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亲”与家庭伦理的重新建构——尼山四书会讲第六讲纪要

2025年12月9日9点，以“断亲”现象为主题的尼山四书会讲第六讲在线上举行。本次会讲聚焦当下引发广泛热议的“断亲”现象，从60后的资深学者到95后的青年博士参与讨论，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九位专家学者，围绕“断亲”这一社会现象，展开了深入探讨。

讨论由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中心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宗教所研究员赵法生主持。他在开场时说，我们在《论语》会讲中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学者对“断亲”现象的认识存在显著差异。这种鲜明的代际认知差异，恰恰表明对话讨论的意义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韩星从儒家文化断裂导致伦理亲情危机方面分析了“断亲”现象的成因。他指出，“断亲”已成为显著的社会现象。在90后、00后群体中，约六成的人存在逃避家庭聚会、拉黑亲戚、退出家族群等行为。这些现象不仅存在于年轻人中，在60后、70后等中年群体中也开始出现“淡亲”现象——随着父母离世，核心纽带断裂，加之遗产分配等利益冲突，导致兄弟姐妹间关系逐渐疏远。韩星列举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一位北大留美精英，母亲病危临终前渴望见一面，他却以“工作太忙，回不去”为由拒绝回国见母亲最后一面。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悌”根基趋于崩塌。在西方，宗教提供临终关怀；在中国，家庭即教堂。当血缘亲情——这一被儒家视为“人之为人”的最原始、最基础的情感纽带——发生断裂时，所带来的不仅是家庭伦理的瓦解，更可能触及精神层面的信仰危机。

韩星认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百年来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深层断裂。血缘亲情本是人之为人最原始、最基础的情感纽带，它如同生命的根系，深植于我们的基因与记忆之中，是归属感、仁爱、责任乃至天下观的起点，是儒家道德的根基。这种根基的动摇，导致一些人虽然事业成功，但在人格和情感上是残缺的、绝情的。相比之下，海外华人及儒家文化圈其他地区，家庭伦理问题并不如此严重。因此必须重建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家庭伦理，并通过教育和教化，将这种仁爱从家庭推向社会乃至万物，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灵根再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俊秀则从认知、情感、价值观三个维度解读“断亲”心态，认为这是社会变迁下的必然趋势。王俊秀基于社会心态研究指出，“断亲”更多是指人们不愿意维持原本被视为重要的亲戚关系（如叔伯姑舅），甚至直系亲属间的联系也在减少的现象。他提到二代农民工与一代的不同：后者无论多远都要回家过年、寄钱回家；前者则更多关注自身，与原生家庭联系淡化。

王俊秀从三个维度分析了这一社会心态：认知维度（重新定义关系）：年轻人打破了传统的差序格局。血缘不再是关系的唯一标准，他们更倾向于找“搭子”（基于兴趣的伙伴），这种关系与血缘无关，但更能提供陪伴。在家庭中，他们强调“边界感”，希望拥有独立空间；情感维度（连接淡化）：传统血缘关系依靠亲情维持，但现代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打破了家族共同生活的空间。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生活均以核心家庭为主，大家族间的互动极少，导致亲情名存实亡，情感连接自然淡化；价值观维度（代际冲突）：这是最重要的因素。年轻人奉行活在当下和个人主义，看重三观合不合。他们反感长辈的“爹味”说教和权威姿态。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方朝晖认为，神圣空间的消失与精神信仰的贫困是根本原因，需在现代城市重建神圣空间。方朝晖坦言听到“断亲”一词感到心惊肉跳。他结合自身经历指出，虽然我们这一代兄弟姐妹尚有联系，但下一代因天各一方，感情必然淡化。他认为，“断亲”现象背后是当代中国人精神信仰危机。

通过对比在越南的考察经历，方朝晖提出了一个深刻反思：越南胡志明市作为一个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儒家气息却远浓于中国。越南人家家户户客厅设有神圣空间（供奉祖先牌位和其他神灵），且保留了长时间的守灵和丧葬礼仪。反观中国城市，由于破四旧及无神论教育，家庭和社区中缺乏神圣空间。城市小区禁止祭拜，也没有可以用作公共祭祀的场所空间，丧葬仪式被极度简化（“绕尸体一圈三分钟结束”），墓地商品化且有年限限制，导致人们对生命没有敬畏，对祖先没有连接感。他认为，当人死后“无处可去”，活着便陷入变态的内卷和功利主义。内卷的本质是精神空虚，试图通过外在名利来填补，然而一切外在的追求都无法解决内心世界的空虚。因此只能重建神圣空间，在城市规划中开辟公共祭祀空间，在家庭中设置祖先祭祀区域；同时改革丧葬礼仪，恢复丧葬礼仪的庄严神圣而非一味地追求丧葬简化，让生者有充分表达情感和宣泄的机会；在中小学教育中系统增加亲情孝悌的内容。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洪卫认为，社会转型期价值失范，家庭教育工具化，导致家庭应有的“敬与爱”的双向伦理关系出现单向化失调，需重建“敬与爱”的双向伦理关系。李洪卫作了两点重要的观察：第一，中国社会从农业向工业、数字时代急剧转型，年轻人从父母单向关爱直接进入陌生人社会，缺乏传统大家庭大家族中多重关系熏陶的过渡和支撑，缺少对社会关系中责任伦理的有效认识，导致价值体系真空，关系和责任认知不清晰；第二，在内卷压力下，家庭教育变成了“托管式服务”，孩子被异化为学习工具，缺乏独立人格；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变成了单向度的投入，缺乏双向情感循环的培养，最终这种“单向关爱”因为导致独立性、责任感培养缺失同时又被视作压抑束缚反而可能伤害亲情，产生这种单向关爱过度化的反噬。

李洪卫强调，家庭是个体通向社会的培养基，家庭伦理关系在今天的重新构建十分重要。他提出的重建思路，核心在于确立个体人格独立与家庭伦理关系的统一性。具体包含两个层面：首先，确立个体的绝对性与完整性。他引用孟子的概念，提出每个人生来即是有独立尊严的“天民”，孝悌不应是单方面的服从，而必须是“父慈子孝”的双向互动。家庭关系既是超越陌生人关系维度的“亲情至爱”，同时也包含“相互性”（reciprocity），即也是互相依赖性增长的关系，即父慈子孝的对应性联动发展，一旦这种“相互性”被撕裂，无论是双向错位或单向错位都会在现代观念影响下导致“断亲”成为可能。其次，需要在现代家庭中“重建礼乐”，即重建家庭伦理。他认为，今天我们需要建立基于家庭中相互关爱和相互尊重情感基础上的“现代礼仪文明”，同时反对传统等级森严和僵化的“礼制”。要将敬与爱确立为家庭内部的基础性道德规范，让家庭重新成为滋养个体尊严和家庭敦睦的场所，同时使家庭成为个体走向社会的有效根基和社会健康向上的基础单元。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卢盈华认为，从体验哲学视角看，“断亲”是年轻人对“被审视”和“被要求”的逃离。他主张，应立足于“当事者体验”的角度，暂且搁置对其感受是否合理性的评判，以理解其背后的主体性诉求为先。年轻人选择“断亲”并非无缘无故，而是基于真实的生命体验。主要可归结为三方面：一是空间与时间的疏离：物理距离远，缺乏共同生活的历史记忆。二是负面的他者体验：亲戚被体验为“审视者”和“评价者”。见面即询问工作、婚姻，将个体标签化（如“大龄未婚青年”“公务员”），忽视隐私与自尊。三是生活方式的碎片化：面对面交往意味着即时的伦理义务，年轻人不愿承担此义务，且感到维系关系劳累却没有直接益处，而更喜欢可以自由掌控的网络交流。

卢盈华指出，“断亲”在某种程度上是年轻人保护个体自主性、反抗关系约束的一种做法。从儒家角度看，孝可被看作一种“回爱”，如果长辈未给予慈爱，单方面要求晚辈尽孝是不合理的；如果一个亲属关心照顾过幼年的自己，自己也应顺从本心予以“回爱”，若与这位亲属进行“断亲”，就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合于儒家思想。他同时警示，如果连亲人都无法包容，很难相信一个人能真正把陌生人当兄弟。此外，从“断亲”现象体验出发，我们可以做一个社会学的批判。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举措来改进社会，消除内卷与过度竞争，破除功利导向，使人不那么关注权力名利，而恢复闲暇、重视家庭、发展兴趣爱好，比如取消中考、提高医疗与养老保障、取消一些让人疲于奔命的竞争评比。

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革新指出，“断亲”是现代性进程的必然，儒家在现实中已失去社会基础，面临“何以为家”的终极困境。他从西方哲学史角度进行了宏观分析：现代社会中，市场和国家取代了宗族的功能（养老、育儿、外卖等）。个人生存不再依赖家族，宗法制度的物质基础瓦解。他又梳理了从基督教原初教义（耶稣拆散家庭归向神）经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到新教改革（因信称义），直至世俗自由主义（欲望正当化）的思想脉络。西方个人主义的兴起有其深厚的神学和哲学背景，而中国则是被迫卷入这一进程。

李革新由此提出如下问题：儒家能否转型为纯粹的个人修养（类似西方的新教伦理）？但在功利主义职场中，做君子并无现实利益可言。且现代科学祛魅后，“天”已成物理宇宙，失去了道德敬畏感。中西方均面临海德格尔所言“无家可归”的状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顾家宁认为，“断亲”冲击的是宗法制度而非血缘亲情，现代社会呈现“兄弟友伦化”趋势。作为85后学者，顾家宁区分了“断亲”的对象：主要是旁系亲属（七大姑八大姨），而非核心家庭（父母）。他认为需区分儒学的两个层面：一是作为道德情感的血缘（孝悌），这是人之常情，并未受太大冲击；二是作为社会制度的血缘（宗法/家族），这是“断亲”的主要冲击对象。

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观察：“五伦”中“友伦”的地位在发生变化。晚明以来，“友伦”（朋友一伦）地位上升。现代年轻人中出现了“兄弟友伦化”的趋势——即用交朋友的标准来选择亲戚。合则来，不合则去。这并不意味着儒学价值的全面崩塌，而是提示儒学需要从制度化束缚向情感化、平等化方向进行现代调试。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楼庭坚认为，在巨大的社会转型期，每一个个体——无论是焦虑的长辈还是逃离的晚辈——都有其脆弱性。“断亲”并非一代人的道德沦丧，而是中国传统“家国同构”社会解体后的结构性阵痛。传统长辈遵循“家庭逻辑”（讲恩情、无边界、等级）；现代年轻人遵循“国家逻辑”（讲权利）和“市场逻辑”（讲契约、边界）。当我们试图“勉强”亲戚结婚、“勉强”孩子考公、“勉强”晚辈接受某种“为你好”的幸福观时，我们实际上是将对方客体化了。我们在潜意识里傲慢地认为：我的理性优于你的理性，我的判断应当覆盖你的判断。“断亲”的本质，就是现代个体在面对前现代逻辑的入侵时，因缺乏制度性的缓冲地带（也就是我们缺失的“市民社会”），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激进的防御机制。

病灶如此，而解决之道，在于建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的内核的“不勉强”这一新型伦理。一方面，我们可以吸取自由主义的“边界感”，承认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独立的道德主体，拥有康德式的尊严，任何人都不能以“爱”的名义“勉强”另一个人。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底线；另一方面，我们承认人是“嵌入”在关系中的，我们珍视“亲亲”的情感纽带。家庭不应是审判庭，而应是避难所。真正的民主精神，始于家庭内部的“不勉强”。故面对“断亲”，作为长辈，试着把那双想要“改造”的手变成“遮蔽风雨”的手；作为晚辈，试着去理解那个笨拙的、试图表达爱却用错了逻辑的“嵌入性自我”。毕竟道德的作用是拯救，而非打击。

辽宁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陈骏认为，要正视个人主义的正当性，区分“门内之治”与“门外之治”。“断亲”是前现代与现代纠缠的产物。中国家庭结构的畸变始于西方文化在清代对中国的挑战，并在五四“家庭革命”中爆发。现在的“断亲”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延续。亲戚关系的功利化、算计化，以及打着“为你好”旗号的道德绑架，迫使年轻人逃离。因而必须区分“个人主义”（强调权利与独立）与“利己主义”（自私自利）。现代性的核心是个体本位，如果不承认合理的个人主义，现代家庭关系无法建立。

陈骏建议援引《礼记》“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的原则。五四运动的错误在于用门外的“义”（政治原则）来解决门内的“恩”。现代家庭应建立在尊重个体独立的基础上，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重建有边界的亲密关系。

最后，赵法生总结认为，“断亲”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与社会现代转型、个体权利意识提升以及文化断层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本次对话讨论体现了多元的视角，力图在平等对话基础上形成某种思想共识。相对年长的学者更关心家庭价值的维护与重建，注重文化断层对于家庭亲情和心灵的深刻影响，痛心亲情根基与人伦底线的丧失，呼吁信仰重建。青年学者则基于自身的生活体验，强调家庭对于年轻人个体选择的不合理限制，认为这些限制多是基于过时的家庭观念，具有反抗“宗法权力”和“边界侵犯”的意义，强调应对儒家伦理进行创造性转化。社会学学者侧重于分析这一现象的社会成因，指出这一趋势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其所表现价值观的深刻转变；哲学学者则显示出较为理性的认知态度，从现代思想转型的角度，力图揭示“断亲”现象背后的思想理念动因，认为个体意识的成长与家庭观念的弱化是现代化的必然，儒学应该在新的社会结构中重新定位自身。

赵法生指出，鉴于家庭亲情是最基本的文明要素，对于中国人尤其具有安身立命的意义，对于“断亲”现象既有必要进行事实判断，又要进行价值判断。社会结构转型与个体权利伸张是现代社会的普遍要求，但是，海外华人社区和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些要求并不必然导致“断亲”现象的发生。因此，“断亲”现象与现代转型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而严重的文化断层与人的空心化应当是我们这里出现“断亲”现象的特定原因。“断亲”现象的另一原因，在于近代以来家庭伦理原则（恩/亲情）与社会政治原则（义/契约）的错位，将后者无差别地引入前者导致了对于家庭亲情的解构，以及对“恩掩义”的家庭伦理的异化。现代家庭伦理的重建，应当走出伦理亲情与个体权利之间的零和游戏悖论，建设现代家庭恩主义从与恩义兼顾的家庭伦理之道。如何在家庭中既维护人伦亲情，又尊重现代个体的权利边界，即所谓“有边界的亲情”，是未来家庭伦理修复重建的关键所在。

对话在对中西哲学关于“何以为家”的共同追问中暂告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