，明成祖派遣太监尹庆出使马六甲，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式确立。郑和七下西洋进一步推动了中马友好关系的发展。关于郑和船队到访马六甲的具体次数，史籍明确记载的有五次，亦有学者考据为六次。明史专家万明与海洋史学者时平通过系统研究历史文献、碑刻资料，并结合马六甲海峡的地理环境、季风规律及船队航行路线，提出了郑和七次下西洋均曾抵达马六甲的观点。

这一时期正值明朝国力鼎盛，郑和船队的规模与技术实力堪称世界之最。据《明史》记载，首次下西洋的船队包括大小船只200余艘，官兵27800余人，其中宝船最大者长达44丈（约140米），宽18丈（约57米），配备先进的航海罗盘、牵星板等导航仪器，建立了完善的指挥与后勤体系。郑和船队始终秉持和平交往、平等互惠的原则，通过友好交流与合作在当地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国际交往史上的重要典范。

朝贡体系下的互利共赢

郑和下西洋深度拓展了明朝与马六甲的朝贡关系，生动体现了以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本质。两国虽有宗藩之名，实质上却是互利合作的关系。明朝注重的是政治意义上的臣服象征，而非实际利益索取，始终秉持“厚往薄来”的原则，使马六甲成为这一关系的实际受益者。

明朝的册封不仅为马六甲提供了统治合法性，更为其提供了安全保障。立国之初的马六甲为抵御暹罗威胁，1405年遣使臣随尹庆前往中国，标志着两国朝贡关系的正式确立。拜里米苏拉视此为争取强援、摆脱暹罗威胁的好时机。1407年，暹罗发兵夺走明朝赐予马六甲的印诰。明成祖获悉后，敕书暹罗，劝说暹罗国王归还印诰，“奉天循理，保境睦邻”，暹罗接受了建议。据跟随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费信记载，1409年，郑和作为正使，奉成祖命，赐给马六甲国王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并“树碑封王”，暹罗自此十年内未敢侵扰马六甲。1414年，马六甲第二任国王即位当年即请求明朝册封，这充分表明明朝的认可对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意义。1419年暹罗再次入侵时，明成祖派遣郑和船队进行调解，以“非国王本意”的灵活外交策略妥善化解危机。即便在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明朝仍在道义上给予支持，嘉靖皇帝不仅谴责葡萄牙的侵略行径，还号召周边国家协助马六甲复国。

明朝每次都会丰厚回赠马六甲使团礼物。1411年，为感谢郑和“建碑封域”，拜里米苏拉亲自率领包括王妃、王子及臣下在内的540人使团随郑和来到中国。明朝给予高规格礼遇，明成祖不仅亲自设宴款待，还赏赐了大量贵重物品。据《明史·满剌加传》记载，马六甲进贡的仅是玛瑙、犀角、黑熊、香料等土特产，明成祖的赏赐却极为丰厚：“赐王金绣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金银器、帷幔衾绸悉具，妃以下皆有赐。”使团返程时又“赐王玉带、仪仗、鞍马，赐妃冠服”，临行前再次赏赐“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百，白金五百，钞四十万贯，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帛千匹，浑金文绮二，金织通袖膝襕二”。

马六甲在立国百余年间，遣使来朝达30多次，其中国王亲自率领的就有5次，前三任国王都曾亲率使团来华。明朝也将马六甲视为可信赖的友好国家，1435年马六甲第三任国王穆罕默德·沙回国时，明英宗不仅命广东官员派船护送，还委托其将真腊等11国使臣“差人分送各国”。

总体而言，明朝与马六甲的关系堪称朝贡体系的典范，这种基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模式，与后来葡萄牙建立的殖民体制有着本质区别。

树立丝路合作典范

郑和下西洋树立了中国与马六甲合作共赢的典范。马六甲海峡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曾因海盗猖獗与地区冲突而一度衰落。在郑和首次下西洋前，以陈祖义为首的海盗集团长期盘踞马六甲海峡，严重威胁航行安全。1407年，郑和在返航途中巧妙运用战术，一举歼灭海盗五千余人，生擒陈祖义并押解回南京正法。这一行动彻底清除了海上障碍，为马六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郑和采纳阿拉伯语翻译哈三的建议，在马六甲河左岸三保山建立“官厂”。这一设施兼具军事防御与货物仓储功能，与对岸王宫形成掎角之势，既保障了王室安全，又为远洋船队提供了可靠的中转站。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详细记载了官厂的运作情况，表明其已成为郑和船队的重要枢纽。官厂的设立催生了完善的贸易网络。郑和船队以马六甲为中心，分赴印度洋各国进行贸易活动，最后再到此集结返航。这种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马六甲国王在河上修建带有二十间桥亭的市场，各地商人云集于此。据记载，撒马尔罕等国的使臣也在此采购进贡物品。在郑和船队的带动下，马六甲迅速崛起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

郑和下西洋弘扬了平等交流、互容互鉴的丝路精神，筑牢了中马友谊。在郑和到来之前，马六甲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郑和船队的随行人员向当地传授了造船、筑路、凿井等先进技术，教导当地人制作器皿、饲养耕牛、种植水稻，并引进了犁、耙等农具，显著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了社会发展与进步。

随着郑和下西洋的推进，福建等中国沿海地区的移民纷纷来到马六甲。这些华侨备受马六甲青睐，或被任命为管理商船事务的“港主”，或担任使团翻译。华人与当地居民通婚，形成了独特的峇峇娘惹族群，这一群体至今仍在婚俗礼仪中保留着中国传统，成为两国文化融合的生动体现。

郑和与马六甲的友好交往，书写了人类海洋文明史上独具特色的篇章。在620年的历史长河中，郑和下西洋彰显的和平合作、平等互惠、文明互鉴的精神，超越了时代与地域的界限，成为国际关系的宝贵遗产。这段历史生动诠释了国与国之间相处之道：强大的国力不应该用于扩张掠夺，而是可成为促进共同发展的正能量；文明差异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互学互鉴的动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郑和精神的当代价值愈发凸显。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上，中马两国继承发扬古代丝路精神，必将为促进区域繁荣稳定、推动不同文明对话共处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这段跨越六个多世纪的友好交往史启示我们，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文明交流互鉴才是时代主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时伟通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