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9年：苏轼为什么酷爱手工活？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89年，宋元祐四年，辽大安五年。

这一年，我们要收拾好行李，准备跟着苏轼苏东坡跑一趟江南，送他去到杭州当知州。

苏轼本来是在朝廷做翰林学士。这个职位不得了啊，不仅是皇帝的贴身秘书，更重要的是，这还是宰相的预备队。北宋前期的时候，朝廷里有四个职位是最显眼的：管财政的三司使、首都市长开封府知府、台谏官的首领御史中丞、还有就是这个翰林学士。为啥显眼？因为这几个位置上的人很容易被提拔成宰相，当时被俗称为“四入头”。换句话说，这一年的苏东坡距离当上宰相也就一步之遥了。但是，他坚决请求外放，我不在开封待着了，我要去干地方官。

苏轼为什么不追求进步呢？因为他实在被各种政治对手攻击得受不了。

苏轼这辈子，甭管官儿大官儿小，始终都是舆论的焦点。那么大名气、太皇太后还那么喜欢他，还站在宰相预备队的位置上，政治斗争不斗他斗谁？加上苏轼流传在世的诗文也多，小辫子一抓一大把。

苏轼有一首诗：“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我从山里的寺庙下来，听见有人说好消息，我觉得这漫山的野花和飞鸟都很高兴。这首诗能有啥问题？

诶，当然有人有本事能找出问题来。

有人一查日子，哎呀，这首诗是1085年，元丰八年写的，当时神宗皇帝刚刚去世，你说“山寺归来闻好语”，甭问啊，你苏轼是因为听到了神宗皇帝的死讯，你高兴啊。我们大家都在悲伤的时候，你高兴得鼻涕泡都出来了，试问你苏轼是何居心？

苏轼只好上书辩解。他说，第一，我这首诗又不是偷偷记在小本儿上的，我是写在僧人住的房间的墙壁上的，如果我稍微有点歹意，皇帝死了自己偷着乐，我又不傻，我怎么敢公然写在墙上？第二，写这首诗的时候距离神宗皇帝去世已经两个月了，这“闻好语”三个字怎么可能是因为听到这个消息呢？

苏轼最后还感慨：这种道理人人都明白。大臣之间攻击仇人，这种事常见，但是咱别动不动就往这种大逆不道的罪名上整啊！这是抄家灭族的罪名啊，太吓人了。

在这个阶段，苏轼受到的很多攻击都是这样的：被人抓住片纸只字，然后就一通牵强附会、断章取义地瞎解释。这种小把戏看起来很容易识破，皇帝也不见得会信。但是这种政治攻击是所谓“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万一呢？万一这种陷害皇帝往心里去了，马上就是一桩能让人粉身碎骨的大逆案啊。毕竟有乌台诗案的前车之鉴啊。

苏轼其实知道，飞进皇宫里的这样的诬告远比自己知道的还要多，正在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替他捂着呢。他向高太后申请，能不能您干脆全部公布了得了；我知道您是好意，怕我受伤害。但是您也替我想想啊，我本来没有罪啊，这么白白地被污蔑，我的名节被这帮人搞坏了，还没有机会辩白，我心里委屈不委屈啊！结果，这封申请也照样被捂住了，没有下文。所以，到最后苏轼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受到了多少诬告。

就这么个环境，你说苏轼在开封还待得下去吗？我也不当这八字没一撇的候补宰相了，能不能让我去当个地方官啊？他是反复恳请，这才有了去杭州当知州的机会。用苏轼弟弟苏辙的话说，这叫“如释重负”。

苏轼这次在杭州，前后也就干了一年零八个月，时间并不长。那我请你想象一下，他这一年零八个月，主要干了点什么？

杭州和苏轼，一个是大名胜，一个是大文豪，这两个意象加在一起，那还用说，想必是整天吟诗作词吧？肯定是创作大爆发吧？

不好意思，这个阶段还真就有点儿谈不上，没有什么名作。为啥呢？苏轼忙啊，他在杭州知州任上的20个月，主要忙着赈灾，办医院，还有，就是主持了一次疏浚西湖的大工程。

对苏轼没有那么熟悉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意外，这苏轼除了舞文弄墨，还会干这些？是的，苏轼除了是一个大文豪之外，还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水利专家之一。

那这1089年，我们送苏轼到杭州上任，顺便就聊聊他生命中的这一面：一个文人，为什么会爱上干各种各样的手工活儿？

能吏苏东坡

1089年7月，苏轼来到杭州。这是他15年之后再次到杭州做官，上一次的职务还是通判，是副职，这次来杭州，可就是知州，一把手了。

苏轼这辈子，有一个执念，不管到哪里当地方官，都要修水利。什么凤翔、杭州、颍州、徐州、惠州、儋州，到处都有他修水利的事迹，哪怕是后来被贬海南岛，没有什么大工程干了，那也要打几口井过过瘾。

这次到杭州，他很快发现，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因为西湖快没了。西湖里面长一种植物，当时叫葑草，其实就是咱们今天常吃的一种蔬菜，茭白。这葑草繁殖速度特别快，既能通过种子传播，又能靠地下根茎无性繁殖，一长就是一大片。而且，它是多年生植物，每年秋天枯萎之后，残枝败叶沉到湖底，混上泥沙，形成厚厚的有机腐殖层。这么年复一年地越抬越高，苏轼算了一下，大概再有20年时间，西湖就要变成一块菜地了。

你可能会说，组织人力去把葑草挖出来不就完了？这就想简单了。一个成熟的地方行政官员，面对这么大的工程，要琢磨的事儿可多了。苏轼就说了，要疏浚，就不止是西湖，还有运河。这运河穿杭州城而过，十四五里，繁华商铺都在这一带。你只要一动工，看着吧，那些胥吏啊兵丁啊，就会去恐吓商户，“哎，你们家门口我要堆土哦，你们家门口我要把泥水运出去哦，买卖不用做了哈。咋的？还想做买卖？哟，别啊，别往我兜里塞钱啊。瞧您这份儿客气！得，我去找一下家。”这些人要是这么一路勒索过去，你可想而知，几个月的施工结束，整个杭州城的市面繁荣就会被破坏殆尽，到处都是脏乱差的工地。这个局面要是没有办法控制住，还搞什么疏浚工程？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为什么很多听起来很美好的想法，一旦在现实世界里落实，反而会变成一场灾难？就是因为所有的行动，都会带来现实秩序的变动。你不能只看到预想中的好处，看不到秩序变动导致的坏处。所以，一个地方官想要启动一个大工程，要考验的，不是什么爱民如子的道德，什么勇于担当的品格，而是他对全局性的社会变动的想象力和应变能力。看见没？今天我要跟你聊的，是这么一个大家可能并不熟悉的苏轼：不是大文豪苏轼，而是一个能干的地方官苏轼。

好，我们来看看苏轼作为一个地方官的好手段——

首先，这么大的工程，以杭州地方的财力是办不成的，必须要有朝廷的资金支持。那是直接要钱吗？苏轼没有。他在给朝廷的报告里，详细写了要搞这个工程，好处都有那几样？工程的范围、时间、成本都是怎么算的？现在搞工程的人都知道，“范围、时间、成本”这叫“工程项目管理铁三角”，这三个要素定下来了，项目的情况才算清楚了。其中最关键的是成本，要花多少钱？钱都从哪儿来？苏轼在报告里也都说了：我这里有多少，还能想办法挤出多少，还需要朝廷支持多少，一笔笔账清清楚楚。有意思的是，就是需要朝廷支持的部分，他也不是直接伸手要钱，而是要“度牒”。所谓“度牒”，就是出家人的身份证明，因为当时僧人可以免税嘛，所以实际上这就是一份可以终身免税的凭证。那当然就很值钱了。当时一张度牒大概可以值170贯。

你可能会说，这不一样还是要钱吗？当然不一样。

度牒拿到手，苏轼还要去转卖才能变成钱，这叫“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朝廷”。而且，不要现钱，就没有冲击现在的财政秩序，不需要财政部门硬生生地挤出预算，这叫“只要政策不要钱”，大大降低了朝廷的决策难度。举个今天的例子，你是一家公司的CEO，有人找你申请一个项目，说我想干这么个事，但是我不要公司出钱，你把一批积压的库存货给我，我去想办法卖了，然后来做这个项目。请问你什么感受？当然会有两个感受。一是，既省钱又省事，这事你更倾向于同意他们去干；但更重要的是第二个感受：你会对眼前的这个同事另眼相看，这人是真想把事儿办成啊。所以，他当然更容易获得你的支持。

好，有了钱了，接下来苏轼问了一个问题：我十几年前来杭州当通判的时候，西湖湖面已经被堵了百分之二三十，现在半个西湖都堵上了。问题是，前面这么多地方官为啥不想着疏浚西湖呢？不是他们不想啊，是疏浚也没有用啊。葑草这个东西长得太快，清理一次，不过三两年之后，就又长出来了，白忙活啊。

苏轼这次要疏浚西湖，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他想出来了一个办法。简单说，就是组织农民在西湖里面种菱角。哎，种菱角为什么就可以治理葑草呢？

首先，菱角是浮水植物，叶片是在水面上平铺的，一旦湖面种了菱角，90%的阳光就被遮住了，水下的葑草的幼苗就活不了了。

更重要的是，菱角是一年生植物，种菱角的农民到秋天采收的时候，会把菱角连根拔起。所以，种菱角的湖面就不会像葑草那样，有大量的残枝败叶沉入湖底形成腐殖层。种了菱角，就意味着每年都可以借助农民的手，完成一次彻底清理。

更更重要的是，菱角是经济作物，可以挣钱啊，农民有了积极性不说，对它课税，还能增加官府的收入。

更更更重要的是，因为官府把湖面租给农民种菱角，农民有利可图，那就好办了。咱们就规定，种菱角必须每年彻底清理，只要官府在你租种的湖面发现长出一点点葑草，下一年就租给别人了。因为能挣钱啊，所以好多人等着租哦。那你想，农民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必然尽力啊。这不就永绝后患了吗？

你感受一下这套方法背后的智慧。既有利用物种防治物种，也有利用人监督人，最后的结果是：官府的管理抓手变得非常简单，用一纸湖面的租赁合约，利用租种者之间的潜在竞争，居然就可以控制葑草的生长。是不是很神奇？

但是苏轼的运筹并没有到此止步，他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那如果农民为了图利，多种菱角，一点点地侵占湖面，最后西湖不还是越变越小吗？所以必须在西湖上装一个刹车片。来，给你看这三个刹车片的样子：它们就是今天西湖上的著名景点“三潭印月”。这三个坛其实是三座小石塔，就是苏轼当年立的界碑。在这个范围内的西湖湖面，就不准种菱角。

到此就结束了吗？苏轼非常清楚，搞这么大一个工程，后续影响会很广，像涟漪一样波及到方方面面。比如，疏浚西湖，挖出来的土怎么办？

过去也挖过啊，主管工程的官吏肯定是图省事嘛，就近找个地方一堆就完事。那一来是把杭州城内的那些本来是园林、广场的空地堆满了，市容变得非常难看。而且只要几场雨一下，这些土堆还是会被冲进运河里、西湖里。这不就白挖了吗？

苏轼又想出一个好办法：来，就用这些挖出来的泥土，我们来造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吧，方便西湖两岸的交通。于是，一道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绵延近3公里，两侧柳树成行，沿途有六座石拱桥的长堤就这么建成了。这就是现在杭州西湖的著名景点：苏堤。

这就完了吗？没有。我在看史料的时候，发现苏轼还相关部门留下了一封信，把西湖工程的后续事宜做了安排，还有哪些收尾工程？该留多少人、多少钱？哪个官员值得信任？要立哪些规矩？什么申请今后不能许可？剩下来的物资怎么办？这就像是一个工程干完之后，项目经理留给使用方的一份运营维护手册。

我今天跟你讲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是为了赞扬苏轼，说他除了是一个大文豪之外，还是一个多么能干的地方官。他这种千年一遇的天才人物，身上已经有太多的奇迹，再多几样本领或者品德，也增添不了什么光辉了。我其实是想请你品味一个创造过程的层次感。

这里面有很多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西湖，以及西湖面对的挑战，这是物理世界提供的基础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必须要在这个物理基础上创建人间秩序。它需要主持工程创造的人有一种对于更广阔的秩序的想象力。你看，苏轼治理西湖，不是把湖里的葑草淤泥挖出来那么简单，他其实是重整了——物种和物种之间的关系，比如菱角和葑草；还有，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比如用一道苏堤既解决了淤泥的去向，也方便了两岸的来往；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如，现在租种湖面的农民和未来可能租种的农民之间的潜在的竞争关系——苏轼是围绕西湖重新制造了一系列的秩序，这才完成了西湖的疏浚。

等人间秩序这个层次有了，第三个层次的创造又来了，那就是审美趣味。苏轼自己解释过：我治理西湖，是为了国计民生啊，可不是为了修个西湖让大家观赏啊。但是，审美这件事情，是忍不住的，苏轼那一肚子的审美情趣，必然会流露出来。这就和其他人无关了，这纯粹就是苏轼个人精神世界的表达。比如，建造苏堤，不能真的就一条大堤横过去，得在内外西湖之间留够通道，所以苏堤上又建了六座桥。桥如长虹卧波，为西湖又添了几道景致；苏堤建好之后，苏轼顺手在旁边种了些桃树柳树，结果呢？就变成了今天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而审美这个层次一旦确立，就可以成为别人接着创造的基础。比如，苏轼刚开始在苏堤上建桥的时候，可能只是木板桥，后来变成了石拱桥，到了南宋的时候，这些桥又被起了非常好听的名字，“映波桥”、“锁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跨虹桥”。到了南宋理宗年间，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景观形成，然后又集中诞生了一大批西湖十景诗词。到了清代，西湖苏堤又成为皇家园林的仿照对象，今天颐和园昆明湖的西堤六桥，灵感就来自于苏堤。

而你今天到日本东京的小石川后乐园，里面有一道窄窄的西湖堤，这又是苏堤在六百多年后在日本产生的影响了。你今天去西湖观光，面对苏堤烟柳，如果诗兴大发，写下一首佳作，那你也参与了这个持续创造的过程。

你看，从物质基础到人间秩序到审美趣味，这三步台阶，苏轼创造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创造一旦完成，苏轼就不仅是杭州的一任地方官了，他是西湖的创造者之一。整个西湖，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是苏轼的一件艺术品。

我曾经看过王兴，就是美团的那位创始人王兴，说过的一句话：“人本身才是终极艺术品，可惜无法保存，更不能复制，只能选取片断转换成别的艺术形式。”是的，苏轼的精神世界随时翻腾着瑰奇的想象，深挚的感怀，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但是外人无从窥见啊。但是好在，他愿意写诗词文章，表达出一部分，他还愿意做各种手工活儿，小到酿酒做菜，大到整治西湖，再表达出一部分，这都是他的人格艺术品转换成的其他艺术形式，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读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还是漫步在西湖之畔，都能感知到他的存在。

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不知你想过没有，这两种创造到底有什么区别？一种创造是把精神世界的状态直接转化为虚拟的精神产品，在古代是诗文，在现在则是各种图文影视；另一种创造是创造出一种实体的产品，然后在这个实体的物上面再去表达精神意涵。

你更喜欢哪种创造？你也猜猜看，苏东坡更喜欢哪种创造？

造物家苏轼

刚才我们提了一个问题，苏轼到底喜欢写文章，还是喜欢造东西？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苏轼写文章，有的时候也是万般不情愿。比如今年，在来杭州上任的路上，苏轼还说呢：哎，最近接到一个请托，让我给范镇写墓志铭。我平生都不写这种文字，即使写过，也都是不得已啊。这次出开封，收到好几家的请托，我都辞谢了。这是六月份说的话。

等到他七月初三到了杭州，一个月后，八月份，苏轼还是抹不开面子，替范镇写了墓志铭。苏轼在这件事情上非常拧巴。到了后年，朝廷下令让他给一个高官写墓志铭，苏轼不干，正式上书朝廷：说我呢，从来不替人写墓志铭啊，所有人都知道我这个原则。但是为什么我又有破例呢？比如我给司马光写过，那是因为司马光替我母亲写过；为什么我给范镇写呢？那是因为范镇跟我父亲苏洵关系好。

朝廷说，既然有破例，那你就再破个例啊。苏轼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好写了。

这个例反正也是一破再破，他这辈子还是给五个人写了墓志铭。他后来还专门解释过，说我从来不写墓志铭，就破过五次例，为什么破呢？因为这些人德行很高啊。你听听，这不是越解释越乱吗？那人家以后求你写，你不写，就是人家的德行不够呗？一般都是孝子为刚刚死去的父亲求你办这事，你苏轼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儿不太合适？

而且，苏轼毕竟也是经历过乌台诗案的人，知道写东西容易惹祸。就在这次离开开封之前，他去找文彦博辞行。文彦博，84了，那么大岁数，还嘱咐他，你到了杭州之后少写诗，免得那些不喜欢你的人拿来做文章。还加了一句，别看我这么大岁数，胡里八涂的，你将来岁数大了，就懂我这是一番好意了。苏轼直点头，我懂我懂。

你看，人情往来的文字，苏轼不愿意写，直抒胸臆的文字，苏轼不敢多写。反正在文字创造这条路上，苏轼是有顾忌的。但是另一条路，就是造东西，苏轼可是全情以赴，甚至，根本就忍不住。

我当年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的时候，看他给苏东坡封了一系列的头衔，什么“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派”，但是忽略了那个“造酒试验家”。但是后来读苏轼的东西越多，发现他是真喜欢造酒啊。

就拿这一年来说，他从开封去杭州上任， 你猜他主要的行李是什么？他居然带了一百斛的麦子，到杭州做酒曲。一百斛是多少？一斛是五斗，一斗是十升，算下来可是4吨多呢。为啥呢？他自己说的理由是，南方麦子不行啊，阴湿之气重，做酒曲，还是得北方麦子。

这是他阔绰的时候，造酒的手笔自然就大。穷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多麦子，那也可以就地取材啊。在黄州，他酿蜂蜜酒；后来被贬惠州，他酿桂花酒；后来被贬到海南，穷到什么都没有了，酿椰子酒啊！树上结的的果子，老天爷给的，又不要钱。

那你说，他这么爱酿酒，是因为他酒量大，嗜酒如命吗？不是。苏轼说自己酒量非常差，就是爱喝。那是因为他特别善于酿酒吗？也不是。他酿酒差点喝死过人。有一次他酿蜜酒，送了一壶给老恩师张方平，张方平喝了之后拉肚子，那么大岁数，差点喝过去。

你看，酒量一般，水平也一般，那他为什么爱酿酒呢？他有一首诗，叫《蜜酒歌》，就是最穷困的时候在黄州写的，你看这句：“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第一天怎么样，第二天又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吧？苏轼就像一个拿到大玩具的小孩子，天天趴在酒瓮旁边，一会儿揭开看一眼，一会儿琢磨一下现在怎么样了。

苏东坡何止就爱造酒？他还造过墨，他还造过纸，他还造过香，造过帽子，造过农具，发明各种美食，东坡肉、东坡鱼，还炼过丹。你看，他爱干一切手工活，他是太喜欢看见一个东西，因为自己的参与，从无到有诞生的过程了。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能够手搓出来的最大的东西是啥？是房子。对，苏轼最爱的，还是造房子。

他被贬黄州的时候，开始给自己造房子。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房子造好了，索性就起名叫“雪堂”，还在四面墙上画了雪景。苏东坡给自己的堂哥写信，得意洋洋，说我现在就在自己的这十几亩地、在我这个东坡雪堂里面，种瓜种菜，不知老之将至，而且我还煮猪头肉、我还灌血肠、我还煮菜汤，哎呀，等老哥你收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这边养的留着过年的猪正好就肥啦。你瞅瞅，天下还有我这么好的日子吗？

你感受一下，这是一种燕子衔泥一般的成就感，一会儿弄来一根草，一会儿叼来一棵树枝，一点点把自己的窝搭起来，每一个装修过自己的家的人都能体会到这种幸福感。

可是你意识到一点没有？苏轼不是我们小老百姓，我们装修一个家，可以抱着在这里过一辈子的憧憬，可苏轼是大宋朝在籍的官员，朝廷一纸命令，调你去哪里，立马就得动身。果然，黄州的雪堂，苏轼住了也就两年，朝廷的调令就下来了，他不得不把房子送人。

后来他被贬广东的惠州，还是不接受教训，苏轼又拿出十二分的劲头儿造房子。而且这次，他是下了血本，把全部积蓄都拿了出来，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盖了20多间房。结果这次是刚搬进新房子两个月，朝廷贬谪他的诏书就到了，这次请你继续往南，过海去海南岛。当时苏轼已经年过60了，真是情何以堪。

到了海南，他先是住在公家的宿舍里，没几天朝廷政令下来了，说流放的官员不许住公家宿舍，于是苏轼带着小儿子被赶了出来，在城里的一个污水池旁边，有片林子，露天住了好长时间。那真是比街头的流浪汉还不如。那怎么办？苏轼的传统技能来了，造房子啊。街坊邻居帮衬着运土、垒砖，一个来月盖起来三间平房。苏轼还是很高兴，写了一首诗，里面有这么两句，叫“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这么无常的世界，这么大的天地，哪怕是弹丸立锥之地，那也是属于我的一个小房子。亲自动手造出来的，这多让人踏实！

过去，我看这些材料，都理解成这是苏轼乐观主义人生态度的表达。但是，今天我们把这么多材料串在一起，你发现没有，苏轼身上有一种发自天性的爱好，喜欢做手工，喜欢搞工程，喜欢从无到有地制造实体的物件。

那么请问，这是苏轼一个人的爱好吗？还真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多多少少都有。

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一类短视频，就是做手工。当年，YouTube上有一个视频，叫《六十天建成一座地下带游泳池的房子》，从头到尾就一个人出镜。一个精壮的、赤裸上身的男人在太阳下不停工作，用一把非常原始的铲子，徒手挖出了一座房子，有楼梯，有房间，有游泳池。光走到池塘取水，把泳池装满，这个动作就拍了好几天。据说，2020年，这是Youtube上最火的短视频之一，被播放了2亿次。还有李子柒做手工的视频，也是流量惊人。

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奇怪？这类视频的卖点，往往并不是什么美女、帅哥，也没有什么话题、悬念，什么套路都没有，就是一个很枯燥的从无到有地制造一个东西的过程，数据往往就很高。这说明啥？数据是不会骗人的，它说明我们人性当中有一个特别隐秘的角落，被视频时代给测出来了。

这个角落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一个理论来做个解释。在《人的境况》这本书里，阿伦特说，我们人类天天忙这忙那，看起来都是在干活，但是这些活儿其实分三层。

第一层，叫劳动，labor，扫地、搬砖、在工厂里打螺丝，这种单调重复的体力活都是劳动。这种劳动是非常折磨人的，为啥？因为它没有意义。我干这些活，只是为了生计。就像西西弗斯把石头推向山顶，没完没了，无休无止。这是最底层，也最痛苦的一类活儿。

那最高级的一类活儿是什么呢？阿伦特管它叫行动，action，你创业、你发明、你参与环保事业、你写诗作画，你做前所未有的事儿。这种行动虽然看起来很高级，其实也很痛苦，为啥？因为你每天面对的都是不确定性，既不知道怎么干才对，也不知道最后能不能干得成。心里那是真慌啊。

那有没有不那么痛苦的活儿呢？有，那就是中间的那一层了，阿伦特管它叫工作，work。“工作”有什么特点？我脑子里能够想象最终的蓝图，我现在干活儿，只不过是把那张蓝图实现出来。一个木匠，知道一个小板凳该有的样子，把它做出来；一位建筑师，想象了一座大楼的样子，然后一笔一划地把它在纸上描摹出来。人性当中有这么一种渴求，一件东西，如果是残缺的，而我又知道它补全之后的样子，那忍不了，一定要把它完成，让它圆满，这是一件很爽很爽的事。人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进入幸福的心流状态。这就是工作。

你再品品这三种活儿之间的区别——

“劳动”永远是一个圈，像驴拉磨一样往复循环，无始无终；而“行动”呢？有起点，但是终点在哪里不清楚，变成了一条指向未来的虚线；而“工作”，起点很清楚，终点也很清楚，一条线坚定的从此处抵达未来终点。我对我的生活hold得住，我确切地知道我为这个世界增加了点什么。我的生命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易逝，但是我留给世界的那个造物是那么清晰那么实在。所以，我的生活就变得极其踏实。这是幸福感之源。

现代社会，为什么那么多人感到不幸福？按照阿伦特的这个分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多人的“工作”退化成了“劳动”。一个传统时代的匠人，可以看着作品一点点在自己手里被打造出来，这不仅是生计，它还是一个有终点的、有幸福感的创造过程。所以，他们是在“工作”。而现代工厂里的流水线上的工人，甚至是办公室里的白领，他们只是一个庞大系统里微不足道的一环，他们手头干的事，最后是怎么拼接成结果的？最后结果又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很难想象，也控制不了。工作的意义感、成就感渐渐消散，所以，他们把“工作”降级成了“劳动”。

最近看到有人开玩笑说，我们上班的人都是牛马，而更可怜的人叫“脱脂牛马”，不仅上班那么辛苦，下班还要想着减肥，不敢吃东西，这不更可怜吗？其实我觉得吧：脱脂减肥，好歹还能想象终局的样子，还是幸福感的来源。比只当转圈拉磨的牛马强多了。

还是回到苏轼。现在我们明白了苏轼这辈子为什么要乐此不疲地做美食、酿酒、造房子、搞各种大型工程了吧？

苏轼这辈子，政治上非常坎坷，不是很有机会去参加阿伦特所谓的“行动”，干改革朝政、得君行道之类的大事。相反，他经常被推到一种很不堪的境地：在黄州期间，他曾经食不果腹，只好亲自拿起锄头种地；在海南时期，他上无片瓦遮身，只好亲自当泥瓦匠去造房子。但是你发现没有？苏轼的本领在于，他绝不让自己沦入没有意义感的“劳动”，他能通过对每一个终局的想象，把劳动提升为“工作”，造出一个个具体的物，小到一坛酒、一碗菜，大到一座房，一片崭新的西湖。他能在这具体的实物里，装载进无穷无尽的意义，从而为自己的生命开出一大片崭新的、别人剥夺不了的空间。

聊这个话题，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迅速远离具体的实物的文明潮流里。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有一本书《非物》，说的就是这个变化。

实体的物，本来是人类在这个世界安居的秩序感的来源：这是我的家，这是我多年来在餐桌边的固定座位，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戒指，这是我大学毕业时候全班同学的合影。每一个实体的物件，都以一种岿然不动的姿态持续地存在着，我没法任意支配他们，我只能不断地在它们身上投射注意力，渐渐地，它们成为意义的容器，越存越多，我看它们的目光因此也就有了深度和温度。实体的物，变成了有某种神圣性的东西。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安顿在里面。

刚才我们讲的苏轼治理西湖的过程就是一个例子，现实世界的一个躲不过去的难题，加进了人的创造力，最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精神意义的容器。

而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呢？“我们今天正处在从物时代向非物时代的过渡。并非物，而是信息在规定着生活世界。我们不再安居于大地和天空，而是居住在谷歌地球和数字云之中。很明显，世界变得难以把捉，变得缥缈，变得幽灵化了。没有任何东西具有朴实牢靠的手感。”说白了，人类快要失去实体的物给人生这艘大船带来的锚定效应了。

韩炳哲说，其中一个转折点就是3D打印机。在有3D打印机之前，所有的信息都是物衍生出来的东西。而有了3D打印机之后，这个关系就变了，物反而是信息衍生出来的东西。你再想想今天的人工智能可以做出那么逼真的视频。信息还是实物的衍生品吗？不，那根古老的纽带彻底断了。人类面对一个风险，我们可能会永远失去在实体的物的世界里安顿感。

不过，我觉得韩炳哲还是有点过虑了。今天看苏轼的故事，我们就知道，手搓一切，做手工，这是深深植根在人性中的冲动。苏东坡提醒我们，要经常抬眼看看我们身边所有爱做菜、爱做手工、爱栽花种草，爱参与一切从无到有的造物之人，他们的精神空间的丰富性，值得我们赞叹、羡慕、高看一眼。

好，这就是我在公元1089年，为你讲述的苏轼和他的造物冲动，这是一种把我们从信息洪流中救赎出来的力量。我们下一年，1090年，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咱们讲的是爱做手工活的苏东坡。

节目的最后，我想给你读一首《诗经》里描写劳作的诗歌——《芣苢（fú yǐ）》。芣苢到底是个啥，古人说是车前草，现代学者说可能是薏苡 ,就是咱们吃的薏米那种植物。诗很短，但是韵律很优美：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这首诗是简单到了极点，6句诗，只有一个句型，唯一不同的，就是换了六个动词：采、有、掇、捋、袺（jié）、襭。先是弯腰去采，采到手里，一颗一颗摘下来，或者成把成把地捋下来，然后提起衣襟兜着，把衣襟扎起来装满。每一个动作，都那么具体，那么实在，

读这首诗，你就能看到那个画面，田家妇女，三三两两的，在野外，风和日丽，聊着天，干着活，唱着歌。

不是为了生计的劳动，不是负担和苦役，而是阳光下的工作，在田野里，边唱边做，充满了节奏，充满了欢乐。

工作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它本身就可以是诗意的。当人全身心投入一件工作，看着一个东西在自己手里一点点成形，那种踏实感，那种创造的快乐，是真实的，是美好的。苏轼在杭州带着人疏浚西湖，不也是一锹一锹地挖淤泥，一担一担地运土方，一块一块地垒堤坝。

致敬《诗经》里关于工作的歌谣，致敬所有在工作中找到诗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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