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被遗忘的拉丁美洲现代建筑

在浩瀚的拉丁美洲版图上，散落着无数沉默的建筑。它们曾是理想的灯塔、革命的纪念碑、艺术的殿堂，却在时光的洪流中被遗忘、废弃，甚至拆除。这些被遗忘的建筑，如同散落在历史迷宫中的路标，指向一个世纪拉丁美洲现代建筑的复杂轨迹。

站在这些建筑面前，我曾被深深打动，不仅因为其独特的设计，还有其中透露出来的历史偶然性和无奈。这些作品和设计它们的建筑师在历史舞台上，与其他各色人等一起参与了这场演出，其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影响了故事的最终结局，完美地印证了一件建筑作品绝非建筑师孤身奋斗之结果，建筑无法脱离历史、社会和人而独立地进行意义阐释。

《迷宫与路标：被遗忘的拉丁美洲现代建筑》

裴钊 著，978-7-5765-1906-8

翻开8个不同时空的建筑故事，一同探寻它们背后的曲折历程

“拉丁美洲现代建筑常被描述为多元的，但多元意味着什么？这些建筑故事也许可以回答，多元并不是指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指与世界上其他地区不断融合的过程。”

本书以8篇学术杂文，通过阿根廷建筑师弗朗西斯科·萨拉莫内、意大利建筑大师吉奥·庞蒂、巴西华裔女性建筑师朱明、智利开放城市、秘鲁社会住宅等建筑师或项目，介绍了拉美现代建筑历史中不为中国读者熟悉的人物和作品。

本书从具体的作品或人物展开，展现相关历史大背景、建筑师和建筑作品，以及这些作品背后的理念和影响，帮助读者了解拉美现代建筑多元丰富的发展路径。

《迷宫与路标：被遗忘的拉丁美洲现代建筑》一书的核心内容已在序言中详述。若说尚有未尽之言，便是在书写上的尝试——这并非一本刻板的建筑专业典籍，而是糅合了游记、历史、评论与轶事的“杂文”集。这一写法是作者对拉丁美洲文学“文体模糊性”传统的领悟与致敬。自早期殖民文献伊始，拉丁美洲文学便展现出对理性分类的天然抗拒与对模糊美学的偏爱。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的《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作为此脉的开山之作，其文体早已游弋于史书与小说的边界，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在其中消融。同时代的哥伦布《航海日记》与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西印度毁灭述略》，亦复如是。这一跨文体的血脉延续至19世纪，在萨米恩托的《法昆多》与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的《腹地》中得以深化——后者既是小说，又似国土资源报告，亦如社会学研究。及至博尔赫斯，其作品更在小说、散文与诗歌间自由穿梭，文体难辨。20世纪中期，魔幻现实主义将此传统推向巅峰，模糊性不仅存于文体，更深入作品肌理。

因此，《迷宫与路标》相较于《成为巴西：巴西三城现代建筑》与《白银之河：拉普拉塔河现代建筑》，更侧重于故事性，阅读不受专业背景限制。读者可轻松踏入这片交织着魔幻与现实的土地，聆听那些历史中沉默的建筑所发出的关于梦想、挣扎与超越的深沉回响。

——裴钊，本书作者

耳朵电话亭

20世纪70年代·巴西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的街头巷尾出现了一种橙黄色蛋壳电话亭。至今我仍记得大学宿舍楼下橙黄色蛋壳电话亭，小小的蛋壳之下，一年四季，不分昼夜，等待打电话的、正在打电话的，还有打完电话的人们上演着人间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只是那时的我并不完全了解这个蛋壳电话亭的设计，更不可能想到，它出自一位华裔巴西女建筑师之手。

朱明设计的耳朵电话亭曾被许多发展中国家广泛使用，如秘鲁、哥伦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也渗透于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代人的日常生活记忆中。

20世纪60年代的巴西，打电话的人们不得不在商店、酒吧、面包房和药店前排起长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巴西电话公司曾在街道边安装了圆柱形公共电话亭，但这种电话亭造价昂贵、形态笨重，且常因侵占人行道有限的空间而遭到破坏。1971年，巴西电话公司委托朱明设计了两种新型电话亭，后为纪念朱明，巴西电话公司将这两种电话亭分别命名为Chu I和Chu Ⅱ。

当朱明接收到设计新电话亭的任务后，她最初的想法是：将功能、美学、实用性结合在一起设计一个电话亭，为城市提供一种更便宜，但声学效果更好的解决方案。在项目描述中，她谈到蛋壳可以反射外部噪声，并使内部的声音经反射收敛到抛物线曲面的中心，即用户的耳朵位置，从而使通话更加清楚。这一声学原理常见于大型演艺空间设计，但朱明将其应用到一个微型空间，设计了服务于一个人的“剧场”。

朱明设计的两种电话亭都是由一个蛋形外壳、一部位于外壳中心的公共电话和支架组成，简单的构成将电话亭所占用的空间降到最小，并易于安装。

Chu I电话亭用于封闭空间之中，主要安装在商业机构和公共办公室等地方，蛋壳材料是橙色透明的丙烯酸，可以增加空间的视觉效果；而Chu Ⅱ电话亭专为户外使用而设计，蛋壳材料由橙色和蓝色的玻璃纤维压制而成，可以有效地抵抗恶劣天气和巴西极端温度。1949年，伊姆斯夫妇使用这种材料制作了著名的休闲椅，为美国的普通人提供了适用于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紧凑、坚固且价格低廉的椅子。伊姆斯夫妇寻找时尚、坚实和廉价的生产材料的经历无疑启发了朱明的电话亭设计。

Chu I电话亭设计图纸

Chu Ⅱ电话亭设计图纸

1972年，第一批投入使用的新电话亭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大获成功，巴西人很快就爱上了这个巧妙的设计，并发明了亲切的昵称，如“郁金香”“太空头盔”等，但大众最喜欢称之为“小耳朵”（orelhinha，Chu I）和“耳朵”（orelhão，Chu Ⅱ）。一般来说，城市开放空间中的座椅、路灯、垃圾桶、电话亭和公交亭等装置被称为城市家具，但朱明的设计却将生命赋予了巴西的电话亭，称为“城市的耳朵”。

谷歌涂鸦（doodle）在介绍朱明的设计时写道：“喂？你能听到我吗？”在1971年以前的巴西电话亭里，答案通常是“不能。”建筑师朱明设计了一个更好的公用电话亭……最重要的是，打电话的人终于可以听清楚另一端的声音。

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对此应深有感受：在喧嚣的马路边的公用电话亭中，即使将音量调到最大，你还是需要将话筒紧紧地捂在耳朵上，以便听清对方的话，并大声喊，以便对方可以听到你说话。而如果很幸运碰到一个橘黄色的蛋壳电话亭，像戴上一个巨大的头盔，头部周边相对安静的区域让人可以较为轻松地完成对话，并不用顾及情绪的流露，因为周围的人无法察觉头盔下的表情。

由于低廉的造价和易于大工业化生产的方式，耳朵电话亭得以出现在城市中更多的地方，更多人可以方便地使用电话。对于巴西的普通大众，他们可能不知道某个由尼迈耶设计的重要建筑，但没有人不知道耳朵电话亭。尽管手机和互联网使它失去了功能，但耳朵电话亭一直是巴西城市的一道特色风景，作为“巴西制造”的代表。截至2017年，巴西有超过52000个耳朵电话亭，在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看到其变体。

耳朵电话亭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建筑，但其特点（低廉的生产价格、耐用的材料、少占用公共空间、易于安装、良好的声学性能，以及令人愉悦的形态和色彩）恰恰是好建筑所应具备的条件。事实上，朱明以建筑学思维和方法来设计工业产品，对于产品的考量远超一般工业设计师所关注的问题，才能提出能够解决城市、建筑、气候、材料、造价、建造、功效、用户需求和视觉美学等问题的整合设计方案，而这也是耳朵电话亭能在投入使用几个月后，就成为巴西人的宠儿和巴西城市象征，并大获成功的原因。

从保利斯塔学派到“后凯萨拉”

1975年，朱明为家人设计了一栋钢筋混凝土住宅。这个一层住宅位于圣保罗的莫伦比区（Morumbi），是一个具有典型保利斯塔（Paulista）学派特征的建筑。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巴西建筑大师若昂·巴蒂斯塔·比拉诺瓦·阿蒂加斯为首的圣保罗建筑师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混凝土现代主义建筑，也被称为圣保罗粗野主义建筑，其建筑造型一方面极具纪念性，从外部看坚固如堡垒，与周边城市环境断然隔离；另一方面，这些建筑的内部空间变化丰富且开放。20世纪60年代保利斯塔学派在圣保罗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这正是朱明接受建筑学教育的时期，因此并不难理解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住宅顺应自然山坡，用一个巨大的现浇混凝土斜屋面覆盖了整个建筑。主要建材采用暴露混凝土，配合木制地板、少量的砖石，以及金属玻璃门窗。浇筑混凝土的模板采用多结的松木，拆除模板后，松结和木材肌理清晰地保留在混凝土表面。建筑材料和结构显示了典型的保利斯塔学派语言，但朱明显然并不满足完成一个标准的保利斯塔建筑。

朱明自宅外部庭院与电话亭

朱明自宅客厅

在设计说明中，她这样写道，住宅应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保护它的居住者，并与他们一起参与细微变化的日常生活，反映和促进其重要功能的实现。这个项目与历史风格无关，而是与一个更大的承诺有关，那就是在所有方面陪伴其中每个居住者（用户）完成其个人成长。”这里可以看到耳朵电话亭的有机设计理念被延续下来，朱明赋予设计某种生命特征，使之与使用者发生一种深度关联。

与“有机体”相对应，住宅的内部空间对应着不同的器官，从通道进入封闭的画廊——象征安全和庇护的“母亲子宫”，再进入开放的住宅中央大厅——象征着交流与沟通“肺”。这些空间的象征功能被用来满足人的情感需求，朱明希望每个建筑元素除了拥有功能价值外，还拥有多义的美学和文化价值，居住者和参观者可以通过个人感知和体验，获得个人价值。

在参观者住宅时，我发现朱明给儿子设计的卫生间十分独特，整个卫生间用小块的黄色马赛克贴面，没有一个直角，所有的转角面都做成柔和的曲面，站在这个卫生间里，我对朱明总是用有机器官来比喻建筑有了直观的理解。这既是一个母亲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庇护，也是一个设计师对使用者的关怀。

对正统的现代主义建筑师而言，这种“原始”象征手法是幼稚的，甚至是反现代的。但考虑到巴西这个现代人类学理论起源之地、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对巴西思想界的影响，以及战后对机械功能主义建筑的批判，对于本地而言，这种做法恰恰是适宜的。

（节选自本书“耳朵电话亭”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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