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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丁诞辰250周年｜细读《理智与情感》：一只牙签盒

【美】D.A.米勒丁雄飞/译

2025-12-16 11:24

【编者按】

2025年12月16日，是英国作家简·奥斯丁诞辰250周年。本文摘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系荣休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D.A.米勒（D. A. Miller）于2003年出版的《简·奥斯丁风格的秘密》（Jane Austen, or the Secret of Style），该书中文版近日推出。在文中，米勒详细解读了奥斯丁小说中的一处片段。

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年12月16日-1817年7月18日）

这个片段出自《理智与情感》。埃丽诺·达什伍德（Elinor Dashwood）在妹妹玛丽安（Marianne）的陪同下，到伦敦的格雷珠宝店跑一趟差事。

两位达什伍德小姐上楼梯时，只见有不少人早来了，店里没人顾得上应酬她们，于是只好等候。最好的办法是坐到柜台一端，看来这样可能轮起来最快。这里只站着一位先生，埃丽诺大有希望让他讲点礼貌，办事利索点。谁知这人眼光精明，品味雅致，顾不上讲究礼貌。他要为自己订购一只牙签盒，而直到他花了一刻钟，把店里的每只牙签盒都拿来端详、盘算，最后凭着自己别出心裁的想象力，决定了他那盒子的大小、式样和图案之前，他都无暇顾及两位小姐，只是粗鲁地盯了（broad stares）她们三四眼。他这一回顾，倒使他那副外貌和嘴脸深深铭刻在埃丽诺的脑海里：他纵使打扮得时髦绝顶、极具风格，也是个彻底的、天生的、绝妙的无足轻重之人（a person and face, of strong, natural, sterling insignificance, though adorned in the first style of fashion）。

玛丽安倒免于产生这种令人烦恼的轻蔑怨恨之感，那人傲慢无礼地打量她俩的面庞也好，神态自负（puppyism）地鉴定送他查看的种种牙签盒的种种缺陷也好，她都不曾察觉。因为她在格雷珠宝店和在自己卧室里一样，总是聚精会神地想自己的心思，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

最后，事情终于定下来了，连上面的牙饰、金饰、珠饰都定妥了。那人又定了个日期，好像到那天拿不到牙签盒，他就活不下去似的。他从容小心地戴上手套，又向两位达什伍德小姐瞟了一眼（glance），不过这一瞥似乎不是表示艳羡对方，而是想让对方艳羡自己。接着，他故意摆出一副傲气（conceit）十足、怡然自得的架势走开了。

埃丽诺赶忙提出了自己的买卖……（译文大致引自【英】简·奥斯丁：《理智与情感》，孙致礼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196-197页，根据米勒后文的分析，并参考《理智与情感》，武崇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13-214页，部分词句有改动）

说实话，在简·奥斯丁的小说里，珠宝一点也不稀罕：无论价值、外观，还是分布范围，都谈不上特别。如果说珠宝的价值实在微不足道，平平无奇（too little interesting），连标价都显多余，那它的美丽则太不乏味（too little disinteresting），常见到没人会“单纯因为它漂亮”而欣赏它。至于它的分布之广：你很难想象有哪个奥斯丁笔下的人物没有资格佩戴戒指、耳环、胸针、手镯、项链、挂坠、十字架、印章、袖珍画像——这些饰品和物件遍布她描绘的社会场景。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这位不幸者所遭遇的剥夺，恐怕就像现今资产阶级担心孩子没被父母录过视频那样严重。然而，这些广泛流通的珠宝，其转手只有在极其有限的两种情况下才发生：首先，它必须是赠予给佩戴者的；其次，赠予者只能是亲人或恋人，以此象征婚姻结合或血脉相连（纯粹的友谊既不能成为赠送这类礼物的理由，也不能通过这类礼物得到表达：当玛丽·克劳福德[Mary Crawford]给了范妮·普莱斯[Fanny Price]一条项链，真正的送礼人其实是亨利[Henry]，这条项链最初由他交给妹妹，如今借她之手转赠给他追求的对象）。没有馈赠就没有珠宝，而没有联姻的前景，就不会有馈赠：这是奥斯丁小说中珠宝使用所遵循的法则。唯有在这样的规范下，它才能发挥其恰当的符号功能：不仅意指联姻关系，还意味着对联姻所体现的制度——家庭和婚姻——更深层次（有时也更温情）的依附。珠宝在奥斯丁作品中不稀有的原因很简单：它必须存在。珠宝是每个人都必经的社会化过程的标志，甚至构成了这一过程的部分实体（substance）。

当然，家庭和婚姻在隐微处彼此成就，正如范妮将威廉（William）的十字架与埃德蒙（Edmund）的链子——“从实物到意义如此相配的两个最珍贵的信物”（《曼斯菲尔德庄园》，孙致礼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231页）——穿在一起时，所体会到的那样。但奥斯丁的作品，以特有的近乎强迫的方式（compulsiveness），反复排演着婚姻的诸般强制（compulsions），因此对待两件信物，几乎无法做到一视同仁。仿佛屈从于某种不可抗力，就连象征亲缘关系的珠宝——亨利以兄长身份送出的项链，或埃德蒙以表亲身份相赠的链饰——都不可避免地重新被赋予婚姻相关的意义。于是，在所有此类象征物中，最显赫者莫过于结婚时佩戴的珠宝：莉迪亚·威克姆（Lydia Wickham）急不可待亮出的婚戒、弗兰克·邱吉尔满心欢喜为简·费尔法克斯（Jane Fairfax）重新镶嵌的传家宝、埃尔顿太太（Mrs. Elton）招摇过市的各式首饰——因为“你也知道，新娘就得像个新娘”（《爱玛》，孙致礼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275页）。这类珠宝所背负的社会心理投入，坦率说高得离谱，但这也恰恰与婚姻状态中高昂的社会心理投入相匹配——用弗朗西丝·弗格森（Frances Ferguson）的贴切说法，婚姻“几乎等同于倾家荡产”（《〈爱玛〉与形式的影响》[Emma and the Impact of Form]，《现代语言季刊》[MLQ]，2000年3月，173页，弗格森的原文是“as a breaking of the bank”，直译为“堪比把银行都掏空了”）。再耀眼的宝石也不及它所象征的“婚姻建制”在人们想象中的光彩，更无法盖过这个制度在话语层面的强势存在，后者笼罩着奥斯丁笔下的整个世界。即使婚礼珠宝引发了虚荣心的展示，那也不过是成功社会化后卑微的虚荣罢了。埃尔顿太太典雅的珍珠，或伊莎贝拉·索普（Isabella Thorpe）闪亮的环戒，作为自我隐没的象征，丝毫不逊于苦修者的麻衣炉灰；当女人挥舞婚姻的信物，她便成了那信物本身——一个真正宛如新娘的新娘，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

《理智与情感》插图，1898-1899年

那么，在我们眼前的这一幕中，谁还看不出这只牙签盒作为泄露隐情的饰品（bijou indiscret——Les Bijoux indiscrets，又译作《八卦珠宝》《泄密的珠宝》《泄露隐情的首饰》等，是狄德罗1748年匿名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刚果的曼古雅苏丹[讽喻路易十五]拥有一枚神奇的戒指，它能让女人的生殖器开口说话），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它明目张胆地游离于馈赠、联姻、社会功能、象征意义之外。哪怕是一个鼻烟盒，虽然同样与家庭、婚姻这类重大社会化机制无关，却依然是向（男性）社交理想进献贡品的宝匣：其内在光泽所招致的任何疑虑，都会被流通中积累的同性社交黏结力涤荡殆尽。但与鼻烟盒不同，牙签盒用途极具“个人”特征，而在我们受社会超我无情完美主义支配的视角下，这也意味着，它极其无关紧要。可以说，这件象牙与黄金打造的小物件，甚至连成为社交载体，传递极端个人性的自我标榜都不够格——在餐桌上与它的主人同席的人里，有几个会生出兴趣，遑论获得机会，对它施以端详（尽管唯有细致检视，才能体会其优雅而无谓之繁复）？显然，没有人会与主人共享那根终将置于其中的象牙或金质牙签。并且这最终的放置又有多大意义？盒子空着，照样光彩夺目；盒子塞满，或许依然徒劳——实际上还是空的。然而正是这微不足道的内容——丁点儿象牙做的牙签——格外强化了我们对容器空无一物（the container contains nothing）的感受。就像空荡的房间角落里，孤零零摆了一把简朴的椅子，它的存在并非为了填补空虚，而是让这空虚变得“充盈”（可感、弥漫）；同样，那根微小的牙签，试图撬开盒盖，赋予盒子某种用途，试图进入并占据盒子不再空洞的内腔，但是，这些尝试都不太成功。我们不妨类比“不得体”，也就是“坏形式”（bad form）这个说法（作为固定用法，“bad form”指打破当前社会惯例的失礼举动），而称其为“坏内容”（bad content）的典范：它突显了盒子对自我封闭（self-containment）的坚持，其中所容之物，相比容器本身，仅多那么一点点，几可忽略不计。

关于牙签盒的观察，当然同样适用于那位无名绅士——后来被揭示为爱德华（Edward）的弟弟罗伯特·费拉斯（Robert Ferrars）——他在挑选即将归自己所有的小玩意（bauble）时，仿佛以某种奇异的泡泡（bubble）为范本：外表坚不可摧，内里却空空如也，而他所呈现的全部自我，也正是如此。（在这方面，奥斯丁使他与玛丽安形成对照，后者虽然同样对周遭发生的事浑然不觉，却能“聚精会神地想自己的心思”[此句原文为“to collect her thoughts within herself”，也可译为“将思绪内敛于心”]；至于与埃丽诺的对比则更鲜明：她始终得体的举止，迫使她把十九世纪内面[interiority]的全部苦乐[croce e delizia]埋藏得更深，因而也培育得更炽烈。）然而，罗伯特与他的牙签盒还有另一层相似之处：他并非如表面所见那般只是冷漠空洞，毋宁说，在他内心深处，若不是藏着一根牙签，也蛰伏着其他小刺，时刻助长着那冷漠与空洞，使之咄咄逼人。埃丽诺对他的无视怒不可遏，恰恰是因为他足够引起她注意，不断提醒她自己被忽视的事实；他用空无折磨她，而这空无分明带着自我炫耀的意志，逼她将其认作她自身的一部分，这实在可恨。我们的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正因它是连贯可解的（intelligible），而维系可解性的重任，主要落在“外貌和嘴脸”（person and face）上——前者以姿态、谈吐、举止传情，后者凭眼神、眼色、容光、红晕、微笑、坏笑、嗤笑、叹息达意——称某人在这两方面都“无足轻重”或“毫无意义”（insignificance），或许就是埃丽诺所能表达的最严厉控诉（对于“a person and face of insignificance”，孙致礼译作“卑鄙小人”，武崇汉译作“庸人”；“insignificance”一词可理解为“无足轻重”“无意义”，也有“卑鄙猥琐”之意，米勒的分析显然是基于前两个意思，并在这两者之间游移）；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指控面前，罗伯特作为人形牙签盒所体现的，已不仅是个人在社会化与主体性层面的浅薄，更是二者全面扁平化，甚至彻底瓦解的危险。

不过，很明显，埃丽诺心怀敌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罗伯特使一样东西变得无足轻重：男性对异性的欲恋（male heterosexuality）。无论是出于唯利是图的动机，还是别有用心，其他男人——那些被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etti）称为奥斯丁婚姻市场中“骗子”的人（《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 1800-1900]，Verso，1998年，18页）——会威胁婚姻情节走向不幸结局，但这个男人，作为婚配关系更根本的敌人，却会让整个婚姻故事无从启动。他不仅摆脱了所谓的“礼貌”，即把每次与“性”的接触都尽责地塑造成求爱（courtship）缩影的男性殷勤，而且似乎也同样远离了求爱所必需的前提：对女人的情欲兴趣。他的打量显然未能给埃丽诺带来《劝导》中安妮·埃利奥特（Anne Elliot）从路过的陌生人那获得的满足感：“从那位绅士的神情里可以看出，他觉得她十分可爱。”（《诺桑觉寺劝导》，孙致礼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318页）罗伯特粗鲁地盯了她们几眼，不是要确立埃丽诺或玛丽安作为被观看对象的地位（to-be-looked-at-ness），而是要确立他自己的；在审视她们的面容时，他不过是在评估这场视觉关注角逐中的竞争对手。区区一根牙签，纵然包装再精美，也无法掩饰其微不足道，若他对此恋物成癖、小题大做，所暗示的或许是他在女人面前无能为力（can’t perform）；而那整套牙签与牙签盒的组合，则揭示出一种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如同一朵自我授粉的花，他根本不需要异性：他自身不存在任何性匮乏，来驱使他寻求满足。总之，我们宁可误把牙签盒当成婚戒，也绝不会把这位如宝石般闪耀的牙签盒化身，当作适合结婚的人。

电影《理智与情感》（1995）剧照

最终，罗伯特确实结婚了，这是小说家有意设计的反转，就像推理作家遵循“最不可能者为真凶”法则精心铺排的意外结局。我们得知埃丽诺的情敌露西终于成功当上了“费拉斯太太”，只是这位费拉斯太太并非爱德华·费拉斯的太太（这是埃丽诺和读者都担心的），而是罗伯特·费拉斯的太太——因为前面那个巧妙误导的场景，没有人能够想到这点。然而这个优雅的解决方案，并没有减轻谜团的神秘色彩。罗伯特结婚动机涉及的心理学难题，并不能通过将其包装成“费拉斯夫人”身份这一结构性谜题的答案，而搪塞过去。埃丽诺认为这桩婚事是“她平生听到的一个最异乎寻常、最不可思议的现象”，真“叫她百思不得其解”，它也激起了其他所有人“络绎不绝的合理惊叹”（《理智与情感》，322-323页，第三处引文译文有改动，此地所标为中译本页码，下同）。尽管后来有所解释——其中罗伯特的动机大多被含糊地归入更易表述的露西的动机，而小说急于收尾，也为这种不得不敷衍因而显得跛脚的处理提供了借口——罗伯特在整件事里的角色依旧完全是个谜，一如埃丽诺最初认为的那样。仿佛作者纠正罗伯特非异性恋（unheterosexual）倾向的愿望过于急切，竟至没有按照她通常的逼真性套路出牌。

我把这种倾向称为“非异性恋”，因为谨慎起见，我们无法对此作出更为精准的表述。假设有一部未被写出的黑格尔式性意识（sexuality）史，我们可以想象，在其中第一阶段，异性恋的存在召唤出自身的非存在，但后者尚未综合出任何属于自己的积极内容——罗伯特便代表了这一阶段，一种还没有实体、只有拒绝姿态的性异端阴影，是被否定的规范。他正是王尔德后来向往却未能成为的：一个没有明确秘密的斯芬克斯（也可译作：一个没有明确秘密的谜；言下之意，尽管罗伯特难以理解，但却不能明确指出他有什么秘密）。无疑，这个斯芬克斯暗示着雌雄同体与性倒错的主题，这些主题将在十九世纪晚期的话语实践中大放异彩，而即使在奥斯丁的时代和文化里，它们也已经开始形成某种类型学上的连贯性。正如后续章节所示，掌控一切、溺爱儿子的母亲已然出现——“罗伯特一向都是她的宠儿”（《理智与情感》，324页）——她主导着这个初现端倪的意象体系（iconography）：是她塑造了他女气十足的“自负”，映照出其孤芳自赏的“傲气”。但由于奥斯丁所处的历史时期比“同性恋”（the homosexual）征服认识论领域早了半个多世纪，由于她“淑女”的社会地位要求她必须对某些话题佯装无知（尽管实际上未必如此），或许还因为，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考虑，罗伯特把精力都花在了建造柜子上，根本无暇实施那些需要被关进柜子的不雅之举——所有暗示最终都未能落地成真。王尔德渴望以谜样、撩人的形式存在，然而这一抱负最终被激发它的隐秘真相所背叛：当这一真相作为一种反常、可憎却完备的性心理身份被公之于众，王尔德心心念念的形式便彻底瓦解为支离破碎的符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伯特的完整画像揭示了一种极端的不可表征性（unrepresentability）：那些预见到自身在社会意指（signify）层面失效的符号，早已沦为无意义/无足轻重的符号（signs of insignificance），任何超越它们的东西都无法被表征。这又是一个“坏内容”的例子：罗伯特那一点点准同性恋倾向，不过是为一种更加纯粹的空白感添了一抹阴影。奥斯丁在结尾对他的重塑固然任意，但他最初对自我的塑造不也同样任意吗？因为他拒绝异性恋的理由，看上去几近无迹可寻。

更确切地说，他之所以如此，是基于某种风格（“眼光精明”“品味雅致”“时髦绝顶、极具风格”）。这里的风格，并非如“无足轻重”般，仅是特定实体缺陷——缺乏教养、缺乏内在、缺少异性婚姻的意义——的泛称，这些缺陷我们在牙签盒及其化身罗伯特身上已屡见不鲜。与表示状态的“无足轻重”不同，风格预设了一项被有意接纳的规划。“无足轻重”或许会偶然降临、被动发生，而风格作为“无足轻重”的能动具现（materialization），必须由人选择、追求与践演。所谓“华而不实”（All style and no substance，直译为：“唯风格，无实体”），这个说法所揭示的并非风格与实体相异，甚至对立（因而能够结合在一起，正如《劝导》里的埃利奥特先生假装用“浮华”来支撑“坚实”[意译为“表里完全一致”，《诺桑觉寺劝导》，355页]），而是两者根本无法兼容，甚至会相互侵蚀。风格的显现，总是以牺牲实体为代价，仿佛它将后者吸入了一个仅充满其自诩的“虚浮之气”的真空之中。正是由于风格，罗伯特才不只是一个被符号贫瘠所害的倒霉蛋，在埃丽诺看来，他才是真正的能动者，那种贫瘠正是通过他茫然凝视（staring）的双眼散发出来的。（当文本说他“纵使打扮得时髦绝顶、极具风格”，却传达出无足轻重/无意义之感时，当然是要我们把这里的“纵使”读作“因为”。）而在埃丽诺对此的烦躁体验中，罗伯特追求风格的意志（will to style）也让我们体验到了这种意志的任性（willfulness）。倘若“无足轻重”本身无话可说，那么风格——同样无话可说——却偏要我们侧耳倾听。罗伯特那鲜明风格中令人恼火的吊诡之处在于：即便埃丽诺认为这种风格没有实体，她仍感觉它碍事（be in the way）。因为它表面上看似空无一物，却凝聚并呈现出一种恼人的物质性（materiality），既不会消融于社会意义之中，甚至也不会——在对这种意义的需求如此迫切的情况下——迅速消失。在埃丽诺眼中，比罗伯特小题大做更糟糕的是，这种小题大做的拖泥带水。从他耗费过多时间先寻找、再设计牙签盒的冗长过程，到他目光逐渐放缓变成凝视的节奏，再到最后他“从容小心地”戴上手套准备离开：他的所为就是一种拒绝匆忙（haste）的虚耗（waste）。这很像在我们时代的格雷珠宝店，手机惹人注意的提示音预示着更聒噪的侵扰即将接踵而至，紧接着通话者滔滔不绝的废话便蜂拥而入我们的耳朵。就此而言，罗伯特风格上的“过度”与其更加令人不胜其扰的自我炫耀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而埃丽诺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换言之，罗伯特浮夸举止中偏离社会常轨的部分，即那种让适婚男子队伍缩水的非异性恋阴柔气质，都还没有他在反常中仍保留的那份正常更让人愤怒。奥斯丁笔下其他爱磨蹭的购物者都是女性：想想哈丽特·史密斯（Harriet Smith），她“见一样喜欢一样，别人说什么都能让她动心，因而买东西总要花很长时间”（《爱玛》，211页）；抑或是和罗伯特在同一部小说的人物夏洛特·帕尔默（Charlotte Palmer），她的“目光总是被那些漂亮、昂贵、时髦的物品吸引住，她恨不得样样都买，可是一样也下不了决心，整个时间就在如醉如痴和犹豫不决中虚度过去”（《理智与情感》，147页）。区别显而易见：罗伯特虽然和史密斯小姐、帕尔默夫人做了同样愚蠢且女性化的事情——在琐事上花费过多的时间——但他却以一种冷静、从容、完全不容置疑的男性权威去做，理直气壮地认为这种愚蠢且女性化的事情极为重要，仿佛周围所有人也必须接受这种重要性。尽管罗伯特显露出他内在女人的一面，但“她”明目张胆的出现丝毫没有削弱他作为男性所享有的特权。埃丽诺或许会对他的自信感到愤慨，但在与他交往的众多中产阶级男女中，再无人对此提出丝毫指摘；甚至在埃丽诺的哥哥约翰看来，罗伯特与爱德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很讨人喜欢的年轻人——我也说不上一个就比另一个强。”（《理智与情感》，263页）令人惊讶的是，罗伯特竟能全身而退（gets away with it）：他不仅成功践行了女人之事，还没有因此遭受相应的社会降级。他彻底放弃了阳刚之气，放弃了赋予男性气概内容的各种行为，但却依然保有象征男性权势的菲勒斯（phallus）——正是它为那些行为赋予了其理想形式。

比起奥斯丁那些有男人味的男主角，女气十足的罗伯特反而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权威究竟能有多么巨大的力量和不可估量的价值：它自信而笃定，总是显得理所当然，甚至不需要借助雄性使命这种天然借口来为自己正名。“聪明人冒冒失失做了傻事，那傻事也就不成其为傻事了。”（《爱玛》，192页）爱玛在看到弗兰克·邱吉尔理发后如此思忖。埃丽诺似乎也有一个相关但明显更为苦涩的发现：只要带着十足的男性权威去做，傻事同样也不成其为傻事了。奈特利先生和温特沃斯舰长（Captain Wentworth）都拥有这样的权威，人们也必然认为他们“配得上”这种权威，或至少为此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前者靠管理海伯里（Highbury），后者靠在海上为帝国建功立业。而我们这位阴柔男子令人愤怒又引人入胜的，并非他的女性气质，而是他在女性化过程中依然顽强存活下来的男性特质。奥斯丁所谓“像纨绔子弟那样大肆炫耀”（同前），说的正是这种威严盛大的权威奇观：哪怕雄风不再，权威照样未损分毫。而这，也正是罗伯特最终所展现的他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